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由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历史到了近代的时候，没有顺理成章地从封建社会迈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发生了严重变形，拐进了变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资本主义；恰恰相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阶级力量的壮大，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也因此而充分地预示其光明的社会主义前途到来的历史必然性。

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早在明代中后期，苏州、杭州等江南地区的手工业经济领域，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萌芽一经在封建社会的母体里形成，便有逐渐孳生蔓延之势，如果没有外力的摧折，便会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特点引导中国社会进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观点高度概括了20世纪30-40年代以后密切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人们，尤其是用唯物史观观察近代中国历史的人们的看法。由于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使近代中国历史偏离了本应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轨道，而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异途。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摧残中国社会内部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又加速了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分解。“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解体的基础上，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夹缝中，产生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894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主要是洋务运动时期，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阶段。1840年是近代史学界基本上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并不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确切年代。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最早在中国建立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民族资本，而是外国资本，如英国人1843年在香港创办的墨海书馆和1845年在广州建立的柯拜船坞，是最早在中国建立的近代印刷机构和近代船舶修造工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则与洋务活动密不可分。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内部一批洋务派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求强”、“求富”的口号下，开始了洋务活动。他们先后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在资金来源、产品销售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都还难免浓厚的封建性，但由于采用了现代机器及与之相联系的产业工人进行生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从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方面来看，可谓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初始形态。随着一批与外国资本主义有关系并且积聚了一定资本的买办的出现，以及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近代企业的出现，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和排挤，因而发展极其艰难、缓慢，力量相当弱小。据统计，到1894年，中国产业资本的总额约8952.6万元，其中外国资本5433.5万元，占60.7%,本国官僚资本2796.6万元，占31.2%,民族资本722.5万元，占8.1%。

第二阶段：1895-1911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阶段。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了清政府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活动的破产，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洋务企业一夜之间便都销声匿迹了，事实上也并没有阻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由于外国资本取得在内地投资办厂的条约特权对民族工业的刺激，更由于清政府实业政策的调整，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政府对发展民族工商业实行鼓励政策，因而掀起了一个民族资本投资持续发展的**。据统计，1858-1911年，中国产业资本共设立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953家，创办资本总额20380.5万元，其中1895-1911年有804家，占总数84.4%,创办资本额16757.1万元，占总数82.2%,分别是1858-1894年的5.4倍和4.6倍。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提供了物资条件和阶级基础。

第三阶段：1912-1927年，北洋政府时期，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其“黄金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振兴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法令，燃起了民族资本家振兴实业的热情，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虽然从政治上来说，刚刚诞生的革命政权很快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连年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政治黑暗腐朽，近代中国历史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谷底，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却出现了一个“经济奇迹”。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暂时缓解了西方列强侵略的压力，进口贸易大为衰落，出口贸易急剧增长，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民族资本投资潜力与国内市场的扩大，以及生产技术、设备与经营管理方式的改进，加上民族资本家在反对军阀内战和抵制外货运动中激发的民族热情高涨等因素，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据统计，在1912-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共有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45895.5万元，无论创办企业家数还是创办资本总额，均为1858-1911年53年的1倍以上。这一时期，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因此，尽管军阀政治混乱不堪，却发生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而使近代中国历史开始从黑暗的谷底上升，并渐渐透露出一缕光明。

第四阶段：1927-1949年，国民党政府时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抗日战争及战后达到最高峰。北伐战争以后，国民党政府实现了政治上的基本统一，便开始对全国经济进行控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其垄断势力从金融业开始，逐渐渗透到重工业、轻工业各产业部门。抗日战争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战争的机会，紧紧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交通、能源、制造、矿冶及其他产业部门等经济命脉。据统计，在全国近代产业资本（包括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含外资）结构中，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1894年为39.14%,1911年为26.76%,1920年为25.96%,1936年为35.87%,1947-1948年为64.13%;在全国金融业资本（含外资）结构中，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1894年为0,1911年为6.32%,1920年为16.04%,1936年为58.89%,1947-1948年为88.85%。显然，抗战以后，国民党政权对全国经济命脉的垄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桎梏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改变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以至于中国社会再也不能继续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前进，因而转向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在1947年分析当前的形势时认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起步的。正如列宁所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资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历史充分证明了列宁的这个论断。

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几代仁人志士孜孜追求的政治理想。如果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所构建的“天国”世界秩序尚只是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蓝图而已，那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则是当时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流派中最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政治理想。

