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虽为江南西路的方面大员，却不能不关注朝政。凭他积年的经验，深知前述“上下恬嬉”，以苟安一隅为得计的暗流，一直在小朝廷中汹涌。绍兴六年六月，发生地震。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感应迷信学说，无非是上天示谴。宋高宗不得不为此下诏，要求“内外臣庶”“各悉意以言，毋讳朕躬，毋悼后害”。李纲也乘机“列八事奏上”[1]，奏中特别提出行在迁移的问题：
臣窃闻诸道涂，车驾将有建康之幸。既降旨，以趣营缮，又具例，以敕百司，此诚甚盛之举。然日俟一日，未闻下戒行之诏，岂犹有所疑而未决邪？夫建康在东南，为形胜之地，在今日为不可不驻跸之所。臣尝条具奏闻，屡矣。天时、地利、人事，皆当舍临安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诸郡，而在临安，不在他所，而在宫禁，此无他，天意欲陛下有所迁动，避危以趋吉而已。夫怀土以安，实能败名。昔公子重耳安于齐，子犯谋醉而遣之，自齐适秦，秦伯纳诸晋，遂成霸业。今陛下久驻跸临安，踌躇未迁，无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天意何以丁宁告戒之若此。此天时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一也。临安褊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国，又有海道不测之虞。曷若建康，襟带江、湖，控引淮、浙，龙盘虎踞，自古称为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诸将重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时乘六龙，躬率六师，进临建康，则将士之气，百倍其勇，号令赏罚，皆出睿断，人人愿战，前无坚敌。与夫深居而遥制，岂可同日而语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愿陛下断自宸衷，不贰不疑，投龟而决，早降诏旨，以慰士（民）之心，庶几中兴之运，不日可致。[2]
绍兴四年冬，是赵鼎将张浚重新引入朝廷。但到绍兴六年，两人的分歧和矛盾就逐渐暴露和发展。张浚认为，“临安僻居一隅，内则易生安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但“朝论同者极鲜”[3]。可知李纲的主张与张浚相同，主张建康或临安，决不是行在设置的地点之争，其实质乃是抗金与降金之争；而“朝论同者极鲜”，正表明士大夫的多数，无非是狃于“上下恬嬉”的故习。这正是李纲十分忧心者。在众多的反对搬迁者中，最有力者是赵鼎。他提出一个折中性的方案，并得到宋高宗的同意，后于九月将“行在所”自临安府迁往平江府。[4]
李纲奏中还提及另一筑城的问题，说：
臣窃见朝廷前此数年，专以退避为策，亦不责州郡以捍守。又降诏旨，许令保据山泽以自固。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习既久，往往以修城壁为生事，建议官吏，反受罪责。如连南夫以修泉州城，委官体究；裴廪[5]以修衡州城，重加贬黜。州郡望风畏缩，无敢复议修城者。夫以偷惰苟且之习，而重之以朝廷威令，其谁敢复冒罪责，而建长久之计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壕堑颓毁湮塞，不复修矣。今与僭逆之寇，壤地相接，无数百里之远，而沿江表里数十州郡，朝廷所恃以为籓篱者，**无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贼马警急，迫摩封疆，不知何以御之？此臣之所不能晓也。[6]
李纲在此还是批评了宋廷“专以退避为策”，“偷惰苟且之习”。岳飞第二次北伐后，伪齐铤而走险，派兵进攻淮西。左相赵鼎面对虚张声势的攻势，颇为惊慌失措。他同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提出，命张俊、刘光世、杨沂中等军放弃淮西，又调发岳家军沿江而下，东援淮西，还主张皇帝将行在退回临安。右相张浚在镇江府得到确切情报，此次伪齐军的进攻并无金军配合，才得以说服皇帝，组织反击，伪齐军很快溃败。李纲得知伪齐进犯，屡次上奏，提出己策：
