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期表面上风平浪静，而暗中却激**着一股革命潮流。来自1789年和1792年幽谷的气流，又吹回到空中。青年一代，请允许我们使用这个字眼，正在“蜕变”。他们几乎毫无觉察，就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改变了。表盘上行走的时针，也在心灵里行走。每人都不可避免地迈出前进的脚步。保王党人变成自由派，而自由派则变成民主派。
那就像一次大海潮，只见无数浪涛起落流转，而浪涛起落流转的特点就是大交汇，那便是蔚为奇观的思想大汇合：人们同时崇拜拿破仑和自由。在此我们谈一点历史。这正是那个时期的幻景。观点和主张的形成要经过不同阶段。伏尔泰保王主义，这一奇特的变种，也有同样怪异的对应物，就是波拿巴自由主义。
另外一些思想团体较为严肃。有的探讨原理，有的看重人权。有的热衷于绝对真理，放眼可望实现的无限远大的目标：绝对真理，以其自身的刚硬严苛，把人的思想推向霄汉，在无限空间里飘浮。信条比什么都更能令人产生梦想；而梦想又比什么都更能孕育未来。今天的乌托邦，就是明天的骨肉。
先进的主张有双重背景。一种神秘的端倪威胁了“既定秩序”，显得可疑而诡秘。这是最为革命的一种标志。当权者的意图，在坑道里同人民的意图狭路相逢。酝酿起义正好道出密谋政变。
当时，法国还没有德国道德团[196]或者意大利烧炭党[197]那样庞大的地下组织；然而，有些地方，挖掘的暗道正伸展蔓延。艾克斯那儿的苦古德社[198]已见雏形；在巴黎的这类社团中，有一个ABC朋友会。
何谓ABC朋友会呢？这是一个团体，其宗旨，表面上为教育孩子，实际上为培训成人。他们自称为ABC的朋友，ABC就是民众[199]。他们要使民众站起来。双关语的文字游戏，谁要嘲笑那就错了。这种文字游戏，有时在政治上相当严肃。例如，“阉人上战场”[200]，就使得纳尔雷斯当上将军；再如，“野蛮人所不为，巴尔贝里尼干出来”[201]；再如，“自由和家”[202]；再如，“你是石头，在这石头上我要建造……”[203]等等。
ABC朋友会的成员不多，是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秘密团体，几乎可以说是个小集团，当然要有小集团能产生英雄的含义。他们在巴黎有两个聚会地点：一个是“科林斯”酒馆，在菜市场附近，以后还要谈到；另一个是穆赞咖啡馆，在先贤祠附近圣米歇尔广场边上，那家小咖啡馆如今已然拆毁。两个聚会地点，前一个接近工人，后一个接近大学生。
ABC朋友会经常在穆赞咖啡馆的后间秘密聚会。后间离店铺相当远，由很长一条走廊相通，有两扇窗户和一道后门，出后门下一道暗梯，便是砂岩小街[204]。他们聚在那里抽烟，喝酒，打牌，说说笑笑，纵论天下大事，谈到某些事又压低嗓门儿。墙上钉着一幅共和时期的法国旧地图，这一标志就足以唤起警探的嗅觉了。
ABC朋友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同几个工人关系十分密切，主要人物的名字如下：安灼拉、公白飞、若望·普鲁维尔、弗伊、库费拉克、巴奥雷、赖格尔或飞鹰、若李、格朗太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成为历史人物了。
这些青年极重友情，成为一家人了。除了赖格尔，他们全是南方人。
这伙人很出色，但是，他们已经消失在我们脑后无形的深渊中了。故事叙述到这里，趁读者还未目睹他们坠入一场悲壮冒险的黑暗中，也许有必要移过去一束光，照一照这些年轻的面孔。
安灼拉是有钱人家的独生子，以后读者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第一个提到他。
