一 欧战爆发前后的中苏关系
中国提出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的要求由来已久，但一直未能为苏联所接受。在要求中苏直接订约的企图触礁后，中国积极推动苏联在欧洲与英、法之间进行订立集体安全条约的谈判。国民政府认为，苏联与英、法结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将使欧洲安定，使英、法、苏有余力关注远东问题。
中国还希望远东问题也能列入苏联与英、法的讨论范围之内。1939年4月，中方约见苏联驻华代办，希望在英、法、苏讨论欧洲集体保障时，请苏方同时提出“共同制止远东侵略者，而予中国以有效的保障”的议题。蒋介石也致电此时作为中国特使正在访苏的立法院院长孙科，要求他在“英俄合作交涉时，请俄当局勿忘远东，应同时提出，并望能促成中、俄、美、法在远东具体之合作。”
国民政府对苏联与英、法间的谈判有着比较乐观的判断。然而事态并未向国民政府所期望的方向发展。8月22日，突然传出了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消息：苏联宣布将与曾作为英、法、苏谈判针对对象的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在与英、法谋求集体安全的保障不可得后，担心英、法“祸水东引”，而断然转向与德国妥协。苏联此举，不仅令西方国家大为震惊，也使中国政府深感意外和紧张。苏德条约签订后，欧洲加速了滑向战争的进程。9月1日，德国大举入侵波兰。9月3日，负有互助义务的英、法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终于发生。
如何应付欧战爆发后的新局面？在最初的一段时期中，国民政府高层的认识并不统一。在德国入侵波兰后的次日，蒋介石便召集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兼中统局长朱家骅等人讨论应对方针。会上，孔祥熙等人均主中立，但蒋介石主张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遏止日本对英之妥协”。王世杰大体上赞成蒋介石的意见，但他提出，苏德协定规定，苏联不得援助与德交战的国家，如中国对德宣战，苏联对华物质援助是否受影响，颇成问题。王世杰主张经过一番仔细考虑后再作决定。
蒋介石之所以主张对德宣战，是担心日本投机，加入英法阵线，这样便会出现英日妥协的可能。他认为，中国外交方针最要紧的是要注意两点：“一、不使日寇加入欧战为第一义；二、不使俄日妥协为第二义。”因此，中国须提前加入英法阵线，以堵绝日本的投机之路。此外，蒋介石还希望通过加入欧战，把中日战争与欧洲战争挂起钩来：“我国对欧战政策之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也。”
在欧战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国民政府的高级军政要员几乎每天都要聚会商讨应对方针。大体上，蒋介石仍倾向于对德宣战，尽快明确加入英法阵线，但其他要员则主张谨慎表态。王世杰曾提出折衷方案，即要求国联出面制裁侵略，通过在国联的活动表明中国反对德国发动战争的立场，但不采取对德宣战的激烈措施。王世杰还提出，中国可以采取召回驻德大使这样的措施。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但外交部长王宠惠及其他要员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不主张对欧战作明显的表示。9月7日，外交部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曾向中国驻德使馆发出召陈介大使回国述职的命令，但第二天孔祥熙却又令外交部致电驻德使馆，取消了此前召回陈介的电令。
尽管对德宣战的提议未获高级幕僚们的赞同，但蒋介石仍想以某种方式来表明中国的立场，将中日战争与欧洲战争联系起来，以使中日战争能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而有结果。9月8日，蒋介石提出：中国政府应对欧洲战争发表一个宣言，明白地表示中国的立场。发表宣言的主张虽获得了较多支持，但仍有人表示反对，主张再观望一段时间。远在莫斯科的孙科致电国内：“我对欧战态度，似以中立为宜，除非英、法能予我以大量器械接济，对倭能彻底不妥协，届时我或可仿前次欧战先例，组织参战军，或派遣劳工队，否则我实无参加理由与可能。”孙科认为：一旦波兰战败，德国提出和平条件，英法很可能会与德国妥协。
苏联因素是国民政府在考虑对欧战方针时的一个时刻需要掂量的重要因素。国民政府十分关心苏联政府对欧战的态度。由于苏德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并被怀疑有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存在，因此在欧洲战争中，苏联是站在德国一边还是站在英法一边，或是严守中立，一时看不清楚。这是国民政府要员们主张中立的重要原因。
中方努力探究苏联对欧洲战争的态度。9月10日，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奉命拜会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询问“苏联对此英、法、波、德之战争态度与方针如何”，“欧战恐非短期间所可结束，英、法封锁海岸，德国长期作战，在物质方面必不能支持，必向贵国求助，贵国想已计及，未悉能否予以援助？”莫洛托夫对欧战表示了中立的态度。对于中国所关心的物资援助问题，莫洛托夫表示：“苏联助华为已定政策，在可能范围内必竭力协助中国，以往如此，将来亦必如此。”但对杨杰提出的加强援华的要求，莫洛托夫表示：这要视苏联自身的处境如何而定。现德、波战争已逐渐推进到苏联边境，苏联政府必须有充实边防的计划。将来进展如何，现在尚未可知。