前日岳飞之举，我出奇也，惜乎以钱粮不继，而勾回干事军马，未能成功。今日贼马渡淮，彼出奇也，若能设策破之，则奇反在我。臣愿陛下速遣得力兵将，自淮南前来蕲、黄间，约岳飞兵相为犄角，以夹击之，期于必胜，以复陈、蔡，则淮、泗之师亦自当解，大功可成。[7]
他所主张的，其实还是其绍兴四年的旧策，行围魏救赵之计，命岳家军乘机“复陈、蔡，则淮、泗之师亦自当解”，当然是进取性的上策。但且不说宋高宗，就是最初反对岳家军东下的张浚，也改变初议，只是催促岳飞提师到江州，空跑了一个来回。尽管根本不用李纲的建策，但宋高宗还是“以纲所陈利害，切中事机，赐诏奖谕”[8]。
张浚在淮西胜利的形势下回行朝，宋高宗称“却贼之功，尽出右相之力”[9]。张浚与赵鼎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他主张废罢骄惰不战的大将刘光世，乘机进攻伪齐等，赵鼎都表示反对，双方已到不能共事的地步。左司谏陈公辅自北宋末以来，一直被指责为李纲的同党，[10]他出面劾奏赵鼎。既然措置淮西战事有得失之别，赵鼎只能求退。十二月，宋高宗遂发表赵鼎外任绍兴知府。[11]张浚逐走赵鼎，却又举荐和引入秦桧。绍兴七年正月，秦桧复出任枢密使。[12]
由于陈公辅身为谏臣，主张公论，也招致朝中的宵小辈出而寻衅，诬说他在靖康时挑动陈东率太学生伏阙上书的事件。陈公辅为此只得求退。此事自然牵连到李纲，李纲也不得不上奏求退，他说，“窃见都进奏院报，左司谏陈公辅乞去，以靖康间士庶伏阙，为人诬其鼓倡，至今犹未辨白为言”。“臣以积年往事，不敢复自辨明，至使谏臣援以求去，在臣愚分，其何敢安？”他“上疏乞奉祠”，而宋高宗“优诏不许”。[13]
在秦桧复任的同时，北方传来了宋徽宗的死耗。他不得善终，却又并不足道，但其凶耗也刺激了宋人的国耻感，特别是李纲本人，他为此上表慰问皇帝，其末段说：
恭惟皇帝陛下，备极人伦，敦崇圣孝。孺慕不忘于宵旰，深思欲见于羹墙。尝胆枕戈，夙讲奉迎之计；问安视膳，阻伸致养之诚。罹此闵艰，何以堪处？伏望为宗社之大计，副生灵之至情，少抑圣怀，俯从礼制。冀昊穹之悔祸，乘将士之奋忠。报不共戴天之雠，神人所助；建中兴复古之烈，华夏永宁。[14]
希望皇帝牢记杀父之耻，“报不共戴天之雠”，“建中兴复古之烈”。他又为此两次上奏说：
《礼经》曰：“父母之仇不与共戴天。”为匹夫而能复仇者，前史美之，况于万乘之主乎？金人不道，以其诈谋陵中国，破都城，邀两宫以北狩，而置之漠北苦寒之野，饮食、衣服、医药皆不得如意，以至此大故。此陛下不共戴天之雠也。讣音之来，既不以时，又以朝廷新有武功，始遣使回，具报凶问，皆其奸计，岂诚意哉！遣发使人奔问，讳日奉迎梓宫，在人情固不可后。然或从或违，处其度内，皆未可知。臣恐议者又以此为敌人之重，有害于吾自治自强之术，则在朝廷不得不先定其策也。
自建炎以来，为和议所误，专务退避，国势日蹙，主威日削，失天下者太半。方幸近年天启宸衷，悟和议退避之非，为治兵进讨之计，天声渐振，虏、伪震詟，将有恢复之期。傥或缘此堕其计中，小不忍以乱大谋，则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臣愿陛下顺人心，承天意，益广孝思，施之行事，枕戈尝胆，修政攘戎，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以刷中国之耻。一饮膳，一寝兴，无不以两宫大故为念，则必有合于天人之愿者矣！[15]
臣以固陋，自靖康以来，与闻国论，独持战守之策，不敢以和议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与，屡遭谤诬，仰赖圣明，曲加照察，脱身九死之滨。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闻戎辂临驻江干，将大有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万常品，顾虽衰病，尚庶几未填沟壑间，获观陛下恢复中原，摅愤千古，志愿毕矣！[16]
李纲将自己十二年来的素志和积愤，表白无遗。但对宋高宗与很多士大夫的降金乞和之初心，是否因宋徽宗之死，而真能有彻底的改变，却深以为忧，不得不先事劝诫。
宋高宗也不能说全无一时的冲动，甚至决定将全国大部兵力归岳飞指挥，以行北伐大计。但因张浚和秦桧的反对意见，又很快收回成命。因宰相张浚处置失当，使岳飞一度愤慨辞职，而从此皇帝与岳飞的裂痕也愈来愈深。值得注意者，是陈公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却出面为岳飞辩护，上奏说，“飞本粗人，凡事终少委曲”。“前此采诸人言，皆谓飞忠义可用，不应近日便敢如此。恐别无他意，只是所见有异”[17]。
