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李纲一直很关注襄阳府在反攻复中原中的地位。绍兴二年到三年，宋将李横等军北伐，被金军与伪齐军击败，襄阳府等地失守。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按宰相朱胜非等人的主张，岳飞统兵北伐，一举收复襄汉六郡，大败金与伪齐联军，这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岳家军从此接管了宋金之间的中部战场，成为抗金的中坚力量。当年冬，金朝与伪齐大举进犯淮南，其实已成强弩之末。但宋高宗本人仍然惊慌失措，一度准备南逃。他最终还是听从宰相赵鼎劝告，下令亲征。退闲中的李纲，曾赋诗明志：“我生半世困漂泊，巧言谗谤饱所经。杜门却扫与世绝，欲窒两牖忘雷霆。”[1]但一旦闻知此讯，报国的热忱又义不容已，遂于十月二十三日[2]力疾上疏说：
臣世受国恩，尝蒙眷奖，擢置近司。虽以罪戾，退伏海滨，荷保全之大德，未尝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实与国家同之。敢竭愚戆，以今日捍御贼马事（势），陈为三策以献，庶几千虑一得，仰裨庙筭之万一。伏望圣慈特垂省览，赦其狂瞽，而取其区区之忠，臣不胜幸甚。
臣窃以伪齐刘豫以蛇豕之姿，挟金人虎狼之势，僭窃名号，盗据旧都，逾五年矣，包藏祸心，久而未发。今者辄敢遣其孽子，率叛将，驱遗民，借助强敌，与之南牧，侵扰淮甸，睥睨江（左）。虽兵之众寡，谋之浅深，难以遥度而预料，然吾之所以捍御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锡勇智，洞照事机，慨然出自英断，将亲总六师，以临大江。则翠华所幸，保据形胜，号令诸将，使相应援，信赏必罚，将士乐从，貔貅之师，百倍其气，虏之退屈，已在目中。睿谟克壮，其计得矣。然臣窃谓‘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于此。魏赵相攻，齐师救赵，田忌引兵，以趋大梁，则魏兵释赵而自救，齐师大破之于马陵。兵家形势，从古已然。
今伪齐悉兵南下，其境内必虚。而岳飞新立功于襄汉，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师，屯于武昌，伪齐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倘降明诏，遣岳飞以全军间道疾趋襄阳，更摘湖南、北骁将锐兵为之继援，命信臣总统，乘此机会，捣颍昌以临畿甸，电发霆击，出其不意；则伪齐必大震惧，呼还丑类，以自营救，王师追蹑，必有可胜之理。此举非惟牵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复中原之兆，此上策也。
朝廷或以兹事体大，馈饷之费，调发之烦，仓卒未能办集。则銮舆驻跸江上，势须号召上流之兵，如岳飞、王 及湖南、北诸将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锐军马，尽集官私舟船，逐路应副钱粮，命将统率，顺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声势，则敌人虽众，岂敢南渡。仍诏韩世忠、刘光世帅其全师，进屯淮南要害之地，设奇邀击，绝其粮道，贼必退遁。保全东南，徐议攻讨，此中策也。
万一有借亲征之名，为顺动之计，委一二大将，捍敌于后，则臣恐车驾既远，号令不行，诸将无应援协济之谋，卒伍有溃散摽掠之势，士气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贼得乘间深入，州县望风奔溃，其为吾患，有不可胜言者矣！此最下策也。
或谓臣曰：往岁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计，今胡为而不可？臣应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时方暑，则势必还师。朝廷因得收复残破州县，还定安集，渐成区宇。故在当时，为退避之计，则可。今为是役者，伪齐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谋割据，得一县则占一县，得一州则占一州，得一路则占一路，师不徒还，而奸民溃卒，见利忘义，幸灾乐祸者，从而附之，声势鸱张，则将何以为善后之策哉？故在今日，为退避之计，则不可。况伪齐所驱胁而来，皆京东、西、关陕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虏骑，势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将士用命，则安知此贼非送死于我。昔苻坚以百万之众侵晋，而谢安以偏师破之，顾一时机会，所以应之者如何耳。
