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城市布雷达与海牙之间的距离只有40英里。奈梅亨离阿姆斯特丹仅55英里。然而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这些城市虽然相距很近，但却像在月球的两边一样。
布雷达和奈梅亨分别位于荷兰两个被解放的南部省份。海牙、阿姆斯特丹和荷兰其他的大型人口中心都位于仍然被德国人占领的西北部。这个地区一直在德国的控制之下，直到欧洲战争正式结束之前的四天，即1945年5月4日才获得解放。“市场花园行动”失败之后，盟军已没有兴趣立即解放荷兰的其他地区，纳粹则可以无拘束地就阿纳姆战役之前的铁路罢工和其他抵抗行动向荷兰人进行报复。
德国人在阿纳姆战胜盟军之后不久，就炸毁了鹿特丹等城市的港口，淹没了数千英亩的农田。铁路罢工的领导人被抓了起来，其中有好几个人被处死。荷兰人的一切抵抗行动，无论大小都会遭到大规模的清算。当抵抗战士伏击并重伤了荷兰党卫军的头目——残酷无情的汉斯·劳特（Hanns Rauter）后，300多名荷兰公民在德国人的报复行动中丧生。在阿姆斯特丹，29名荷兰年轻人在城市中心的一个垃圾场遭到处决，几座建筑物被烧毁。
党卫军的屠杀小分队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一直非常忙碌，他们在荷兰主要城市的街角或中心广场上不停地射杀囚犯。一个荷兰人注意到，“你可以看到他们20个人一组躺在地上，德国人把他们留在那里作为一种警告”。另一个人就他看到的那些匍匐在地的尸体写道，“你看着那些死人感到就像喝醉了一样神志恍惚。心都碎了！你心里的感受是无法形容的！”
恐怖也来到了荷兰的乡村。当四名德国士兵在荷兰中部小镇普滕附近与一群抵抗战士发生战斗之后，几百名德国士兵包围了那个村庄。600多名男性村民被抓起来送往德国的集中营，幸存的村民不足50人。妇女和儿童也被送走了，普滕的大部分房屋都被烧毁了。当一位年轻的荷兰人回到村里去寻找他的父母时，他发现的只是“冒烟的废墟和死一般的寂静”。
与他们的恐怖手段一样可怕的是纳粹往往有选择地使用它们。然而，没有人能躲过由于铁路罢工后德国人实施的食品禁运所造成的极度饥饿。在禁运之前，荷兰公民平均每天的摄取量是1300卡路里，这还不到正常饮食的一半。一个月后，平均每人每天摄取量已经降到了900卡路里。
在这个曾经繁荣的国家建立起了许多公共厨房，用能找到的那一点食物养活数百万人。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行走在乡村小道上，与农民交易或向他们乞讨。一位观察者写道，苦难的景象令人心碎，“撕裂的脚掌，沾着血迹的鞋子。有的人没有鞋子，只能用破布裹着脚”。
在20世纪最寒冷、最潮湿的一个冬季里，几乎没有煤、燃气和电。为了烹饪和取暖，荷兰人不得不到所有能想得到的地方去找到木头。公园、树林和原是一片绿荫的城市大道两旁的树木都被砍倒了。在短短三个月内，阿姆斯特丹就失去了原有的42000棵树的一半以上。桥梁的栏杆消失了，电车线上的木制栏杆也消失了。被遗弃的房屋里的搁栅、横梁和楼梯也都被拆走了。
到1944年底时，荷兰的主要城市里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他们的花园里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公园、街道和运河里堆满了垃圾，他们回家的路口竖起了沉重的混凝土墙。一位鹿特丹居民写道，黑暗和死寂弥漫其中，“被一种安静且压抑的冷漠所笼罩着，没有交通、没有工业或商业活动。学校因为没有暖气供应也关闭了。人们都待在家里，聚在一起寻求温暖；大家都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便能够保存一点正在迅速失去的能量”。1945年元旦前夕，一位荷兰人质疑1945年是“解放的一年，还是我们去死的一年”。另一位荷兰人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午夜前睡觉，很高兴这个黑色的、灾难性的一年结束了。”然而在1945年初，情况比前一年更加惨淡。1月份时，每日口粮配给降到了460卡路里，2月份降到了350卡路里。