张浚设法推行原议，罢刘光世兵权，却处置乖谬，结果淮西的行营左护军发生兵变，前沿部队四万余人投敌，小朝廷上笼罩了一片惶恐气氛。志大才疏的张浚因而下台，赵鼎回朝复相。
淮西之变后，李纲是很少数几个能正确对待这次事变的文臣；而在宋廷政策的转变关头，李纲又不得不对国事产生极深重的忧虞。他特别连上两奏，第一奏枚举“措置失当者五”，“深可痛惜者五”，又提出“鉴前失，以图将来者”五条，但他特别强调，“自古创业、中兴，艰难之际，叛将不能无也”。“今淮西一军数万之众，一旦叛去，固不为小变。若能应之于后，亦未足为吾害也”。“倘以一时之变，而议退避，则车驾一动，大事去矣！所谓坚圣心之守，而勿轻动，在今日为不可后也”。他特别感慨地说：
愚臣私忧过计，不识忌讳，激于忠愤，忘生触死，冒进狂瞽。然臣闻天地之变，不足为灾；人不尽言，国之大患。侍从者，献纳论思之官也；台谏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从、台谏以言为职，类皆毛举细故以塞责，所论不过簿书、资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当，至于国家大计，系社稷之安危，生灵之休戚者，初未尝闻有一言及之。陛下试察，如淮西之变，侍从、台谏之臣亦有见危纳忠，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怀禄而不敢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忧者。
臣以蠢愚，夙荷睿奖，每思竭尽心力，以报大恩。第以人微迹疏，无阶自致，遇事辄发，罪当万死。伏望圣慈哀怜孤忠，留神听览，傥有补于万分之一，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18]
末段文字说尽了自己空有“孤忠”报国的**，却不得匡世济时，而处于“人微迹疏，无阶自致”的辛酸和感恸。他所批评的侍从、台谏之臣，事实上也并非全无例外。如他的同道，时已任权礼部侍郎的陈公辅，就主张在“淮西军叛”之后，“正当镇静”，他对“回跸”临安，“深以为不可”，说“臣乡奏事，亲闻玉音，谓建康若不可居，临安又岂能保，坚断如此。但恐群臣主进者少，主退者多，则陛下不能无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则中兴之功可望”[19]。李纲的第二奏说：
今浚之罪，乃在于志广才疏，力小任重，不能谘诹良策，而专于自用，不能辑睦将帅，而轻务改移，遂致士卒携离，舍我就敌。以此罪浚，夫复何辞！若以王恢为比，咎其始造兵谋，则是因噎废食，惩羹吹韲，以细故而摇大计，恐非策之得也。
今方强虏凭陵，僭逆窥伺，国势未定，人心惊疑。若不注意治兵，以为自强之计，则何以安宗社，保生灵，固边疆，御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遂欲尽弃前日之所为，归罪于始造兵谋者。臣恐智谋之士卷舌，而不敢谈兵；忠义之臣扼腕，而无所发愤。将士解体，而不用命，州郡望风，而无坚城。陛下将谁与立国哉？且今日朝廷之势，固自若也，襟带江、淮，保据荆、襄，连接川峡。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之军，分屯要害，不下数十万人，兵未为弱。去冬败刘麟、刘猊之徒甚众，用兵未为不利。倘因淮西之变，益自惩创，审号令，明纪律，徙诸军家属于江南，以便粮饷，教战舰水军于沿江，以备不虞。姑辍进取之谋，且为固守之计，和协辑睦，静以待之，使国势渐定，人心渐安，士气渐振，乃可徐议恢复。譬犹病人调治向安，又为药饵所误，伤其正气，岂可遽欲康强哉！不察此理，经变故而亟动摇，使外寇得以乘其间隙。譬犹弈棋，前着既差，后着复错，是谓自败，欲求胜敌，不可得也。
臣顷年尝因贼马入寇淮甸，献陈愚计，以谓退避之说不可行于今。何哉？前之为寇者，金人也，利于掳掠，得所欲则还师。今之为寇者，伪齐也，利于土地，得一郡则守一郡，得一邑则守一邑。翠华退避之后，将士奔溃，贼势鸱张，将安所定止哉？误蒙采择，特降褒诏。今日之说，亦犹是也。伏望陛下坚圣心而勿动，修军政以自强，无为趣时献言者之所摇。古语曰：“临大难而不惧，圣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
