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夫先生看到自己慢慢陷入穷困，越来越感到惊奇，不过仍没有怨天尤人。马吕斯喜欢这个天真老汉。他时常遇见库费拉克，但总是主动去拜访马伯夫先生，然而极少见面，每月最多一两次。

马吕斯的乐趣是独自长时间散步，走在环城大道上，或者演武场上，或者卢森堡公园的幽径上。有时，他花半天时间去看菜园子，看生菜畦、粪堆上的鸡群和拉水车的马。过路人以惊奇的目光打量他，有的人还觉得他衣着可疑，面目不善。其实，他不过是个穷苦的青年，站在那儿出神遐想。

正是在一次散步中，他发现了戈尔博老屋，受到那僻静的地点和便宜的房租的吸引，便搬过去住了。那里的人知道他叫马吕斯先生。

有几位前朝的将军和他父亲的老同事，认识他之后，就邀请他去做客。马吕斯没有谢绝，那是谈论他父亲的好机会。因此，他不时去府上拜访巴若尔伯爵、贝拉维恩将军，去残废军人院拜访弗里利翁将军。在那里聚会，或是演奏音乐，或是跳舞。马吕斯总穿上新装去参加晚会。然而，若非天寒地冻的日子，他绝不去参加晚会或舞会，因为他付不起车钱，而上门时又想保持皮靴油光锃亮。

他有时这样讲，但毫无刻薄之意：“人天生就是这样，走进人家的客厅，浑身是泥都没有关系，唯独鞋子不能脏。要人家热情地接待你，只需有一样东西无可指摘：是良心吗？不对，是靴子。”

但凡不是发自内心的热情，在幻想中无不化为乌有。马吕斯的政治狂热就这样烟消云散了。1830年革命，在给他满足和安慰的同时，在这一点上也起到了推动作用。除了易激愤这一面，他仍保持老样子，观点还是原来的观点，只是温和多了。确切地说，他只讲好感，而不持什么观点了。他属于什么党派呢？属于人类党。在人类中，他选择了法兰西；在国家中，他选择了人民：在人民中，他选择了妇女。那是他怜悯的主要走向。现在，他看重一个思想超过一种事实，看重一位诗人超过一个英雄；比起马伦戈战役那样的事件来，他更欣赏像《约伯记》那样一本书。而且，当他沉思遐想了一整天，傍晚沿环城大道回家，透过树枝窥见无垠的空间、无名的光亮，窥见幽邃、黝黯、神秘，就感到一切人事都十分渺小了。

他自以为认识了，也许的确认识了生命和人生哲学的真谛，结果他眼无余物，几乎只能望天空了，天空，是真理在井底唯一能望见的东西。

这并不妨碍他做出许多计划、方案、构想、未来的蓝图。马吕斯处于这种梦想状态，哪双慧眼如若能洞察他的内心，就会惊叹这颗灵魂有多纯洁。的确，我们的肉眼若能看见别人的意识，那么在判断一个人时，凭他的梦想比凭他的思想更可靠。思想中有意志，梦想中没有。梦想完全是自发产生的，即使是梦想着宏伟的和理想的东西，也还是显示并保持我们头脑的本相；我们灵魂深处最直接最坦率的流露，莫过于对光辉命运的不假思索而失当的憧憬。只有在这类憧憬中，而不是在那种经过综合、推敲和整理的思想中，才能找出一个人的真实性格。我们的幻象酷似我们自己。每人都按自己性情梦想未知而不可能的事物。

1831年六七月份之间，给马吕斯做家务的老妇人对他说，他的邻居，容德雷特那户穷苦人家要被赶走。马吕斯几乎整天在外面游**，不大清楚他还有邻居。

“为什么要赶走他们呢？”他问道。

“因为他们没付房租，拖欠了两个季度。”

“欠多少钱？”

“二十法郎。”老妇人回答。

马吕斯有三十法郎备用钱，放在一个抽屉里。

“拿着吧，”他对老太婆说，“这是二十五法郎，替那家可怜的人付房租，剩下五法郎给他们，不要说是我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