1903年，孙中山在致友人书中提出了“民生主义”思想，他是用“社会主义”一词来表述“民生主义”思想的。这是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以来，孙中山第一次提出有关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框架设计。此后20多年中，孙中山反复说明并完善他的民生主义思想。学者们认为，民生主义一直到1924年孙中山正式公开讲演三民主义时才定型。在许多场合里，他都用“社会主义”的概念来表述他的民生主义。但是，正式的表述，或者说，孙中山乐于使用的词汇还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归宿，是三民主义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经过反复斟酌，认为还是把由日本传来的西方词汇socialism“社会主义”译为“民生主义”更为允当。孙中山钟情于民生主义，并为在中国实现民生主义而奋斗终生。

关于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虽然孙中山经常强调它源于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思想资料，但实际上是受19世纪末以来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以后欧美各国广泛掀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孙中山在阐发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经常回顾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引用并分析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著作。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几乎贯穿了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全过程。孙中山是在19世纪末期开始观察并研究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这时的欧美社会正处在通常所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工业革命以后，实业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流弊日甚一日。由此引起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罢工频仍，社会革命其将不远。面对欧美社会现实，孙中山不能不对中国如何实施资本主义的发展战略作出认真的思索。孙中山认识到，在那时的时代潮流之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近世资本主义之天然演进，对于劳动者常与以不平之待遇”，这是欧美社会已经发生的事实。如果不加控制，任其发展，中国在10年以后，必致有十万人以上之资本家，那时中国必然重蹈欧美社会的老路。中国又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压制人民群众，办法在哪里？鉴于中国实业发展未久，大资本家还未出现，也还没有资本家垄断社会经济的现象，这就为孙中山设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战略提供了合适的客观环境。孙中山认为，只要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就能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可见，民生主义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当然，没有资本家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大资本家不是不要资本家。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是不要大资本家、不要垄断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孙中山看来，实行土地国有、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的民生主义政策，就能防止大资本家为祸社会，也能刺激中等资本家——中产阶级的活力。于是，他呼吁、企盼中国社会产生中产阶级，认为这是实施民生主义、避免社会弊病的阶级基础。可以说，民生主义所要代表的是正在发展中的、受到严重压抑的、政治经济势力都很软弱的、渴望同官僚垄断势力和外国资产阶级争取平等地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民生主义的归结点，是社会和平、协调发展，永远消弭劳资间的阶级斗争，永远防止无产阶级为向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经济平等权益而发动的“社会革命”，或曰“第二次革命”。在他看来，做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甚至使民族、民权、民生革命一次完成，一劳永逸，就可保证中国社会永臻大同之域。

孙中山认为，只要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再革命。从早年到晚年，孙中山都十分关心工人、农民的生活。因此，他赞成“得社会主义真髓”的亨氏土地公有、麦氏资本公有办法，就是希望造成“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又“和资本家不相冲突”那样的社会局面。这就是他理想中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模式。陈义高尚，理想圣洁，无可批评。当然，孙中山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他常加称赞的德国卑士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不能够马上推翻”资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是劳资和平、协调发展而不致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种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结合孙中山的学说精神，可以姑且称之为“民生社会主义”。

这种民生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孙中山设计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以国家资本为社会的主要经济构成，不允许大资本垄断社会经济现象的存在；二是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发展的阶级基础，社会发展目标由代表中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所掌握；三是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办法，力求全社会和平、协调发展，使全民富裕，防患社会革命于未然；四是在政治方向和社会发展目标上，公开声称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相冲突，而且是好朋友。

民生社会主义的上述特点，反映了孙中山的个人特色，且其主要方面，已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接受。如果国家统一，政治稳定，政策得力，官吏清廉，在国家发展中取得一定成效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孙中山在确立自己的社会理想时，对国情的估计尚有若干不足。

其一，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势力控制了中国，中国几乎“国将不国”，它们不能容许孙中山在这块土地上试验自己的理想。这方面，自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已经有了许多切身体会，并且已经认识到：“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国家、民族不能独立，一切仁人志士要想实践自己的理想都是不会成功的。要建国必须先救国。只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建国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局面不改变的情况下，建国蓝图越具体，就越具有空想性。1924年9月18日，孙中山代表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以后之国内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宣布“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才具有实现三民主义的条件。到这时，孙中山的认识才得到了校正。