在荷兰之外，战争即将结束。2月4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面。苏联人离柏林不到50英里了。但对于荷兰人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他们唯一想要的是找到食物。人们争抢着任何能吃的东西。在鹿特丹的一个中央厨房里，当一个装满的粥桶被人不小心泼洒在地上时，旁边站着的人马上把洒在地上的粥刮起来。甜菜和干的郁金香花苞成了餐饮的主食，虽然它们的味道很糟糕，也没有营养价值，但却能填饱肚子，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饥饿感。一位荷兰画家回忆说：“到了3月份，我们每个人都脸色苍白，仿佛凡·高一样。”
在阿纳姆附近，15岁的奥黛丽·赫本和她的母亲靠吃芜菁、郁金香根球和荨麻活了下来。赫本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试着煮草来吃，但我吃不下去。”1945年初时，她已身高5.6英尺，但体重还不到90磅。缺少食物让她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她几乎都不能走路了，更不用说跳舞了。和其他的许多荷兰公民一样，她也患有严重营养不良导致的黄疸、贫血、水肿和其他疾病。
但至少她还活着。到3月份时，她的同胞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死亡率的上升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殡仪馆无法为死者提供足够的棺材，也找不到足够的人手来埋葬尸体。全国各地的医院和教堂里堆满了消瘦的尸体。一位去了鹿特丹一个墓地的访客注意到一排“彼此紧挨躺着的干瘪尸体，大腿或小腿都没有肉了，大部分人的手臂和腿都弯曲着，紧握着双手，好像这些个可怜的家伙还在乞讨要饭吃”。
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居民写道：“我那古老、美丽而高尚的城市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在荷兰全国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但是除了一些突出的例外，在荷兰的外面似乎没有人关心这种悲惨的状况。
1944年12月底，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被召唤到伦敦参加威廉明娜女王的会议。两年前，他加入了一个荷兰皇家空军的飞行中队，眼下正在执行轰炸德国的任务，但他仍然和女王走得很近。当他被带到切斯特广场女王家的客厅时，威廉明娜从她坐着的小扶手椅上抬起头来，这位年轻的荷兰人立即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在我的经验里，这是第一次她没有站起来迎接我。”她情绪激动地说：“你听说了吗？他们死在街上了！”罗尔泽马困惑地看着她，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女王的姿态看上去很不耐烦，她重复地说着：“人们都死在街上了！”她的客人摇了摇头。正如他后来写的那样，“我在英国皇家空军中过着自我满足的生活”，完全没有意识到荷兰已成为“饥饿、恐怖和死亡的地狱”。女王不能接受他对此一无所知的现状，她坚持反复地说道：“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说过吗？”罗尔泽马为她的“恐惧和悲伤”而感到震惊，“当我们的会面结束时，我真的非常感谢上帝能让我离开了！”
他对自己国家陷入困境的不知情并不奇怪。伦敦的大多数人，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确都不了解荷兰正在遭受的饥荒。威廉明娜女王和她的首相彼得·格布兰迪决定要把国际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上。他们开始发起一场运动，要让盟军立即解放荷兰全境。不然的话，就无法及时援助他们正在挨饿的人民。
一位历史学家曾说，格布兰迪所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公共关系运作。他把荷兰放到世界地图上去了”。1944年10月，格布兰迪在伦敦找了几十位英国和外国记者，告诉他们荷兰人民正在遭受的痛苦。他的努力导致了一系列带着同情的故事的发表，其中包括在《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头写着：“‘饥荒、洪水、寒冷和黑暗……饥饿、挨冻和水深火热的人民’。彼得·格布兰迪说过，除非荷兰人在今年秋天获得解放，否则这些就将是荷兰冬天的景象。”
