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到了社会生活和时代意识最重要的位置上，面对这一剧变，中国文化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第一次真正统一起来。上海新闻界在“七七”事变之后立即创办了影响巨大的《救亡日报》，并迅速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前者为鼓舞全国军民坚持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后者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雏形。
随着上海的沦陷，文化界人士多随政府迁往武汉，于1938年3月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誓“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敌人，争取胜利。”在中华文协的组织下，广大作家、艺术家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相号召，相期许，决心在“在抗战中多尽斗争的责任”。他们不辞辛苦，不避危险，上前线，访战地，以笔为武器，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贡献自己的心智甚至生命。
抗战使文学艺术扩大了发展空间，同时也使文学艺术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获得了丰富的滋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造就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第二个辉煌时期，成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
一 戏剧
话剧在抗战时期的文坛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抗战前期主要是一些迅速反映现实的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等，多幕剧只有集体创作的三幕剧《保卫卢沟桥》以及罗荪、锡金等创作的《台儿庄》、崔嵬与王震之等创作的《八百壮士》等。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还显得比较粗糙，其功能也如那些街头剧一样，及时反映最能激励中国人抗战精神的英勇事迹。到了抗战中后期，随着大后方局势的稳定，剧作家有条件观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题材的多幕剧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涌现出一批很有影响的作品。
抗战时期的剧作家，首推夏衍。他在短短的8年间独自创作了16部剧本，其中《心防》及《法西斯细菌》极富现实主义特征，影响最大。前者描写新闻记者刘浩如在日军围困的上海孤岛与汉奸特务进行斗争的故事，显示上海数百万中国人坚定的心理防线并不会被敌伪所突破；后者描写一个不问政治的细菌学家俞实夫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不断觉醒并最终走上抗战激流的心路历程，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历史时刻应该走的道路，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极大的震撼，余味深长。
另一位享誉文坛的剧作家是曹禺。曹禺在抗战时期最有名的剧作是《蜕变》和《北京人》。四幕剧《蜕变》写于1938年，意在反映中华民族在民族战争中“蜕旧变新”的气象。该剧描写抗战初期某省立医院迁移到后方小城后，当领导的胡作非为，下面的人苟且偷安，整个医院变成一潭死水，后经公正无私的专员梁公仰的整顿，终于发生转变的过程。作品暴露了战时后方机构中贪污腐化、弄虚作假、发国难财的种种腐败现象。三幕剧《北京人》写于1940年，描写战前北平一个旧式大家庭的没落和崩溃，展开家庭中善良与丑恶、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冲突、反映旧制度的社会基础已经随着社会进步在发生变化。曹禺在这些作品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追求平淡深沉的美与戏剧性，显示了曹禺戏剧民族风格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是作者创作艺术在1940年代达到的新高度。
在大后方，话剧创作比较活跃的剧作家还有宋之的。他创作的多幕剧比较集中反映了抗战的现实，大多从一个侧面表现中国人在抗战特殊背景下的生活与心灵震**，其中《雾重庆》感人尤深。《雾重庆》描写一群北平青年学生流亡到雾气沉沉的重庆之后，由于政治腐败，他们报国无门，穷困潦倒，最终沉沦堕落。剧作以沉痛的情节、感人的形象揭露大后方黑暗社会对青年一代的腐蚀，也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软弱性、妥协性。宋之的1943年创作的五幕话剧《祖国在呼唤》，以日本军队占领香港为背景，通过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革命者的影响下离开香港的过程，歌颂了革命者和知识青年献身抗战事业的可贵精神，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袁俊（张骏祥）的三个“小城故事”，即《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名噪一时，其《万世师表》更是当时剧本创作中的佳作。《万世师表》没有设置曲折情节以及激烈的矛盾冲突，通过一系列感人的生活细节，着力塑造了大学教授林同可歌可泣、可亲可爱的艺术形象，展示中国知识分子清贫自守、坚贞不渝的道德力量。
