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以一种普遍可理解之方式介绍玻璃球游戏的历史。
... non entia enim licet quodammodo levibusque hominibus facilius atque incuriosius verbis reddere quam entia, verumtamen pio diligentique rerum scriptori plane aliter res se habet: nihil tantum repugnat ne verbis illustretur, at nihil adeo necesse est ante hominum oculos proponere ut certas quasdam res, quas esse neque demonstrari neque probari potest, quae contra eo ipso, quod pii diligentesque viri illas quasi ut entia tractant, enti nascendique facultati paululum appropinquant.
Albertus Secundus
tract. de cristall. spirit.
ed. Clangor et Collof. lib. I. cap. 28[1]
约瑟夫·科讷希特的亲笔翻译如下：
……对于肤浅之人而言，通常情况下，不存在的事物兴许比存在的事物更容易进行口头描绘，可以更不负责任地诉诸语言；但
是，对于虔诚且富有责任心的历史编纂者[2]而言，情况却刚好相反，不过话说回来，也没有什么比某些既不能证明其过去已存在，也无法断定其未来将存在的事物更需要用语言来向人们传达其存在的可能性了。恰恰由于这些虔诚且富有责任心的人将其视为存在于当下的事物，才使它们离已存在、将存在的可能性更近了一步。
我们的目标，乃是通过本书，将所能搜集到的少量关于约瑟夫·科讷希特，即在玻璃球游戏档案中被称作“卢迪大师”约瑟夫三世之人的传记资料，通过文字的形式记录并保存下来。在此过程中，我们未曾忽视这样一项事实：上述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与灵**的普遍规律和传统习俗相抵触的，或者至少看起来如此。毕竟，彻底去除个性，将个体最完美地融入由教育体系与学术象牙塔所构成的团体当中，是我们灵**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在漫长的传统延续道路上，该原则始终都能得到广泛遵循，这也导致我们如今再想找到曾经为团体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个体的传记资料、窥探他们每个人当年的心路历程，已经变得异常困难，对于其中大多数个体而言，已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了；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连这些个体的真实姓名都无从确定。要知道，我们所过的灵**，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应的团体组织具有隐姓埋名的理想，而且这一理想几乎总是能够得以实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持上述编纂尝试，想方设法地去确证“卢迪大师”约瑟夫三世人生中的种种经历，并借此大致勾勒出他作为个体的独特形象。之所以如此坚持，绝非如我们刚开始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对其人格的崇拜、出于对传统礼制的不服从；恰恰相反，我们不过是服膺于真理与科学罢了。这套观念古已有之：我们越是尖锐，越是毫无保留地投身到某个议题当中，该议题的对立面就越是洞若观火。隐姓埋名是我们所属的这一体系、我们所过灵**的基础，之所以如此坚持，恰恰是出于我们对此基础的赞同与崇尚。不过话说回来，只消看一眼这种灵**的早期发展史，也即玻璃球游戏的发展历程，一切即已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表明，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次开疆拓土、每一项细节变更、每一步关键进程——无论指向进步还是指向保守——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其独一无二真正发起者的个性特征。作为引入变化之人，作为对整套体系施加转变、予以完善的工具，个体最清晰的面容，亦随之显露了出来。