中方对欧战发表宣言之争一直持续到9月17日。这一天苏军挥师进入波兰，与德军形成夹击波军之势。对此，德国宣传部宣称：苏军向波兰进击曾得到德方的充分同意，明确无误地给世人以苏德合谋的印象。当晚，蒋介石终于表示，国际形势变化太大，对外宣言一节作罢。
苏军入波的当天，苏联对外贸易部长米高扬约见了孙科，表示苏军开入波境是为了保护人民，安定边境，而并非参战；苏军所占地方将来是独立还是归并苏联，尚未决定。对于中方积极推动的苏美协调，米高扬反应消极。他表示，美国已宣布废止美日商约，但它仍旧供给日本以军需原料，实在令人不解，“在此情况下，苏在远东，无与美一致必要”。米高扬还向孙科保证：“苏联援助中国抗战，自当继续以事实表现，决不稍变初衷。”孙科认为，苏联出兵，虽号称中立，实际上等于助德灭波；今后对于欧战漩涡，苏联或不能避免参加，那时在远东它就不得不与日本妥协。
此后，苏德接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五届临时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被认为是支持德国反对英、美、法诸国的演说。莫洛托夫称：旧波兰已经不能死灰复燃，在复兴前波兰国家的旗帜下继续进行战争极为愚蠢可笑，最近欧洲政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以往所使用的概念已不复适用于今日。例如“侵略”和“侵略国”这样的概念，已具有新的含义了。莫洛托夫还表示，苏日停战协定的订立，是改善日苏关系的第一步，苏日商务条约的谈判，有进行的可能。苏方的这一表态，令国民政府大为失望。王世杰感到，“此等言词，不独使英美人士闻而齿冷，吾国今后如何自处亦大成问题。”
中苏关系的疏远由于苏芬战争的爆发而进一步发展。11月30日苏军入侵芬兰。芬兰很快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苏芬冲突使中国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是对中国提供着最大物资援助的苏联，一方面是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同情，尤其是得到英、法、美支持的芬兰，国民政府何以应对，确实难以决断。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在政策上对各国均不便开罪，自宜妥慎应付”，但最后还是被逼到非表明立场不可的地步，因为在苏联拒绝限时停战的要求后，一份指责苏联的决议案将要提交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国联行政院讨论表决。一些拉美国家的态度相当强硬，他们要求将苏联开除出国联，并声称：如果国联不这样做，他们就立即退出国联。
国联行政院的议事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国所面临的压力。由于国联行政院在通过决议时须采取一致原则，一票反对便可使议案被否决。如果由于中国的反对票而使多数国家赞成的该案不能通过，中国不仅将承担巨大的道义压力，而且担心会被其他国家所孤立，使中国所指望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更难获得。无可奈何之中，中国只好选择投弃权票，希望能得到有关各方的谅解。
12月14日，国联行政院举行会议，通过了将苏联开除出国联的决议。以破坏盟约为由将会员国开除出去，这在国联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苏联对这一结果显然极感不快，中国的弃权立场则未能得到苏联的谅解，苏联对中国在国联未能明确地站在苏联一边大为不满。1940年1月9日，莫洛托夫在会见杨杰时带有指责的意味说：“如中国代表反对，决不致有此结果。此次中国出席国联代表之举动，无异帮助英、法打击苏联，是何用意，令人难解。”他还抱怨中国舆论对苏芬问题毫无表示，完全不理解苏联在芬兰问题上的忍让立场。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正访苏，他与伏罗希洛夫的会见被两次改期。及至会见时，苏方避而不谈对华援助问题，并表示，今后苏联援华的程度将取决于中国对苏联的态度。
二 苏日订立中立条约
欧战之初，苏联暂时缓和了与德国的关系，并乘机扩大了自己的西部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欧战的受益者。然而好景不长，德国在欧洲西部取得了巨大进展后，便开始考虑对付东方的苏联。对此有所警觉的苏联政府为避免处于两线作战的境地，开始考虑调整与日本的关系。而经历了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重大军事失败的日本，已感到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其对苏强硬政策严重受挫；加之苏德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原来联德侵苏的企图无法实现，因此欧战爆发后日本也准备调整日苏关系，以诱使苏联停止对华援助。