臣愚伏望圣慈特降臣章，与二三大臣熟议之。臣自经忧患以来，衰病交攻，志气凋落，加有重膇之疾，步履艰难。方国家多事之秋，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又不获负羁靮，而扞牧圉。夙夜忧叹，（辜）负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诚，不能自已。故敢以刍荛之说，上渎天聪。《传》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愿陛下无以人废言，非特臣之幸也，（实天下之幸也）。[3]
李纲与皇帝虽然遥隔千里，却洞悉其肺肝，故特别强调了“最下策”就是南逃避敌，而“为退避之计则不可”。他的上策其实就是围魏救赵之计，却反映他谋略之高超，而非其他在朝的宰执大臣可比。李纲又另外给宰相赵鼎和重新出任知枢密院事的张浚写信。前一信更强调说：
朝廷自渡江，以临吴越，今六年矣。平居闲暇之时，玩岁愒日，未尝图虑所以为立国之策。相公爰立，未数日间，适有警急之报，乃当艰难莫大之任，屏去近年退避之说，奋然进讨，蹈危求安，真古社稷之臣所自任也。更望于事平之后，博采众言，以定保有东南，恢复中原之至计。某虽迂陋，敢不竭尽愚虑，继此愿有献焉。幸望恕察。
某自靖康以来，数经忧患，非他人之比。加以衰病相仍，已为明时之废人，但屏迹山林，采薇散发，以终余年，岂敢复与世故！今者朝廷艰棘，不能缄默，辄复进其刍荛之言。盖以朝廷安，则山林安，利害休戚，实与国同之。故敢冒昧自竭，庶几涓埃之补，区区此情，必蒙钧照。[4]
李纲对赵鼎评价甚高，“屏去近年退避之说”，“真古社稷之臣所自任也”，更期望他“定保有东南，恢复中原之至计”。此外，他又给赵鼎发公文，提出“宜防备生兵”，“宜防备海道”等十条具体建议。[5]但赵鼎往后的表现，却并未朝李纲期望的方向发展，可见本书后述。李纲给张浚的后一信说：
区区忧愤，不能自已，辄陈三策以献，谨录副本拜呈。捣虚最为上策，以弱为强，可收奇功，钧意以为如何？中策可以御寇，出于下策，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惟公忠义贯日月，自任以天下之重，愚者之虑，傥有所合，愿入侍帷幄，力赐开陈，庶几有补万一，莫大之幸。某衰病，屏迹山林，岂复敢与世故！愿朝廷安，则山林之间亦安，毕精竭虑，尽其拳拳之诚而已。恃眷照之厚，当亮此意也。[6]
双方释嫌之前，在李纲的心目中，无疑是将张浚视为黄潜善和汪伯彦之鹰犬。现在李纲已明白，张浚还是主张抗金，故信中有“惟公忠义贯日月，自任以天下之重”之语。
一位“衰病交攻”的“废人”，却仍“毕精竭虑，尽其拳拳之诚”，千古之下，益显其爱国正气之崇高。但宋高宗只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行消极防御，虽然对李纲下诏奖谕，[7]却决不会采用他的上策。宋廷只是命岳飞率师东下，救援淮西。金与伪齐联军遭遇各种困难和失利，终于在岁末仓皇退兵。
绍兴五年正月，按照宰相赵鼎的建议，宋高宗下诏，向前任宰执等“访以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绥怀之略，令悉条上焉”[8]。尽管当时朝廷抗战气氛高涨，而诏中“备御之宜”，仍然表明宋高宗欲守不欲攻，而“绥怀之略”更表明他企图苟安讲和，所以诏中根本就不提最重要的恢复之计。于是，前任的宰相和执政便应诏纷纷上奏，条陈己见。但按各人的立场、观点和主张，实际上依然划分为主战与主和两个营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个前任宰相的上奏。
汪伯彦的上奏，虚拟了“决战将军”和“万全元老”的争论，最后则以“决战将军”被“万全元老”说服作结尾，曲曲折折，但又明白无误地表述了自己的政见。他借“万全元老”之口说，“御戎之道，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守而备之，不贵追也”，“未可急追，以侥幸一时之功”。“恢复之计，不患逆刘之难除，患金狄之未衰，不患金狄之未衰，患吾措置有失缓急。缓其所急，则图成长久之功；急其所缓，则效见目前之利。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可不慎乎！”“与其急于目前之追奔，不若修政，以为善后之计”[9]。汪伯彦表面上是主守，骨子里其实仍是主和。
秦桧的奏对说，“靖康以来，和战之说纷纷然，言战者专欲交兵，而彼己之势未必便；言和者专事恳请，而军旅之气因以阻，皆非至当之画。为国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虚张为强，亦不必以力弱为怯”。“臣顷归朝廷，妄进狂瞽，令刘光世通书虏酋，说其利害，以为得地则归（刘）豫，失亡则在虏。即蒙陛下听纳施行，不旋踵，虏果退师。豫邀之东平，百端说诱，虏言候儿孙长大，与你图此”。此处他将张荣抗金义军逐退金兵之功，归结为“通书虏酋”所致。他还说：“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西南）擒获汉儿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尝妄议，俾携酋长书归，谕以立国之体，当明顺逆，助豫则叛者得利，金国何以统众，款本朝，则河南之地自非金国所欲，若渊圣所割河朔，既立有盟约，岂敢睥睨。又明言不当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书，纵益恭北还。旋有所留一二使人来归，后所遣使，始不拘留。”秦桧专门重提这些往事，旨在说明自己和议主张已初见成效。如前所述，高益恭其实是秦桧自金归宋所带的“亲信”。他说，“自古两国相敌，力强者骄，不足深较”。“臣前奏乞安慰狂虏，当用所获虏人，令诸将通其酋长书，明言止欲讨叛，而不敢轻犯大国”[10]。他既有罢相的前戒，不敢明目张胆地鼓吹屈辱媾和。但他与汪伯彦的上奏主旨在和而不在战，应是无可置疑的。