然而，我们如今所理解的个性特征，与早期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们的理解有着很大区别。对于他们而言，尤其是对于过去那些具有明显传记写作倾向的作家而言，所谓的个性特征，其本质似乎永远都是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独一无二的，甚至常常是病态的；我们当下对个性特征的理解则截然不同，那些已经懂得如何去超越一切独创性与特殊性的个体，成功地将自身尽可能完美地置于普通人之中的个体，尽可能完美地服务于普罗大众的个体，唯有当我们遇见他们时，才会看重其个性特征。一旦更加仔细地加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理想化的衡量标准，其实早在古代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比方说，古代中国人口耳相传的所谓“智者”或“完人”的形象，又或是苏格拉底美德论中的典范人物[3]，其标准与我们如今的理想比较起来，几乎不存在任何区别；不少体量庞大、专注于灵**的组织，比如罗马天主教会，在其力量最强大的时代，也曾奉行过类似原则。罗马天主教会历史上的一些伟大人物，例如圣托马斯·阿奎纳[4]，在我们看来，简直跟早期的希腊雕塑一样[5]，与之相关的史料，对外展现得更多的，是他作为某一类代表人物的典型特征，而非作为人类个体的特殊性。不管怎么说，二十世纪开始的灵**改革——我们都是其继承人——早在这场改革之前的年代，上述真正的古老理想，显然就已消失殆尽了。因此，当我们在创作于那个年代的传记里，发现诸如“英雄有多少个兄弟姐妹”这样的琐事都得到了详细记载，发现英雄在童年和青春期、在为了获得众人认可而进行的斗争中、在对爱情所开展的孜孜追求中，精神上留下了怎样的伤痕和疮疤时，难免会颇为惊讶。我们如今对一位英雄的病理学档案、家族史、情欲本能、消化和睡眠情况根本就不感兴趣，甚至对他所具有的知识背景、他在受教育阶段最喜爱的学科、他最中意的书籍等也不怎么感兴趣。在我们看来，唯有这样一类人物才称得上英雄，才值得我们给予特殊关注：这类人物的天性，以及他们所受的教育，能够使他们几乎彻底融入团体的对应职能当中；与此同时，人类个体独立性所具有的芬芳与价值，也不至于因此而失去，不至于失去其中蕴藏着的强大无比、振奋人心、令人钦佩的驱动力。因此，一旦某个人类个体与团体制度之间发生了冲突，我们往往也会将这类冲突视为考察其个性是否足够强韧的试金石。我们并不认同那些受到欲望和**驱使、敢于打破秩序的叛逆者，相比之下，我们只会去尊敬那些全心全意的奉献者，将其视作真正的悲情英雄。
一旦真的在某处找到了英雄人物，在面对这些货真价实的人类楷模时，我们对他们的性格特征、名字、模样和行为举止，就会马上产生浓厚的兴趣——这种现象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问题，合情合理，非常自然。因为通过这样一类人物，我们得以成功认识到，即使在体系构筑得最为完美的团体内部，在那些发展上一帆风顺的组织里，我们所面对的也并非一台机器，并非由早已死去、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大大小小零部件所构成的机器，而是一具活生生的躯体，由各个不同部分组成，由各种各样的器官来驱动，每一个部分、每一样器官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性，行动上固然完全自由，共同的参与亦创造出了生命的奇迹。以这样一层意义为出发点，我们开始努力搜集与玻璃球游戏大师约瑟夫·科讷希特生平相关的各种材料，尤其是他亲笔所写的一切文字资料，经过一番努力，的确找到了不少值得阅读的真迹手稿。
我们要讲的是科讷希特的为人和生平，对于团体成员们而言，尤其是对于玻璃球游戏玩家们而言，这些内容肯定早就一清二楚，至少也有大致的了解。单就这一层面来讲，本书所针对的阅读对象，就不会只局限在团体范围内，也打算找到身处这个圈子之外且能较好理解书中内容的读者们。
在这个范围窄小的圈子内部，本书当然既不需要介绍，也不需要添加任何注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这位英雄人物的生平和壮举，能够有团体以外的读者，能够让更多人读到，因此，我们眼下必须完成一项稍微有点儿困难的任务，必须在本书开篇部分，为普通读者提供一段简短、通俗的介绍，简述玻璃球游戏的存在意义及其历史。必须再次强调，这部分内容是完全大众化的，仅以通俗易懂为目的，并不打算澄清团体内部争论已久的、关于游戏本身及其相关历史的诸多问题，事实上也完全没这种必要。毕竟眼下还远远未到能够客观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
有鉴于此，大家实在不必抱有过高期待，认为我们能够在这里给出玻璃球游戏的完整历史及相应理论知识；实话实说，就算是那些比我们德高望重、写作技巧比我们娴熟得多的作家，今时今日也不可能做到这些。这项任务必须留待未来，等待真正能够完成此事的人来完成——前提是，在那之前，相关文献资料没有丢失，且人类的思想并未因为某些原因显著降低。此外，大家更不应将本书视作玻璃球游戏教科书，像这样的一类书籍，是绝对不可能写得出来的。须知，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早已规划妥当的学习路径之外，人类不可能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学会玻璃球游戏的游玩规则，学习这一游戏需要多年时间，没有任何捷径可走。而且，对于那些已经学会的人而言，没有谁会对“让这些规则变得更容易学习”这件事感兴趣。
