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 六月十一日
下午 六时三十五分
这些日子里，少校一直在思念法兰西。他并不把自己看成上海人。这儿有些欧洲人早已忘记自己的故乡，他们早已归化上海。无论这些人不久前在哪里登上船，他们一下船，就加入一个新的族群——白种上海人。这也难怪，他们从前一无所有，在上海发大财，在上海置下产业，结婚生子，难道不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老家？
萨尔礼一度也想在亚洲安个家，可他的科西嘉妻子无法忍受亚洲的潮湿空气，带着孩子坐上从西贡回马赛的邮轮。他没有去找个中国情妇，他宁可一年一度坐船回国度假。与他不同，巴台士领事却把整个家都安在上海，虽然领事的职务调动比警察部门更频繁。
傍晚，少校坐在领事官邸的书房里。落地窗外是整排的大阳台，从阳台雕花的栏杆间可以望见房子背后的大片草地。惊叫声在梧桐树梢回**。巴台士领事站起身来伸头张望。在草坪和沿围墙种植的树丛之间，小男孩摔倒在脚踏车旁，趴着一动不动。尖叫声是从站在草坪边椅子上的女孩嘴里发出的，她在那只黑漆斑驳的铸铁椅上摇摇晃晃，一条腿跨过弧形的椅背。地上的小男孩扭动起来，双腿艰难地想要从那堆橡胶和铁管的迷宫中逃出来。
“他们带来所有的口供。”少校继续说着。按照惯例，他正在把警务处政治部最近收集到的情报向巴台士领事简略陈述。
是那个穿中山装的南京学者（他自称是教授）带来的报告。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口供，然后是其他来源的相关情报汇总分析。在最后一页文件的底部，署名看起来像是一个研究机构。看起来他们像是一群读书人，像是那种从中国腹地成百上千涌向沿江沿海口岸城市的年轻人。野心勃勃，接受一位中年教授的领导。南京大量招募这种年轻人，各种研习班、社团、学社。是的，在他们递给他的名片上，有个古怪的名称。少校居然想不起那个名字，研究所？调研会？他再次看看桌上那份报告。
“到最后，他总算开口说话。”
穿着中山装的教授告诉少校。他的眼睛在镜片背后闪烁不定，像是个羞怯的大学教授。
“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中国人来解决，你们毕竟是客人，客人们总是心慈手软。说到底，你们总是要回去的么，总还是有租约的么。”羞怯的大学教授忽然豪放起来，哈哈大笑，以证明他自己的确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南京的研究小组最终得出结论，这位彼得洛夫·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Petroff Alexis Alexeievitch）先生（法租界警务处档案登记为勃兰特先生，政治部指纹档案编号2578），并不是——像他自称的那样，一个39岁的德国贸易商。他在薛华立路的审讯室里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南京坚持要把他引渡到龙华警备监狱，随后又转送往南京军人监狱。萨尔礼认为领事不想知道勃兰特先生在那里的遭遇，他自己也不想知道。听说那里有一种巨大的铁制台钳，他们让你跪在那里，把脑袋塞到铁钳中间，每转动三次齿轮，铁钳就会向内挤压一公分。
口供一共做过四次。勃兰特先生相当得体地应付这个局面。他的每一次口供都很完整，而且自成体系。每一次都是全部、完整地推翻上一次的供词。审讯者很容易产生错觉，每一份口供笔录都会被当成真正的突破。萨尔礼相信最后一次口供仍未触及勃兰特知识结构的中心地带。他甚至不敢保证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他的真名。但这无关紧要，哪个才是自己的真名，恐怕连他们也搞不清楚。
不管怎样说，情报本身的价值还是无与伦比。它决定性地证实，上海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火药桶。从勃兰特的公寓里搜出大量银行文件和存折，巡捕房的会计师后来向萨尔礼报告说：“总数相当于七十三万零八千二百块银元。”
银行文件证明勃兰特账户的银钱往来极其频繁，但奇怪的是，缺乏相应的贸易文件。对顽固的勃兰特先生，这是个致命弱点。他既说不清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也说不清他们从勃兰特账户出去之后，又进到谁的腰包。要知道，这些钱够买下一整幢大厦。勃兰特先是声称他代表一家注册在汉堡的德国洋行，打算在香港或上海购买地产，作为该洋行开辟亚洲事业的第一个重大举措。