陈白尘在抗战期间创作了《魔窟》《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等多幕剧以及总称为“后方小喜剧”的一组独幕剧，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大后方讽刺喜剧的发展，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好评。《乱世男女》描写抗战初期从南京逃亡到大后方的一群社会渣滓的丑恶形态，深刻暴露了社会黑暗与制度腐朽。《结婚进行曲》塑造的女知识青年黄瑛具有独立的人格，不愿做男人的附庸，执意走出家庭，自食其力，闯**社会，四处求职，然而处处碰壁，不得要领。万般无奈，她只好重回家庭，再做主妇，继续在苦难生活中煎熬。这部作品以喜剧的手法白描黄瑛的遭遇，语言机智，剧中种种荒唐现象在引起观众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令人深思。
以创作小说为主的老舍也在抗战时期致力于话剧创作，先后创作有《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及《桃李春风》等。《归去来兮》可以视为老舍在抗战时期戏剧创作的代表作。剧本以讽刺幽默的笔调描写50多岁的知识分子乔绅国难当头却见利忘义，不要朋友，不顾家人，只知捞钱，成就自己的所谓事业，结果上了流氓丁影秋的当。
大后方话剧舞台最有成就的要数以郭沫若、欧阳予倩、阳翰笙等为代表所创作的历史剧。他们借历史人物之口喊出人民的心声，抗议当局的文化高压政策。尤以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最为突出，最为大胆。这些作品以古鉴今，表达中国人民反侵略，反投降，反专制，团结御侮，争取民主、自由、民权的心声。特别是他于“皖南事变”之后创作的《屈原》，实际上是借助于屈原这一艺术形象，表达作者对这一“千古奇冤”的愤怒与抗议。
欧阳予倩1942年创作的五幕剧《忠王李秀成》，以宏大的场景展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突出忠与奸的矛盾斗争，揭露“那班奸臣”的卖国行径，指责他们“宁愿把江山让给敌人，也不放过自己的弟兄”。只要稍微熟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摩擦与冲突的历史，都不难看出这部历史剧借古讽今的政治功能，其实是批评国民党高层的妥协派与投降派。
阳翰笙创作的历史剧有《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李秀成之死》与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取材相似。《天国春秋》完稿于皖南事变后，也是描写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不顾大局，相互倾轧、自相残杀的惨痛教训，并借剧中洪宣娇之口高呼“大敌在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以此影射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的事实。
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话剧创作也取得不小的成绩，尤其是在贴近生活、汲取民间艺术元素、促进话剧大众化方面，格外突出。由冀中火线剧社1942年集体创作、胡丹沸执笔的独幕剧《把眼光放远一点》，描写在反扫**斗争中一家农民兄弟的矛盾冲突，批判小私有者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张扬广大农民目光远大、重义明理的崇高思想。
被迫留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坚守在各国租界，和汉奸们肉搏，在敌伪的压制恫吓下继续奋斗。戏剧界以各种名义复排或上演了一系列反映抗战或激励人民坚持抗战的话剧和历史剧，如于伶的《女子公寓》《夜上海》《长夜行》《花溅泪》《心狱》《大明英烈传》，阿英的《明末遗恨》（后更名为《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海国英雄》（又名《郑成功》）《杨娥传》《洪宣娇》，李健吾的《爱与死之搏斗》《贩马记》等。
于伶的剧作大都以上海的现实生活为题材，在反映下层民众苦难生活和反抗意识的同时，着力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迫害人民的罪行。他的《夜上海》和《长夜行》都是其抗战时期的代表作。前者以开明士绅梅岭春一家在上海“孤岛”时期屡遭打击的悲惨命运为线索，较为恢宏地展示了孤岛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反映了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是上海变成孤岛之后最能够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长夜行》通过上海沦陷前后一群小学教师与敌伪斗争的故事，展现主人公俞味辛夫妇在贫病交迫与威胁利诱面前坚守民族大义，恪守人生节操，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爱国精神。
二 小说
作为文学艺术最便捷的形式，短篇小说在抗战期间获得了骄人的成就。像萧乾的《刘粹刚之死》、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芜的《两个伤兵》、罗烽的《横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都从不同的战斗场面刻画了广大军民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拼杀的壮烈场面。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语言通俗，内涵深刻，表现了在战火中锻造国人灵魂和民族新性格的主题。尤其是其对抗战时期中国新农民的刻画，更是继阿Q之后的新典型，显示抗战小说在思想境界上的深化。