上述规则，即游戏的符号语言和语法，本质上是一门高度发达的隐语，由若干科学类目与艺术类目彼此巧妙交融、统合后构成，其中占到最大份额的，乃是数学与音乐（或谓之曰音乐科学），这门语言能够表述出几乎所有学科的内容和结论，并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故此，玻璃球游戏是统合了我们文化中所有内容与价值的游戏，它的游玩对象恰是它们全体，诚如某位画家在自己艺术创作全盛期的游玩对象，是他调色盘上的全部颜色一样。人类在其创造力的鼎盛年代催生出的各种知识、各种崇高思想、各种艺术作品，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一切，以及创造期结束之后，紧随而来的学习、沉思、反思年代引入的一切概念、理念与研究成果，这一切经过吸收、提炼、改造得来的一切精神财富，构筑成了一整块无比巨大、充满灵性价值的材料，这就是玻璃球游戏玩家的游玩对象。就好比管风琴需要由风琴师来负责演奏一样，玻璃球游戏玩家所演奏的这台管风琴，其完美程度几乎无法用常理来形容，它的键盘和踏板可以俯瞰整个灵性宇宙，它的音栓[6]几乎不计其数，理论上讲，整个灵性宇宙囊括的所有内容，皆可由这台乐器复现。这些键盘、踏板和音栓的设置，眼下已完全固定，再想改变其数量和排序，试图进一步完善它们，恐怕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通过加入新的内容来丰富游戏的语言，必须受到游戏最高管理部门的最严格限制，这一规定的存在是可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在这固定不变的庞杂结构内部——不妨继续拿我们一直在使用的管风琴进行类比——在这台巨大管风琴的复杂机械内部，每位玩家都被赋予了排列、组合整个灵性宇宙全部可能性的权限，在一千次严格执行的游戏当中，哪怕想要找出两次不仅仅在表面上相似的游戏，都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即使碰巧有两位玩家将完全相同的一小部分主题区域作为他们的游玩对象，这两次游戏的呈现与流程也必然大相径庭，其中决定性的差异，取决于玩家的思维方式、性格、情绪与技巧。
历史学家想将玻璃球游戏的滥觞追溯至多远，想将其诞生之前的历史梳理至多久，完全由他本人的想法来决定。诚如所有伟大思想一样，其无所谓开始，亦永不会结束。我们发现，玻璃球游戏作为一种思想源流，作为一种期许与愿景，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古早年代都能寻得端倪，比方说，在毕达哥拉斯[7]的思想中，接下来，在古代文明的晚期[8]、信奉古希腊——诺斯替主义[9]的圈子里，在古代中国也能找到，随后又在阿拉伯——摩尔人[10]文化生活的几个高峰期出现。玻璃球游戏诞生之前的历史不断向前延展，途经经院哲学[11]和人文主义[12]，导向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数学家学院[13]，直至浪漫主义哲学[14]，以及诺瓦利斯[15]那些形如魔法幻梦般的如尼符文[16]。每一次朝着“知识的总和”[17]这一理想目标前进的灵性律动，每一座柏拉图式的学院，每一场知识精英的聚会，每一次让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之间达成和解的尝试，每一次在科学与艺术抑或科学与宗教之间达成和解的尝试，上述一切都基于同一个永恒理念，玻璃球游戏为我们所形成的，也正是这一永恒理念的具象。古往今来，诸如阿贝拉尔[18]、莱布尼茨[19]、黑格尔[20]这样的大哲，早已对玻璃球游戏所对应的梦想洞若观火，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试图将灵性宇宙收拢在高度凝聚的某个系统之中，将文化和艺术所拥有的生动美感，与崇尚严谨、精确的科学所催生出来的神奇力量结合起来。在那个时期，音乐和数学的发展几乎同时登峰造极，成就了无数经典，两门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进行得十分频繁。向前回溯两个世纪，在库萨的尼古拉[21]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拥有同样意境的句子：“灵性，化自身为潜能，即以潜能之形貌衡量万物；首先，此形貌独具绝对之必然性，唯以此为前提，方可凭借至纯至简之法则，筹算万物于股掌之上，诚如神之所为；其次，此形貌亦令自身独具联结之必然性，唯以此为前提，方可凭借其显形之无两，筹算万物于股掌之上；最后，此形貌亦反作用于潜能自身，令其固化成型，唯以此为前提，方可凭借其存在本身，筹算万物于股掌之上。须知灵性亦具象形，故此，亦可借由类比之法衡量万物，兹用无穷数字、几何图形，正与之相仿，筹算万物于股掌之上。”顺带一提，尽管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库萨的尼古拉的这段思考，所指的几乎就是我们的玻璃球游戏，或者换种说法，我们的玻璃球游戏与此处的思考游戏是相呼应的，且很可能发端于类似这段思考游戏的哲思方向，但玻璃球游戏与库萨的尼古拉的关联却远不止于此；实际上，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好几处，甚至许多处类似的思考。库萨的尼古拉对数学的喜爱和他所拥有的将欧几里得几何学[22]的图示及公理，作为带有说明性质的譬喻，应用到神学——哲学概念上的能力，以及通过这一过程所获得的快乐，似乎也非常接近玻璃球游戏玩家的游玩心态，有时，甚至连他所使用的拉丁语（其中不乏他随心所欲发明出来的词汇，但还不至于被任何懂拉丁语的读者误解）也会令人联想起玻璃球游戏语言所具备的那种供玩家自由发挥的可塑性。