吕颐浩上奏说：
卑辞屈己，祈请讲和……而虏性贪婪，吞噬未已。自王伦之回，跨四年矣，岁岁举兵，侵（犯）川口，去年虽不曾出兵，而移师南来，大入淮甸，又与刘豫同恶相济，其志岂小哉！今幸狄人已退，若不用兵，则五月间必传箭于虏中，令乡民备八月点集，秋冬间复举兵至淮甸。在我支梧赋敛，终至财力困竭，此不可不用兵也。况不用兵，则二圣必不得还，中原之地必不可复，伪齐资粮必不可焚。或曰如此遂废讲和一事耶？臣对曰：不然，古者交兵，使在其间，既不可因战而废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战。间遣使命，再贻书以骄之，复示弱以绐之，而我急为备，出其不意，乘时北伐，此用兵之利也。
察贼之势如彼，度我之势如此，若不用兵，恢复中原，则必有后时之悔，岂（可少）缓哉！
臣事陛下（之）久，出入将相逾（五）年，平日尝以谓若不举兵，则必不能还二圣，复中原……决不可苟暂时之安，而忘北向争天下之事。[11]
朱胜非上奏说：
今内外劲兵无虑三十万众。兵既众矣，患无可作之气，今则勇气可作。气既作矣，患无可乘之机会，今则机会可乘。不于此时，速谋进取，使既作之气复堕，当乘之机复失，以数年尝胆之勤，为一旦噬脐之悔，可胜惜哉！[12]
从以上两份奏议看，吕朱两人主战的态度是明确的，没有疑义。李纲上了一份颇长的奏议，全面而深入地提出自己的抗金谋略和计划，今摘录其重要部分如下：
臣窃以僭逆之臣，挟强悍之虏，提兵南向，俶扰淮壖。其意盖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辙，得以乘间渡江，凭陵东南。不虞六飞亲临江上，号令既行，赏罚既明，将士摧锋，俘馘系路，虏气挫屈，潜师遁逃。此盖陛下睿谟宏远，天威（英）断之所致。宗社无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庆也。然臣区区之愚，窃愿陛下勿以贼马退遁为可喜，而以僭逆未诛，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保全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犹污于腥膻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潜逃为可虞，则中兴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谨考往古之迹，揆方今之宜，条具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策以献。
议者或谓贼马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为不然。譬如弈棋，先当自生，乃可杀敌；生理未固，而欲浪战以侥幸，此非制胜之术也。高祖先保关中，故能东向，与项籍争；光武先保河内，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铜马之属；肃宗先保灵武，故能破安、史，而复两京。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倘不先为自固之计，将何以能万全胜敌？又况将士暴露之久，财用调度之烦，民力科取之困，谓宜大为守备，痛自料理，使之苏息，乃为得计。
议者又谓贼马既退，当且保据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为不然。譬如弈棋，舍局心而就边角，迫蹙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胜？秦师伐晋，以报殽之师；诸葛亮佐蜀，连年出师，以图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国。高祖在汉中，谓萧何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嚣，诏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区宇，戡定祸乱。又况祖宗之境土，岂可坐视沦陷，不务恢复。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贼势益张，而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日以损耗，何以图敌？谓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为得计。
李纲的方略十分清楚，既反对“浪战以侥幸”，又反对“保据一隅，以苟目前之安”，“岂可坐视沦陷，不务恢复”。他秉持自古相传的大一统观念，力主必须“混一区宇，戡定祸乱”。他接着说：
