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姑父的好日子终于到来了，没想到刚过一个月就出事了。不是他出事，而是他手下的一个叫麻秆儿的出了事，被抓了。
麻秆儿被抓和姑父也有一定关系，他是和姑父一起出去交货的。我想一定是姑父的领导情结抬了头，他戴着墨镜，让麻秆儿装着要交的三个证。麻秆儿我没见过，但听姑父的描述，瘦得跟猴似的，形容有些猥琐，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法分子。警察注意到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姑父不装那三个假证的另外一个原因，他大概不愿意挑明，我猜的，就是姑父自己也害怕。他被过去的那些经历吓怕了，而且现在是三个证。姑父曾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再也不想到马路边去找生意了，也不想再去接头交货了，怕了。但是那次他不得不去，因为那三个证是客户直接和他谈好的。
他们在交货时被警察盯上了，他们发现时赶快四散逃跑。麻秆儿因为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假证，两个警察就全力追他。我姑父和客户逃掉了，不幸的麻秆儿被抓了，他风一吹就倒的虚弱身子根本跑不快，跑了不到两百米就被摁到了地上。
麻秆儿被抓进去了，当然要活动活动，把他弄出来。因为是姑父的手下，又是和姑父一起交货时出的事，姑父当然有推卸不了的责任。麻秆儿家里的人知道了，先是打电话，求姑父救救他们的儿子，过了两天他们就从河南老家来北京了。老两口儿和麻秆儿的姐姐把姑父当成了救星，请姑父一定要想想办法，千万别让麻秆儿蹲监，他还小，媳妇还都没找到。
姑父怕人求，一求就急，他安慰他们说：“你们别难过，我比你们还急，都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兄弟，出了事我心里也不好受。大老远你们跑过来干吗？有两分力我不会只用一分的。你们先回家，我会尽力把这事处理好的。”
麻秆儿的家人在北京住了下来，吃，住，打车去拘留所看儿子，所有的费用都是姑父承担的。好在他们只待了三天，否则姑父更叫苦了。那些天他什么生意都没做，一门心思找人通融，想把麻秆儿赎出来。通过路玉离，再找人，拐了几道弯，总算和派出所那边有了联系。中间人在姑父和公安局之间两头跑，他对姑父一直含糊其词，总也不说出最后的价码。路玉离说，恐怕不会少，先给五千吧。姑父给了中间人五千。过了两天没看到有什么动静，姑父心里不踏实了，关键是麻秆儿家里人整天打电话催。他又问路玉离，路玉离说，那就再给五千。
又是五千。姑父一听都哆嗦了。张嘴就是五千，吃人呢。姑父还是给了那个中间人，又请他吃了一顿饭。中间人只说，等消息吧，吃完饭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姑父等不了，因为麻秆儿家人在屁股后头催着他。他们现在越来越认为是姑父害了他们的儿子，所以也就越来越理直气壮地唯姑父是问了，搞得姑父很恼火。
路玉离说：“让你充好人，当初让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不干，非要讲什么哥们儿义气。现在好了，讲不下去也得硬撑着讲，想不讲都不行。就赖上你了。”
姑父垂头丧气地说：“不是觉得都是兄弟嘛，而且是和我在一起被抓的。”
“嘁，这么有情有义的还来挣这条道上的钱？”路玉离不以为然，“又不是你把他送到警察手里的。”
姑父想想也是，颇有点儿为自己的天真后悔，现在只能是赶鸭子上架了。几天后他又拿出了五千元给中间人，希望他能尽快把这事了了。第二天中午，中间人打电话给他，终于明确了价码。他说，他也只是传达了那边的意思，三万，因为麻秆儿身上有三个假证。姑父彻底不行了，他知道自己摆不平了。三万。也就是说，还要再拿出一万五。他扛不住。
为了摆脱麻秆儿的家人，他把手机关了，躲到我那里，待了大约一周。除了偶尔用我的电话和外界联系一下，就是喝酒和睡觉。他说他实在没办法了。
“再多一分钱我都拿不出来了，”姑父说，“说实话吧，我挣的都送给他们了，还借了路玉离两千。”
我觉得很奇怪，问：“最近生意不是很不错吗？”