安灼拉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但厉害起来也很吓人。他像天使一样俊美，是安蒂诺乌斯[205]再世，但又桀骜不驯。看他那沉思眼神的反光，可以说他在前世就经历过革命的大风暴。他以见证人的身份继承了革命传统，了解这件大事的全部细节。他天生仪态威严，而又勇武好斗，一个青年能集此于一身，简直不可思议。他既是主祭，又是斗士。以直接的观点来判断，他是民主的战士；如果超越当时的运动来看，他是宣扬理想的教士。他目光深邃，眼睑微红，下嘴唇厚实，容易做出鄙夷之态，而额头则显得高耸。一张面孔上额头高耸，就像天际上一片晴空，如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一些少年得志的人，他的青春也跟少女一样，奔逸而鲜艳，尽管也有略显苍白的时候。他已成年，却还像个孩子。他到了二十二岁，却还像十七岁少年。他十分严肃，就仿佛不知道天下还有所谓的女人。他只有一种迷恋，就是人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清除障碍。他在阿文蒂诺山上会是格拉库斯，[206]在国民公会里会是圣茹斯特。他视而不见玫瑰，不理睬春天，也听不见鸟儿歌唱；他看见爱娃德奈**的酥胸，也不会比阿里斯托吉通更为动情，在他眼里，就像在哈尔莫狄乌斯眼里那样，鲜花只配掩藏利剑。[207]他在欢乐中也不苟言笑。凡遇到同共和无关的事物，他总怕被玷污似的垂下目光。他是自由女神大理石雕像的情人；他的语言直穿胸腔，像圣歌一般娓娓动听。难以预料他什么时候张开翅膀。哪个多情女子去试探他，那就是自找倒霉!康伯雷广场或圣让·德博维街的年轻女工，见到这张逃学的中学生面孔，这副少年侍从的模样儿，见到这金黄的长睫毛、这蓝眼睛、这迎风蓬乱的头发、粉红的脸蛋、鲜艳的嘴唇、洁白的牙齿，如果要饱餐这整个曙光，走到安灼拉面前搔首弄姿，那她就会从一副惊人而凶狠的目光中突然看到深渊，从而明白不该把以西结的威猛天使同博马舍的风流天使混为一谈。[208]
安灼拉这边代表革命的逻辑，而公白飞那边则体现革命的哲学。革命的逻辑和哲学之间，唯一的差异就是它的逻辑能导致战争的结论，而它的哲学则能达到和平的结果。公白飞补充并修正安灼拉，他个头儿没有那么高，肩膀却要宽些。他主张往人们的头脑里灌输总体思想的广泛原则，他常说“革命，其实就是文明”，他在悬崖峭壁的山峰周围，展示了辽阔的碧空。因此，在公白飞的全部主张里，有些切实可行的东西。公白飞倡导的革命，要比安灼拉所倡导的容易让人接受。安灼拉宣扬革命的神圣权利，公白飞则宣扬自然的权利。前者追慕罗伯斯庇尔，后者接近孔多塞；对于大众生活，公白飞的体验要比安灼拉的多。这两个青年若能留名青史，那么一个是义士，另一个则是贤哲。安灼拉更多阳刚之气，公白飞更多人情味。“人”和“成年人”[209]，这正是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异。安灼拉严厉，公白飞则不同，他由于天性纯洁而显得温和。他喜欢“公民”这个词，但是更爱“人”这个词，还好故意像西班牙人那样讲：hombre[210]。他博览群书，常去看、去听公共课，听阿拉戈[211]讲解光的极化，特别爱上若弗鲁瓦·圣伊赖尔[212]的课，听他讲外颈动脉和内颈动脉的两种功能，一个管面部，一个管大脑；他密切注视并了解科学的发展，对比分析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解读古代象形文字，砸开鹅卵石推测地质，凭记忆画出蚕蛾，指出法兰西学院词典中法文的错误，还研究普伊塞古和德勒兹[213]，什么也不肯定，连奇迹也不例外，什么也不否定，连鬼魂也一样，还浏览政府《公报》合订本，而且总爱思索。公白飞宣称，未来掌握在教师手中，他特别关心教育问题。他希望社会要不懈地努力，提高人民的才智和道德水平，推广使用科学，传播思想，使青年增长智慧；他担心目前的教学方法太贫乏，文学观点太浅陋，仅仅局限于两三个世纪的所谓古典主义，学阀专断的教条肆虐，以及种种经院的偏见和陈规，这一切要把我们的学校搞成牡蛎[214]的人工培育场。他学识渊博，什么都讲求纯正、精确，又多才多艺，具有开拓精神，同时又善思索，正如友人所说，“简直到了想入非非的程度”。对所有这些梦想，如建造铁路，动手术免除疼痛，暗室里固定影像，打电报，气球定向行驶，他都深信不疑。