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血诚痛切进谏言（宗泽）
逃躲在济州的康王，最初得知金军北撤，立张邦昌伪楚政权的消息，一时如五雷轰顶，“更无分毫主意”。他找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等商议，决定只是暂时按兵不动，另派人再刺探消息。当时元帅府事务事实上已由黄潜善区处。[1]使他喜出望外者，是张邦昌其实并无称帝的胆量和野心，他请出宋哲宗废后孟氏，垂帘听政。孟太后听政后，即“下手诏播告天下”说：
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2]
她命亲侄孟忠厚持书到济州，向康王劝进。[3]张邦昌也致书康王，表明自己称帝乃是万不得已，决定逊位，而将宋朝传国玉玺送到大元帅府。于是康王登基称帝的事，就无可争议，而出乎意料的顺利。
在此期间，康王最初写信给宗泽等人说，自己受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后，“且方忌器，未敢轻举，但分屯近甸，为逼逐之计”。闻知“二圣、二后、东宫诸王北渡大河，五内殒裂，不如无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逆胡，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属不容，谓祖宗德泽，主上仁圣，臣民归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将帅、军民，忠义有素，当资众力，共成忠孝本意”。他既以冠冕堂皇的言辞，开脱自己怯敌避战，以苟全性命之责，又微露准备继承皇位之意，并按僚属的商议，在信中告诫宗泽等“未当轻动，徒使京城重扰，军民被害，故欲按甲近城，容构移书问故”[4]。
宗泽无法邀截宋徽宗、钦宗等宋俘，“又闻邦昌僭立，即回，欲先行诛讨，且密遣健步，间道持檄，安慰京城士庶”[5]。他最初对张邦昌的行为深表怀疑，回信康王说：
泽伏见奸臣张邦昌窃据宝位，改元肆赦，又挟孟后，以令天下，仍欲散诸路勤王之兵。其篡乱踪迹，无可疑者。今或悔惧，有出权宜之语耳。且人臣岂有张红伞，服赭袍，居正殿者？自古奸臣，初未尝不谦逊退避，中藏祸心不测，况恶状彰著如此。今二圣、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唯大王在济，天意可知。宜整顿乾坤，兴复社稷，以传万世，不可迟疑，犹豫不断。泽衰老，痛切忠义之极，不免缕缕敷陈，乞赐哀亮，早定民志，使天下有所归向。《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愿大王速图之。[6]
按中国古代沿袭已久的专制皇朝的继统执政思维，宗泽决不能承认“奸臣张邦昌窃据宝位”，而只能请康王继统执政，“唯大王在济，天意可知。宜整顿乾坤，兴复社稷，以传万世，不可迟疑，犹豫不断”，“早定民志，使天下有所归向”。
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转入众多宋朝臣僚向康王“劝进”，即请他即位称帝。元帅汪伯彦、副元帅黄潜善等人“上表劝进于大元帅”，表中说：“天未厌宋，必将有主，主宋祀者，非大王而谁！”[7]他们积极“劝进”，无非是渴望自己攀龙附凤。康王又屡次假意逊谢。
在众多劝进者中，最感苦恼和矛盾的只怕是宗泽。他有元帅府共事的痛苦经验，明知康王根本不具备中兴之主的素质，但除了拥戴康王，又别无选择。与众多的劝进表状不同者，宗泽在状词中对行将即位的新主并无客套和虚伪的恭维，但身为大宋臣僚，却也只能径情直遂地痛陈形势，进行规谏，他说：
天下百姓所注耳目而系其望者，惟在大元帅府康王一人。大元帅行之得其道，则天下将自安，宗庙、社稷将自宁，二帝、二后、诸王将自回，彼之贼虏将自剿绝殄灭。大元帅行之不得其道，则天下从而大乱，宗庙、社稷亦从而倾危，二帝、二后、诸王无夤缘而回，贼势愈炽，亦无夤缘而亡。此事在大元帅行之得其道与不得其道耳。如何可谓之道？泽谓其说有五：一曰近刚正而远柔邪；二曰纳谏诤而拒谀佞；三曰尚恭俭而抑骄侈；四曰体忧勤而忘逸乐；五曰进公实而退私伪。是五者甚易知，甚易行，然世莫能知，莫能行者，由刚正、谏诤、恭俭、忧勤、公实之事多逆于心也，柔邪、谀佞、骄侈、逸乐、私伪之事多逊于志也。伊尹有言：“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合诸道者，君子也；合诸非道者，小人也。愿大元帅大王于应酬问答之间，以兹五事卜之，则君子、小人了然分矣。[8]
“柔邪、谀佞、骄侈、逸乐、私伪”十字，正中康王的痛处，说明宗泽对康王的为人，已透视入骨髓；而“血诚痛切”四字，流出肺腑，恰如其分地形容他当时的心境。他愁绪满怀，深忧进一步出现“天下从而大乱，宗庙、社稷亦从而倾危，二帝、二后、诸王无夤缘而回，贼势愈炽”的局面，而无可挽回。他也明知进谏不可能有多少效果，故对人说：“结怨王之左右矣，不恤也！”[9]宗泽自然已不能明说是“结怨于王矣，不恤也！”康王对此书置之不理，并无礼貌性之批答。但宗泽又必须同这位不争气的“大王”确立新的君臣关系，就再上劝进状说：
某等累状，乞大王早决大计，以安人心。伏惟降到札子，所请难议施行者。屡布忱诚，仰祈洞鉴。兹叶寰区之愿，实系宗庙之依，岂谓隆谦，未蒙昭允。窃以四海之远，必发号施令，然后上下孚；必信赏必罚，然后小大服。深惟军国之重，可虚宸极之尊？二圣播迁，群黎翘伫。念祖宗积累，垂无疆焘养之恩；而胡虏贪残，起不测侵陵之变。有疏早悟，遂致稔奸。云甲霜戈，共力追于朔野；天旌龙驭，期早复于皇居。然推戴有系于人心，况寄托已彰于天意，尚稽独断，曷慰舆情。伏望大王以聪明之资，振久大光明之业；以智勇之略，弭变乱窥窃之风。巩固洪图，措安大器。不得已临莅，赫乎群目之瞻；惟式克钦承，亶乃万方之听。某等无任祈求恳切俟命之至。[10]