夫张浚措置失当，诚有罪矣。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愿少宽假，以责来效。昔汉高祖用兵丧师，跳身走者屡矣。然卒与成功者，皆旧臣也。借使每败必逐，则张良、陈平之流，不胜其诛矣。臣前所论淮西事宜，指陈浚措置失当，非党浚者；今此论奏，亦非为浚游说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谋之喻，深恐退避讲和之议复出，以眩惑圣听，则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胆，冒昧有言，死有余罪。
臣以衰病，累请宫祠，未奉俞允，迩来犬马之疾益深，将填沟壑。已别具奏，乞骸骨，以归山林。贪恋明时，何可言喻，爱君忧国之志，虽在畎亩，岂敢弭忘！伏望陛下哀而怜之，干冒天威，无任惶惧战越之至。
他在此奏的小帖子中更重复强调：
臣契勘朝廷所恃以御敌者，将士也。新失淮西之军，将士之心未定，正当静以养之，频降诏旨，慰劳抚谕，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几士心复安。若先为退保之计，以示怯敌，臣恐诸军将士解体，人人无固守之志，为盗之招。[20]
李纲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绍兴七年“自春、夏间，所苦疮疡，久不痊愈，近因中湿，得**之疾，行步蹇缓，拜跪艰难，加以痰眩，动多遗忘”[21]。然而他所反复强调和告诫者，还是最为忧心“退避讲和之议复出”，“大事去矣！”其忠心报国之言，流自肺腑，真可谓是语重心长，而切中要害。早在绍兴六年，李纲已看出张浚的弱点，恳切致信：
窃以相公膺大任，绾重权，以图恢复大计，正宜虚己广谋，以屈群策，愿听逆耳之言，勿受逊志之语，则辅成中兴之功，不难致矣。某特荷照知，愿为直谅之友，以禆补万一。言或激切，幸冀容恕，而察其区区之心，可也。[22]
他至此又专门写信给张浚说：
然自今春阁下专任大政以来，荐进人材，调护将帅，措置边防，均理财用，皆未闻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声誉损于前时，规模爽于旧说，论中兴气象，邈未有期，不知何为而然耶？且以近日淮西叛将之事观之，官吏、军民二十余万，一朝相率而北去，将佐遇害者甚众。阁下平日信任，以为可属大事如吕祉者，被执以往，挫威辱国，中外震惊，于谁责而可乎？
纲辄不自揆，激于忧愤，上疏指陈朝廷措置失当，深可痛惜，及鉴前失，以图将来者十有五事，达于冕旒之前，情迫言切，抵忤必多。其知我者，以为见危纳忠，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其不知我者，以为出位侵官，汲黯之，又复妄发。知与不知，（是曲是直），且置是事。今日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尝为大臣，历事三朝，怀孤忠而同休戚者，苟有所见，其可缄默而不言乎！
恭惟圣上登用阁下，委任之专，听信之笃，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役，三十万众一战而溃，恕而不问。（去）春纲入觐轩墀，亲聆玉音：“张浚自富平败，始练军事。”呜呼！虽秦穆之于孟明，光武之于邓禹、冯异，何以如此！阁下所宜益务慎重，（谘）诹良策，图不世之功，以盖前愆，以报知遇，使后世称之，视古无愧。今乃以措置（失当），坐失二十万人，（使）虏、伪得之，增其气焰，此岂小变？虽圣度兼容，未以此罪阁下，天下谓何？阁下材识高（远），自任以天下之重，前无古人，而事有出于意外者。愚谓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为任之道故也。
今阁下以一人兼将相之权，总中外之任，而无与人共功名之心，软美者进，鲠谅者疏，逆耳苦口之言不闻，曲突徙薪之谋不至，变生所忽，不足怪也。
方今国势日蹙，人心弗宁，强虏凭陵，僭窃窥伺，加以旱暵为灾，财用殚竭。而阁下独斡化钧，佩天下之安危，岂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车之辙哉！因淮西之变，痛自惩创，辑睦将帅，博询众谋，唯其是之为从，幡然改图，则未必不转祸而为福也！《语》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虽古圣人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阁下诚能知措置之（多失），而图所以改之者，岂惟宗社安，而生灵蒙休，阁下永膺多福；而纲将归老于山林，亦有奠枕之安。阁下不自知其为非，而无改之之意，岂惟宗社倾危，而生灵告病；阁下之祸，可立以待；而纲虽欲退休，亦莫知税驾之所矣。安危休戚，纲与国家及阁下同之。荷照之深，敢忘忠告，以致朋友责善之义乎！纲素愚直，私忧过计，其言激切，阁下亮而恕之，非独纲之幸也，天下之幸也。[23]