不仅如此，他也不畏惧由迷信、专制和成见在各处建造的反对人类的堡垒。他这种人认为，科学迟早要扭转局面。安灼拉是首领，公白飞则是导师。人们愿意跟随前者战斗，跟随后者前进。这并不是说公白飞不能战斗，他遇到障碍照样展开肉搏，奋力猛攻；但是，他更喜欢通过原理的教育和颁布切实可行的法规，逐步让人类同命运协调一致：在两种光明中，他倾向于光照而不是火焰。熊熊大火固然能映红半边天，但是何不等待日出呢？火山爆发也能发光，但是毕竟不如曙光。公白飞欣赏壮丽的红焰，也许更看重美的白色。混杂着烟尘的光明、由暴力换取的进步，只能给这个温和而严肃的人带来一半满足。像1793年那样，让人民从悬崖直坠真理之谷，使他望而生畏，然而，他更憎恶一潭死水的状态，能嗅出那里的恶臭和死亡。总而言之，他喜欢飞沫而讨厌瘴气，喜欢激流而讨厌污水坑，喜欢尼亚加拉瀑布而讨厌鹰山湖。一句话，他既不愿停顿，也不愿过激。他那些闹哄哄的朋友，一个个威武雄壮，力主完美绝对，赞赏并呼唤波澜壮阔的革命冒险行动，而公白飞却倾向于自然的进步。这种有益的进步也许显得平静，但是很纯洁；也许显得按部就班，但是无可指摘；也许显得冷漠，但是不可动摇。他不惜跪在地下，双手合拢，祈求未来以其完全纯洁的面貌到来，又丝毫不打扰人民向善的巨大进程。
“善必须是纯洁的。”他反复这样强调。的确，如果说革命的伟大就是凝视光彩夺目的理想，利爪携着血和火，穿越雷电向它飞去，那么进步的美，就是保持纯洁无瑕；华盛顿代表一个，丹东体现另一个，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长着天鹅翅膀的天使，另一个是长着雄鹰翅膀的天使。
若望·普鲁维尔的色彩比公白飞还要柔和。有一段时间他有点任性，叫自己“若安”，当时他正研究一场强有力的深刻运动，那对于了解中世纪是必要的。若望·普鲁维尔很重情，他侍弄盆花，喜欢吹笛子，作诗，热爱民众，可怜妇女，为儿童流泪，同样相信未来和上帝，责备革命砍了一个王者的头，即安德列·舍尼埃[215]的头。他的声音平时很轻柔，有时又会突然雄劲起来。他是文人，博古通今，可以说通晓东方事物。他的最大长处就是心地善良；他作诗气魄恢宏，这对于深知善良与伟大相近的人来说，是极其自然的事。他会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会这些文字，只用来读四位诗人的作品：但丁、尤维纳利斯、埃斯库罗斯和以赛亚。至于法国诗人，他喜欢高乃依胜过拉辛[216]，喜欢阿格里帕·德·奥比涅胜过高乃依。他爱在长满野燕麦和矢车菊的田野里游**，关心云彩不亚于关注时事。他的精神有两种姿态，一种对人，一种对上帝；他不是研究探索，就是冥思静观。他整天都深入考虑社会问题，诸如工资、资本、信贷、婚姻、宗教、思想自由、爱好自由、教育、刑罚、贫困、结社、财产所有权、生产和分配、昏昧蒙蔽芸芸众生的底层之谜；到了夜晚，他观望星相，观望那些巨大的天体。他跟安灼拉一样，是富家的独生子。他讲话慢声细语，低着头，垂下目光，局促不安地微笑着，神态不自然，样子笨拙，动不动就脸红，性情十分腼腆。然而，他却英勇无畏。
弗伊是个制扇工人，自幼父母双亡，每天干活勉强能挣三法郎，他却只有一个念头：解放全世界。他还关心一件事：学习；他说这也是自我解放。他自学读书写字，他获取的知识全靠自学。弗伊为人慷慨仗义，胸襟豁达。这个孤儿却收养了民众。他想念母亲，就思考祖国。他不希望有一个人没有祖国。他来自民众，具有远见卓识，心中蕴含着今天所说的“民族意识”。他自修历史，就是要了解情况，有的放矢地表示愤慨。这小圈子乌托邦青年特别关注法国，唯独他面向国外，专门了解希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他以理所当然的顽强态度，总提起这些国名，也不管场合适当不适当。土耳其对希腊和色萨利的侵犯，俄国对华沙、奥地利对威尼斯的侵犯，这些暴行令他义愤填膺。尤其是1772年的那场大暴行[217]，更令他切齿痛恨。愤慨中所包含的真理，是最有威力的雄辩；他的雄辩就是这种类型。