中国对苏日之间的秘密接触十分关注。对于不断传出的苏日正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进行接触的消息，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了反对的立场。1939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奉命分访在华的苏军将领和塔斯社代表，“将中国人民对此约之反感预告之”。对此，苏联外交部答称：苏日并未讨论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苏日之间有很多其他悬案需要解决，苏联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谈判中“决不能违反中国之利益及危害中国之抗战”，苏联的对华援助政策也不会改变。
12月1日，蒋介石直接致函斯大林，直陈苏联对日妥协的危害，认为这必将造成各国竞相对日妥协，而使日本达到侵略目的。蒋介石指出：“苏联如对日本妥洽进一步，则英、美对日本之迁就必更进两步，如此英、美必将先于苏联而对日妥洽，而日本大陆政策乃完成矣。”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曾这样向苏方形容苏日妥协的影响：“果有此约，对于中国人民精神上之打击将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
经过一段时期的互相试探之后，1940年7月2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正式向苏联提出缔结日苏中立条约的建议，并提出了日方的条约草案。苏联同意就缔结中立条约进行谈判，但提出了要价，要求取消日本在北库页岛石油和煤炭企业的租让权。苏方的复文指出：缔结中立条约后，日本将可以向南方积极扩张，从而获得极大利益，而苏联却要承担同中国以及在太平洋有重大利害的国家之间关系恶化的危险。苏方对日本所希望的停止援华问题避而未答。
此后，德日曾一度筹划将苏联拉入轴心国阵营。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签字。这表明，此前德日拉拢苏联的努力未获成功，德苏关系和日苏关系未有好转。利用这一机会，中国提醒苏联注意局势变化，加强中苏之间的联系。9月29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指出：“德意日三国同盟协定成立后，国际局势必将迅速演变。……此事在亚洲方面，当为日本帝国主义作更大冒险之开始，于我中苏两国关系至为重要。”然而苏联对此持静观态度。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对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说：三国同盟条约“只属空文”，对它不必过于重视，德意本未援助中国，中国无所失，德意今后也无帮助日本侵华的可能，而这个条约却使美日矛盾日益尖锐，因而实际上对中国有利。
中国试图建立一种中、苏、美之间的三角合作关系，即由美国向苏联提供贷款，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用品，中国向美国提供矿砂等物资，以此密切中、苏、美之间的合作，稳定和增加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并可由此避开美国由于其国内牵制而不便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的难处。但苏联对此反应冷淡，他们声称在苏美关系改善之前，无法谈及两国合作援华问题。尽管如此，苏联仍然保持着对华援助。1940年底，苏联向中国提供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近300门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及相应的装备和配件。
日本不满足于仅仅订立主要阐明作为冲突外第三国立场的中立条约，而希望直接订立两国间的互不侵犯条约。10月30日，新任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向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并提出了日方的草案。但苏联的要价又有所不同。苏方在11月18日的答复中指出：如果日本政府不考虑归还苏联以前丧失的领土——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那么苏日之间适宜讨论的是缔结中立条约，而不是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因为缔结中立条约时可不涉及领土问题，只要取消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租让权便可达成协议。苏联的这一条件令日本难以接受。
但日本仍在寻求与苏联关系的改善，以图解除日后南进的后顾之忧。1941年3-4月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两访莫斯科，与苏方讨论订约问题。松冈再次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但苏联只同意缔结中立条约，条件仍是取消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石油和煤炭租让权。
得知松冈在莫斯科活动的消息后，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紧急拜会苏联副外长，询问究竟。苏方答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见松冈“纯为礼貌问题，因松冈为日本外交部长，道经苏联，欲求谒见，至难谢绝。”苏方还希望中方“应有坚强之头脑，勿因谣言而眩痛”。邵力子乃建议：“我国此时对苏日关系一方应表示深切之关怀，一方应认苏之信任。”作为国民党喉舌的《中央日报》遂发表了题为《中苏友谊的凝固性》的社论，称“在1941年内，在中国‘被侵略与为本国独立而正在战争’的任何时期中，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亦必依然如此，决不变更”，既表达了对苏联的信任，更多的是表达了对苏联的期望。