恰如我们这篇介绍型文章的引言部分已经明确表述过的那样，艾尔伯图斯·塞孔铎斯[23]乃是不折不扣的玻璃球游戏先祖之一。而且，在无法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进行证明的不利条件下，我们仍坚持假设，该游戏的核心思想，同样支配着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那些相当有学问的音乐家的创作思路，因为他们的音乐作品都是以数学上的大胆空想为基础的。在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些文学作品中，大家时常能够看到这样一类传说：学者、僧侣，要么就是醉心于思维游戏的贵族们，他们设计出各种充满灵性与魔力的智慧游戏，并且玩得不亦乐乎。以对弈形式进行的棋类游戏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棋类游戏的棋子与棋盘设计，除了表面上的游戏定义之外，往往还拥有各种秘而不宣的深层含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在那些针对各种文明起源时期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据当时的各种故事、传说记载，音乐这门艺术，总是会被赋予一种具有支配地位的神秘力量——音乐能够支配人的灵魂，能够支配整个民族的命运，其力量远远胜过其他任何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因此，音乐成了这些早期文明的隐秘统治者们必须学习并遵守的准则，成了国民及其对应国家的法规法典。人类直接受到音乐的统治，从而过上天堂般的理想生活——从最早的远古中国神话，一直到古希腊传说，上述观念始终都在发挥作用。玻璃球游戏与上述对音乐的崇拜之间，有着最深切的联系（“在永恒的流变中，总有歌曲的神秘力量在向尘世间的我们问好。”[24]——诺瓦利斯）。
纵使我们现在承认玻璃球游戏的观念是永恒存在的，即它早在真正得以实现之前，就一直存在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可是，它以我们眼下所熟知的形式存在，却也依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历史脉络可循。我们试图在此简要论述其中最重要的阶段。
在这场灵性运动所取得的大量成果当中，最为关键的两项，无疑是创立玻璃球游戏团体，以及成功建立起玻璃球游戏体系。运动开始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由文学史家普林尼乌斯·齐根哈尔斯[25]经过极其透彻的调查研究后最终确定下来的，其名称亦由他来订立，即所谓的“专栏时代”。这样的名字无疑是漂亮的，但也是危险的，总是会在不知不觉间，诱使人们不甚公平地去看待过去人类生活的某些特定状态，实话实说，“专栏时代”绝对不是个没有思想的时代，甚至可以认为是个思想上百花齐放的时代。可是，根据齐根哈尔斯的说法，那个时代并不知道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思想，或者换种说法，不知道应该如何在国民日常生活和国家经济结构中，为这些思想分配适当位置，从而发挥出相应功用。坦率地讲，我们对那个时代知之甚少，尽管它是构成我们今天灵**几乎所有特征的培育土壤，一切都是从那个时代生长、发育起来的。根据齐根哈尔斯的说法，那是个极其“小市民”的时代，是个向影响广泛的个人主义宣示效忠的时代。当我们以齐根哈尔斯描述中所列举出来的关于那个时代的具体特征为依据，尝试对当时社会的整体氛围加以概括时，至少可以确信，齐根哈尔斯列举出来的这些特征，既不是肆意编造出来的，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夸大和矫饰，因为它们早已被这位伟大的研究者用无数的文献和其他文件予以证实了。我们选择加入这位研究者的行列，因为他是唯一真正认真研究“专栏时代”的人物。请不要忘记——对距今已经非常遥远的那些时代的错误或陋习嗤之以鼻，是轻率且愚蠢的行为。
中世纪结束之后，欧洲灵**的发展，似乎出现了两个主要趋势：其一，思想和信仰从一切权威所施加的影响中彻底解放出来，即当理智重新感知到自身存在、产生足够的自主意识之后，以成熟的态势对抗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与之展开一系列激烈的斗争；以及——另外一个趋势——虽隐秘但热情地寻求理智自由的合法化，寻求某种来自其内部并与之契合的新权威。概括地讲，我们恐怕可以断言：在为了两个本质上相互矛盾的目标而进行的拉锯战结束之后，灵**赢得了这场天人交战式的内部斗争。至于得胜的收益是否超过了过程中无数的牺牲、我们目前的灵**秩序规划得是否足够完美、这一秩序是否能够维持足够长的时间，长到使之前经受过的所有痛苦、危机与异象——从异端审判和实施火刑，到许多以发疯或自杀告终的“天才”的凄惨命运——最终都能被视作有意义的牺牲，像这样一类问题，我们是不允许去问的。历史已然发生——不管其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管它当年不发生是否会让现在变得更好；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它所具有的种种“意义”，这些统统不重要。