其二，孙中山强调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意在模糊中国社会的阶级差异。他没有深刻认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没有体察到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存在。他虽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却没有认识到太平天国起义正是19世纪50年代农民和地主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成长，民族资产阶级（孙中山所企望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有相当影响，官办企业也有了可观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独资企业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走向。这些资本主义的生产、金融、交通企业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现代工业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已经存在。对这些估计不足而设计民生社会主义的美丽图景，颇有些单向度思考的意味。试想，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土地公有、资本公有能否实现？实现以后能否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产生？如何保证社会全体成员公平分配、人人幸福？是否能避免劳资间阶级斗争的产生？怎么能做到工人和资本家不发生冲突、农民得益而地主又不受损失？这些都是未可肯定答复的问题。孙中山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病态，是可以人为地加以医治的。殊不知阶级斗争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阶级利益差异之驱使必然产生的客观存在，人们不可凭主观想像去消灭它。阶级斗争有时激化，有时缓和，在根本的阶级利益差异消失前是不可消灭的。有远见的政治家、政党可以引导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方向，却不可能像外科医生一样，把阶级斗争这个“毒瘤”从社会病体上割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设想避免阶级斗争，避免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作一劳永逸之计，是主观的、空想的、幼稚的。虽然，对于孙中山的毕生奋斗来说，这是一种很崇高的理想；但是，作为观察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对孙中山设计民生主义蓝图的不足之处，不能不指出来。

孙中山去世后，对如何执行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尤其是他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几乎成为全部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国民党人、共产党人都声称自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国民党内胡汉民、戴季陶、周佛海、蒋中正等人，都撰写过论述三民主义的著作，反映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观点，就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而言，其要义不外尽量阐发孙中山思想中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方面，阐发不利于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消极、保守方面，说什么“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民生主义包含共产主义”，“只要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就行了”，“马克思主义是民生主义的仇敌”，等等。共产党与此不同。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精辟地解说了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很明显，在这里毛泽东极其准确地概括了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说中的基本思想。说到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的联系，那是极其明显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是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在中国硬造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开始就要在中国实施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要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为民主主义的社会。走这一步，共产主义者的纲领和政策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理想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孙中山一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区别在于，中国革命还必须走第二步，即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孙中山以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一个最美好的社会，不需要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在这一点上，孙中山又是与共产主义者相同的。

在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途程中，孙中山是先知先觉者。他的高倡社会主义，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共产党人的先生。共产党人把孙中山称作“革命的先行者”，是有充足理由的。孙中山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论者，但他是一位真心实意要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的理想家、革命家，他的思想为中国人开启了一条既要发展大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又要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的思维方式，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国代之而起，必将在中国主观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破产的基础上开辟胜利的道路。

近代中国人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艰难的探索历程。早在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已被零星地译介进来。这是近代中国历史背景下西学东渐的产物。无论是外国传教士，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革命派，以及一般留日学生，甚至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译介近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学说的行文著述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某些观点，一般都是就近代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混杂而言，明显地缺乏理性与科学的认知。当然，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任何人的思想认识水平都不可能超越其所处的时代。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脱颖而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给邻近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开始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领袖人物。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实用主义者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与研究系梁启超、张东荪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要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是非，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进一步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进而在社会上、在思想界和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中国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与发展。1921年，中共一大明确地提出了要走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道路，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用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22年，中共二大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党的近期奋斗目标，就是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完全独立、统一的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其实，这是要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要“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第二步是要“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如中共二大宣言所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够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这个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中国革命需要经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这样重要的理论问题。

中共二大以后，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通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艰苦斗争，以及党内多次路线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与挫折中逐渐走向成熟，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也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篇章，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充分论证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在此基础上，他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继而详细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基本规律。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他说：“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第一阶段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个革命，既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导致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最终前途绝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的历史使命，又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代中国社会必将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这个社会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是清楚的。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国民党反对这样的主张，虽然中国国民党的创始者孙中山提出过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主张，但是实际上，孙中山所希望建立的是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他的后继者却背离三民主义的真义，虽然也打出“节制资本”的口号，但始终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强调“资本国家化”，实际上是在中国发展国家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一些中间派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张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在政治上采用美国的民主政治。究竟中国社会的航船驶向哪里，许多人是不清楚的。在社会实践中，决定性的东西还是这种社会和政治主张背后的物质力量。

这种物质力量正在共产党人和人民的革命奋斗中被创造出来。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已经取得根本性的胜利，中国抗战局面虽然还很严峻，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可以预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对日寇作战中空前地成长壮大起来。1945年春，全国已经有18个解放区，总面积已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建议。1945年4月，抗战胜利在即，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明确地提出了要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他说：“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建立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开始将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问题提上议程，“是中共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武装割据之后，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的政治要求”。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不愿意与各种民主势力建立联合政府，并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反共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三年内战的结果，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独裁势力在中国大陆被消灭，加快了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1949年10月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一个排除了国民党，而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排除了国民党，就是排除了在中国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就变成确定无疑的社会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