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位国民党文化官僚华威先生，他天真、可爱、糊涂，整日里为抗战奔忙，其实他每天忙的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华威先生》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它所讽刺的是有缺陷的人，这对于教育人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沙汀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对川北回龙镇因兵役问题而引起的一场闹剧的描写，形象地再现了国统区乡村社会的阴暗和生活实际，暴露了国民党兵役制度腐败的本质。作品以茶馆为特定场所展开，富有生活气息和乡土色彩，在对假、丑、恶的冷峻描写中透出辛辣的讽刺力量。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迁徙到大后方的作家生活环境渐趋稳定，他们在继续短篇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开始用中长篇巨制反映丰富的抗战生活。比较有影响的中篇小说有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菠》，作品塑造了两个不同社会出身和不同思想性格的农民，一个跻身行伍，英勇义气，但带有浓厚的“兵油子”习气；一个性格爽朗，胆小怯懦，具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他们二人平时常因小事争吵不休且结下私怨，但在一次激烈战斗的生死关头，前者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后者，伟大的同志之爱终于泯没了个人恩仇。
在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赵树理以新颖独创的风格确立了其人民艺术家的地位。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等，融合五四以来新小说的长处，将五四文学精神与新时代乡村文化结合在一起，以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意识和忧患意识描绘中国农民在现代革命中痛苦、艰辛并充满欢乐与期待的心灵史。在艺术上，赵树理的作品充分吸取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说唱艺术中有生命力的因素，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评书体”的小说样式，简约干练，不枝不蔓，语言诙谐通俗，质朴明快，幽默风趣，多为北方农民平常实在的口语，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看似浅近却耐人寻味，奠定了“山药蛋派”的基础，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一面旗帜。
孙犁的作品格调清新，语言细腻，富有诗情画意，以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时代风云变幻，风趣而不轻佻，开“荷花淀派”之先河。孙犁的作品有《荷花淀》《芦花**》等，均为反映冀中地区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生活记录，描绘出解放区人民在艰苦环境中坚挺不屈、乐观向上、健康纯洁的人情美、心灵美、人性美。
“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烙印”的女作家丁玲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她在延安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短篇小说，都是那一时代的代表作。前者通过年轻女性贞贞的不幸遭遇，以鲜明的笔调深刻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抑；后者通过女知识青年陆萍在根据地医院工作的经历，揭示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改革与反改革的复杂性。这两个短篇延续作者长于心理透视的艺术手法，并明显增强了社会批判意识。
在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方面，首推茅盾1938年发表的《第一阶段的故事》。这部作品描写“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各阶层在民族危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心理状态和政治态度。皖南事变发生后，茅盾在第一时间以第一人称的日记体撰写了长篇小说《腐蚀》，作品以1940-1941年的重庆为背景，通过失足落水的女特务赵惠明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心灵历程及痛苦反省，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精心策划皖南事变的罪恶阴谋。
沙汀创作的《淘金记》《困兽记》等勾画出抗战时期的“风俗史”，被卞之琳誉为抗战以来最好的长篇小说。《淘金记》以战时四川农村为背景，描写在争夺开采金矿事件中，地主劣绅为发国难财而相互倾轧的故事，精心刻画和展示了性格各异的群丑图，那里有无耻的地痞流氓、凶残的帮会、奸诈的商人、阴险的地主婆等。作品虽然没有直接表现抗战，但通过对国统区一个阴暗小镇的揭露，和对一群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描绘，批判了与抗战格格不入的恶势力和腐朽的政治制度。《困兽记》描写四川一小城镇中一群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的热情消退之后陷入无法自拔境地的心灵苦闷和抑郁生活，揭示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真实反映知识分子共同的苦闷、抑郁、愤怒、期待和追求。