无论如何，人类为灵**的“自由”所进行的斗争就是这样发生的，在此前提下，大家一路高歌猛进至随后的“专栏时代”，已经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终于招致了这样一项后果：灵**所享有的自由，膨胀到了无以复加、闻所未闻的地步，因为它一方面已经完全克服了天主教会的大家长式专制，另一方面也已部分克服了国家的管控。可是与此同时，这份自由始终没能找到一套由其亲自制定并能给予充分尊重的真正准则，因此它也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新权威，无法取得合法地位。齐根哈尔斯向我们讲述了一些那个时代堕落、腐败、自暴自弃的例子，有一部分确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必须承认，被那个时代的人们称为“专栏”的一系列产物，实际上是无法对其进行明确定义的。仅从表面上看，这类产物显然经过精心炮制，面向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是每日发行的报刊内容当中尤其受欢迎的一部分，构成了那些亟须接受可持续性教育的普通读者的主要精神食粮。专栏内容无疑是很丰富的，在报刊上开设的“讲座”——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儿，应该是“闲聊”——涉及的知识门类足有上千种之多。专栏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多半辛辣，嬉笑怒骂是很常见的现象，当中相对较聪明的那帮人，经常拿自己的作品开玩笑，甚至将自己直接拿来作为文章中的笑料，对于上述现象，齐根哈尔斯在接触过许多此类作品之后，至少能够确认这样一项事实，即这类自我嘲弄型的专栏作品，单就其内容上而言，往往是很难理解透彻的，仅从显露出来的创作态度上，可以判断出其作者普遍具有较明显的自嘲倾向。实话实说，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这些大批量炮制出来的专栏文章中，多少都会包含一些讽刺和自我嘲弄的成分，想真正理解它们，首先就必须找到进入其中的钥匙。纵观这些嬉笑怒骂小品文的生产者，有些属于报刊编辑部的职员，有些则是所谓的“自由”撰稿人，甚至经常被称为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也隶属于学术界，其真实身份通常是颇具名望的大学讲师。这类专栏文章中流行的内容，往往是社会上知名男士和女士们的日常生活逸事，以及彼此之间的通信摘抄，大体上会使用如下一类标题：《弗里德里希·尼采[26]与1870年前后的女性时尚》或者《作曲家罗西尼[27]最喜爱的菜品》，又或者《试论狮子狗在知名交际花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等等。此外，读者们也喜欢对当今达官显贵们之间的闲聊话题进行历史性反思，例如《数世纪以来的点石成金梦》或者《针对气候的化学——物理影响之实验》等成百上千种议题。仔细读一读齐根哈尔斯所列举出来的这些五花八门的闲聊文章题目，我们就会发现，不少人选择将这类文章作为精神食粮，必定要从每日发行的报刊里翻出来狼吞虎咽一番，其实称不上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恰恰相反，那些有名望、有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作家，竟然必须“服务”于专栏写作，对琐碎、低俗、规模庞大的普罗大众式文化消费提供协助，这才是真正值得惊讶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服务”这个词，当年也曾被拿来说明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在“专栏时代”，时不时地就会兴起一阵以当时流行的议题向社会知名人士发问的访谈式写作，这类文章往往特别受欢迎，齐根哈尔斯的相关著作中，专门为此现象准备了一个章节，以便对其加以梳理。比方说，知名化学家或者钢琴演奏家受邀前来谈论政治，又或者由受欢迎的演员、舞者、体操运动员、飞行员甚至诗人来探讨单身的好处与坏处，以及经济危机的假定成因等。撰写这类文章，唯一的重点就是将某个众所周知的人名跟时下最热门的话题绑定在一起，内容大可以随心所欲乱写：齐根哈尔斯在其著作中引用了数百个实例，其中部分内容让人触目惊心，读后难免会令人感觉错愕。正如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的，在所有这些光怪陆离的专栏文章中，可能混杂了大量讽刺性内容，甚至很可能包含恶魔般的绝望讽刺。不过话说回来，毕竟没有身在那个时代，我们也只能尽量进行一些设身处地的想象：当年那些看似非常喜爱阅读报刊的读者，无疑是以真正严肃的态度，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专栏所提供的一切，自然也包括其中一切光怪陆离之处。