臣伏读诏书。有曰：“朕将虚己以听，择善而从。君臣之间，期于无隐。利害之决，断以必行。”臣三复圣训，不知涕泗之交颐也。何则？君臣之遇，（号为）千载一时。听言用谋，尤其所难。未信而言，则有谤己之嫌；交疏言深，则有失身之戒。盖虽朋友，尚不易言，而况于君臣之间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诏（旨）如此，而臣以忧患之余，孤危特甚。欲浅言之，则何以副陛下期于无隐之训；欲深言之，则虑有犯颜逆鳞之愆。感惧交中，进退维谷。虽然，陛下当艰危多故之秋，诏臣以丁宁恻怛之意，缄默不言，臣则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故）敢冒鼎镬刀锯之诛，以布心腹肾肠之实，惟陛下幸察。
臣窃观陛下有聪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为之志，然自临御，迨今九年，国不辟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坏，将骄而难御，卒惰而未练，国用竭，而无赢余之蓄，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陛下忧勤虽至，而未足以成中兴之业者，则群臣误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来，所用之臣，凡几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与夫充位备员者，（固）皆不逃于圣鉴。夫用人如用医，必先知其术业可以已病，然后使之进药，而责成功。今于医者之术业，初不详究，而姑试之，则虽日易一医，何补病者？殆将饮药以加病而已。平居无事，小廉曲谨，初似无过，而乏济时之大略；忽有扰攘之故，则错愕无所措手足，不过奉身（而）退，（以）天下忧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补于国家，陛下亦安取此？
李纲充分施展了专制政治下的言事技巧，不得不对皇帝说点儿违心的奉承之语，却对宋高宗即位九年的政绩，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且不说黄潜善和汪伯彦，就是如吕颐浩、朱胜非，还有赵鼎和刚上任的右相张浚，都“乏济时之大略”。估计这是从金与伪齐军犯淮南，而根本不考虑他提出的“上策”，而知其才略。李纲继续直抒己见说：
大概近年所操之说有二：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众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间，冠盖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约，翠华蒙尘，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为长久之计，天步益艰，国势益弱，执此之由。大运有开，天启宸衷，超然远览。悟前日和议之失，而亲总六师；惩前日退避之非，而亲临大敌。逆臣、悍虏数十万众，饮马江干，虽未能扫**邀击，尽歼丑类，而天威所临，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概可睹矣。今贼马虽退，而虏情狡狯，变诈百出，未大惩创，疆埸相望，道里不远，安知其秋高马肥，不再来扰，使（我）疲于奔命哉！是宜明诏于却敌之初，求善后之策也。
臣夙夜为陛下深思，所以为善后之策者，无他，在尽反前日之所为，解琴瑟而更张之。先定其论，如弈棋之立意，后图其功，如弈棋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请试陈其说。窃观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必以兵胜，而为亲征之计者，其意岂谓必冒矢石，履行阵，而后可哉。黄屋所临，人心自（效），赏罚既当，士气奋张，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击韩王信、陈豨、黥布，未尝不亲行间；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孙述，十三年间，无一岁不亲征。本朝艺祖、太宗定维扬，平泽、潞，下河东，皆躬御戎辂；真庙亦有澶渊之行，措天下于乂安。此所谓始于勤劳，终于逸乐者也。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而至于维扬，则关陕、河北、河东失矣；自维扬退而至于江、浙，则京东、西失矣。万一有虏骑南牧，复将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航海之策，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此尤不可者。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贼来则御，俟时而奋，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杜牧所谓“上策莫如自治”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勿复为退避之计，可乎？