在抗战文学中最具有艺术成就的无疑是老舍的长篇巨制《四世同堂》，这部被誉为“民族抗战悲壮史诗”的长篇小说，以独特的语言功力刻画了古都北平西城一条普普通通的“小羊圈”胡同的底层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由忍辱偷生到醒悟反抗的历史过程。小说以旧式商人祁天佑一家四代的境遇为中心，展示了恢宏的历史画面和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作者以辛辣的语言文字讥讽市民阶层封闭守旧、苟且敷衍、惶惑偷生、麻木落后的“民族遗传病”，写出了被征服者的屈辱、痛苦、愤怒、仇恨与期待，弥补了抗战文学反映市民生活的不足。作者期待通过民族战争的洗礼清算历史遗传病，是继鲁迅之后以文化批判意识坚持不懈反思民族传统的重要作品。
巴金的《寒夜》也是抗战文学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小说描写小公务员汪文宣一家在抗战时期的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悲剧，细腻刻画了汪文宣的卑琐、委屈、孤独、忍辱负重的屈辱心理，展示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病态灵魂，揭示旧中国正直善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及其社会成因。
三 诗歌和散文
抗战八年间，中国文学艺术界另外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在诗歌和散文方面。
愤怒出诗人。民族战争初期，街头诗、朗诵诗兴起，尤其是1938年前后，武汉、重庆等地兴起了朗诵诗运动的**。高兰的《我的家在黑龙江》等，采用自由体形式，融入戏剧中抒情独白的某些元素。
继郭沫若的《女神》之后，艾青在现代自由体新诗的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他的长篇抒情诗《向太阳》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洋溢着欢呼光明、礼赞太阳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中写道：
太阳
它使我想起法兰西美利坚的革命
想起博爱平等自由
想起德谟克拉西
想起《马赛曲》《国际歌》
想起华盛顿列宁孙逸仙
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
人物的名字
这首诗具有散文化的倾向，注意吸收格律诗和象征派的艺术技巧，努力把自己所感受的世界毫无拘束地表达出来，创造了现代自由体诗的新风格。
田间的长诗《给战斗者》，诗句短促，铿锵有力，像一声声战鼓震撼人们的心扉，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舞你用高度的热与力活在这块大地上，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豪迈气概。
冀汸在《跳动的夜》一诗中，唱出中华民族不可侮辱与不可征服的潜在力，用“火的跳跃”和“血的奔流”形容中华民族英雄胸中的怒火和激越的战斗精神。
亦门的《雾》揭露大后方“雾重庆”是一个“不明不白的世界”，重庆的城脚下流过的嘉陵江和长江“无日无夜地低哭着”，“像被剜的两眼倾溢的两行苦泪”。诗人以奇妙的想象和沉痛的哀吟控诉“雾重庆”的黑暗与愚昧。
早在20世纪30年代同新月派唯美主义倾向接近的何其芳，在抗战烽火的影响下逐步改变自己的诗风。他的诗集《夜歌》以饱满的**，为民族英雄高唱赞歌。
新月派另一诗人卞之琳，早期作品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的影响，在形式上追求严谨的格律，充满暗示与象征，构成隐晦的艺术世界。抗战爆发后，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逐步摆脱十四行诗的束缚，创造出情感真挚、热情奔放、文字优美的现代自由体新诗，诗风趋向明朗浅白。他的《慰劳信集》以机智幽默的笔法，运用格律诗抒写现实，平淡中显出惊奇，讴歌根据地生活带给人们的新鲜情趣。
“雨巷诗人”戴望舒在民族战争的感召下，一改孤寂消沉的心态，诗的内容与格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9年的《元日祝福》表明诗人的创作在思想上与艺术上走向成熟和转折，此后的诗作注意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格调由幽玄、枯涩转为明朗、雄健。他在铁窗下创作的《狱中题壁》，歌颂抗日义士，慷慨激昂，回**着爱国主义的**，表明诗人的思想情感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已经获得了升华。
臧克家的诗热情奔放，无所遮拦，**。他的诗报告《淮上吟》，叙事诗《向祖国》《古树的花朵》等，尤其是他的政治讽刺诗，脍炙人口，流传甚广，颇具影响。
与现代自由体新诗这种文艺“轻骑兵”的功能相类似，能够对现实迅速作出反应的报告文学在抗战八年中也获得了长足进展。重要作者和作品有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臂就行》，碧野的《太行山边》，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何其芳的《七一五团和大青山》等。特别是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胜仗》等，都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前期正面战场的情况，注重抗日将士的心理刻画，塑造了正面战场上的英雄群像，表现了中国军人的悲壮之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等，也都享誉一时。