比方说，一幅名画易手，一份珍贵手稿被拍卖，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堡毁于大火，要么就是哪位继承了古老贵族之名的大人物意外卷入了某起丑闻之中，读者们不仅能够从当天发表的成千上万篇专栏文章中了解到当下发生的一切，还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或者隔天收获大量围绕各自关键词的名人逸事、历史背景、心理分析、情色周边等各种讯息。每一起日常事件都伴随着大量急不可耐的文字，它们以事无巨细的全景视角奔涌至广大读者面前。所有这些讯息的运输、筛选及成形，都带有批量化生产、不必承担任何相关责任的大众商品印记。此外，专栏之中似乎还囊括了某种游戏，读者本人也要亲身参与，通过玩这种游戏来激活自己被过度灌输的各种知识；齐根哈尔斯曾经针对“纵横字谜”这一奇妙主题，撰写了一则篇幅颇长的说明文，对该游戏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在那个时代，有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大部分都从事着艰苦的劳动，过着无比艰难的生活——他们在空闲时间里总是会将身体缩成一团，弯腰屈背地注视着这些由字母和空格堆积而成的横行与纵列，依照特定的游戏规则，用字母来填充这些空格。在思考与“纵横字谜”相关的问题时，我们务必得小心在意，不要只看到它荒谬或者疯狂的一面，不仅如此，我们也没必要嘲笑它。实际上，醉心于这些充满孩子气的猜谜、填词游戏的人，绝不是天真无邪的孩童，也不是能够无忧无虑享清福的闲人；恰恰相反，他们往往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困守在政治、经济与道德的危机之中，亲历许多次可怕的战争，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质、腐败、坍塌，如同置身于一场大地震的震中位置，并因此而感到无限恐惧。他们所玩的这种小小填词游戏，当然并非悠闲自在、毫无实际意义可言的孩童玩意儿，反而完全符合他们自身最迫切的需要：在内心深处紧闭双眼，遁入某个尽可能纯真无瑕的虚构世界里，躲避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逃避对即将到来厄运的恐怖想象。他们锲而不舍地学习如何驾驶汽车，玩高难度的纸牌游戏，着了魔似的致力于解开各种纵横字谜——因为他们在死亡、恐惧、痛苦、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抵抗力。如前所述，他们已经不再能够从教会那里得到安慰，他们已经失去了精神上的指引。他们读了那么多文章，听了那么多讲座，却不打算真正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使自己强大起来，对抗恐惧，对抗自己内心深处对死亡的畏惧。他们心惊胆战地苟活着，沉沦于当下，不相信明天。
除此之外，充斥于社会各界的大量专题演讲，也是这类专栏较为重要的变种之一，因此，我们也必须在此稍加论述。在那个时期，无论是身居象牙塔内的诸多专家和学者，还是在文化界各个圈层沉浮的所谓文化人，都曾以中产阶级市民为主要对象，举办过海量的演讲。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中产阶级市民对那些早已失去实际意义的往昔文化观念，依旧抱持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就演讲本身而言，不仅包括在特定节日、特殊场合的集会上所进行的讲话，即预先准备好演讲稿的个人演讲，还包括参与者们相互之间进行激烈讨论的开放式演讲，即所谓的论坛或者座谈会。演讲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几乎多到令人费解的地步。在那个时期，一位居住在中等规模城市的小市民先生或他的妻子，每周至少有一次参加座谈会的机会；相比之下，住在大城市的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去听各种不同主题的演讲，且演讲形式也更为多样化。这些演讲包括对艺术作品，对诗人、学者、科研人员、环球旅行等议题发表各种理论与见解。主讲人高谈阔论，听众则大多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聆听状态。尽管演讲内容与听众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关联——因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听相应演讲的人士，至少也是对演讲主题感兴趣的——且这类演讲通常不会禁止听众发言，但听众毕竟水平相对业余，相关知识的积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否则他们也会去做主讲人了），当众发言所需的心理准备同样不足，又碍于对演讲技巧本身不怎么了解，不得不一直保持沉默，令会场气氛显得极为高雅、严肃。不过话说回来，当然也有一些整体气氛轻松有趣、演讲内容妙趣横生的主题讲座，比如绘声绘色地讲述文豪歌德是怎样穿着蓝色燕尾服走出驿站马车[28]、如何跟斯特拉斯堡[29]或者威茨拉尔[30]的美丽女孩潇洒地谈一场恋爱，或者干脆畅谈阿拉伯文化，演讲过程中时不时地抛出一些名言警句、摩登词汇，犹如在摇盅中一轮接一轮地掷骰子，只要运气好，听众能够大致听懂这些俏皮话的意思，就能博得满堂喝彩，如此一来，这次演讲就算是成功了。