李纲此份书信，真可谓“致朋友责善之义”。他虽在局外，看来可能已知张浚对岳飞淮西可能会有兵变的事先警告，置若罔闻，反而怪罪岳飞只图扩大兵权；[24]故劝他“辑睦将帅，博询众谋，唯其是之为从”，这自然也为时已晚。但当时已退闲的前宰相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说李纲“贻书于浚，痛诋其过，以副本传示远近，欲挤浚而钓奇，且示于浚不厚也”，以此证明李纲与张浚乃是“势利之交”[25]。这显然是其恶意度君子之腹。对照前引李纲的奏语，“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愿少宽假，以责来效”。“臣前所论淮西事宜，指陈浚措置失当，非党浚者；今此论奏，亦非为浚游说也”，则其本旨更明。最明显的事实，是当事人张浚不以李纲此信的严责为忤，至少是继续敬重李纲。
细味李纲上奏和书信，他尽管深知张浚“志广才疏，力小任重”，却仍希望他留任。因为他还是主张抗金，而肯定其有“爱君忧国之诚，乃心无不在王室”。[26]但淮西之变后，张浚成了众矢之的，根本不可能再留在朝廷。
然而在事实上，自称“每惟和好是念”的宋高宗，[27]淮西兵变正好成了使其表里一致，追求降金苟安的转折点；而又辅之以回朝主和的赵鼎，他与继续任枢密使的秦桧，共同主张将行在从建康府退回临安府，这实际上是推行和谈苟安政策的第一步。朝政的变故已不可扭转。赵鼎重新掌政后，力劝皇帝，减轻对张浚处分，似乎为人宽厚；但对张浚在位期间一切有利于抗金的政事，就必须“一切更改”[28]。陈公辅去年的弹劾，赵鼎也耿耿于怀，将他视为张浚一党，必欲排除出朝，[29]则反映了其气度的另一方面。
李纲不得不专门写信给赵鼎，苦口婆心地劝说，“深虑随时献说者，浸失本旨，而避退讲和之说复行，则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论者皆谓宰相还朝，必守前议，请车驾还幸平江”。“今既驻跸几年，徒以淮西叛将，遽复舍去，使虏、伪得以窥伺，非良策也”[30]。他在又一信中，也反对悲观估计国势，“朝廷累年经营恢复之计，渐有气象；而以措置一失当之故，淮西之军尽归伪境，国势稍弱”，但“退避之说，不可施于今日”，“转弱为强，以启中兴之运，有不难也”[31]。
李纲闻知“赵鼎、秦桧已协议回跸临安”[32]，又义不容已，上奏说：
臣近因上疏，论淮西事宜，尝献狂瞽，窃谓车驾不宜轻动，正当静以镇之，诸将重兵不宜抽回，正当分屯要害，益为自固之计。
臣闻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气，据地利，而不肯先退，尽人事，而不肯先屈。
今日之事，岂可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屈。果出此谋，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摇，莫有固志，士气销缩，莫有斗心。虏、伪乘之，谁为陛下坚守苦战，以御大敌者？……我退彼进，使贼马南渡，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黠吏奸氓，从而附之，虎踞鸱张。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复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顾异时噬脐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虏骑冲突，不得已而权宜避之，犹为有说，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报，兵将初无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惩往事，修军政，审号令，明赏罚，益务固守，而遽为此扰扰，弃前功，蹈后患，以自趋于祸败，岂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车驾不宜轻动，正当静以镇之者，此也。