臣又观古者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雠之邦，鲜复遣使。岂不以衅隙既深，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耶？东晋渡江，石勒遣使于晋，元帝命焚其币，而却其使。彼遣使来，且犹却之，此何可往！假道于僣伪之国，而自取辱，无补于事，秪伤国体。金人自知罪恶之重，惧我必报，其措意为如何？而我方且卑辞重币，屈体以求之，其不推诚以见信，决矣！器币礼物，所费不赀，使轺往来，坐索士气，而又邀我以必不可从之事，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是和卒不成，而徒为此扰扰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自强之计，动辄相妨，实有所害。金人二十余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国，而终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岂真不悟哉？聊复用此，以侥幸万一，曾不知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谓“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者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勿复遣和议之使，可乎？
此二说者既定，然后择所当为者，一切以至诚之意为之，先后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仓廪实，府库充，器用备，士气振，力可有为，乃议大举，则兵虽未交，而胜负之势已决矣。
陛下勇智天锡，春秋鼎盛，欲大有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辙，断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称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不吝。盖帝王改过之道，如天地之无心，是则行，非则改，何惮之有？郦食其劝高祖铸印，以封六国之后，子房一言，则趣销之。封德彛劝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郑公一言，（则）行仁义，遂致贞观之治。无损盛德，而大功可成，岂窃窃然畏人之议己哉！陛下视建炎以来，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为是，则何以不见其效？以为非，则安可复蹈其辙？[13]臣前所陈，皆改辙之道，非循旧迹所能为也。择善而从，斟酌而行，则在（圣裁矣）。
臣以至愚极陋之质，荷陛下非常特达之知。龙飞之初，虚席以待，眷遇之礼，迈于等伦。特以志广材疏，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责，力丐罢政。无补国事，每自愧惕。违去阙庭，九更寒暑，犬马之心，何尝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远屏，不敢复与世故，刍荛之言，久不上达。近者边报警急，戎辂亲临，臣子之情，不胜愤懑，故敢冒昧，以三策为献。伏蒙圣慈特降诏书奖谕。今者又奉诏旨，咨以当世之务。而臣不量荒浅，冒进狂瞽之说，以渎天聪。昔太宗谓魏郑公为敢言，谢曰：“陛下导臣使言，不然，其敢数批逆鳞哉！”今陛下盛德过于太宗，臣虽无魏公之敢言，然展尽底蕴，亦思虑之所（极）也。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经忧患，衰病交攻，气息奄奄，日与死迫，常惧先犬马填沟壑，无（仰）以报盛德之万一。今得奉明问，摅至情，臣愿足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怜，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实天下之幸。[14]
李纲看准了宋高宗一直心存苟安乞和之意，而根本不想收复故土，其上奏的主旨是强调“改前日之辙，断而行之”，所陈“皆改辙之道，非循旧迹所能为也”。他特别强调了“勿复为退避之计”和“勿复遣和议之使”两条。
在中华古史上固然有不少两国相争，不通来使的旧例，如李纲所举晋元帝与石勒。但即使通使，以外交辅助军事，亦非断然不可行。问题在于宋高宗一直是将“遣和议之使”，作为降金苟安的一条必由之路。故李纲力主断绝此路，这表明他的见识之高超，确是非至少同意遣使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可比。尽管他已身处“衰病交攻，气息奄奄，日与死迫，常惧先犬马填沟壑”的困境，却是正论侃侃，苦口婆心，切中要害。正如他在致张浚信中所说，此奏是他“日夜念此至熟，毕情竭虑，展尽底蕴，以上此奏，亦思虑之极也”[15]。