除了上述之外，小市民们还经常参加读书会，听所谓的专业读书人介绍国内外的各种作家作品，有些作家极度知名，有些则十分冷门。实话实说，作为听众，他们基本上没怎么读过读书会介绍的那些著作，而且以后也不打算去读，他们纯粹就是过来听一听演讲，盯着投影屏幕上大幅的作家照片发呆。对他们而言，读书会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晦涩难懂的，诚如他们在阅读报刊专栏文章时所感受到的一样。专题各不相同的演讲，就仿佛由互不相干的各种知识碎片汇聚而成的汪洋大海，他们对其中每一块碎片的内容都不怎么理解，又偏要在这片汪洋大海中遨游，过程当然无比艰辛。长此以往，普罗大众难免会生出逆反心理，不只对专栏，甚至对所有文章、文字都产生了怀疑。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是很可怕的，抛开书本、回归自然的反动思想开始萌芽，放弃文化领域追求，以苦修主义心态去过一种舍弃欲望生活的理念逐渐发展茁壮。刚开始时，这类运动的发起者与参加者还秉承着低调行事的主张，只在极小的圈子内部开展相应活动。哪曾想到，由于普罗大众的反文化热情极度高涨，反对者们的力量日趋强大，很快就汇成了一股股洪流，变成了完全公开、席卷社会各个角落的风潮，并且从最初的为了反对而反对，迅速转变为有着明确目标的理念斗争，喊出了培养新一代文化人、重建普罗大众社会地位的口号。
撇开混乱的晚期现象不谈，当时那个年代，灵**在许多方面都显得生机勃勃，给人的整体印象非常严肃，其目标几乎永远都是崇高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灵**多多少少也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状态，弄虚作假的情况同样不在少数，时至今日，我们往往将之解释为心理上的恐惧症所带来的后果。如前所述，这种恐惧症在“专栏时代”的晚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当某个长久以来似乎都很成功、社会面上欣欣向荣的时代行将就木时，大量衰亡的征兆开始显现，猝不及防之间，人们突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就陷入了极度绝望的境地：经济开始出现危机，政治和军事冲突不断。于是，人们的怀疑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怀疑世界是否还有机会回到正轨，怀疑人类是否还有力量去改变些什么，怀疑个体的尊严是否还有必要去维护，没错，人们甚至还会怀疑自身的存在意义。尽管如此，与那个行将就木时代的无数衰亡征兆相呼应，我们也能看到许多精神文化领域的伟大成就。时代临近尾声时，相关领域的发展往往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为后人留下大量宝贵的遗产，其中一项遗产尤其令我们心怀感激，即音乐科学的萌芽。然而，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历史编纂领域普遍存在的一项规律：无论身处于哪个具体的年代，当时的人们基本上能够很轻松地将过去任何一段时期内发生的历史事件，以断代史的方式，纳入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中，历史编纂者们可以用十分巧妙的手段来编排这些与当下相隔已久的事件，对细节加以粉饰，选择不同的叙述角度，将其记录得公正、客观又感人；可是，想让同样的一群人去书写、去记录、去概括亲身经历的现实，将当下发生的一切作为历史事件来加以诠释，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最可怕的怀疑与绝望，恰恰会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在那个时代也是如此，他们目睹了如火如荼的反文化运动，普罗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下降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运动开始之前取得的文化成就逐渐被破坏殆尽。与此同时，他们终于发现——顺带一提，这是一个自尼采哲学正式诞生之日起就无处不在的发现——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文化周期已步入尾声，朝气蓬勃的发展早已逝去，创造性所剩无几，文化的末日近在眼前。转眼之间，知识分子们全都意识到了上述现实，于是，其中许多人开始进行理性分析，尽量运用客观、坦诚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试图解释当下出现无数衰亡征兆的原因，试图以此来安抚世人的恐慌情绪：形如精密机械般的乏味现代生活、伦理道德上的严重堕落、各民族普遍面临的信仰崩塌现象、艺术创作实践的虚伪造作。一切恰如那篇内容惊人的古代中国寓言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靡靡之音”[31]已经奏响。不过话说回来，这整个过程的推进，在当时人们的眼中看来，其实是极为缓慢的。文化的毁灭就好比一台无比巨大的管风琴，在结束正常演奏之后，其低音部分仍在持续不断地振**、回响，需要连续静置数十年之久，才会迎来彻底的终结。可是在此之前，这如同“靡靡之音”般的低音，早已席卷中小学校、报刊编辑部、大大小小的学院与学术机构，令这些与文化相关的地方统统散发出腐朽气息；它早已滋扰过大部分通常意义上而言仍然称得上严肃、真诚的艺术家与批评家，令他们陷入长期忧郁的状态，或者干脆彻底发狂；凡是艺术所能触及的领域，它一个也不会放过。
