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下午 四时二十五分
南京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群普通罪犯。他们说，事关风格，共产党的地下行动组织绝不会如此行事。在这上头，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发言权。在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们自认为是专家。研究小组里几位主要的分析人员，大都对此有亲身体验。他们中有好多人都是从那所学校毕业的，简单说，他们曾是共产党分子，现在则是共产党的叛徒。
这一点，恰恰成为少校抨击南京小组的理由。此刻他置身于一个小型的多方会议中。开会地点在公董局官邸，坐落于法租界西部树荫如穹的毕勋路[1]上。会议之所以在这所名义属于私人的宅邸举行，纯粹是想让它在形式上显得更加不拘一格。会议是以巴台士领事的名义召集的（虽然他没有坐在会议桌上），他本人也是公董局总董。自从一八六五年圣马塞兰的白兰尼子爵[2]在巡捕房领导权问题上与公董局发生冲突以来，这两个职位一向由同一个人担任。当时白兰尼子爵宣布停止现任包括总董在内的五位公董职务，并派巡捕包围公董局。事情一直闹到巴黎的外交部，那几名被关押的董事是在付出十万法郎保金之后才被释放的，那是在三天以后。外交部后来还专门成立善后委员会，以帮助上海租界恢复正常管理。从那以后，薛华立路总巡捕房就被置于驻上海总领事的牢牢控制之下，它的几位主要负责长官向来都必须是领事本人最信得过的人。
“也许诸位是不想让人把共产党组织想得太坏吧，总不能像个犯罪团伙吧？毕竟，那像是青春岁月的**……哈哈……”少校当然是在挖苦这些前共产党的“反共专家”。他对这小组的成员做过一番调查。租界外国商团的总司令毕沙上校也跟着大笑起来，在目前的讨论中，他——还有同样出席会议的马丁，全都无条件支持萨尔礼少校的观点。多年以来，租界里大部分白人（尤其是有权有势的商人们）对国共两党的争斗啧有烦言。游行示威和罢工早已让市面混乱不堪，要是再加上这种准军事行动，城市游击战，繁荣的租界早晚会被炸成一堆烂砖块。也许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通过让上海变成一个……
窗外院子里响起汽车喇叭声，领事夫人正准备外出。心情好时，巴台士领事会告诉少校，这座房子里有三位美女。前两位——当然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啦。最后一位少校差点猜错，幸亏他不至于凑趣到（或者扫兴到）要让自己抢先说出来。不是，不是水池里那尊半裸的大理石雕像，领事说的是花园里那个折成一道弯的小水池。水池的两端比较窄，中间弯折的地方很宽，像是她的美丽臀部。萨尔礼认为领事欣赏女人的口味更倾向于传统。这样说来，那个在岬角岸边上垂向池水中央的巨大樟树，岂不就像个老色鬼？有一根树枝恰好指向雕像的**部位呢。
“上海的帮会里传来好几份情报……”南京研究小组的曾先生还在坚持他的观点。
“青帮和你们一样，从来都是共产党的敌人。”
“你们也是！”南京专家反驳道。
“的确如此——也许在上海的防止赤化问题上，我们该多负点责任，不能太依赖国民政府。”少校应当感谢科西嘉人善于狡辩的天性，他让南京的这帮学者暂居下风。
“你们思想陈旧，太相信武力，完全不懂得管理城市，把国家政策当作党派政治的报复工具。我听说江西的群众把你们一个师长的头颅放在竹筏上，顺着赣江漂进县城，你们就在南京和上海的监狱里枪毙一批共产党……”萨尔礼少校阅读中文报纸，租界里很少有像他那样的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想法有真正兴趣。他记得那篇报道的标题是——《江声无语载元归》。
“……上海可以成为你们国家的模范，现代城市的模范，法治社会的模范。”对少校这番哲学思考，只有代表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观察家布里南先生表示赞赏。他的眼神倦怠而又悲伤，但他还是在负责任地倾听。
“上海的混乱形势完全是你们的短视、你们的姑息造成的，你们只晓得赚中国人的钱。所有这些混乱都是因为你们在租界里限制中国政府的行动。共产党把它的中央局都设在上海，就是因为你们保护他们！”这是南京小组成员里一个愤愤不平的年轻人。
“……国父的三民主义是现阶段中国所有问题的最好答案！现在正是要求国民党实施铁腕的训政时期。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管好这座城市的……也许要等到‘大上海计划’成功的那天……”他有些气馁。
这些讨论是偏离会议主题的，这些问题应该交给伦敦或巴黎——甚至南京的政客，马丁少校认为大家应当围绕具体事务展开讨论。南京研究小组的曾先生提出，他们的人员假如能在租界里获得更多行动自由，将给目前的情报交换机制带来更多效率。
马丁和萨尔礼代表两个租界的管理当局，对南京研究小组在持有枪支、无线电频率、特殊汽车牌照以及行动机构场所等问题上作出恰当的承诺。“但你们无权在租界范围内对任何人实施抓捕。”萨尔礼少校强调说。
正是在这点上，会议的气氛开始有所改变。抽象的哲学辩论很容易演变成互相指责抱怨，就事论事的讨价还价却往往可以成为真正的合作起点。南京小组的首席发言人曾先生认为，原先那种提出名单由巡捕房实施逮捕的设计常常导致错失最好的审问时机，他提出一种事后报备的妥协方案。当然，最终获得的情报将由各方共享。但萨尔礼少校说，绝不允许破坏租界既有的司法管辖制度，一旦南京方面擅自行动，他无法保证法租界巡捕不会把该类活动视为形同绑架。