在向世界发出警报之后，这个小国的首相现在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说服盟军指挥官改变战略以拯救他的国家。由于盟军高层指挥官和荷兰人以及被占领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之间存在巨大的心理和文化鸿沟，他的挑战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法国总部工作的盟军官员似乎完全不了解欧洲人民正在忍受的苦难。他们住在凡尔赛五星级的特里亚农宫酒店，那是巴黎附近一个树木繁茂的地区，17世纪时曾是法国皇室奢华放纵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盟军特权的标志。他们生活在一个豪华舒适的世界里，美国香烟和牛排、苏格兰威士忌和法国香槟的供应似乎没有限制。在特里亚农宫里，戴着黑色领带的服务员在白色亚麻桌布上为他们准备了餐具，桌面上摆放着水晶高脚杯和金边盘子。一位美国将军描述在凡尔赛附近狩猎鹧鸪时说：“周围几英里内所有的农民都出来帮忙驱赶鹧鸪。”
格布兰迪在12月的时候就这个“可能是欧洲几百年来从未见过的‘灾难’……一个实际上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给盟军的最高指挥官写了信，他现在终于能在凡尔赛与艾森豪威尔会面了。艾森豪威尔同情地听完了格布兰迪说的话，但是他拒绝了首相改变盟军计划并尽快解放荷兰全境的要求。他解释说，盟军的战略必须先从“军事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来决定。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盟军能够提供给荷兰的最好服务就是尽快击败德国。这与对那些在战争早期曾想要帮助波兰或协助拯救欧洲剩余犹太人的人所给出的解释如出一辙。
艾森豪威尔也许是对的。许多军事历史学家也同意他的判断。然而毫不奇怪，犹太族的领导人、荷兰和波兰的官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对此却持怀疑态度，认为“首先击败德国”的口头禅只是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避免采取一定行动的一个便利借口。在目前的情况下，盟军内英语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安抚苏联。它一直在向西方施加压力，让盟军进攻德国以缓解已经席卷东欧并深入德国领土的苏军的压力。然而，对于荷兰人来说，盟军最高指挥部的理由尤其难以成立，因为阿纳姆失败的惨剧是导致他们国家灾难性局面的直接原因。
在一封偷运给流亡的荷兰政府的信中，一位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宣称，他和其他的荷兰公民都感到自己被抛弃并成了自私的牺牲品。他指出：“人们赞赏盟军，但人们也把他们看成是冷酷自私的人。”他补充说，一位亲英国的朋友向他大声嚷道：“让一个像我们这样古老而又文明国家的人民死去而无动于衷——我的上帝，他们怎么能这样做？”
威廉明娜女王对丘吉尔和罗斯福也作出了完全相同的个人诉求。罗斯福是荷兰移民的后裔，他曾于1942年在白宫和他在纽约州海德公园的私邸欢迎了威廉明娜女王。她在提到她对总统的访问时说：“我觉得我好像正在和一位老朋友谈话，他对荷兰的感情如此亲切。”罗斯福在1944年曾向她保证：“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国。”他们交往可能是亲切的……但他也说了，除了敦促艾森豪威尔“在德国储存食物以救济荷兰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丘吉尔对于荷兰发生的悲剧感到震惊。但他对女王说，他已经无法再对盟军的最高指挥官施加任何影响了。他补充说道：“我必须让将军来作出决定。”此前，他曾告诉他的一位的朋友，他试图“清理荷兰的混乱局面”，但“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让我干点事了”。
