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父决定好好赚钱以后，我们见面就少了。不是见不到他，而是很少碰面，没空儿在一起喝酒，或者他到我住的地方去了。偶尔在公交车上我会看见他，看见他在站牌下，或者是在海淀。有一次我坐车经过人大正门，看到他叼着烟在校门口转，应该是在找生意。
一个星期天上午，因为不上班，我还没起床，被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吵醒了。我开了门，是姑父。我刚要说话，姑父向我摆摆手，赶快把门关上了。我重新爬到**，问他鬼鬼祟祟的出了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姑父走到窗户前向下看，抚着胸口小声说，“妈的，被盯上了。你看看，那小子还在。”
我觉得挺好玩儿的，就从**下来，趿拉着鞋子过去看。楼下果然有个警察，提着警棍到处乱瞅。“你怎么知道是盯上你的？”我说，“说不定人家也是碰巧到这里。”
“不可能，”姑父说，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到我抽屉里找烟，哆嗦了半天才点上，看样子他刚才很紧张，“一定是盯上我了，他妈妈的，吓死我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算明白了。我现在见到狠一点儿的警察就腿软。”
他是来海淀这儿交货的。约好了客户，他在硅谷电脑城门口等，抽了两根烟，无意中看见了一个警察，可能是心理作用，他总是有意无意地看那个警察，那警察就注意到他了。姑父和人家约好了在那里见，不好随便离开，只好接着抽烟，把剩下的两支也抽完了，看见客户走过来了。他赶紧迎上去，告诉客户这儿不安全，要换个地方交货，他莫名其妙地回了一下头，正好和警察目光相对。姑父说，当时他就出了一身汗。他带着客户拐进芙蓉里小区，想在哪栋楼后面避人的地方谈妥了再交接。谁知道那个警察就跟上他们了，跟着他们也进了芙蓉里。姑父心想坏了，不敢再冒险继续下去了，就对客户说，换个时间再联系吧，别搞出事来了。那客户也怕，两人就分开走两路了。姑父转了一个弯就开始跑，接着就听到身后也响起了脚步声，他真是吓坏了，围着几栋楼转了好几圈才想起找我，就上来了。他在我住的楼这儿终于把警察甩掉了。
“惊险，真惊险。”姑父大口大口地吸烟，然后把烟雾吐出来，好像打算把恐惧也一并吐出来，“那个警察眼睛真毒，我像个办假证的吗？”
“不知道。”我说，“那家伙可能也是个打假的老手。”
“不能再这么干了。得网罗几个人，这担惊受怕的日子没法儿过了。”姑父说着，又谨慎地走到窗前，伸长脖子往下看，“终于走了。”
“还出去？”我开始穿衣服下床。
“等一等。”姑父说，“算了，就在你这儿吃午饭吧。我担心那警察没走远。你下楼买菜时帮我看看他还在不在，高个子，脸上的络腮胡子没刮干净。”
下楼买菜时，我特地到硅谷那儿转了一圈，除了维持交通的保安，没看到戴大盖帽的。上了楼我告诉姑父，今年国家要召开好几个会，可能会不定期地抓一抓治安和打假，小心别再给逮了。姑父头点得很利索，他说：“你在报社，消息灵通，有什么情况赶快跟我说。”
“好啊，”我说，“我也不想你出事。报社常派记者到公安局去采访，有时候就是采访像你这样的，当然是被抓住的。”
姑父干笑了两下，说，“咱别老说这些了，喝酒，喝酒。”
一喝酒姑父就想起了要说女人，说男女的那点儿事。他说他累，心里累，那东西也跟着累，经常事情刚到一半就没感觉了，惹得路玉离老是骂他。
“你怎么心累了？”我笑着问他。他那玩意儿不太好使了，我说不清楚是幸灾乐祸还是替他担忧。
“想赚钱，妈的，赚大钱。”姑父说，“对了，你有没有不行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有点儿过分了，好在我习惯了他和我说话的方式。“我又没结婚，怎么知道？”
姑父很沮丧，感叹说：“活了大半辈子了，才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自己的有些东西都不听使唤，何况别人。”
我笑了笑说：“路玉离欺负你了？”
“不是。”姑父说，“她舍不得分几个人给我，她说我干不了。妈的，她一个娘们儿能干得了，我就干不了？笑话。”
姑父为此生路玉离的气，都睡到一张**了，还舍不得分几个钱给他花花。
这句话说了不到一个月，姑父就打电话告诉我，路玉离终于答应分一点儿生意给他了。给了他五个人，就是说，这五个人在外面找到活儿了，都交给他，让他找人做。姑父很兴奋，说话的口气俨然已经是大老板了。然后炫耀似的告诉我，其实做个小头目也不容易，要操多少心哪。原来在大街上揽生意，只要动动嘴皮子把人家说动了，找到活儿往上一送，就等着拿证交货了。现在不行了，你得操心，他要什么样的证，要去找原始的证件，联系印刷厂，还要找人刻字，挺烦的。姑父接着就骂起来了，说现在的学校都瞎搞，毕业证弄得那么花哨干吗。姑父说得很郑重，好像他不是在做假证，而是在印假钞票。
有了五个跟班的，姑父显然忙起来了。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只是通电话，而且多数是我打给他。一接电话他就说，忙啊，他妈的忙死了。
“那一定挣了不少钱了。”我说。
“还行吧。”姑父说，“总得挣点儿钱吧。”
好像已经有了很多钱。我也以为他挣了一些，那么忙，不挣钱还能干什么。他忙得有时候都差遣我了。他在电话里说，有个客户想办一个北大硕士毕业证，让我帮他找一个原始的证件好模仿，而且规定了时间，务必在三天之内。好吧，谁让他是我姑父呢？我到北大找到了正在读研的同学，让他帮忙。同学找到了他的在读博士的师兄，我请他们吃了顿饭，把毕业证拿到了，然后亲自送到了姑父住的地方。
姑父住的地方在西苑，乱糟糟的，一间小屋里到处堆满了东西，被子没叠，脏衣服也没洗。这和姑父一贯爱俏的性格有点儿不协调。
“没办法，”姑父说，左手电话，右手翻开通信录找号码，“忙啊。”
我翻着他桌子上的几个假证，有人大的，有北京理工的，还有河海大学和南昌大学的。一个大学的一个样。看来姑父的生意遍天下了。
“当老板的感觉不错吧？”我说。
“比你想象的要差很多。现在生意不好做了，不像几年前，现在的毕业证都上网了，假证的上不了，一查就露馅儿了，生意就少了。妈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不是人待的地方里了。”姑父说。电话通了，他说：“嗯，是我，对，是我。没问题了。嗯，好的。到时候我派人送过去。嗯，好的，好的。再见。拜拜。”
姑父这辈子终于尝到点儿当领导的味儿了。他的一板一眼的普通话让我觉得好笑。
“路玉离呢？怎么不帮你收拾一下？”
“去她男人那里了，过两天就回来。对了，”姑父说，从抽屉里找出一张假成绩单来，指着上面的一溜儿小方框，“帮我想几个课程的名字，就是你念大学时上过的那些课，然后打个分数。”
“打多少分？”
“瞎打。八十分以上，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