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社会基本矛盾是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规定的。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迫使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的“条约体系”，中国主权与独立遭受极大损害，所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对此，毛泽东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根本任务和基本走向。

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独立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民族独立与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实现民族独立以推动现代化进程，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这是由近代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关系，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一方面，两者在逻辑上互相关联。争取民族独立可以为实现现代化创造前提条件；实现现代化可以巩固民族独立的成果，保证真正的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两者在事实上又无法同时并举，而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后主次之别。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丧失了民族的独立，同时帝国主义又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失去独立地位，社会缺乏民主保障，人民不能自由发展，国家难以富强。因此，首先必须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只有取得民族独立，才能实现民主自由，才能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近代中国历史就是沿着从民族独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走过来的，而不是相反。历史证明，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就是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争取民族独立，为实现现代化开辟道路。这是近代中国人的神圣历史使命。是否有利于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即是促进、推动还是阻碍、延误民族独立与现代化问题的解决，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点，也是评判社会各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根本标准。

封建地主阶级，往后还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晚清政府，尤其是北洋军阀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统治的阶级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以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为经济支柱，与带买办性质的大资产阶级相勾结，以帝国主义为政治靠山，对内无力从根本上完成制度变革，对外不能坚决抵抗侵略以化解民族危机，因而便无法主导近代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相反，还处处逆进步潮流而动，对内镇压改革与革命，对外妥协投降，业已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历史昭示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要想使多灾多难的国家走出困境，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首先就要解除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就是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革命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因而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近代中国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曾经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充当过历史前进的动力，都曾经为这个革命奋斗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曾经先后领导过这个革命，农民阶级则始终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

农民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过程中，给了农民问题以极大的关注。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还指出：“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部分，推翻封建地主阶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条件，这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实事求是地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要充分评价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作用。遵循“两个过程”这一基本线索，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作用就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前一时期，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提出新见解，即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主线。这虽然重视了资产阶级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却不能体现农民的历史作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存在“拔高”农民的作用、贬低资产阶级的倾向，是不妥的。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纠正这种倾向，是理所应当的。同样，实事求是地重视资产阶级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但不应出现“拔高”资产阶级（如说“公车上书”与五四运动类似)而贬低农民（如以“时代中心”为由，从中国近代史前80年中把农民的地位几乎排挤掉了)的倾向。

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特别是在20世纪初以后，中国成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确代表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取得了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资格，但是他们却没有成功地把这个革命领导到胜利。戊戌维新运动多么轰轰烈烈，但很快被最高封建统治者镇压下去。立宪运动也曾经轰轰烈烈，但他们始终不能摆脱皇帝的神圣光环。辛亥革命更是彪炳史册，不仅推翻了皇帝的专制统治，还建立了以民主共和为标志的中华民国，但是革命的共和国建立不久，统治权就从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失去。“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为什么？这与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人缺乏强大的资产者的阶级支持有关，也与他们不懂得、不重视去领导或者发动农民的革命力量有关。维新运动的发动者仇恨，或者说恐惧农民革命的力量；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注重从下层群众中去寻找支持力量，但不懂得把农民作为阶级的力量发动起来。他们领导的改良的和革命的运动虽然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却始终未能完成应当由他们承担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从反面证明了农民的革命主力军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从正面来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是中国近代史上单纯由农民发动的运动。在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等人发动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如火如荼的斗争。在《北京条约》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侵略者积极谋求支持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的时候，太平天国又勇敢地走上了反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战场。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又是农民以义和团的形式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阻止了帝国主义迅速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是的，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提不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明确主张，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所在。但是他们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统治势力，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这本来是要由资产阶级做的，它没有做，农民替它做了。总之，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轻视或贬低都是没有理由的。因此，应当切实估价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括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两个时期）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农民始终是近代史上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只有在先进阶级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挥革命主力军的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基本上是领导农民的问题。资产阶级放弃了对农民的领导，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村带来一个大的变动，这个革命要失败是必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帮助农民实现对土地的要求，激发了农民作为阶级的革命能动性，中国社会才从底层发起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不能因为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就轻视或无视农民，特别是近代中国农民的历史作用。近代无产阶级只占人口中的少数，资产阶级的数量相对来说更少一些。在无产阶级登上近代政治舞台以前，站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战斗行列中的首先是农民，然后才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太平军中浴血奋战的自然主要是农民。就是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同盟会等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做了有成效的工作，那些参加革命党的新军士兵主要还是农民。会党曾经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个时期里依靠的反清力量，那也主要是由农民或从农民中游离出来的分子组成的。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列主义的指导，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可以说，农民的鲜血一直洒在近代反封建斗争的战场上。