他滔滔不绝地谈论1772这个无耻的年份，谈论这个被出卖的高尚而勇敢的民族，这种三国共同犯下的罪行。这种骇人听闻的阴谋诡计，竟然成为消灭别国的模式，从那之后又有多少高尚的民族遭殃，可以说被勾销了出生证。现代社会的全部罪行，无不是从瓜分波兰的行动中派生出来的。瓜分波兰已成为定理，现在所有政治暴行全是它的推论。近百年来，所有独裁者、所有叛逆，无一例外，都参与策划，在合谋瓜分波兰一事上签字画押了。要查阅近代叛卖案件的档案，这便是头一卷。维也纳会议[218]先参照了这一罪案，才完成了自己的罪行。1772年吹响出猎的号角，1815年则吹响分赃的号角。这就是弗伊常说的一套话。这位可怜的工人充当起正义的保护者，正义作为回报也使他伟大。这是因为正义中的确有永恒。华沙绝不会变成鞑靼城，同样，威尼斯也绝不能成为条顿的国度。那些君主枉费心机，只能名誉扫地。沉没的国家迟早要浮出水面。希腊还要恢复为希腊，意大利还要恢复为意大利。伸张正义并反对暴行，会永远坚持下去。掠夺一国人民的暴行，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笔勾销。这种大规模的诈骗毫无前途。绝不可能像从一块手帕上撕掉商标那样抹掉一个国家的名称。
库费拉克有位父亲，人称德·库费拉克先生。复辟王朝时期，资产阶级在贵族问题上有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过于相信这个小小的“德”字。众所周知，这个词在这里毫无意义。然而，在《密涅瓦》[219]刊行时期，资产者把这个可怜的“德”字估计得过高，认为必须将其取消。德·肖夫兰改称肖夫兰先生，德·科马尔丹先生改称科马尔丹先生，德·孔斯唐先生改称孔斯唐先生，德·拉法耶特先生改称拉法耶特[220]先生。库费拉克也不愿意落伍，去掉一切累赘，只叫库费拉克。
关于库费拉克，仅说这一点就差不多了，余下的只补充一句：欲知库费拉克，请看托洛米埃。[221]
库费拉克有一种青春活力，可以说是机灵鬼的慧美。过了一段时间，整个这种慧美，就会像小猫的娇媚一样消失。如果原来是两只脚的，就会成为绅士；如果原来是四条腿的，就会成为老猫。
这种鬼机灵，通过一届一届读书的学生，通过一批一批服兵役的青年，几乎总是以同样方式相互传递，就像接力赛跑一样；因此，正如我们指出的，谁在1828年听库费拉克讲话，就会以为听到托洛米埃在1817年的讲话。不过，库费拉克是个诚实的小伙子，表面上看两个人都显得同样聪明，但差异却很大，两者身上潜在的成年人截然不同。托洛米埃身上蕴藏着一名检察官，库费拉克身上蕴藏着一名勇士。
安灼拉是首领，公白飞是导师，库费拉克是中心。其他人多发光，而他则多发热。他的确具备一个中心的所有品质：圆形和辐射。
巴奥雷参加了1822年6月年轻的拉勒芒[222]出殡时的流血冲突。
巴奥雷性子好，修养差，人很诚实，手上留不住钱，他挥霍的程度近于慷慨，健谈的程度近于口若悬河，大胆的程度近于放肆无礼，真是最优质的当魔鬼的料；他身穿怪模怪样的坎肩，持有鲜红色的见解；他是起哄大王，最喜欢争吵，只要还不是一场暴乱；也最喜欢暴乱，只要还不是一场革命。他随时准备砸玻璃，接着掀起街道的石块，再接着搞毁政府，就是为了看看行动的效果。他上了十一年学，嗅嗅法律，但又不学。他的座右铭是：“决不当律师。”他的徽章是一个床头柜，里边露出方形睡帽。他难得去法学院，偶尔去一下，便扣好礼服的纽扣儿(须知当时还没有发明短外套)，并采取一点卫生措施。他对学校大门说：“多标致的老头儿!”见到院长戴万库尔先生却说：“多雄伟的建筑!”他在课本里时常发现歌曲的题材，在教师身上时常发现漫画的原型。他无所事事，干吃着相当一大笔生活费，每年约有三千法郎。他的父母是农民，这儿子懂得要反复向父母表示敬意。
他常这样说他们：“他们是农民，不是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聪明一些。”
巴奥雷是个任性的人，要去好几家咖啡馆；别人都有习惯的固定地方，他则不然，喜欢游**。流浪是人类的特点，游**是巴黎人的特点。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其实他洞察事理，很有头脑。
