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单顺当的生意做完，问题就来了。来得莫名其妙。我和子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觉得风声紧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屡战屡胜，接下来环境逐渐宽松，毫无疑问要财源滚滚的。哪知道有人盯住我们了。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人大东门的天桥底下，子午刚开始和一个顾客搭上茬，一个反穿夹克衫的小伙子摇摇晃晃地凑过来，对那顾客说：“兄弟，你办证？我这儿更便宜。”
到嘴边抢肉，过分了。严重违反了我们的职业道德。子午脱口就说：“我比他还便宜。”
“咱们试试？”反穿夹克斜眼看天。
“没问题。”
但是客人转身就走，连连摆手说不要了。本来他就尴尬不自在，这是犯法的事。子午气坏了，口气硬起来：“找事是不是？”
“找什么事？我找生意。”反穿夹克把手插裤兜里，吹着口哨摇摇摆摆走了。
子午要追上去，被我拦住。忍着，坚决不能出事。那小子我从来没见过，搞不清来头。我拽着子午离开那里，步行到北大南门外。也是做生意的好地方。我有一天在南门外不挪窝接过三桩生意，都是大家伙。有个人开始要硕士毕业证，我说没问题，博士的也好办。他说那就博士吧，反正也办一回。幸亏博士后不是个学位，要不他很可能就要了。我找了一块干净的马路牙子坐下来抽烟，子午装出看报纸的样子，经过身边的人他觉得合适就问一句。一个钟头过去，全都摇头，个别人还夸张得像避瘟神。四点半左右，子午终于和两个女孩儿聊上了。
开始她们遮遮掩掩，欲说还羞。很多客人都这样。没必要，我们又不是领导和检察官。过一会儿子午招呼我过去，她们要两个港澳通行证，而且要香港入境处盖过章的，他不知道该开多大的价。我就把她们带到路边靠北大南墙的僻静地方。“定金每个证一千，”我对她们说，“交货时每个再付一千。”
“两千一个？”胖一点儿的女孩儿说，“别漫天要价啊，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行情早摸清楚了。”
那口音，我打赌出不了胶东半岛。舌头硬邦邦的，说话时拼命往后拉，普通话说得还没我好。“就知道瞒不过你们北京人，”我说，“换了别人定金起码一千五。”
瘦一点儿的女孩儿说：“我朋友办一个会计资格证才四百。”
“你要吗？我三百就给你办。”我递给子午一根烟，“你要去的可是香港和澳门哪，快赶上出国护照了。”
“我们不是真要去。”
“我知道，想去凭这个也去不了，但我得做得跟你们已经去过了一样真实，是不是？”我用胳膊肘儿捣了捣子午。
“小姐，这已经是最低价了。前几天，”子午说，做着样子看我，“上周二吧，一个河北的什么局长刚从我们手里取了货，港澳通行证，还两千五呢。”
就这么定了，十天后交货。她们都准备掏钱了，反穿夹克鬼魂似的突然冒出来：“小姐，”他笑嘻嘻地对两个女孩儿说，“要什么证？我这里至少便宜一半。”
“你怎么又来了？”子午火了，搡了他一下。
“我为什么不能来？”反穿夹克理理夹克，“你做你的生意，我做我的生意，又没到你口袋里抢。”
“你比抢还恶心！”
那两个女孩儿惊恐地说：“不办了，不办了。”拉扯着小跑走了。
反穿夹克反而笑了，声音像鹅叫。“想动手？”他说，“仗着人多是不是？”
“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把子午拉到身后，站到反穿夹克跟前。
“我们老大说，想在海淀混，每个月交一千块钱。要不走人！”
“说梦话吧你？海淀是你们家的？”子午说，“我看你丫是欠抽！”闪出来就要动手，我赶紧把他抱住。然后看见斜对面的小区里走出来五六个男人，其中一个我见过，同行，也是在中关村这一带活动。我觉得不妙，拽着子午的胳膊就跑。我们一定是被人惦记上了。子午没看见他们，以为只有反穿夹克一个，他一个人就能把他扔得四脚朝天。我来不及跟他解释，死活拖着他跑到硅谷门口。那里人多，他们就是跟上来也不敢动手。
“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