就反对帝国主义来说，近代中国人民经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发展阶段，走过曲折的道路。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是这两个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和义和团时期的农民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认识虽然是很初步的，但面对外国侵略者，他们都敢于以血肉之躯去同洋枪洋炮拼搏，以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是令一切侵略者瞠目的。义和团失败后，资产阶级批判了义和团的“野蛮排外”，主张“文明排外”。提出“文明排外”，带有对义和团排外活动中野蛮落后一面的否定，是有积极意义的，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觉悟水平的某种提高。但在资产阶级的宣传和实际活动中，他们往往把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精神也给否定了。因此，所谓“文明排外”，实际上是不“排外”。这里所谓“排外”，用准确的语言说，是指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资产阶级的宣传家对推翻封建王朝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关系并不是没有认识。他们认为推翻“洋人的朝廷”就可以避免瓜分、挽救危亡，这是看出了反清革命和反帝斗争的一致性。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纲领上却看不到明确的反帝主张，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相反，同盟会提出的基本对外政策却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享有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通过不同帝国主义发生正面冲突来实现民族独立，完成反清革命。这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震慑于八国联军侵略以及因义和团失败的教训而表现出来的反帝幼稚病。从这里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反帝积极性，较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来说是后退了。

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的反帝积极性得到发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的敌人，因而响亮地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完成了对帝国主义认识上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飞跃。农民只有“灭洋”一类的笼统说法，没有阶级内容，“打倒帝国主义”则明确了它的阶级性，两者不同。但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无疑是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群众的反帝精神和斗争传统的继承，是前者事业的继续。周恩来指出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当是指此而言。农民是被压迫者，处在社会的底层，文化程度低下，不免背有不少愚昧落后的历史包袱。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较了解国内外大势，又从西方学到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组织了政党，提出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因而反封建斗争的水平比农民阶级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存在着又矛盾又依赖的情况，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存在软弱性。在这方面，近代农民的反帝积极性和坚定性是不容低估的。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这种划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之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起，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则要复杂一些。它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有参加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因而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由于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着又依赖又矛盾的情况，就规定了这个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何时形成，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认识。但至少在洋务新政时期已出现其雏形，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发展起来，到四大家族产生，才形成了后来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其共同点，都是通过国家政治权力集聚起雄厚资本。有人说洋务派和北洋军阀控制的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改变说法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洋务派所代表的国家和北洋军阀所代表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呢？不是人民大众的国家，而是地主阶级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依然是国家官僚资本主义。这样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当它凌驾于人民之上时，它是人民的对立物，是压榨人民的物质力量；当它为人民所有时（人民取得国家政权对它进行剥夺时），它就转变成为人民的生产力，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说这种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是民族资本主义，这只具有人种学上的含义，不具有阶级社会的特点。而分析任何国家资本主义，只有找出它的阶级特点，才是抓住了国家的本质的东西。李鸿章等洋务派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新政只能是19世纪60年代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深入的产物。李鸿章所谓“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变法”，不仅只是肢体之变，而且从根本上要受制于帝国主义。要“和戎”，就是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维护殖民地半殖民地秩序。掌握政权的洋务派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发动的洋务活动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从根本上要依帝国主义容许到什么程度而定。帝国主义并不希望它在中国的代理人永远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然乐于给它披上一层资本主义的色彩；但帝国主义也不容许洋务派包打天下，为所欲为。它在侵略中国时取得的一系列特权，包括通商、通航、税收等特殊权益，不仅阻抑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也不利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洋务新政之前，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已经在中国开办了一些资本主义企业，在洋务新政期间开办得更多，而在《马关条约》后形成**。帝国主义在中国搞的这些资本主义活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殖民主义活动，是要在中国榨取高额利润，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这与它在政治上控制中国的活动，大体上是相一致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运动在发动中。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地生长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个别企业在洋务运动之前就出现了。在洋务运动中，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又投资于近代企业而转化为民族资本家。民族资本主义是一定要冲破封建势力的压制而产生出来，它之所以与洋务派的资本主义企业大体同时产生，是半殖民地的时代条件造成的。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客观上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条件和可能。太平天国给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中国资本主义已经站在时代的大门口，呼之欲出了。

这样看来，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这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20世纪80年代就有关于“时代中心”问题的讨论。有的意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为了说明近代中国前80年（1840-1919）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是“时代中心”，还特别强调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说，农民阶级无法完成反侵略反压迫、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不可能真正担起时代中心的角色。”按照这种意见，农民阶级虽是“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主力军”，“演出过悲壮的场面”，也不过是“一度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农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就这样被不恰当地贬低了。

列宁在1915年写的一篇有战斗性的论文《打着别人的旗帜》中，提出了“时代中心”问题。所谓“时代”，列宁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大时代，而不是指某一国历史发展中的具体时代，这里是指当时马克思主义文献里经常引用的欧洲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列宁在这篇文章里还告诫说：“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列宁这段话，应当成为我们分析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理论依据。

运用列宁所指明的方法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何时形成？学术界已经作出了许多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在19世纪60-70年代开始萌生，数量极微；甲午战后稍有发展，力量也不大。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和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激起了各阶层人士的民族自尊心，激发了少数先进分子的革命热情。从那时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开始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以崭新的面貌叱咤云天，提出了推倒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方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现及其政治上的趋向成熟，反映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长成，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从这时起正式形成了。因此，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里，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时代的中心，说这个阶级的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应当是符合这个时期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缺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虽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未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没有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能左右中国的时局，不得不从中国近代史的时代中心位置上悄然隐去，失去了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资格。