臣以愚拙，每进狂直之言，必蒙褒纳，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故敢于艰虞之时，复进苦口逆耳之说，言或可采，愿陛下与三四大臣熟议利害，断而行之，庶几有补万一，徒能容纳而不用，无益也。……今臣以孤陋，远在千里之外，每有所闻，辄献臆说，仰裨庙谋，尚庶几于数子。伏望圣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胜幸甚。[33]
如前所述，李纲在建炎初，是主张“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如今在关中失守，襄阳又处前沿的形势下，他只能以建康作行在为上，而非临安和平江可比。[34]上引文字表明，在满朝文官中，真正具备远见卓识的大政治家，唯李纲一人而已。尽管李纲“进苦口逆耳之说”，已至无可辩驳，无以复加的地步，言之谆谆，而宋高宗、赵鼎等人却听之藐藐，而至少感觉厌烦，他们苟安一隅，退避临安的主意已定，更不论秦桧了。
史称李纲“又具防冬画一事件[35]言之，遂忤当路意”。一些台谏官起而弹劾李纲，“时江西大旱，而纲课民修城，民不以为便”。这当然是得之错误传闻，前引李纲奏已说，修洪州城，“未尝调发民户一夫，无颗粒分文敛于民者”，“并无一事一件取于民间”。然而殿中侍御史金安节、左正言李谊、右正言辛次膺却“论纲违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赐黜责”。侍御史石公揆上劾奏说：
纲妄自尊大，恣为苛扰，在江西尤无廉声。张浚初谪居福州，纲意其复用，欲以为援，所以**浚者，无所不至。近闻其置将不善，致淮西之变，势必谴责，遂贻书痛诋，传布行朝，欲以欺众取誉，为进用之计。继闻已用赵鼎，其意大沮，乃自言指陈朝廷措置失当，必有抵牾，乞行黜责，闻者窃笑。[36]
对照前引李纲奏和书信，恰好是上《论淮西军变札子》在前，而致张浚信在后，其诬罔不实，无须另辨。石公揆、金安节和辛次膺后来都有较好的政治表现，但弹劾李纲的问题上，看来不免揣摩“当路意”，而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上留下了决非光彩的记录。
事实上，李纲在江南西路的两年，一直是抱病工作，他在绍兴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致张浚信中说：
某自春夏，久苦疮疡，近复中湿，得筋挛之疾，行走蹇缓，拜跪艰难，加以痰眩，动多遗忘，忧患之余，血气凋耗，自应如此。惟滥当一路帅守之寄，深虑别致疏虞，有误国事，夙夜震惧，不遑宁处。已累具奏，愿置闲散，以（养）衰病，未蒙矜从。[37]
其上奏和信件中的类似文字不少。[38]李纲又曾在绍兴七年七月致张焘的信中说：
大抵今日士风浇薄，不知大体，而惟小廉曲谨之为务。如帅一路，当今日兵革扰攘之际，修城池，缮器甲，整军伍，理财赋，皆是合做底事。稍加意，为朝廷立家计，以备不虞，则傍缘为谤纷纷。惟端坐不事事，苟爵禄，以度岁月者，则绝口不道，往往反称誉之，以为镇静。此俗不革，欲任贤使能，以成中兴，难矣！[39]
李纲又在给陈公辅的信中说：
士大夫奔竞之风，兴讹造讪之态，尤甚于往日，变换黑白，颠倒是非，此风不除，实为中兴之害。[40]
以上两段话，虽然说在事前，却正好是对台谏官劾奏的最好回复。李纲甚至在翌年上奏时，公开对宋高宗说：
臣昨任江西安抚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郦琼之变，以己见利害，具奏以闻。误蒙圣恩，降诏奖谕，以疏中论及侍从、台谏，以谓侍从者，论思献纳之官，台谏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为职，类皆毛举细故以塞责，所论不过簿书，资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当，至于国家大计，系宗社之安危，生灵之休戚者，初未闻有一言及之。遂犯台谏之怒，厚诬丑诋，以无为有，群起而攻之。[41]