1945年初，生活已经变得如此凄苦的荷兰人又遭受了另一场痛苦和死亡的冲击，而这次是他们的盟友直接造成的。3月3日晚，英国皇家空军根据荷兰抵抗运动组织的情报，向海牙派出了50多架飞机，轰炸距离城市不远的一处森林中的“V2”发射场。在第一轮轰炸中，飞机错过了目标，燃烧弹和高爆炸弹投到了一英里以外的几个居民点。飞行员对他们的错误毫不知情，又对同一地点再次发动了两轮攻击。这次袭击造成5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有3000多所房屋被毁，其中一所是提供了“V2”地点情报的荷兰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家。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从荷兰来的一份报告说，由于轰炸失误造成的灾难，“老百姓已经变得对盟军怒气冲天了”。
在伦敦，荷兰的官员对此先是感到惊讶，然后感到愤怒！没有人比威廉明娜女王更为愤怒了，她对英国的军事领导人和丘吉尔本人大发脾气。这次首相没有任何借口，他和女王一样，对所谓的“屠杀荷兰人”感到愤怒！丘吉尔在发给英国皇家空军的备忘录中要求他们对这次拙劣的袭击作出“彻底的解释”。他说：“你们所做的一切不是精确且有规则地攻击那些火箭发射场，而是向那个不幸的城市投掷炸弹。你们的攻击对火箭发射场没有任何影响，但对无辜人们的生命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并引起了原本友善的人们的极大愤慨！”
英国政府对荷兰人民表示了“深深的遗憾”。据调查，向机组人员通报情况的军官混淆了目标的纵向和横向坐标。英国外交部向荷兰官员保证，那名有罪的官员已经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人实际上受到了惩罚。
丘吉尔的这番话，是他长期以来强压在心底的对近两年间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轰炸中造成巨大平民伤亡的愤慨的一次总的爆发。盟军空中轰炸目标主要是针对德国战争物资工厂和“V1”及“V2”发射场。当“D日行动”临近时，空中轰炸破坏了法国的大部分铁路网，以防止德国军队增援诺曼底海滩，这些轰炸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就铁路而言，通过对铁路线、修理厂和桥梁的严重破坏，轰炸使法国铁路的运输量减少到了正常水平的30％，极大地阻碍了敌人的行动。显然，这也不可避免地给法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盟军空军对限制这种“伤害”采取了显而易见的不在意的态度。通常在城市中心的高空就将炸弹扔了出去，而那些炸弹几乎都没有落在军事目标的附近。随着轰炸愈演愈烈，平民的伤亡也越来越多。1945年3月和4月，对巴黎铁路枢纽进行的四次轰炸造成了1100多名法国人的死亡；5月26日，对10个法国城市铁路设施的轰炸造成了近6000名法国人的伤亡。历史学家朱利安·杰克逊讽刺说到，对许多法国人而言，“英国人和美国人对轰炸法国人似乎比解放法国人干得更在行”。
空袭也常常会集中在没有真正军事价值的目标上。当美国空军轰炸法国南部城镇阿维尼翁的铁路客运站时，弗朗西斯·卡马斯“想大声尖叫——你们要杀死我们多少人才会住手？他们根本不知道一列运载德国坦克的军用列车是永远不会经过或者甚至靠近这个客运站的”。
在比利时，轰炸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工厂区，因而对邻近的工人居住的社区带来了相当大的伤害。1943年4月对安特卫普一个工厂区的轰炸造成了209名儿童和727名平民的死亡，这引发了比利时流亡政府和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强烈抗议。
丘吉尔长期以来一直向盟军的指挥官们抱怨，他认为他们对限制平民伤亡缺少关切。他在1944年5月写道：“这件事情正在变得更加糟糕！”首相驳斥了盟军最高指挥部官员声称他们已经选择了最好目标的辩解，他警告他们说：“你们正在积累起一个可怕的仇视的负担。”他告诉他的战时内阁，他“还没能完全理解我们对空中力量的使用将会采取如此残酷和无情的形式”。但是，他的反对意见却在盟军最高指挥部和罗斯福那里碰了壁。罗斯福给首相写信说，尽管他不愿意造成严重的伤亡，但他并“不准备让负责的指挥官对军事行动施加任何限制”。