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日趋严厉，报告文学的发展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为了突破国民党政治上的封锁，杂文又一度受到作家们的青睐。重要作家和杂文集有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宋云彬的《破戒草》，孟超的《长夜集》，林默涵的《狮和龙》等。这些作品文笔犀利，风格各异。
散文创作在抗战时期也获得一定的发展，最有名的作品当数茅盾的《白杨礼赞》。这篇作品以象征手法借景抒情，礼赞白杨树倔强挺立、不折不挠的外观形象，以及它那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的内在气质，使一个客观对应物在精湛艺术描写中赋有人格化的生命力，热情歌颂北方军民顽强抗敌的精神和意志。
四 音乐和舞蹈
与文学界的情况相类似，抗战时期的文艺界也为抗战胜利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战开始不久，音乐工作者于1938年初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组织抗战宣传周、献金运动、保卫大武汉等歌咏活动。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大部分音乐工作者转入敌后或大后方，继续进行爱国音乐工作。
抗战时期的音乐创作和各种类型的演出活动，大都坚持抗战和争取民主的政治主题，体裁多为小型声乐作品。抗战初期的作品旋律大多明快有力，激昂慷慨，具有进行曲的风格。像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向隅的《打到东北去》，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周巍峙的《子弟兵进行曲》等，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感染力。
抗战中后期，抒情类作品逐步增加，在风格上也趋于多样化。像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冼星海的《江南三月》，郑律成的《延水谣》，马可的《南泥湾》，莎莱的《纺棉花》，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张曙的《赶豺狼》，汪秋逸的《淡淡江南月》，马思聪的《控诉》，谭小麟的《别离》，刘雪庵的《红豆词》，夏之秋的《思乡曲》，吕骥的《大丹河之歌》，以及崔牛即乔谷的抒情合唱曲《牛大嫂送鸡蛋》等，既有悲切的诉说、激愤的感叹，也有诚挚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含蓄的冥思冥想，多角度、多层面、多风格地展示了作曲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感受。
那时的作曲家格外注意音乐的民族化问题，注意传承传统和深入民间，注意吸收民间音乐素材和元素，所创作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民间风情和民歌风格。像张寒晖的《去当兵》，舒模的《武装上前线》，冼星海的《二月里来》，贺绿汀的《垦春泥》，江文也的《江村即事》，以及直接改编自民歌的《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绣荷包》等；特别是艺术家吸取民间说唱艺术元素创作的作品，如张曙的《丈夫去当兵》，冼星海的《梁红玉》，费克的《茶馆小调》，吕骥的《开荒》，张达观的《军队和老百姓》，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及以新民歌形式出现的《东方红》《绣金匾》《军民大生产》《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形式多样，亲切热情，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
1943年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出现的新秧歌运动，其音乐部分充分吸收了民歌和地方戏的曲调。运动中涌现出第一个新秧歌剧《兄妹开荒》，音乐诙谐明朗，既有陕北民间音调的特色，又有新的时代感。此后出现的《夫妻识字》《货郎担》等，都具有剧情简单、角色较少的特征。由专业工作者创作的《牛永贵挂彩》《冯光祺除奸》《周子山》等，剧情较为复杂，角色也较多。1945年4月公演的歌剧《白毛女》，在音乐方面借鉴、运用了西方歌剧中的表现形式，又吸收了民歌、小调以及河北梆子、陕西秦腔等北方民间音乐的元素和中国古典戏剧的歌唱、吟诵、道白相结合的传统，开启了中国新歌剧创作的先河。
尽管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困难重重，作曲家们依然在大型合唱曲及管弦乐、室内乐、小提琴及钢琴独奏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郑律成的《八路军大合唱》，吕骥的《凤凰涅槃》，李焕之的《女大大合唱》，郑志声的《满江红》，以及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曲《绥远回旋曲》，马可的管弦乐《陕北组曲》，贺绿汀的管弦乐《森吉德马》，贺绿汀的钢琴曲《晚会》，刘北茂的二胡曲《江汉潮》等，无不充满爱国**，气势磅礴，催人振奋，在艺术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舞蹈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抗战时期获得长足进展，思想内容、民族风格、艺术质量有很大提升，普及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吴晓邦、戴爱莲等一大批成就卓著的舞蹈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着争取民主自由、民族解放的思想和**。吴晓邦的大型舞剧《罂粟花》，用象征主义手法抨击日本帝国主义，歌颂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精神；吴晓邦创作的独舞《饥火》与《思凡》也都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前者反映了国统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后者剖析人的内心世界，颇富哲理。戴爱莲的《游击队之歌》《思乡曲》《朱大嫂送鸡蛋》《农作舞》《王大娘补缸》等，借鉴西方舞蹈艺术，吸纳中国民族舞蹈的艺术元素，表现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念和中国军民的丰富生活。