“厚诬丑诋，以无为有”，表达了十分愤懑之情。闰十月，宋高宗发表“观文殿大学士、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纲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十一月，又发表“端明殿学士、知温州李光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42]。前已交代，李纲与李光在北宋晚期已有交谊，此后也通书信。李光比李纲年长五岁，但其体力和精力却非时年五十五岁的李纲可比，李纲为此准备了一件给李光的交接公文，即今存的《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他在札子的开头说：
某窃观六朝于上流重地，必择名臣，为之帅守，使自为家计，乃能镇抚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实效，不事虚文，私窃慕之。故自到豫章以来，修筑城池，为可守计，创置营房，使兵民不相杂处，缮治器甲，修造官府、仓库，措置财赋，蓄积金谷，团结军伍，招捕盗贼，皆幸稍稍就绪。庶几古人之万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
他将所有的事项和账目都交代清楚，请“泰发到豫章日”，“稽考”。通篇文字，其实也是对台谏官们无端指责的回复。但台谏官们即使在李纲罢官后，“论李纲罪未已。初谓朝廷检举纲前后屡请宫祠，使之善去，则长恶不悛，何所忌惮”。宋高宗“乃诏言章报行”[43]，继续将此类劾奏转发李纲本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余应求“坐与李纲连姻”，也被弹劾罢官。[44]李光自称“今月十七日，到洪州交割职事讫”，应为十二月。虽然是老朋友，他对李纲也有一点不满：“今前安抚制置大使李纲却尽将本司所有金银、钱物缴献，其间官告敕牒钱等，散在诸部，实未出卖，朝廷为见数目稍多，既行下漕司，尽将应在取拨前去江州桩管，府库为之一空。”[45]然而李光后在祭文中，对李纲江南西路之政的总评价为“洪都之政，不苛不私。有如见公，只今怀思”[46]，表明他根本不认可针对李纲的劾奏。李纲大致在绍兴七年岁末离开洪州，翌年正月返回福州长乐县。[47]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此次罢官，使李纲又遭受了一次打击。依其体力和精力，固然本来就一直请求退闲，也不大可能勉力继续长期从政；真正使他遭受打击而伤心者，自然是朝政向着屈辱降金媾和的走向演变。
[1] .《要录》卷102绍兴六年六月己酉，丁巳。
[2] .《梁溪全集》卷89《应诏条陈（八）事奏状》，《历代名臣奏议》卷306。
[3] .《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宋史》卷361《张浚传》。
[4] .《要录》卷104绍兴六年八月甲辰。
[5] .按裴廪曾为北宋末李纲宣抚司幕僚，参见《会编》卷56，卷61《北记》，《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作“裴凛”，为同一人。
[6] .《梁溪全集》卷89《应诏条陈（八）事奏状》，《历代名臣奏议》卷306。
[7] .《梁溪全集》卷91《论击贼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232。
[8] .《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丁未，《梁溪全集》卷92《奖谕防秋利害诏书》，《谢奖谕表》。
[9] .《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
[10] .《会编》卷55，《要录》卷58绍兴二年九月庚辰。
[11] .《会编》卷170，《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癸亥，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朔，戊戌，壬寅，《宋史》卷360《赵鼎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2] .《要录》卷108绍兴七年正月丁亥，戊子。
[13] .《梁溪全集》卷93《再乞宫观奏状》，卷125《与张相公第十九书》（正月三十日），《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庚戌。
[14] .《梁溪全集》卷94《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15] .《梁溪全集》卷94《乞推广孝思益修军政札子》。