当荷兰人在1944年底继续遭罪的时候，盟军尝试攻入德国，但几乎毫无结果。尽管盟军在10月份第一次越过了德国边界，但是这一年里向敌方领土推进超过几英里的每一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12月下旬，德国人企图重拾攻势，通过比利时的阿登森林对美军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在被称为“突出部之战”的战役中，德国全力发起了西线最大、最残酷的战斗。德国人的进攻最终失败了，但在失败之前，它造成了超过十万美国人的伤亡。
尽管盟军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突出部之战”战役标志着第三帝国终结的开始。1945年初，盟军重新开始东进。3月初越过了莱茵河，进入了德国的中心地带，盟军的猛攻再一次变成了万马奔腾。用里克·阿特金森的话来说：“通往德国的大门已经敞开，再也不会被关上了。”
然而，随着德国战争机器的瓦解，希特勒的强硬态度也随之变本加厉。他不但拒绝停止在自己国家里的战斗，还威胁要全面毁灭荷兰西部，那是德国人仍然掌控的西欧的最后几个地区之一（其他的地区有挪威、靠近英吉利海峡的几个法国港口和海峡群岛）。
根据希特勒的命令，第三帝国准备在“堡垒荷兰”坚持到最后，德国军队接到命令要“打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子弹”。德军指挥部下令准备炸毁所有的发电厂、煤气厂、桥梁、铁路以及对荷兰最致命的海堤。如果堤防被摧毁，荷兰在三周之内就会被水淹没，那将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
4月17日，德国人炸毁了保护北部大片肥沃农田的堤防，荷兰人见识了他们可能将面临的可怕的未来。超过50000英亩田地被淹，几十个农场和众多道路被摧毁，20多名居民因试图逃避洪水而遭枪杀。
在荷兰西部的其他地方，饥饿死亡的人数继续在上升。与此同时，新的生命像春天盛开的花朵那样出现了。一位阿姆斯特丹居民写道：“没有任何吃的东西，苦难已经触底，人已经到了漠视生命的地步。然而，我们仍然买花，把它们放在我们的房间里和窗台上。当它们在水肿患者肿胀的躯体间，在消瘦的孩子们和公园里的垃圾堆中欢乐地成长起来时，我们向它们致敬！”
由于荷兰人民的生存受到威胁，成千上万的人趋于死亡，丘吉尔终于再也无法接受盟军最高指挥部不去荷兰援助的任何借口了。在迫使盟军进行干预的努力中，他得到了一个不太可能的“帮助”——荷兰的纳粹头目阿图尔·赛斯? 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意识到纳粹统治的即将结束，并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在3月下旬通知盟军，他将允许他们向荷兰提供援助。
即便如此，盟军还得花上四个星期来准备救援行动。罗斯福4月12日在乔治亚州温泉镇突然死亡之前同意了这一计划。但他坚持要求盟军与德国人进行的任何谈判必须先得到苏联人的批准，然后才能进行紧急食品供应。而随后与苏军进行的谈判及之后与赛斯?英夸特的谈判又用去了好几天的时间。
最后，艾森豪威尔自己也对这种无谓的“拖延”不耐烦了，最高指挥官已经改变主意想马上帮助荷兰人。他敦促联合参谋总部抛弃繁文缛节，立即发起救援行动。他们最终同意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在4月24日的电报中告诉他，他们已经“决定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办”。
4月27日，在欧洲战争正式结束之前11天，在两万多荷兰人死于饥饿之后，盟军发动了英国人所称的“曼纳行动”——向荷兰大规模空运食品的行动。最初的空运是由英国皇家空军承担的，他们的飞行员一直在向上级施加压力，要加快这一进程。在一个机场，英国皇家空军的机组人员跑进了他们指挥官的办公室，高呼“荷兰人必须得到这些食物，荷兰人将得到这些食物”。