在ABC朋友会和后来逐渐成形的一些团体之间，他起纽带作用。
在这个青年的团体中，有一个秃顶的成员。
德·阿瓦雷侯爵在路易十八逃亡那天，把国王扶上一辆出租马车，当即被封为公爵。他讲述过这样一件事：1814年国王返回法国，在加来上岸，一个男子递上一份申请书。国王问道：“您有什么请求？”“陛下，想要一个驿站。”“您叫什么名字？”“赖格尔[223]。”
国王皱起眉头，看了看申请书上的签字，见到名字是这样写的：Lesgle。这种缺乏波拿巴色彩的写法打动了国王，他开始面露笑容。“陛下，”申请人又说，“我的祖先是宫廷养狗的仆从，绰号叫‘赖狗儿’。这个绰号便成了我的姓氏，我就叫‘赖狗儿’，简写为‘赖格儿’，又错写成‘赖格尔’。”听到这里，国王终于笑了。后来，不知是有意还是失误，国王还真的委派那人管理莫城驿站。
这个团体的秃顶成员就是那个赖狗儿或赖格儿的儿子，署名为赖格尔·德·莫。伙伴们都简化叫他博须埃。
博须埃是个倒霉的快活的小伙子。他的特长是一事无成。相反，他却嘲笑一切。二十五岁便秃了顶。他父亲终于置了一所房子和一块田产；可是这个儿子却急不可待，在一次失算的投机交易中，一下子将房产地产赔了进去，什么也没有剩下。他人聪明，又有学识，就是办不成事。他事事落空，处处上当；他搭起来的架子，会倒塌在自己身上。他若是劈木柴，准会剁掉自己的手指；他若是有一个情妇，就会很快发现又多了个男友。他随时都会碰到倒霉事儿，因此，他总是那么快活。他常说：“我住的房子总往下掉瓦。”他不以为怪，因为对他来说，意外事件全在意料之中；他对晦气泰然处之，对命运的戏弄一笑置之，就像善解玩笑话的人那样。他的钱袋空空如也，而口袋里的好兴致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很快就用到他的最后一文钱，但是从未发出最后一声大笑。他见厄运进门，就热烈欢迎这个老相识；他见灾星降临，也会拍拍灾星的肚子；他同命运混得极熟，甚至用小名称呼，常说：“你好，倒霉鬼!”
他受命运的迫害多了，就增长了创造力，一肚子鬼点子。他身无分文，但只要高兴，就会“大肆挥霍一通”。一天夜晚，他跟一个傻大姐吃饭花掉“一百法郎”，席间突发灵感，讲了这么一句值得回忆的话：“五路易姑娘[224]，给我脱靴子。”
博须埃缓步走向律师那一行业，他修法律，学习态度同巴奥雷一样。博须埃没有什么住处，有时根本没有，时而住这人家里，时而住那人家里，在若李家投宿的次数最多。若李攻读医学，比博须埃小两岁。
若李是个总疑心自己害了病的青年。他学医所得是当患者而非做医生。年仅二十三岁，他就认为自己百病缠身，整天对着镜子照舌苔。他断言，人体同针一样可以磁化，因此将卧室的床摆成头朝南脚朝北，以便夜晚睡觉时，血液循环不受地球巨大磁流的阻碍。每逢暴风雨，他就给自己把脉。不过，他比谁都快活。年轻、乖僻、病弱而快活，这些毫不相干的属性，却在他身上和睦相处，结果他成了一个既古怪又可爱的人，那些喜欢连发轻快辅音的伙伴都叫他若勒勒勒李。“你可以用四只翅膀飞翔[225]了。”若望·普鲁维尔对他说。
若李爱用手杖头戳自己的鼻子，这是头脑机敏的一种标志。
所有这些青年尽管各不相同，却有同一种信念，谈论他们只能以严肃的态度。
他们全是法兰西革命的亲儿子。一提起1789年，最轻浮的人神情也都变得庄严了。他们的生身之父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君主立宪派、保王派还是空论派，这已无关紧要：从前发生的混乱，同这些年轻人毫不相干；道义的血液在他们的脉管里流淌，他们色调一致地信奉不受腐蚀的主义和绝对的职责。现在，他们参加了秘密团体，开始在暗中描绘理想的蓝图。