在陷入一阵沉默之后，马丁少校出来打圆场。他首先承认在处理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上，南京小组有他们的长处。他狡猾地说：“我们不妨对这类行动换一种定义，它既不是逮捕，也不是绑架。在某种情况下，南京研究小组和善地约请一两个当事人到驻地商讨一些问题，假如现场目击者一致认为其中并无胁迫强制，假如事先——或者事后租界警务处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得到一些合理的解释，假如讨论的结果将会完全以书面形式提供给警务处，假如在一定时限内（比如四十八小时内），这个被请到南京小组驻地的当事人会被转交给巡捕房加以看管，以后也会循由合法的提审、审判或引渡程序来处理，那也并无不可。”
萨尔礼少校坚持所有的审问都必须在巡捕房派出的观察人员监视之下。再次妥协的结论是，一旦南京小组把行动完全告知巡捕房，巡捕房就将派出观察人员，而清晰的告知必须最迟在事发二十四小时内用书面形式交到租界警务处的政治部办公室里。也就是说，在那二十四小时内，南京小组可以尽情与当事人就某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和善地商讨。
“那么——此刻你最热切想要约会的对象是谁呢？”萨尔礼少校用这句话来结束上述讨论，语带玩笑，意在抚慰对方。
曾先生显然同其他中国人不一样，他确实有幽默感，不像别的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常常显得太过严肃。他的回答是：“根据之前的讨论，我们将会在邀请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告诉他们的家长。”
“那都够得上怀孕的时间啦。”毕沙司令欢乐地叫起来。
等到南京研究小组成员列队鱼贯走出临时会议室（这是二楼大客厅旁边的一间侧室），等到这五个相貌颇有几分学者风度的中国人穿过露台，从直通草坪的室外楼梯走下去，等到那辆黑色的大轿车开出大门，马丁少校高声喊道：“上帝，难道开个会他们也得派出那么多人么？难道中国真有那么多人？”
中国人离开之后，巴台士领事才出现在会议室里。在这一小块地方，他的地位相当于总督。这项职务要求他必须超脱于具体事务之外。他把一份刚刚由秘书撰写完成的备忘录递给布里南先生，请他转交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先生。备忘录是根据萨尔礼少校的建议写成的。
“我们得到一些可靠情报，证实各位之前讨论中的这个地下组织，目前正在采购一种杀伤力更大的军火。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尚未完全掌握。显然它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证实此前我们的猜想是正确的：上海正在日益变成国共两党互相报复争斗的战场。这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法国政府根据现有政策，正在着手准备从河内增调军队来上海，以应付此地的复杂形势。我们也希望其他与上海租界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欧洲政府做出同样决定。”少校的这番话主要是说给座中那位情欲旺盛的布里南小子听的。他是英国外交部的官方观察员，如果他可以让租界商人的老婆欲仙欲死，他也不妨替先生们卖点力气呀。
“还有那个‘大上海计划’……”毕沙司令喃喃说道。租界里很多白人认为，这一计划会严重损害各国在上海的利益。实际上，少校心里明白，“大上海计划”真正损害的将会是外国地产商的利益。长久以来，欧洲投机商（近来美国财团也参与其中）总是在上海的西面和南面购买地皮。他们不断买入，等待时机炒高价格，出售，然后再去买入更西面更南面的地皮。南京政府宣布的“大上海计划”却把市政中心设计在上海的东北部。按照蓝图，他们将在闸北和江湾建造政府大楼、大学，甚至实验小学、体育场，开辟道路，配造公共设施，让城市商业活动在荒地中繁荣起来，未来的居民将会去那购置住宅。到时候，租界地产商斥巨资囤积的西南部地皮会无人问津，连本钱都收不回。不光是投机商，也不光是银行，整个利益链将会断裂。
“东京不断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他们一直都想扩大在本地的势力范围。公共租界的日本商人越来越不安分，这半年里，巡捕房老是在处理中日居民当街斗殴事件。”马丁少校提出新说法。
“他们要是有办法，我不反对多看到几个日本兵。你说这帮家伙脑袋后面那块破布是干什么用的？”毕沙司令转头问马丁。
“只是怕被人砍脖子，只是怕被人砍脖子。他们喜欢砍脖子。”马丁竖着手掌，往半空中一挥。
“那是明治军队跟我们北非军团学的。我听说天皇找人拿来各国军帽，一眼就相中这个。他可不管日本有没有沙漠，有没有能把人皮肤烤裂开的太阳。他觉得这种帽子跟早些年武士斗笠后挂的帘子差不多。而且那不是一块，那是两块，那是两块护身符。”萨尔礼少校喜欢阅读文件，手里掌握着各式各样的情报。
“我看这些本州岛农民还算老实。”毕沙司令评论道，“也许让上海变成一个自由市，是个明智的选择。”萨尔礼少校觉得他的说法很粗鲁，很像那帮正在大肆收购租界四周农地的投机商人。在他看来，制定政策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此刻不妨先向上海增派驻军。夕阳照在窗外的水池上，水面微微颤动，如同全身涂抹金粉的肚皮舞女。
[1] Route Pichon，今汾阳路。
[2] M. Brenier de Montmorant，曾任法国驻沪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