在南京，勃兰特先生不断改变供词，起初是鸦片，然后又是军火。第三次录口供时——萨尔礼假定这是审讯者第十次转动台钳的齿轮——勃兰特供认，他的那家德国洋行本身也是一家莫斯科贸易公司不为人知的子公司。自从列宁同志发现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仍需通过国际贸易（这一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来采购到足够的粮食，莫斯科一夜之间开办了大量这样的公司。
南京的研究小组并不接受这个解释。勃兰特先生不知道，实际上法租界巡捕房从不贸然逮捕外国商人。他们从两个渠道证实这位德国商人的复杂背景（后来勃兰特承认他的父亲出生于莫斯科，母亲才是地地道道的柏林人）。设置在河内的法国保安局对当地的激进分子突然袭击，意外获得勃兰特在上海的通信地址。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一开始还以为勃兰特是泛太平洋工会联盟的召集人。其后不久，国民党在江西省某个县城发动了一次不太成功的军事行动。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还来不及销毁文件就匆匆转移。文件中提供的线索使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江西省城展开一连串搜捕，有人在临刑前终于崩溃，供出一两个上海的银行账户。
根据南京送来的口供笔录，在最后一次供述中，勃兰特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在上海新成立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机构将会领导整个亚洲地区的共产运动。人员、策略，以及——更重要的，金钱，都会从这个机构散发。萨尔礼少校并不十分信任这份供述。它在行文上过分讲究，逻辑相当完美，它更像是一部精心构思之作，或者说，是一份伪装成素材的精致作品，它不断展现出一种貌似草稿的风格，有时语气迟疑，有时突然推翻之前的叙述，大段地涂抹，另起一行，再涂抹，然而关键之处却言简意赅。
尽管勃兰特案卷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在一点上，参与其事的各方都认为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眼前，那是一个共同的敌人，有计划，有资金，而且组织严密。显然，欧洲（尤其是德国）的运动陷入低潮以后，他们就已调整策略，如今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在东方，而埋下炸药，引爆，彻底摧毁这一链环的最佳位置正是在上海。因为它是全亚洲最复杂、最难以管理的城市。
萨尔礼少校与巴台士领事私下讨论时，一致认为也许最好的引爆地点就在法租界。对于租界里一小部分白人——主要是地产投机商人——的想法，领事先生暂时保持中立。但他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前不久有一封巴黎外交部的私人信件通过外交邮袋传递到他手里。在信中，有人用清晰的方式告诉他，外交部希望上海租界当局能够挖掘出一两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实，以配合正在愈演愈烈的法苏争端。两国之间的冲突正在从贸易领域扩展到各个方面。
少校脑子里有一根想象之线，正在把最近发生的几起刺杀案件，与一个在亚洲各地贩卖军火的私人公司，以及一位租界里的业余摄影师串到一起。有情报表明，暗杀集团的首领显然具有苏联背景。他觉得机遇之神在朝他耸肩挤眼睛。
这机会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个薛维世——这个摄影师竟然是他的故人之子。大战期间，薛的父亲和萨尔礼少校在海外军团的同一个连队里服役。那年夏天，他们在潮湿泥泞的战壕里不断抽着少校喜欢的烟斗。薛的父亲喜欢拍照，少校至今还保存有一两张他拍的照片。冬天时他朋友的散兵坑被一颗炮弹击中。他几乎完全忘记这个朋友，直到巡捕房保甲处送来一堆照片。马龙班长事先对这些照片做过挑拣，马龙告诉他这个小薛有一些下流的嗜好。
马龙班长不可能认得出照片上的人，拍照时少校还很年轻，而且衣衫褴褛。夏季军服的袖子被他整个撕下来，那时候战壕里所有人都这么干，因为长期浸泡在汗水里，腋下的皮肤会腐烂发臭。
他没有把这些事告诉领事，部分是由于这中间包含一些纯粹的私人事务，主要原因在于，此刻他的想法还处在尚未成形的模糊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