[16] .《梁溪全集》卷94《论建中兴之功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85，《景定建康志》卷35。
[17] .《要录》卷110绍兴七年四月壬子。
[18] .《梁溪全集》卷99《论淮西军变札子》，《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辛未。
[19] .《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辛巳。
[20] .《梁溪全集》卷100《奏陈利害札子》，《要录》卷115绍兴七年十月戊戌。
[21] .《梁溪全集》卷128《与张子公舍人书》（七月二十七日）。
[22] .《梁溪全集》卷124《与张相公第二书》（四月二十一日）。
[23] .《梁溪全集》卷126《与张相公第二十六书》（九月二日），《会编》卷199《秀水闲居录》，《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辛未。
[24] .《鄂国金佗稡编》卷7《鄂王行实编年》。
[25] .《会编》卷199，《要录》卷116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注。
[26] .《梁溪全集》卷126《与张相公第二十七书》（十二月二十一日）。
[27] .《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四月戊辰，《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28] .《朱子语类》卷131。
[29] .《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壬申，辛巳，卷115绍兴七年十月丙申，《宋史》卷360《赵鼎传》，卷379《陈公辅传》。
[30] .《梁溪全集》卷123《与赵相公第十三书》（十月初一日）。
[31] .《梁溪全集》卷123《与赵相公第十四书》（闰十月初二日）。
[32] .《要录》卷116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
[33] .《梁溪全集》卷100《奏陈车驾不宜轻动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116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
[34] .王瑞明：《李纲全集》的《前言》第13页，岳麓出版社，2004年。
[35] .参见《梁溪全集》卷101《条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状》。
[36] .《要录》卷116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绍兴二年。
[37] .《梁溪全集》卷126《与张相公第二十四书》（六月二十四日）。
[38] .参见《梁溪全集》卷98《乞宫观札子》，卷123《与赵相公第十三书》（十月一日），《与秦相公第二书》，卷128《与张子公舍人书》（七月二十七日），卷129《与张龙图第三书》。
[39] .《梁溪全集》卷128《与张子公舍人书》（七月二十七日）。
[40] .《梁溪全集》卷128《与陈国佐司谏第一书》。
[41] .《梁溪全集》卷102《论使事札子》。
[42] .《要录》卷116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丁酉。
[43] .《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癸巳，《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绍兴二年。
[44] .《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己亥。
[45] .《庄简集》卷12《乞令漕司拨还本司钱物状》。
[46] .《梁溪全集》附录三《李参政》祭文。
[47]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