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舞蹈艺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创作、演出的作品大都来源于边区军民的新生活，注重民族传统形式，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小放牛》《太行山根据地大活报》（包括《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舞蹈），《课外活动组舞》（包括《篮球舞》《跳绳舞》《体操舞》等）。在新秧歌运动中，也涌现一批优秀作品，如《一朵红花》《钟万财起家》《王三宝转变》以及《丰收歌舞》《生产歌舞》《反扫**秧歌舞》《参军秧歌舞》等。
五 电影和戏曲
电影是从西方传来的现代艺术形式，在抗战爆发之前已有相当的发展。抗战期间，电影这门深受民众欢迎的现代艺术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迎来新生。抗战之初，电影界拍摄了大量反映中国军民英勇不屈、坚决抵抗的纪录片，像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的《卢沟桥事变》《克复台儿庄》《东战场》《抗战实录》等，汉口摄影场（后改组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抗战特辑》《抗战歌辑》《抗战言论集》等，“西北影业公司”摄制的《华北是我们的》等，都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军民在卢沟桥事变、台儿庄大战以及保卫大武汉等一系列战役中所表现的顽强不屈的精神。
在故事片制作方面，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有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胜利进行曲》（田汉编剧）、袁丛美编导的《热血忠魂》、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何非光编导的《东亚之光》，以及《塞上风云》（阳翰笙编剧）《日本间谍》（阳翰笙编剧）《气壮山河》《血溅樱花》《还我故乡》《警魂歌》等；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设立的“大地影业公司”拍摄有《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等。中央电影摄影场制作有《孤城喋血》《中华儿女》（沈西苓编导）《长空万里》（孙瑜编导）等。西北影业公司摄制有《风雪太行山》等。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也相继制作有《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小老虎》《民族的吼声》《流亡之歌》《烽火故乡》《国难财主》等粤语片。这些影片从不同侧面细腻刻画了中国军民奋勇杀敌、英勇不屈的感人故事，全方位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场景。
中国戏曲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自发地表现出对民族危机的深切关注，上演了一批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剧作。至全面抗战爆发，戏曲界人士迅速成立“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艺人奔赴前线，宣传抗战。
传统戏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知识界也高度重视传统戏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创作出一大批适合中国传统戏曲剧种演出的新剧目。抗战期间，田汉创作有京剧《土桥之战》《杀宫》《新雁门关》《夫人城》《渔夫报国》（后改写成《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岳飞》《双忠记》《金钵记》《武则天》《情探》，以及湘剧《旅伴》《新会缘桥》《武松》等。
上海沦陷后，留沪艺人在孤岛上演有《渔夫恨》《梁红玉》《桃花扇》《徽钦二帝》《明末遗恨》等剧目，以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教训宣传抗战，唤醒民族意识。浙江、上海一带的越剧演员也与其他剧种的演员一样，迅速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38年，一代名旦姚水娟在上海上演《花木兰》，宣扬爱国思想；此后，袁雪芬也上演了《花木兰从军》《红粉金戈》《太平天国》等具有进步意义的剧目，扩大和丰富了越剧的表现内容。
撤退至武汉的戏曲界人士于1938年初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田汉、洪深、阳翰笙、马彦祥等人的领导下，组建汉剧、楚剧、湘剧以及平剧等抗敌演剧队，奔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汉剧队的演出剧目有新编历史剧《哭秦庭》《卧薪尝胆》、现代剧《血战上海》等，楚剧队的演出剧目有新编历史剧《岳飞》《淝水之战》和现代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姚子清血战宝山城》等。