4月26日晚间，志愿者们冒着冰雹和雨水，将600多吨的面粉、咸牛肉、鸡蛋粉、咖啡、茶和巧克力及其他物品装到了在英国不同机场的263架轰炸机上。参加装运工作的人员包括刚在德国执行了轰炸任务回来的机组人员。有一位飞行员在一个食品包装上贴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给荷兰人民。请不要担心与德国的战争，它即将结束了。对我们来说，这次飞行是一个改变，不再进行轰炸。我们将会经常带来新的食品供应，请仰望天空。祝一切顺利！一个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第二天早上，轰炸机启航去完成一项对他们来说是独特的使命——拯救生命而不是结束生命。
由于在荷兰各地张贴了成千上万的布告，荷兰民众已经知道将要空投食物。当轰炸机在城市和乡村低飞掠过的时候，机组人员惊讶地看到在所有地方——红砖屋顶上、田野里、乡间小路上或是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热烈欢呼、挥动手臂的人群。一名搭乘在一架飞机上的英国记者回忆说：“一位骑在自行车上的老人挥手挥得如此热烈，以至于他差一点就摔倒了。”
在海牙，一名居民说，他和他的邻居“跑到屋外，用帽子、披肩、旗帜、床单或其他任何我们可以挥舞的东西向飞过我们街道上空的飞机挥舞。一瞬间，我们整个宁静的街道上充满了欢呼、哭泣和手舞足蹈的人群，高兴的人们甚至在屋顶上跳起舞来”。一位荷兰官员后来说道：“人们的情绪和热情是如此高涨，以致忘了他们的饥饿。”另一位荷兰官员则宣称：“如果任何事情仍然能让我们平淡的感情激动，那就是我们的朋友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刻送给我们的那些慷慨的礼物。”
空运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大约500架英国飞机和300架美国飞机空投了将近8000吨的食物。空投物资由荷兰抵抗战士和前荷兰军队成员负责进行分配。在大多数情况下，德国人遵守了不干涉物资空投和收集的协议。更重要的是，他们停止了在荷兰的所有军事行动。对于荷兰人来说，战争已经非正式结束了。一位阿姆斯特丹居民在日记中写道：“恐惧已经结束，死亡已经消失。”另一位阿姆斯特丹居民说：“我们不再与世隔绝，荷兰‘监狱’的大门被打开了。”
5月4日，在空运开始一个多星期后，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的德国指挥官正式在德国汉堡市附近的新前线总部向蒙哥马利将军投降。那天晚上9点前，荷兰抵抗广播电台的一位播音员中断了正常的节目，结结巴巴地宣布荷兰现在已正式解放了。他高声喊道：“女王万岁！胜利万岁！”
十天以来的第二次，这个国家又陷入了一片狂欢。鹿特丹一名男子回忆说：“我看到有人在街上跳舞，他们在那里蹦上蹦下。那些永远不会失态、永远不会奔跑的显贵市民，现在像男孩们一样奔来跑去，互相拥抱，把他们的帽子扔向空中。”在海牙，一位过去隐藏了两年的教师第一次冒险走到户外，加入他的邻居的庆祝活动。他在日记中写道：“看到他们让我感到震惊！有的人太瘦了，以致让我几乎认不出来……那真是可怕。在那些苍白、憔悴的脸上，喜悦在所有人的眼睛里闪耀，所有的人都为我们新生的自由而感到由衷地快乐！”
在海牙的另一个社区，当居民们从附近一个窗口传出的收音机广播中听到荷兰国歌《威廉颂》时，所有人都停止了他们的欢庆活动。这曾是德国人禁止他们演唱的歌曲。有几个人开始唱了起来，他们的声音在颤抖，更多的人加入他们一起唱道：“我是奥兰治的威廉，我身上流着荷兰的血，我将忠于我的祖国，直到死亡。”荷兰国歌是在16世纪荷兰人民进行了80年反抗西班牙、争取独立自由的战争期间诞生的。荷兰作家亨利·范·德·泽曾说，这首歌“表达了我们的祖先对自由的渴望”。几分钟后，这个庄严的气氛被打破了，街上的一架留声机开始放出《圣者的行进》乐曲。当时11岁的男孩范·德·泽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他注意到人们播放美国爵士调子的乐曲，反映出了“荷兰人对盟军的感情。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首曲子，当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乐曲的时候，人们开始跳起舞来”。