在这些满腔热忱、坚信不疑的人中间，却有一个怀疑派。他是如何进去的呢？连带进去的吧。这个怀疑派名叫格朗太尔，他好用字谜式的字母R[226]作签名。格朗太尔特别小心谨慎，绝不轻信什么。在巴黎求学的大学生，他是学到最多东西的人，知道最好的咖啡是在朗索兰咖啡馆，最好的台球设施是在伏尔泰咖啡馆，知道在曼恩大道的隐士居有美味的烘饼和美妙的侍女，在萨盖大妈店有烤子鸡，在居奈特城关有水手鱼[227]，战斗城关有一种自酿的白葡萄酒。无论什么东西，他全知道哪里的最好。此外，他还会拳击、踢打术，会跳几种舞蹈，棍术也很有造诣，还尤其嗜酒。他的长相丑得出奇：当时最漂亮的制鞋女工伊尔玛·布瓦西，挺恨他那副丑相，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格朗太尔没法儿看。”然而，格朗太尔自命不凡，对此并不介意。他多情地注视所有女人，那神气仿佛是说无论她们哪一个：“只要我愿意!”而且，他也极力让伙伴们相信，到处都有女人追他。
所有这些词语：民权、人权、社会契约、法兰西革命、共和、民主、人道、文明、宗教、进步等等，在格朗太尔看来都毫无意义，他总是一笑置之。怀疑主义，人类智慧的这种干性骨疽，没有给他的头脑留下一个完整的思想。他以嘲笑的态度对待生活，这便是他的原则：“我的酒杯满着，只有这一点是真实可信的。”无论何党何派的何种忠心，他都一概嘲弄，不管兄弟辈还是父老辈，也不管青年罗伯斯庇尔还是洛瓦兹罗尔。“他们可真够激进的，全都死了。”他时常这样高声说。他对耶稣受难十字架的评价是：“这才是个成功的绞刑架。”他好色，爱赌博，**不羁，经常醉醺醺的，还不怕惹那些爱思考的青年讨厌，不停地哼唱“我爱姑娘爱美酒”，正是《亨利四世万岁》的曲调[228]。
不过，这位怀疑主义者却表现出一种狂热。狂热的对象既不是一种思想，也不是一种教条，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而是一个人，即安灼拉。格朗太尔佩服、喜爱并崇拜安灼拉。这个无政府的怀疑者，在思想坚定的这圈人中间，究竟归顺谁呢？最坚定的人。安灼拉又是如何控制他的呢？是通过思想吗？不是。是通过性格。这种现象常能见到。一个怀疑主义者归附于一个有信仰的人，这就像互补色的规律一样简单。我们缺少的东西吸引我们。谁也没有像盲人那样喜爱阳光。矮女人崇拜高大的军鼓手。癞蛤蟆的眼睛总望天空，为什么？为了观望鸟儿飞翔。格朗太尔因为有怀疑趴在背上，就爱通过安灼拉看信念飞翔。他需要安灼拉。他迷恋这个贞洁、健康、坚定、正直、刚强而天真的性格，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也不想弄清楚，只是出于本能钦羡自己的反面。他的畸形而病态的思想软绵绵的，支离破碎而不成形状，就把安灼拉当作脊椎紧紧依附。他的精神支柱要依靠这个坚定不移的人。格朗太尔在安灼拉身边才能有个人样儿。况且，他本身是由两种表面上互不相容的成分构成的。他既爱嘲弄人，又很热情。他态度冷漠，又有所喜爱。他的头脑抛开了信仰，可是他的心却离不开友情。这是莫大的矛盾，须知一种感情也是一种信念。他的天性如此。有的人生来仿佛就是要当背面、反面、对立面。他们是波吕丢刻斯、帕特洛克罗斯、尼索斯、厄达米达斯、埃菲斯蒂翁、佩什梅雅[229]那类人物，只有依附另一个人才能生活；他们的姓名是接续的部分，总写在连词“和”的后边：他们的存在不属于自己，而是他人命运的另一面。格朗太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安灼拉的反面。
几乎可以说，这种投契是以字母开始的。在字母序列中，O和P是分不开的。您随便讲，说O和P都可以，说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230]也可以。
格朗太尔是安灼拉的名副其实的卫星，他寄居在这伙青年的圈子里，在那里生活，只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他的乐趣就在于在酒气中望着那些身影来来往往。大家冲着他情绪高才容忍他。
安灼拉有信念，瞧不起这个怀疑派，他生活有节制，也瞧不起这个醉鬼，仅仅以高傲的态度对他表示一点怜悯。格朗太尔想做个皮拉得斯，可是对方根本不接受。他总受安灼拉呵斥，被粗暴地赶开，但是被斥退后又复来；他说安灼拉：“多美的大理石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