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4月底，整个局势恶化了。发酵转为沸腾。从1830年起，零星发生过局部小暴动，迅速弹压，但压而复起，这是暗流大汇合的信号，酝酿社会大乱。一场可能爆发的革命，虽然轮廓还不清晰，但已隐约可见了。法兰西注视巴黎，巴黎注视圣安托万区。
圣安托万区底火很旺，就要沸腾起来了。
夏龙街上那些酒馆的气氛，可以说又严肃又激**，尽管连用这两个词形容酒馆显得有些怪。
在那些酒馆里，谈论政府根本不在话下，大家公开讨论“究竟是大干一场还是老实待着的问题”。在店铺后间，有人组织工人宣誓：“一听见警报的喊声，立刻上街投入战斗，不管有多少敌人。”宣誓完了，坐在酒店角落的一个男人“嗓门洪亮”，说道：“你理解啦!你宣誓啦!”有时还上二楼，到一个房门紧关的房间，那里有近似秘密组织的场景，让新加入的人盟誓：“要像对待家长那样效力。”这是套话。
在楼下餐厅，大家阅读“颠覆性”小册子。“他们抨击政府”，当时一份密报上这样说。
在那里常能听见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头儿的名字。我们这些人，只能提前两小时知道行动的日期。”一名工人说：“我们有三百人，每人就算出十苏钱，也能凑一百五十法郎，用来制造子弹火药。”另一名工人说：“我不要求半年，两个月也不要，两周之内，我们就能跟政府分庭抗礼了。有两万五千人，就可以跟政府较量较量了。”还有一名工人说：“我觉都不睡了，要连夜赶制子弹。”有时，一些“衣着漂亮的绅士打扮”的人走来，“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指挥”的样子，同“最重要的人物”握握手，随即又走掉，逗留从来不超过十分钟。大家低声交谈，说出来的话意味深长：“密谋万事俱备，这回盼到头了。”引用当时一个在场的人原话说：“那里所有人议论纷纷，全都这么讲。”群情激昂到了极点，甚至有一天，一名工人冲满店的顾客嚷道：“我们没有武器!”他的一个同伙回答：“士兵那里有啊!”这话颇为滑稽，无意中模仿了波拿巴告意大利军团书。还有一份报告补充说明：“他们更秘密的事情，就不在那里传递了。”旁人听了他们说的话，还不大明白话里隐藏着什么。
那些聚会往往是定期的。有些聚会从不超过八个到十个人，而且总是原来那几个。另外一些集会随便参加，大厅里人太多，不得不站着；来的人有些是出于满腔**和狂热，有些是上班路过。革命时期，酒馆里有些爱国妇女，她们拥抱新来参加集会的人。
还有一些生动的事例。一个人进了一家酒馆，喝完酒说了一句：“酒家，欠多少账，革命会付的。”
在夏龙街对面一家酒馆，大家还推选革命委员，鸭舌帽就当投票箱。
有些工人去科特街一位剑术师家聚会，那位剑术师收徒传艺，厅里陈列各式各样武器：木剑、棍棒、花剑。有一天，他们脱下套子试花剑，后来有个工人提起：“我们是二十五人，但他们把我看成笨蛋，指望不上。”那个笨蛋，就是后来的喀尼赛。
随便酝酿的事情，不知怎的渐渐传得神乎其神。一个打扫门口的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他们早就拼命赶制枪弹。”大街上能看见告各省革命卫队书。有一份呼吁书上的签名是：“酒商，布尔托。”
有一天，在勒努瓦市场一家酒店门前，一个留络腮胡子的汉子登上街角石，操着意大利口音，宣读一份似乎由秘密权力发布的奇特文告。一群群人围住他，给他鼓掌。有人搜集记录了最激动人心的片段：“我们的学说受阻，我们的公告被撕毁，我们张贴公告的人受监视，被投进监狱……”
“棉布市场的混乱现象，将好多中间派推到我们这边。”
“……创造人民的未来，还要在我们这默默无闻的行列中进行。”
“态度要明确：行动还是反动，革命还是反革命。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相信有什么无为状态或停滞状态。拥护还是反对人民，问题就在这里。没有别的问题了。”