武汉失守之后，田汉等人在长沙组织“湘剧演员战时讲习班”，组建多个湘剧流动抗敌宣传队，分赴湖南各地，演出由田汉编写的《旅伴》《江汉渔歌》《土桥之战》《骂汉奸》《梁红玉》《雁门关》等剧目。洪深在此前后创作有《飞将军》《包得行》等剧目。他于1939年以四川方言创作的《包得行》描写一个无业游民包占云（绰号“包得行”）在抗战潮流下由落后分子转变为抗日战士的过程。
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于1938年创作、演出反映东北抗日题材的京剧《松花江》，套用旧京剧《打渔杀家》的结构及唱腔，在人物塑造及身段动作等方面则尽可能地合乎现实生活，充分表现了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反抗情绪。此后，鲁艺又相继演出了《松林恨》《刘家村》《夜袭阴阳堡》《钱守常》等一些直接反映抗日生活的新编京剧。
柯仲平、马健翎等人组建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运用秦腔创作并演出有《中国魂》《一家人》《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保卫和平》《官逼民反》《阎王寨》《穷人恨》等新编剧目；又运用眉户曲调创作出《十二把镰刀》《夫妻识字》《大家欢喜》等剧目，及时反映根据地社会生活，描绘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马健翎的《血泪仇》对秦腔进行了比较成功的改造。该剧描写农民王仁厚一家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压榨下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
杨绍萱、刘芝明、齐燕铭等人根据《水浒传》林冲故事创作的《逼上梁山》，在保存原著基本情节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充分表达“官逼民反”这一主题，公演之后立即受到观众的欢迎，被毛泽东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随后，延安平剧院又据《水浒传》故事创作《三打祝家庄》，在艺术创造上突破了旧京剧的表演程式，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
六 美术
由于许多新文化人的推崇，新兴木刻运动在抗战前就有很大的发展。至抗战爆发后，木刻家们为了民族生存，自觉地把艺术用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从而使木刻成为争取民族解放的锐利武器。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8年间，全国出版的木刻刊物在4000种以上，至于木刻团体，更是不计其数。
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活跃着一批木刻艺术家，创作出一大批富有生活气息的艺术作品。古元的《离婚诉》《减租斗争》，焦心河的《牧羊女》，力群的《伐木》《劳动模范》，罗工柳的《李有才板话》，沃渣、江丰的《春耕图》等，都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无矫饰之感。特别是古元的作品，受到徐悲鸿的高度赞赏，称他为“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天才”。
与木刻的情况相类似，漫画也是抗敌宣传的轻骑兵。漫画界在抗战声中也迅速组织起来，成立“漫画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漫画》，并派出有叶浅予、张乐平等漫画家参加的漫画宣传队奔赴各地，通过举办抗战漫画展览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在武汉，成立有“全国漫画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出版有《抗战漫画》等刊物，制作了大量墙头漫画、布幅漫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武汉失守后，漫画宣传队辗转长沙、桂林、东南战地和重庆，举办漫画训练班和漫画联展，以夸张的影射手法，寓庄于谐，幽默有致，抨击法西斯侵略者，揭露社会黑暗，涌现出许多极富才华的艺术家和作品。叶浅予的《换我们的新装》，张乐平的《帮助军队杀敌才是生路》，廖冰兄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联合起来》，华君武的《肉骨头引狗》，蔡若虹的《新中国的基石》，江有生的《中国的希特勒将如何》，李劫夫的《希特勒堕入深沟的时候》，徐灵的《诸位，不要为军阀财阀送死》，吕蒙的《我们的阵容》等，均表现了艺术家的进步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水准，传诵一时，流传甚广。
中国画、油画等领域的艺术家们在抗战期间纷纷走出画室，奔赴各地深入生活，同仇敌忾，通过自己的作品唤醒国人，鼓励人民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张善子的《怒吼吧，中国》，徐悲鸿的《雄狮》《愚公移山》《奔马》，蒋兆和的《流民图》，唐小禾的油画《七月的号角》《女游击队员》《胜利与和平》，吕斯百的油画《农家庭院》，冯法祀的油画《捉虱子》《饿死的兵》等，或直接表现抗战主题，或通过画面间接展现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内在精神以及对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渴求，成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