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流浪儿差不多构成一个阶层。也可以说，哪个阶层也不要。
流浪儿(gamin)这个词，直到1834年才初次印成文字，从大众语言进入文学语言。那是出现在一本题名为《无赖汉克罗德》的大书里，[71]当即引起轰动。这个词也就得到认可了。
流浪儿之间赢得敬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我们认识并与之交往的流浪儿中，有的特别受到尊敬和钦佩。其中一个是因为见过有人从圣母院的钟楼顶摔下来，另一个是因为钻进残废军人院的后院，从暂时存放在那儿的大圆顶的塑像身上“抠”了一块铅，第三个是因为见过一辆驿车翻车，还有一个是因为“认识”一个险些打瞎一位绅士眼睛的士兵。
这就是为什么巴黎流浪儿动不动就嚷一句：“上帝的上帝!我真倒霉!都没见过有人从六楼摔下来!”(“我真”被说成“我整”，“六楼”被说成“流楼”)这种含义深刻的感叹，那些俗物听不懂，只能笑一笑。
当然，乡下人也能出语惊人：“我说老爹，您老婆害病死了，您干吗不去请医生呢？”“有什么办法呢，先生，我们这些穷人，自己死自己的就是了。”如果说这句话完全表明了乡下人那种揶揄的消极态度，那么下面这句话则完全包含郊区孩子自由思想的无政府状态。一名死刑犯在囚车里听忏悔师说教，巴黎的孩子就嚷道：“他还跟狗教士说话!哼!这个胆小鬼!”
在宗教事务上胆大妄为，能提高流浪儿的声望。保持极强的个性非常重要。
去看处决犯人是一种天职。他们指着断头台，又说又笑，给那些死囚起了各种各样的绰号：喝光的菜汤、咕哝鬼、蓝天(升天)妈妈、最后一口等等。那种热闹场面，他们怎么也不愿漏掉，都纷纷爬上墙头，上阳台，上树，钩住铁栅栏，搂住烟囱。流浪儿天生是水手，也天生是盖瓦匠。在他们看来，上房顶并不比爬桅杆可怕。什么节日也不如河滩广场热闹。桑松和蒙泰斯神甫的名字的确妇孺皆知。对于要处决的犯人，他们用嘘声为其鼓劲儿，有时也发出赞美声。拉斯奈尔[72]当年就是流浪儿，他在目睹悍匪都屯勇敢就刑时，说过这样一句预示未来的话：“看着真叫我眼红。”流浪儿不知伏尔泰为何人，却都了解巴巴乌瓦[73]。他们把“政客”和杀人犯混为一谈。所有死刑犯临刑时的装束，大家都口耳相传。他们知道托勒龙头戴一顶炉工帽，阿夫里尔头戴水獭鸭舌帽，卢威尔头戴圆帽，老德拉波特是个秃头，没戴帽子，卡斯坦皮肤鲜红，非常好看，博里斯留着浪漫派的山羊小胡，若望-马尔丹还穿着有吊带的裤子，勒库弗勒还同母亲吵嘴。“别再相互埋怨啦!”有个流浪儿冲他们嚷了一句。另外一个人要看德巴克经过，因为挤在人群中个子太矮，瞧见河沿的路灯杆，便要爬上去。旁边一名站岗的警察皱起眉头。“让我上去吧，警察先生!”那孩子说，为了打动那执法官，他又赶紧补充一句，“我不会摔下来的。”“我管你摔不摔下来呢，”那警察回答。
在流浪儿中间，一桩令人难忘的意外极受重视。一个人割了一道深口子，如果“伤到骨头”，那么受人尊敬的程度就会达到顶峰。
拳头也是令人敬畏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流浪儿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哼，我这可够有劲儿的!”左撇子特别受人羡慕。对眼也会得到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