“……等到有一天，我们不再合乎你们的要求，那就把我们击垮，不过，在那之前，还是帮助我们向前进。”
这些话，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讲的。
还有一些事例更为大胆，唯其太胆大，反而引起民众的戒心。832年4月4日，一个行人登上圣玛格丽特街的街角石，嚷道：“我是巴贝夫主义者!”然而，民众从巴贝夫的字眼中嗅出吉斯凯[333]的气味。
那人讲了一大通，其中有这么一段：“打倒私有制!左派反对这一点，又卑鄙又口是心非。他们要表现自己正确的时候，就宣扬革命。他们怕被打倒的时候，就自称是民主派；不想战斗的时候，又摇身一变为保王派。共和主义者是带羽毛的动物。你们要当心共和派，劳动者公民。”
“闭嘴，密探公民!”一名工人喝道。这一声喝断了那人的演讲。
还发生了一些颇为神秘的情况。傍黑的时候，在运河附近，一名工人同“一个穿戴讲究的人”相遇。
那人问：“你去哪儿，公民？”
“先生，”工人回答，“我没有这份荣幸认识您。”
“……可我认识你，”那人又说，“不要怕，我是委员会委员。有人怀疑你靠不住。你也知道，你要是走漏消息，别人就会盯住你。”说罢，他同工人握了握手，分开时说了一句，“很快我们就会再见面。”
警察不仅在酒馆，而且在街上偷听，搜集一些奇特的对话。“你快点儿让人吸收进去吧。”一名纺织工对木器工说。
“为什么？”
“要开火啦!”两个衣衫褴褛的行人，讲了这样几句明显富有雅克团[334]意味的精彩对话：“谁统治我们？”
“菲力浦先生。”
“不对，是资产阶级。”
这里使用“雅克团意味”的字眼，谁若是认为含有贬义，那就错了。雅克，当时是穷人。而饿肚子的人是有权利行动的。
还有一回，有两个人走过，只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们有一个巧妙的进攻计划。”
宝座城关圆盘道的一个土坑里，蹲着四个人密谋，有人只听见这么一句：“要想方设法，再也不让他在巴黎散步了。”
“他。谁呀？”这费解的话杀气腾腾。
城郊街区常说的“主要头头”会避开这类聚会。据说，他们常在圣厄斯塔什角附近一家酒馆相聚，商讨问题。一个叫欧格的人，是蒙德图尔街缝纫互助社社长，他似乎是主要联络员，来往于那些头头和圣安托万区之间。然而，那些头头却总是非常隐蔽，后来一个被告在元老院受审时，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能驳倒这句回答的口气特别傲慢的话：“你们的首领是谁？”
“首领，一个我也不认识，一个我也认不出来。”
这些还不过是听似明白、实则模糊的片言只语，也有些空泛之论、道听途说。此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
一名木工在勒伊街建房工地周围钉木栅栏时，拾到被撕毁信件的一个残片，只见上面写有这样几行字：
……委员会应立即采取措施，阻止派别组织从各分部招募
成员……
还有附言：
我们获悉，城郊鱼市街乙五号有个武器商人，庭院里存放五六千件武器，而我们分部却手无寸铁。
在相隔几步远的地方，那木工又拾到一张纸片，看了更为惊奇，便给同伴们看；那也是撕毁的纸片，上面的文字更是意味深长，这种奇特的材料有历史价值，不妨原样复制出来：
[img alt="" src="images/1634440923.jpg" width="95%" /]
拾到这张秘密表格的人，后来才弄清那四个大写字母的含义：Q为五人队长，C为百人队长，D为十人队长，E为侦察队；u og a1 fe这些字母则表示日期，为1832年4月15日。每个大写字母的下面，都登记了姓名及其特殊的说明。例如，Q.巴纳雷尔。步枪八支、子弹八十三发。人可靠。C.布比埃尔。手枪一支、子弹四十发。D.罗莱。花剑一把、手枪一支、火药一斤。E.泰西埃。战刀一把、子弹盒一个。准时。特雷尔。步枪八支，勇敢，等等。