直到4月11日，即苏日条约即将达成的前夕，张冲往访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时，潘友新仍声称“苏联绝不为自己而牺牲人家的利益”，苏联对松冈只是路过接待而已。对此，张冲再次强调：“苏联之一举一动影响中日战局甚大，个人及全国社会人士，切盼苏联慎重，有以克服日本之欺骗外交。”
然而中国的努力未能影响日苏接近的进程。苏联此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德国有意进攻苏联的信息，为避免腹背受敌，苏联需要在远东稳住日本。在日本作出让步，同意取消在北库页岛的利权之后，日苏终于达成了妥协。4月13日，莫洛托夫和松冈正式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双方约定：“保证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与友好关系，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如缔约一方遭受来自一个或几个第三国的攻击时，缔约另一方保证在整个冲突时期内保持中立。”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条约附件而同时签署的共同宣言。苏日双方在宣言中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对订立这一条约显然感到比较满意，斯大林甚至亲自前往莫斯科火车站为松冈送行，并接连三次拥抱松冈。斯大林的这一送别规格是史无前例的，其意无非是向世人表明苏日条约的重要性。
苏日条约暂时缓和了苏日矛盾，对于日后避免对德日的两线作战无疑具有一定意义。但中国则成了苏日妥协的受害者。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成了别国妥协和交易的筹码，无论是苏联承认日本以武力夺取的东北，还是日本承认被苏联势力实际控制的外蒙，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外蒙是中国的领土，苏联政府以往与中国政府的协定在条文上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现在却绕过中国政府，在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中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将其分裂中国领土外蒙古的企图公开化。而“满洲国”则完全是日本**裸侵略的非法产物，受到国际社会的抵制，只有日本及其盟国德、意承认而已，苏联却通过宣称“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而给予了公开承认。
国民党最高当局对苏日妥协并非没有预感，但《苏日中立条约》与宣言全文公布后，他们仍然对这样的妥协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后来，蒋介石在向各地军政当局所发出的密电中坦承：“就我国在外交上及对敌政略上而言，苏日条约，其最足遗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不侵犯性共同声明。此乃我国始料所不及。”时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的崔可夫曾回忆说：在获悉签订这一条约的头几天，重庆政府和国民党人士“不知所措，惶惶不安”，蒋介石召集各种人物接连开会，“蒋介石本人给人的印象也是惘然若失的样子”。
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苏日宣言中涉及中国主权的内容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协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但是，考虑到仍要继续争取苏联的物资援助，国民政府并不想因此事而使中苏关系大大恶化，因而对苏日条约的反应总体上来说是谨慎和克制的，并采取了相应的舆论控制措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内部下达《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的宣传要点》，要求宣传机关及报纸杂志在讨论此事时切实注意：对苏应力避攻击口吻，以免损害苏联的感情，造成反苏印象，并且不必连篇累牍评述此事。文件还具体规定了公开评论的提法和宣传口径，要求舆论界不要涉及苏联签订此约的动机。关于东北和内蒙问题，文件指示应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和中苏间的条约来表示惋惜与不满之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提醒中国外交人员注意此点。在致驻美大使胡适电中，中宣部长王世杰表示：“日、俄协定事，除由外部就满蒙问题声明立场外，我将不对苏作其他批评，以免造成反苏印象，为敌利用。请密嘱有关人员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