在荷兰全国各地，整个春天都在跳舞，舞曲大都是行走在荷兰街头的加拿大和英国军队带来的音乐。街角的扩音器里播放着流行歌曲《月光小夜曲》《查塔努加火车头》《白色的多佛悬崖》《不要让我陷入困境》等。士兵们在教荷兰青少年跳舞，把口香糖和糖果送给那些孩子。一位英国战地记者写道，作为回应，“人们给我们亲吻，向我们哭泣、拥抱、捶打和尖叫，直到我们浑身酸疼、疲惫不堪。荷兰人摘下了他们花园里所有的花，落在盟军车上的花雨是不会停歇的”。
然而，所有这些庆祝活动都无法掩盖荷兰整个国家正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几千人仍濒临死亡。英国军方救援行动负责人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将军在全国巡视中亲眼见证了这一点。他向英国政府报告说：“从表面来看，人民的生活状况很不幸地被证明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盟军的士兵们受到雀跃欢呼，在一个面带微笑的国家中行进。但这个景象是有欺骗性的，因为那些躺在**正在慢慢饿死的男女无法兴高采烈地走到街上挥舞旗帜。”他接着说道：“这是一个空徒四壁的国家，居住在那里的是一群忍饥挨饿——在城镇里到处可见的饿得半死的人民。”
两名刚刚抵达阿姆斯特丹的记者在他们的旅馆里被几十个消瘦的、乞讨食物的人包围了。一位接受采访的医生告诉他们，至少有30000名阿姆斯特丹居民已濒临死亡。在海牙，英国驻荷兰大使在经历了五年战争之后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他的妻子向温斯顿·丘吉尔汇报了她访问那里一家医院的情况，“婴儿的状况很悲惨。他们看上去像老人，处于一种半死半活的状态……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病例都有胃胀气，但手臂和腿部没有一点脂肪，很多人的脚在流血。”她的丈夫内维尔·布兰德（Nevile Bland）爵士补充道：“毫无疑问，营养不良是普遍现象，饥饿和半饥饿的状况普遍存在。”
尽管情况很糟糕，但最糟糕的情况已经结束了。来自英国、瑞典、瑞士和其他国家的大量医疗援助和食品，使几十万荷兰公民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恢复了健康。奥黛丽·赫本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但她的身体将终身受到战争后遗症的拖累。她的体重从来没有超过110磅，她一直忍受着“饥饿的冬天”所带来的一些健康问题。
然而，这一切都是未来的问题。眼下，她正沉浸在欣喜之中。她的哥哥亚历山大脱离了逃生者的藏匿点，而另一个被迫到德国当“工奴”的弟弟伊恩则徒步走了325英里，回到了阿纳姆的家中。她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几乎已经放弃了全部希望的时候，门铃响了起来，伊恩回来了！当然，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钱。但我们没有哀号，我们都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
自从1945年2月初哈克特回到英格兰以后，他一直关注着在荷兰发生的事情。在此期间，他花了很多时间向军队和政府的其他部门介绍在阿纳姆发生的“事件”真相以及荷兰抵抗战士、荷兰公民为挽救他和其他英国士兵的生命所做出的贡献。他的目的主要是寻求盟国对荷兰人的援助。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对于他所看到的“白厅”远离荷兰的那一切，看上去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荷兰人正在经受的巨大苦难缺乏了解而感到非常难受。
4月下旬，哈克特得到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消息，埃德和周围的地区已经解放。在他得知自己可搭乘下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货机前往荷兰后，他匆匆赶回家，将他为高·德·诺伊姐妹及其家人收集的一堆东西打包，包括一大包茶（真正的茶）、咖啡、糖罐头、衣服和其他礼物，还有家人写给在荷兰的另一群家人的珍贵信件。