那个木工在同一工地还拾到第三张纸，纸上用铅笔十分清楚地列出这样奇妙的单子：
团结。勃朗夏尔。干树。六。
巴拉。苏瓦兹。伯爵厅。
柯丘斯科。欧伯里屠夫？
J. J. R.
加伊乌斯·格拉库斯。
审核权。杜峰。富尔。
吉伦特党垮台。德尔巴克。莫布埃。
华盛顿。潘松。手枪一支、子弹八十六发。
马赛曲。
人民主权。米歇尔。于岗普瓦。战刀。
奥什。
马尔索。柏拉图。干树。
华沙。梯利，《人民报》报贩。
保存这张单子的那个老实的市民，本来知道其中的含义。这似乎是人权社第四区各分部的总单，标明分部头儿的姓名和住址。所有这些湮没了的事实，如今完全成为历史了，不妨公布出来。要说明一点，人权社成立的日期，似乎在发现这张单子之后。也许这只是一份草稿。
当然，在那些道听途说之后，在发现那些字迹之后，有些行迹也开始显露出来了。
在波班库尔街一家旧货店里，从五斗柜的抽屉里搜出七张灰色纸，都同样叠成四折，下面压着同样灰纸裁成的二十六张四方块儿，并卷成子弹壳的形状；另外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硝石
十二两。
硫黄
二两。
炭
二两五。
水
二两。
调查报告还指出，抽屉散发着刺鼻的火药味。
一名瓦工下工回家，将一个小包遗失在奥斯特利茨桥旁边的长椅上，小包让人捡到送交警卫所，打开一看，里面有拉奥杰尔署名的两份印刷的对话录，一首《工人们，组织起来》的歌曲，还有一个装满子弹的白铁盒。
一名工人让一起喝酒的伙伴摸摸他身上有多热，那伙伴就摸到他外套里别着一把手枪。
拉雪兹神甫公墓和宝座城关之间那条大道，有一段最为僻静无人，一群孩子就在那路边沟里嬉戏，在一堆刨花和垃圾下面发现一个口袋，只见里面装着一个子弹模子、一个做子弹壳的木芯棒、一只还剩有猎枪火药末的木碗，以及一口小生铁锅，锅里明显有化铅水的痕迹。
凌晨五点钟，几名警察突然冲进一个叫帕尔东的人家里，碰见他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几个正在做的子弹壳；那人后来参加了梅里街垒国民卫队，在1834年4月起义中牺牲了。
工人快休息的时候，看见皮克普斯城关和夏朗东城关之间有两个人，到门前有暹罗游戏柱的一家酒馆附近，在两堵墙中间的巡逻小道上碰头。其中一个从罩衣里面掏出一支手枪，要交给另外一个人，在过手的当儿他发现，胸口的汗气将火药弄潮了，就试了试打火，又往药池里添了点火药。然后，那二人就分手了。
一个叫加莱的人，常夸口他家有七百发子弹和二十四粒火石；后来在四月事件中，他在博堡街丧命。
有一天，政府得到情报，城郊区刚刚分发了武器和二十万发子弹。过了一周又分发了三万发子弹。值得注意的是，警察未能破获此案，连一发子弹也没有搜出来。一封被截获的信上说：“日子不远了，八万爱国者四小时之内就全拿起武器。”
酝酿起事的活动全部公开，几乎可以说平静地进行。即将举事，却当着政府的面，从容不迫地酝酿一场风暴。这场危机虽然潜行待发，但已显露征兆，可以说无奇不有。市民坦然地问工人准备的情况。有人就这样问：“暴动怎么样啦？”那口气就像说：“尊夫人怎么样？”
莫罗街一个家具店老板问道：“喂，你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另一家店铺老板说道：“很快就要进攻了。这情况我知道。一个月前，你们还是一万五千人，现在就有两万人。”他献出自己的步枪，一位邻居有支小手枪，本想卖个七法郎，也献出去了。
总之，革命情绪高涨，无论巴黎还是全法国，没有一处例外。大动脉处处跳动。正如人体炎症生成薄膜那样，秘密组织的网开始向全国各地伸延。从又公开又秘密的人民之友社产生出来的人权社，在它一份议事日程上注明这样的日期：“共和四十年雨月。”人权社不顾重罪法庭勒令解散的判决，仍继续活动，并给各分部起了意味深长的名称，诸如下文：
长矛。
警钟。
警炮。
弗里吉亚帽。
1月21日[335]。
穷鬼。
流浪汉。
前进。
罗伯斯比尔。
水平仪。
没问题[336]。
人权社又产生行动社，那是激进分子，脱离出来跑到前面去。还有一些社团极力从大型母社团中拉人。那些成员抱怨让人四下拉扯。例如，高卢社和市镇组织委员会。又如，争取新闻自由会、争取个人自由会、争取人民教育会、反对间接税会。还工人平等社，内部分成平等派、共产派、改革派等各派。还有巴士底军，是一种按军事编制的队伍，四人由下士率领，十人由中士率领，二十人由少尉率领，四十人由中尉率领；内部相识的从来不超过五个人。这是一种谨慎和大胆相结合的创造，似乎带有威尼斯才华的特色。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有两条手臂：行动社和巴士底军。正统派有一个团体，名为忠心骑士团，在共和派这些组织之间活动，后来被揭穿而驱逐了。