在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以前的60年里，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又是由哪个阶级来承当呢？如果像有的研究者“从严格意义上”说的那样，农民阶级“不可能真正担起时代中心的角色”。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同样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也无法完成反侵略反压迫、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不是连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真正担起时代中心的角色么！按照列宁的说法，所谓“时代中心”，是指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的阶级，是指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依此而论，在近代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虽早已个别地在社会机体上产生出来，但直到19世纪80-90年代才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少量生长。面对封建统治的层层压力和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得不在软弱的阶级基础上和浅薄的理论准备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论证自己初步的政治主张：要求变法，要求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生存权利。这虽然是民族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却又是很脆弱的一步。“百日维新”好像历史长剧中一幕短暂的过场戏，一反掌间就被封建顽固派打到幕后去了。争取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生存权利虽然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他们却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甚至帝国主义的身上。这些提出初步政治主张的人们不认识，正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势力不给予民族资产阶级以生存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还没有形成为决定时代主要内容的阶级。所以，紧跟着维新运动的失败，就有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猛烈爆发。这说明，直到19世纪末，直到民族资产阶级正式形成以前的这个历史阶段里，农民阶级仍然是活跃在时代舞台上的强大力量，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农民不是纯粹封建社会里的农民。他们发动的以反对封建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为目标的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不单纯是中世纪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战争，而是那个时代里（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平均分配土地，不仅在否定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上具有进步意义，如果真正实行起来（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真正实行），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在外国资本主义已在中国植根，而中国民族的资本主义即将萌生的情况下，必定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道路。《资政新篇》的提出，不能把它看做是毫无根据的偶然现象。它得到洪秀全的基本同意，表明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农民起义前途的新探索。据太平天国的朋友呤唎及其他西方旅行者的记录，太平天国的不少骨干人物都有寻求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的知识的愿望。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据一些学者说只能算是民族战争，但它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的民族战争，属于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范畴。它的“扶清灭洋”的排外主义口号，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盲目排外的消极意义，但它要求驱逐外国侵略者、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却是这一次反帝爱国运动的主流，符合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列宁在1908年评价俄国农民运动的时候说：“没有农民群众这种革命精神，没有他们顽强无情的斗争，那没收地主土地也好，建立共和国也好，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也好，都是没有希望实现的‘空想’。”在近代中国，没有农民群众的这种革命精神，没有他们顽强无情的斗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能够向前推进吗？没有他们的斗争，中国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不是陷得更深吗？这样说并不排除其他种种因素的作用，只是说，在19世纪内，只有农民的斗争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我们也可以说，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联翩出现并各具弱点表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交接“时代中心”接力棒的重要关口。进入20世纪后，民族资产阶级就在历史的新起跑点上前进了。主张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是近代中国时代中心的学者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就存在民族资产阶级了。其实，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只有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有合法存在的权利，那显然都是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雏形。少量的民族资本企业只能非法存在，处境艰难。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因此，这些学者是把执行洋务新政政策的地主阶级当权派之一的洋务派当做民族资产阶级来看待了。有的文章还论证了洋务企业就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这样，“时代中心”的桂冠就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头上移到了洋务派身上。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时代中心”，那是振振有词的。说洋务派也是“时代中心”，反映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推动时代前进的主要动力，就未免相差太远，风马牛不相及了。如果说这个时期多少还有一些近代工业的话，那么在40-6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未出现，谁是“时代中心”呢？有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后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有一个“潜在”的资产阶级在起“时代中心”的作用。这就太令人费解了。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没有资产阶级，何来一个“潜在”的“时代中心”？用砍掉农民阶级的办法，来构筑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时代中心”体系，这是历史研究中一种削足适履现象。这样的体系，是很难经受得住客观历史事实的检验的。

提出“时代中心”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简单地以民族资产阶级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来轻视农民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有悖列宁的原意的。重要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实事求是地评价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其他。

顺着“时代中心”论的思路，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以后，当民族资产阶级从近代中国时代中心的位置上悄然隐退，不能继续担当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的时候，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觉悟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地承担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责任，从而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新的时代中心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其实是早于资产阶级产生的。早在19世纪40-5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殖民势力的入侵，在外国资本家来华创办的船坞、工厂里，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近代中国早期无产阶级的新生命屈辱而尴尬地降生了。长时期内，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人数极少，力量微弱，只能处于自在的状态，而不能变成自为的阶级力量。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只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时，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已经不是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无产阶级了。毛泽东在分析其阶级特性与地位时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历史事实表明，正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担当起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制定了彻底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实行了土地革命，并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总之，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在内外敌人面前不断抗争，由于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领导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运动，更由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华民族没有倒下去，近代中国终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谷底走了出来，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光明的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