宗泽的再次劝进，自然是迫切而诚恳的，但即使是“伏望”一句，也并无谀辞，只是期望康王做到“以聪明之资，振久大光明之业；以智勇之略，弭变乱窥窃之风”。恰好济州“夜有红光烛天”，按古代的迷信，又“以为宋火德之符”。于是，康王的登基地点，又引起争议。宗泽上书说：
契勘张邦昌久在虏中，范琼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阴与贼结。凡事未可容易凭信。某十日前，因与汪（伯彦）元帅咨目，乞密禀大王，且于南京开府，想旬浃间，便可绥定。一、京城是祖宗应天受命长发之地；二、道路取中，四方万里便于申禀；三、临汴流诸处，漕运尤易办集；四、于拱、宁屯兵，为严守计；五、可断北来饷道，贼虽稔奸，当自破灭。却令某统领见所管诸处节制人马，尽数前去京城十里以来扎寨，赍大元帅榜文，叙哀痛恳切，未忍遽归，瞻望宗庙、朝廷，与省府旧官、闾巷父老相见，哽噎眷眷之意。观人心徯伫恳切，然后按辔徐行，庶为万全，不至落贼奸便。某下情不胜瞻慕之至，切望哀亮血诚，早赐施行。
他的上书得到康王的同意，[11]于是康王率大元帅府属官、军兵等前往南京应天府，并于五月一日正式举行称帝典礼，将靖康二年改元为建炎元年，即高宗。
宋高宗虽顺利继位，这并不意味着赵氏皇族都无心参加天水朝神器的角逐。当时有宋太宗弟赵廷美系宗室赵叔向，聚兵七千，直抵开封城郊的青城，逼迫张邦昌等交权，也显示其问鼎之志。后来他看到康王称帝的大势已无可逆转，仍“不肯以其兵与朝廷，欲与宗泽”。他的谋主陈烈说：“大王若归朝廷，则当以其兵与朝廷。不然，即提兵过河，迎复二圣。”赵叔向无可奈何，交出兵马。后被其部将于涣上告，说他“谋为变”，宋高宗便命武将刘光世将他捕杀。[12]宗泽虽与赵叔向个人并无瓜葛，但此事表明，至少有相当部分的宋朝宗室，他们其实是鄙薄康王的所作所为，而尊敬宗泽的尽忠竭力。
宋高宗即位的当天，立即拜命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很快又命两人兼御营使和副使，两人虽为副相和枢密院副长官，其实即以此名分主持朝政，占据了最紧要的实职差遣。正如词臣为宋高宗起草的制词所说：“干予心膂之忧，实赖股肱之旧。”[13]表明了新皇帝对两人的倚信。同原先元帅府的地位相比，黄潜善的蹿升更高于汪伯彦。但唯一率孤军奋战的宗泽，却排摈在小朝廷之外。
宋制，皇帝登基后，“凡东宫僚吏一概超迁，谓之随龙”[14]。大元帅府的官员都纷纷升迁，宗泽也“覃恩，转朝请郎”[15]，比原来的文阶朝奉郎升两官，仍为正七品。[16]新帝下令：“大元帅府限十日结局。召副元帅宗泽赴行在。”[17]接着，又发表宗泽出任知襄阳府。[18]这当然也是对宗泽“血诚痛切”进谏所作的回复。宗泽“分兵河上，量带数百骑，径自卫南、南华诣行在所”[19]，准备朝见宋高宗。
[1] .《要录》卷3建炎元年三月丁巳，卷99绍兴六年三月癸巳。
[2] .《会编》卷93，《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甲戌。
[3] .《会编》卷92，《宋史》卷243《哲宗昭慈孟皇后传》，卷465《孟忠厚传》。
[4] .《会编》卷9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高宗与宗忠简书》，《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5]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会编》卷94。
[6] .《会编》卷93，《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乙丑。
[7] .《会编》卷90。
[8] .《会编》卷93，《宗忠简公集》卷1《上大元帅康王札子》。
[9]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壬申。
[10] .《宗忠简公集》卷1《大元帅府劝进第二状》。
[11] .《宗忠简公集》卷1《乞大元帅于南京开府状》，《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戊辰，《宋史》卷24《高宗纪》。
[12] .《会编》卷91，卷108，《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丙寅，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亥，《宋史》卷247《赵叔向传》，《朱子语类》卷127，卷130。
[13] .《会编》卷102，卷103，《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丁酉，《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14]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38《言郭昭选札子》。
[15]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16] .《宋史》卷168《职官志》。
[17]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辛卯。
[18]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庚戌，卷6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注，《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19]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