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多年前，地球的另一半，巴黎郊外，“沿着林荫大道径直走到谢曼韦街，通过这条街登上梅尼尔蒙丹高地，随后踏上穿过葡萄园和草地的小径”，有一个孤独的**得不加任何掩饰的灵魂在徘徊游**，他不时地停下来凝神观察绿茵草地上的一花一草，沉醉在大自然给予他的动人心弦的美感之中。而树上叶子的部分凋落所呈现的荒凉感，又引起他极度敏感的思绪无穷尽的遐想，他不无叹息地自问：“我来到世上走了一遭，可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生来就是为了生活的，我还不曾生活过就将死去。至少这不是我的过错。创造我的上苍啊，我虽则因世人不许而未能对你作出善举，但我至少可以把我那被愚弄的良好愿望、那健康但未得好果的情感以及在那班人的蔑视中经受了考验的耐心作为贡品奉狱给你。”子是，就有了《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这个**的不加任何掩饰的灵魂便是卢梭，在他生命的尾声，“像一只衰老的、悲鸣着的夜莺在寂寥的林中发出低低的吟唱”。虽然是李命尾声的吟唱，却蕴藏着对生命、对自然一、对信仰、对社会、对儿童、对爱情的无与伦比的热情，这是我的感觉，从他那绝望的、愤然的、率直的、弃世的言词中我却感觉到了幻想、爱情、优美和追求。所以我想，托尔斯泰要称他：“卢梭是不老的。”尽管他在世时见弃于世人，然而他死后，人们在他洁白的墓石上刻上：“自然之子、真理之子长眠于此。”并耳毫不夸张地说．“卢梭开始了一个时代。”（歌德语）

对于卢梭的一生来说，是一出悲剧，面也正是他所受的一切苦难促使了他的哲学上的文学上的奇特与成功，所以他的晚年的朋友贝纳丹．德．圣皮埃尔说：“这些苦难组成了他的幸福。”

“我天生就是为了如此生活的。”卢梭自己说。

“我在世上落得孤零零的了，除了我白己，再没有兄弟、邻人、朋友、社会。人类最最交谊、最重感情的人被众人一致缤弃了。”这便是卢梭悲剧中最巨大的痛苦。他的热情，他的率直，他的幻想遭到了一连串的打击以至破灭，他的敏感的天性及可怕的想象力把他带到了几乎疯狂的边缘，于是他走进了一个极端，他怀疑几乎所有跟他接近的人，并与大多数朋友绝了交，他投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之中。“我在这个世界上万事俱休了：再没有谁能够对我行善或加害。在这个世界上我一无所求，也无所畏惧了。我在这深渊底倒落得清静自在，虽然不幸、倒霉，却和上帝一样超逸！”“既然我只能从自身中寻求慰藉、希冀与安宁，我没有必要、也无意为自己身外之物去劳神费力。我正是在这种境界中，继续着我先前称为忏悔的这一严肃而诚恳的自省。我把最后的闲暇奉献给了对我自己的研究，提前准备不久将要作的自我总结。让我们全身心地沉入与我的灵魂交谈的温馨之中吧。这是旁人唯一不能从我身上夺走的。”我以为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在剖析自己的灵魂这一点上像卢梭这般的真诚与直率，因此每读一遍他的《遐想》，都觉得它在以新的方式使你激动，因为从中你不得不发出对良己灵魂的严肃叩问！“我见过许多言谈远比我博学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哲学真可以说跟他们本人是无缘的。他们研究人性，是为了高谈阔论，而不是为了认识自我；他们致力于教育别人，却从不启迪自己的内心……”卢梭对他人的责难虽近于苛求，然而难道你不感觉到在他面前问心有愧吗？

“如果我只犯有一桩罪行，就是不像我的同时代人那样虚伪和不讲信义，那么，在他们眼里，我就是恶毒和面目狰狞的。”人们常常说僧恨虚伪，但在生活中却不得不常常使用虚伪，人们常常摆出崇尚信义的高雅，但在生活中却往往背信弃义。人们说，因为要在社会中生存得好些，这确实无可非议，情有可原。然而卢梭不，他宁愿让人看作是恶毒和面目狰狞的，却坚决摒弃虚伪，格守信义，他是“自取灭亡”！卢梭的一句簌言：“献身于真理”，在他那个时代里就遭到无情的讥讽。“我曾经定下了这一条座右铭，它使我应该比任何人更加严格地只说真话。在任何场合为此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和癖好：睡木够，还必须为此献出自己的弱点和腼腆的夭性，在任何场合都必须有讲真话．的胆识和力量。对任何献身于真理的人来说，他的嘴和笔都容不得任何虚构和无相之谈。”卢梭为了他十几岁时不得已撒过的一个谎话而痛苦了整整一辈子，直到生命的尾声，他决定宁可面临痛苦折磨，而不愿以擞谎来回避：“不管三七二十一，永远要真实，正义本身存在于事情的真实之中，说谎总是不公道的，错误总是骗人的，因为你给予的按常规是不应该做和不应该信的东西。无论从真话中产生什么效果，只要你讲了真话，就是无可指摘的。”

卢梭的不见容于世是可想而知的了，**灵魂在世上同**肉体一样被当作下残与无耻的，尽管肉体与灵魂都是真实地存在着的。

《遐想》中并不都是残酷的自剖与绝望的自蓄，也有对大自然的抚爱，对爱情的澳忆，对球乐的幻想，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录他以上的那些话，我觉得作为如今被人称之为“作家”的我，这些对于我来说显得触目惊心的重要！由此我想起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位与卢梭颇相似的孤狄者，他就是投泪罗江而死的楚大夫屈原，他有一篇惊世骇俗的“天间”！

有人说，命运的悲剧往往是性格的龚剧，确实，试想，倘若卢梭不那么率真，不那么太胆，不那么多疑，不那么尖刻，倘若卢梭稍微圆通一点，稍微宽和一点，稍微理智一点呢？也许……然而，性格难道仅仅是天生的吗？社会是不是应’该负担一些责任？能不能说性格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的悲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