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观察，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明显地出现了“沉沦”和“上升”的发展阶段，所谓“沉沦”和“上升”，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
长期以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总的概括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时候起，中国社会便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便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半封建是在半殖民地前提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是晚清封建社会腐朽落后丧失部分独立主权而形成的，这种半封建不等于半资本主义。近代中国的苦难，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沉沦”是基本的特征。这是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总的解说。
20多年前，有学者发表论文，提出近代中国不仅有“沉沦”，还有“上升”，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从发展趋势看，存在着两个互相矛盾而又互相连接、互相制约的过程，一个是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过程，一个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本质上不是互相结合，而是互相排斥。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后者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对独立国家而言的，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而言的。半殖民地地位的确立并不等于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二者并非同一取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并非不能分割。向半殖民地的沉沦主要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向半封建的发展主要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沉沦”。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说近代中国“沉沦”，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和政府的腐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国社会不能正常发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沦丧，战争频仍，人民受苦，这还不是“沉沦”吗？但是，仅止于此，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以后有积极的、向上的发展。说近代中国的“沉沦”中有“上升”，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沉沦、屈辱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上升的因素。但说在“沉沦”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向上的因素”，“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也不能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史。
怎样解释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呢？
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伤。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在“沉沦”和屈辱中不断反省和觉悟，反抗力度逐渐加大；也由于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下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产生了新的阶级力量，因此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增加了“上升”的成分，“沉沦”不是中国社会的惟一标志，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社会也不是永远沉沦下去。即使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个“深渊”也应该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沉沦”和“上升”的转折点。
这个深渊的“底”在哪里？底就在20世纪的头20年，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为是“谷底”，所以是中国社会最困难的时候：《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打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更加重了，西有英国对西藏的大规模武装侵略，东有日俄在东北为瓜分中国势力范围进行的武装厮杀，北有俄国支持下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南有日本、英国、法国在台湾、九龙租借地和广州湾租借地的统治；到1915年以后，又有日本强行向中国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辛亥革命以后又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出兵青岛和山东，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至于极点。看起来中国社会变得极为黑暗、极为混乱，毫无秩序、毫无前途。这正是“沉沦”到“谷底”的一些表征。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在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19世纪60-7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慢慢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有了较大生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成长起来，并逐渐发出经济和政治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开始成长和集结。中国社会内部增长着的资产阶级改革派开始组织起来，向清政府要求政治权利，发动了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诉求。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壮大起来，并导演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的伟大历史事件。这个革命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派未能掌握国家政权，社会政治、经济未能按照革命派的设计沿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向发展，甚至更加黑暗。中国人重新考虑出路。于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并被人们接受也在这时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从这时改弦更张，重新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成立，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在这以前，中国社会也有不自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改革派的主张和呐喊，但相对于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而言，不占优势；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中国社会的积极向上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包括《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到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社会的“沉沦”到了谷底。在谷底及其以前的时期，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伐完成，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始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随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影响着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消极的、“沉沦”的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压迫，甚至不比北洋军阀时期以前弱，但是由于有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屈不挠奋斗的历史。屈辱主要体现在历史的“沉沦”时期，奋斗主要体现在历史的“上升”时期。这不是说历史的“沉沦”时期没有奋斗，那个时期中国人民有过不少次的奋斗，但是，由于觉醒程度不够，物质力量不够，斗争经验不够，那时候中国人民的奋斗还不足以制止中国社会的“沉沦”；在历史的上升时期，不是没有屈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甚至比以往历次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但由于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觉醒和空前的艰苦奋斗，中国社会不仅避免了继续“沉沦”，而且赢来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从而避免了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屈辱，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为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了基础条件。
“沉沦”和“上升”，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U字形路线，经过了11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诞生了人民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