表面上，宋高宗在七月还是下了亲笔手诏，予以嘉奖：“诏卿首陈三策，适投却敌之机；继上六条，大阐兴邦之略。意拳拳而曲折，言凛凛而高明。有发予衷，如对卿言。此乃卿精忠许国，诚节表时，虽在燕闲之中，不忘开济之事。肆披夙蕴，因致良规，省阅再三，嘉叹不已。”此手诏原文，[16]今又存于《龟溪集》卷4《赐李纲诏》，可知是参知政事沈与求为皇帝草拟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代表了沈与求对李纲的评价。但上述改弦更张的议论，且不说宋高宗，就连当时的宰相赵鼎和张浚也不能接受，张浚说：“使事兵家机权，后将辟地复土，终归于和，未可遽绝。”[17]枉费了李纲报国救民的一片苦心。李纲后在致监察御史任申先的信中，就对两回上奏的背景和主旨作了进一步说明：
淮甸警急，朝廷悟前日措置之非，决策亲临，士气颇振。比闻贼马已遂遁去，虽未能奋击，歼其丑类，然亦足少挫虏气，使不敢南渡。回思前日退避，其平居玩岁愒日，不为自强之计，良可惜也。方事之初，尝具三策以献，误蒙奖谕。数日前，又承诏旨，令条具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策来上，已具奏闻。深愧志虑浅短，无以副下问之意。辞多，未果录去，今录前所上三策，并诏书、谢表等至左右，幸一观也。[18]
绍兴五年二月，宋高宗“用明堂恩”，下令“观文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复观文殿大学士”[19]。如前所述，李纲编著《中兴至言》十篇，又于当年进呈宋高宗。他在序言中明确说：
昨者被奉诏旨，条具边防利害，虽竭愚虑，以塞清问，犹未能尽其区区所欲言者。夙夜精思，至忘寝食，谨以己见，撰成《中兴至言》十篇，辄敢缮写投进，以尘乙夜之览。……辞旨芜浅，虽不足以裨庙算之万一，亦臣之毕精竭虑，欲图报圣恩拳拳之至意也。[20]
他嫌前次长奏尚不足以尽其意，不惜“夙夜精思，至忘寝食”而写作，指望使皇帝有所感悟，但结果却又是枉费了很多心血。进入行宫，还不是成了一堆废纸。
[1] .《梁溪全集》卷30《春晓闻众禽声有感》。
[2] .李纲上奏日期见《梁溪全集》103《与宰相论捍贼札子》，李纲自称“某于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御贼马事势，陈献三策，自福州入急递投进”。《要录》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辛酉载：“及浚召入，纲因以奏疏附之，执政进呈。”此书将十一月十六日辛酉作为宰执大臣进呈之日，说李纲以此奏附张浚进呈，系误。又《中兴小纪》卷17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31之下则称此日“降诏奖之”。
[3] .《梁溪全集》卷77《陈捍御贼马奏状》，《历代名臣奏议》卷232。
[4] .《梁溪全集》卷121《与赵相公书别幅》。
[5] .《梁溪全集》103《与宰相论捍贼札子》。
[6] .《梁溪全集》卷121《与张德远枢密书别幅》。
[7] .《梁溪全集》卷77《奖谕诏书》。
[8] .《会编》卷171，《要录》卷84绍兴五年正月己酉《梁溪全集》卷77《询问边防利害诏书》。《会编》将此事系于绍兴七年，系误。
[9] .《会编》卷173。
[10] .《会编》卷172。以上诸奏，《会编》系于绍兴七年正月，《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亦载诸奏，但文字经清人篡改。前任宰执上奏时间应以《要录》注中的说明为准，《会编》系误。
[11] .《会编》卷176，《历代名臣奏议》卷90，《忠穆集》卷2《上边事善后十策》。
[12] .《会编》卷176。
[13] .“视建炎以来，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为是，则何以不见其效？以为非，则安可复蹈其辙”一句，《会编》卷172作“陛下近降亲征诏书，深悔纉成之后，措置之失，可谓盛德之举矣。然则今日措置，安可复蹈前日之辙”。
[14] .《会编》卷171，卷172，《梁溪全集》卷78《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历代名臣奏议》卷84。
[15] .《梁溪全集》卷121《与张枢密书别幅》。
[16] .《梁溪全集》卷79《亲笔诏书》，《要录》卷91绍兴五年七月壬午。
[17] .《宋史》卷28《高宗纪》。
[18] .《梁溪全集》卷121《与任世初察院书》。任世初为任申先之字，参见《梁溪漫志》卷2《北门西掖不以科第进》。另据《挥麈录余话》卷1，“靖康初，李伯纪荐任申先世初，自布衣锡对”。宋钦宗“即批出，赐进士出身”。“世初，伯雨之子也”。
[19] .《会编》卷166，《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丙戌。
[20] .《梁溪全集》卷139《〈中兴至言〉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