“我那不是想充充胖子嘛。你真以为这事能挣多少钱？现在办假证的太他妈的多了，竞争厉害，价钱上不去。还要请人来制作，爷爷送一份，姥姥送一份，剩下的就没几个子儿了。我一直以为，有两个人了，不要整天往大街上跑了，能够安稳地挣点儿大钱。现在才发现，我干什么都比人家迟了一步。”
姑父难过起来，喝了两瓶闷酒，突然说：“什么都是他妈的假的，只有老婆儿子才是真的。”他醉醺醺地去抓电话，“我得跟小峰说说话。想家了。”
姑父对着电话“咕噜咕噜”说了一通酒话，我怀疑他自己都听不明白。挂了电话，他说：“有个好儿子真好。妈的，赚钱。嗯，赚钱。”
姑父的一万五千块钱基本上是白花了，没能把麻秆儿弄出来。他和中间人实话实说，他没劲儿了，希望这一万五千块钱能够发挥一点儿照顾麻秆儿的作用，不致让他在里面受太多的罪，也算对得起兄弟了。麻秆儿父母那里，他只好说，这事有点儿严重，没法儿办，麻秆儿不会受苦的，他给了局里一万五，会让他在里面过上好日子的。姑父一再向他们强调一万五，每强调一次心里都哆嗦一下。这个数字大概对麻秆儿家人也很有冲击力，他们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下逐渐沉默了。
但是姑父最终并没有彻底从麻秆儿的事件中抽身出来，他觉得这事还是和他有关，是他把麻秆儿送进去的。为此，很长一段时间他精神都不好。也许他在想起麻秆儿的时候，顺便想起了他在里面的三年。
麻秆儿的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其余的四个人觉得姑父不地道，他们和麻秆儿的家人一样，认为麻秆儿是因为姑父被抓的，姑父有责任和义务把他弄出来，但是姑父最终放弃了努力。我想他们大概也有兔死狐悲之感，觉得跟着姑父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安全。他们开始不那么专心了，找到了生意不像过去那样，全交给姑父，而是隔三岔五地另找买家。这很容易，北京办假证的太多了。
这让姑父很被动。道上的人都知道，出了事毫无疑问是要伤元气的，一个是资金周转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挫伤了锐气，胆子也跟着小了。其他四个人给姑父捣鬼，事就不好做了，做不起来了。活儿少了，姑父也不能整天待在家里等饭吃，他不得不重新出门，站到了路边和天桥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蓝旗营前面的天桥上。
“过来吃饭？”我说，“今天休息，想去吃顿水煮鱼。”
姑父说：“好，刚谈崩了一桩生意，正他妈的有火，吃点儿辣的痛快一下。”
大半个月不见，姑父明显衰老了，一脸的疲倦。皱纹什么的，好像一下子从皮肤下面全爬出来了。他坐我对面，抽烟的姿势都萎靡了。
“姑父，”我说，“你的状态有点儿问题啊，一点儿精神都没有。”
“没精神吗？”姑父摸了摸他的短发，“我昨天刚理的头发，又染了一下。”
姑父很在乎自己年轻不年轻的，我就不好打击他了。“不错，头发挺精神的。”
“你是说我人老了？”
“老什么？还不到五十哪。”
那顿饭姑父吃得很少，老是走神儿，这和他一贯的作风不合拍。水煮鱼很对他的口味。
“是不是现在重新出来了，有心理障碍？”
“什么心理障碍？我不懂这些洋词。有点儿怕，不过没办法，要挣钱。”姑父顿了顿，续上一根烟，过了半天才说，“你姑妈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家前面的楼房也盖起来了。正好堵在我们家那溜房子的门前，现在的路很窄，送煤球的货车都进不去，小峰只好借来修鞋师傅的三轮车，一趟一趟地运回家。”
我能想象得出来那是什么样子，又一栋六层楼房拦头把姑妈家夹在中间，贴了瓷砖的墙壁成了他们家巨大的照壁。后面的楼房上看见了姑妈一家的日常生活，前面的楼房落下阴影，一年四季都将见不到晴天。姑妈最不喜欢的就是，在别人眼里生活，又被别人挡住了阳光。
“有什么打算？”
“再找几个人，不能就这么耗着，小峰又要高考了，拖下去就废了。活儿也越来越难做了。”
“跟路玉离要？”
“不问她要我到哪儿去找？她不愿再给了，她老公不愿意。那老东西把生意看得比人要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