巴黎社团在各大城市建立了分部。里昂、南特、里尔和马赛，都有人权社、烧炭党、自由人会。艾克斯有一个革命社团，名叫库古尔德会，前面我们已经提过。在巴黎城郊，马尔索区闹腾的程度，不亚于圣安托万区，而学校激动的程度，也不亚于城郊各区。圣雅三特街的一家咖啡馆、马图兰一圣雅克街的七球台酒店，是大学生们的联络地点。ABC朋友会跟昂热城的互助社，以及艾克斯城的库克尔德会结盟；前边我们见过，朋友会的人常在穆赞咖啡馆聚会；这些年轻人也时常去蒙德图尔街附近，在一家名叫科林斯的酒楼相聚。那类聚会秘密进行，另一些聚会却尽量公开；从后来一次审讯记录的片断，也可以判断出他们多么大胆：“那次会议在哪里举行的？”
“在和平街。”
“在谁家里？”
“在大街上。”
“几个分部参加？”
“只有一个分部。”
“哪一个？”
“手工分部。”
“谁是头儿？”
“我。”
“你太年轻了，一个人做不出向政府进攻的决定。你接受哪儿的指令？”
“中央委员会。”
军队和民众一样内部挖空了，贝尔福、吕内维尔和埃皮纳勒等地后来发生的运动，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五十二团、五团、八团、三十八团和第二十轻骑团特别寄予希望。在勃艮第地区和南方城市中，都植了“自由树”，即给旗杆戴上一顶革命红帽。
形势就是这样。
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圣安托万区民众的情绪，比其他任何区都更激烈，也使这种形势更为敏感和紧张。这是病痛症结所在。
这个老区的居民稠密得像个蚂蚁窝，勤劳、勇敢而愤怒又像一窝蜂，在躁动中等待和盼望一次大动**。一片扰攘嚣嚣，但是没有停止劳作。这种又活跃又沉郁的面貌，什么言语也无法描摹。这个区阁楼的屋顶下，隐藏多少辛酸和苦难，同时也掩盖多少火热而罕见的聪明才智。苦难和聪明才智达到极点，两极一旦相遇，情况就尤为危险。
圣安托万区**还有别的原因，与政治大动**相关的商业危机、实业倒闭、罢工、失业等，都要在这里产生反响。革命时期，穷困同时为因果。穷困的打击往往返回自身。这些百姓，身上满是高傲的品德，潜伏的热力能达到最高点，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他们愤怒，深沉，仿佛装满了炸药，只待落下一点火星儿，就会突然爆炸。每逢星星之火让事变之风吹送，飘浮在天边，人们就不由得想到圣安托万区，这个充满苦难和思潮的火药库，想到是什么鬼使神差，将它置于巴黎的大门口。
圣安托万区那些酒馆，前面已经多次描述过，在历史上相当有名。在动**的岁月，人们去那里不仅畅饮，更要畅谈。那里流动着预见的精神和未来的气息，既激**人心，又提高人的胆识。圣安托万区的酒馆，好似阿文蒂诺山上的酒家——那些酒家建在女巫洞穴上面，与灵气暗暗相通，那里的餐桌几乎全是三条腿，人们饮用恩尼乌斯[337]所称的预言女巫酒。
圣安托万区是一座积蓄民众的水库，革命的震动造成裂缝，民众的主权便流出来。这种主权可能为害，也像任何主权那样会出错；然而，它即使偏离正道，仍不失其伟大，可以喻为独眼巨神安根斯[338]。
在1793年，从圣安托万区时而开出野蛮的军团，时而开出英雄的部队，这要视当时的思潮是好是坏，当日是狂热还是热忱而定。
关于用“野蛮”一词，这里说明一下。在破天荒的革命大混乱的日子里，这些人毛发倒竖，衣衫褴褛，扬起铁锤，高举长矛，一个个凶相毕露，呐喊着冲向魂飞魄散的老巴黎。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要结束压迫，结束暴政，结束战争，他们要求男人有工作，儿童受教育，妇女有社会温暖，要求自由、平等、博爱，要求人人有面包、人人有思想，要建成人间天堂，要进步；他们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半**身子，手持棍棒，大吼大叫，要争取的就是这种神圣、美好而甜蜜的东西：进步。不错，他们是野蛮人，然而却是文明的野蛮人。
他们怒气冲天宣布人权，不惜引起惊抖和恐怖，也要逼使人类登上天堂。他们貌似蛮人，实则是人类的救星。他们戴着黑夜的面具要求光明。
我们承认，这些人看样子又粗野又凶恶，然而是为了争取善而粗野凶恶的；比起这些人来，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总是笑容满面，浑身锦衣绣服，金饰彩绶，珠光宝气，脚穿丝织袜，头插白羽毛，戴着黄手套，皮鞋油光锃亮，手臂支在大理石壁炉旁的丝绒罩桌子上，温文尔雅地坚持维护和保存过去的东西：中世纪、神权、宗教狂热、愚昧、奴隶制、死刑、战争，他们慢声细语而又彬彬有礼地颂扬战刀、火刑柴堆和断头台。至于我们，在这些文明的野蛮人和野蛮的文明人之间，假如一定要做出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宁愿选择野蛮人。
不过，谢天谢地，还有别种选择的可能性。无论向前还是向后，都不必从陡壁跳下去。既不要专制主义，也不要恐怖主义。我们需要的是缓坡的进步。
上帝提供了。缓缓的坡路，这就是上帝的全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