当他第二天在荷兰中部的一个军用机场降落时，一辆英国军车正在等着他。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哈克特就回到了埃德镇。那天的天气与他喜悦的心情也十分相配。他三个月前离开埃德镇的时候，天气寒冷，天空一片灰暗；而现在却阳光普照，树木枝叶初生，鲜花遍野。而且，他还注意到，周围的变化比冬天离去时要深刻得多。“上一次看到这个城镇的时候，一片哀悼的阴影笼罩了整个城镇；而现在，一切都像在乡村婚礼上一样快乐”。荷兰国旗和英国国旗在商店的橱窗里交织摆放在一起。他记得大多数曾经是冷冷清清的街道，现在已经挤满了老老少少的人们。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地方一样，高声大笑，互相大喊大叫。一路上，他认出了熟悉的地标：有尖顶的教堂、他和阿姨们散步经过的房子，还有最让他难忘的邮局——他曾经和阿姨挤过德国士兵，寄出那些可能会要了阿姨命的信件。
“就像闭着眼也能找到那条路那样”，他让军车司机开车经过埃德镇的大街，转入了高·德·诺伊姐妹居住的窄街。他提着包裹走出了军车，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周围的一切。在他面前的是白色的篱笆，“我常常打开篱笆墙上的门，以致我的手指仍可以感觉到它的门闩的形状。那是一栋小房子，楼下的客厅有整齐的窗帘”。美恩阿姨站在门口，脸上带着开朗的微笑。“当她走上前来和我拥抱的时候，她的脸上并没有什么惊讶，只有幸福的闪光。当我们拥抱的时候，她的眼中饱含泪水，但又大笑了起来。”然后其他人挤了过来，安姨、高姨、玛丽、约翰等。“每个人都是又笑又哭，并不停地说话”（正如英国救济官员加洛韦将军所指出的那样，乡镇在饥荒方面比在城市里的人受苦要少一些。尽管哈克特离开她们的时候她们的身体已经非常单薄，但德·诺伊姐妹们并没有像其他许多荷兰人那样挨饿。—— 作者注）。
哈克特在他的包裹里翻找起来，取出了咖啡，美恩阿姨立刻把它拿到厨房去了。不久，他们就都坐在厨房的大桌子旁品尝起咖啡来了。哈克特还是用他几个月前用过的杯子喝着咖啡，分享着他带来的一块不大的蛋糕。
他问她们：“你们听到我的消息了吗？你们听到过‘灰鹅’吗？”
安姨回答说：“听到过三次。我们真是太高兴，太感激上帝了！”紧接着一阵笑声。美恩姨妈说道：“我们每次都围着桌子跳舞。噢，亲爱的！我真希望你能看到我们。”
对于哈克特来说，那天剩下的时间过得非常快乐。他像一个小男孩，仔细探索了整座房子，一切都一如既往，一尘不染。他注意到的唯一区别是收音机的位置。以前它一直被藏在柜子的后面，现在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在楼上的楼梯上，他掀开地毯，看到了下面的暗门，然后爬进了这个家庭为了保护他不被德国人抓去而建立的庇护所。在谷仓里，他拿起了他曾用来砍木头的斧子和锯子，再次感觉到了“手上的寒气，闻到了新鲜的松木屑”。
几分钟之内，哈克特回来的消息就传遍了埃德镇，一批批人群赶来看望他，包括带领他们全家做礼拜的牧师、治疗他伤口的荷兰医生、帮助他逃跑的抵抗运动成员。哈克特记得：“我们又一次一起坐下来吃晚餐，然后一起读圣经。一切都像以前一样，但不知怎的我感觉好了一百倍。”
曾经有一次，他注意到美恩阿姨专注地看着他那件漂亮的伞兵制服。他问道：“你在想什么？”她回答说：“我有这样一个愿望，它真的就这样冒出来了。当然，我不能告诉你。不然的话，它就不会实现了。”
哈克特记得，四个月前在家庭小小的除夕庆祝活动中，美恩阿姨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应该希望“在新的一年得到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她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盯着哈克特和他穿的那件黑色外套。哈克特回忆道，就在那一刻， “她抬起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她带着歉意微微一笑，似乎做了什么错事被人发现了那样，把目光转向了别处”。
现在，在这个可爱的春夜，他握住了她的手。他说：“我想我知道你在那时想要的是什么。那就是要我穿着制服回到你的身边，而那就意味着所有的一切。”
她笑了：“是的，当时就是那样想的。而你现在就在这里。”
那天晚上，哈克特安睡在楼上熟悉的小卧室里，与他在那所房子里找到的爱和安全的宝贵标志待在一起：蕾丝挂帘、**整洁的白色床罩和墙上的“睡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