“他们五六个人。”
“十个又怎么样？我揍扁他！到手的钱又没了。坏了我们两回生意。”
“钱可以慢慢赚，”我说，“他们是冲着咱俩来的。”
“凭什么？哥，这才到哪儿？我们不能窝囊成这样。”
“没什么窝囊的，”我又递给子午一根烟，“我也奇怪，他们为什么单单盯上我们。”子午气鼓鼓地往外吐烟圈。“没事，”我拍拍他的肩膀，“今天差不多了，找个地方喝酒去。说实话，就是他们不坏事，那两个证我们可能也做不了。”我没做过港澳通行证，见都没见过。要做，首先得找到母本，就是原装的真证。这东西不好找。
“那你为什么还要收定金？”
“试试。找不到再把钱退给人家。”
“要是不退呢？”子午突然来了兴致，“这样我们慢慢地可不就发财了？”
“别瞎想。”我说，“咱可不能做那缺德事，得讲信誉。有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小偷也讲职业道德？对，盗亦有道。我们只拿别人答应给我们的钱。”
“哥，别把自己抬那么高。咱就是一办假证的。”
“那也得守办假证的规矩。”
子午撇撇嘴，好，守规矩守规矩。
晚饭后回到西苑，子午待在屋里看那台两百块钱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电视，我去了文哥的屋里。这个四合院不大，只要敞着门，从我的房间能看见文哥在他屋里的大部分活动。一个阴天下午，雨下得人万念俱灰，我一觉醒来觉得无聊得要死，一歪头看见文哥的屁股正对着门不停地哆嗦。哆嗦半天，他猛地转身，下身**地亮在门前，一股东西落到雨地里。他站在门边闭着眼享受了半天才提上裤子。有意思，这老东西，生活很有情调啊。上厕所的时候我特地经过他门前，没头没脑地问他：“文哥，大阴天的，想不想女人啊？”他警觉地向门外看了看，雨不大，该在的东西都在。他就笑了：“笑话老哥？没办法啊，不是虎就是狼，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你小子不想？”我笑笑，没说话。从那以后我和文哥的关系就近了一层，不少风声就是他告诉我的。今晚去他那里，就是想问问，江湖上是不是出事了。
我跟他说反穿夹克。
文哥犹豫半根烟的工夫，说：“兄弟，你的脾气我知道。你还是换个地方吧，丰台、宣武、石景山，哪儿都行。”
“啥意思？”我问。对我来说，海淀就是北京，换个地方没准儿我路都找不到。这两年搬过几次家，但始终在海淀打转，离不开。也不愿往其他区跑。“老哥你给我两句明白话。”
“你要不问，我还真开不了这个口。”文哥说。眉毛直往上挑，一挑额头上就添了三五条皱纹。有一回说到他眉毛，已经呈八字形了，他说原来不是，起码是平着长的，人一老皮肤就泄，眉毛就掉下来了。他的眉毛一挑我就知道有难堪事了。“现在生意不是有点儿淡吗？一紧就这样。有俩哥们儿就从丰台拉过来几个人，跟个帮派似的，收保护费。这事几百年前就有，你该知道。”
“咱们可都是干这一行的，犯不着自己搞自己吧。”
“那是你的想法。哪一行其实都一样。生意不好做，总得挣钱。保护费是一笔。不交？那更好，都走了海淀就剩这一帮子，没人抢生意了。”
“什么世道！”我在文哥屋里转了两圈，“那你呢？”
“我答应了。要不怎么说开不了口呢。”文哥把头低到裤裆里。过去他老说，奶奶的，五十岁的人了，除了戴大檐帽的，怕谁呀？要挣钱，就得抓一个是一个。现在，他把快五十岁的脑袋低到裤裆里。抬起头的时候说：“要不，你就应了吧。挪个窝还不知道哪天能挣到钱，搬家三年穷啊。”
“他们不就几个人吗？咱们一块儿对着干，我不信能把我们怎么着！”
文哥捋起袖子，小臂上有一道瘀紫的伤痕。然后撩起上衣，肋骨上也有一块。“前几天的事，”他说，被打了他一直都没吭声，“不软不行啊。老婆、孩子还等着钱。”
他的惭愧显而易见，低头等我说话。我只咳嗽了一声就回了自己的屋。子午问我脸阴着是不是撞上鬼了，我说没有啊，我在想明天去趟颐和园吧，就几步路，也没带你去玩过。我只是想空下来一天好好想想。这种事过去从来没遇到过。
“好啊，好啊，早想去了。”子午说，指着电视，“哥，你帮我看看那女的会不会跟她同学上床，我去撒泡尿。憋死我了。”厕所在胡同口。如果一大早去干大事，要排老长的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