它是个十分恐怖的敌人，入侵已正式开始，驱逐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因此，为了与它展开长期对抗，或者至少免受其折磨，知识分子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部分人干脆直接缴械投降，采取默认其存在的态度，看似心平气和地容忍这残酷的现实——实话实说，对于这部分人而言，这恐怕是最好的选择。另一部分人否认其存在，选择自欺欺人，不承认当代文化已走向衰亡，可是，这部分人的行为，恰恰给支持文化衰亡学说的文学预言家们提供了不少便于下手的攻击点。此外，那些与上述文学预言家针锋相对的人士，通常会在小市民群体中收获不少声望，取得一定影响力。这是因为基数庞大的中产阶级市民根本无法接受文化衰亡的现实，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昨天明明还牢牢把握着的文化，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文化，怎么可能已经衰败、灭亡，怎么可能已经没有未来了呢？大家普遍喜爱的学问、普遍喜爱的艺术，转眼之间就被说成虚假的学问和虚伪的艺术，这种现象对于小市民们而言，其粗暴无礼、不可容忍的程度，简直不亚于通货膨胀和制度革命对他们拥有的财产所带来的威胁。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在面对无处不在的衰败气息时，采取的是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他们结伴去跳舞，在舞池中尽情发泄；他们公开宣称，任何对未来的关切都是老古板式的愚蠢；他们撰写言辞激昂的专栏文章，高歌近在眼前的艺术、科学、语言末日。他们在自己用纸张构筑而成的专栏小世界里，怀着某种自杀式的狂热欲望，大谈人类文明的彻底堕落、人性观念的整体破产。不仅如此，他们还展现出无限夸大的倾向，仿佛他们以玩世不恭的镇定自若或桀骜不驯态度所审视的，不只是艺术、文化、道德、伦理的衰亡，在他们口中，甚至连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一切都在走向灭亡。对于本性良善的人们而言，盛行的无非是一种充斥着忧郁与感伤的悲观主义；对于性格恶劣的家伙们而言，这种悲观主义无疑是恶毒、讥诮且幸灾乐祸的。总之，在文化能够真正进行自我反省与转型之前，必须先通过政治和战争手段，对幸存下来的东西进行拆解，对世界和道德观加以某种特定改造。
不过，上述文化在转型期的数十年时间里，倒也没有进入休眠状态，反而恰恰在其衰落过程中，在明显已经被艺术家、大教授和专栏作家们弃之不顾的情况下，借由少数人的良心发现，达成了最敏锐的觉醒与自我反省。实际上，即使在专栏创作的鼎盛时期，各地也已普遍存在着决心忠于灵**基本良心的个人和小团体，为了文化的未来，他们通过各个渠道的不懈努力，力求保全文化所辖范围内的各种优良传统、规则和方法论的精华，以及与知识分子道德相关的种种核心内容。根据我们今天所掌握到的资料来看，自我反省、反思，以及自觉抵御腐化的过程，主要发生在两个群体当中。其一是音乐史相关领域——学者们的文化良知，在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中得到了庇佑，因为这门学科当时正处于发展的高峰期，拥有足以与专栏文学相抗衡的显赫势力，甚至在专栏世界里也形成了两个后来变得十分有名的专题研究小团体，其洁身自好、严谨规范的创作手法堪称模范，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些小团体虽然微不足道，却格外勇敢，愿意为崇高的理想奋斗。就连命运之神也仿佛被他们的诚意所感动，主动伸出援手，在那最暗淡无光的时代，牵引出了那个令所有人都倍感惊喜的奇迹。虽然事件本身纯属巧合，可是这样的事情竟然真的会发生，也确实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来自神明的首肯：在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儿子弗里德曼[32]遗留下来的物什当中，竟然又找到了十一本巴赫手稿！抵御堕落的第二个主要群体，是东方旅行者组成的联盟，该联盟的成员所追求的并非智力上的修为，而是精神方面的磨砺，即虔诚与敬畏方面的磨砺——从东方旅行者群体所奉行的方法论中，我们如今的灵性修炼模式，以及玻璃球游戏的玩法，均得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尤其在冥想这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完全脱胎于他们。除此之外，东方旅行者们也分享了对我们文化的根本性质，以及其继续存在下去可能性的独到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见解与其说是借助了我们所熟知的科学分析方法取得的成果，倒不如认为是他们直接通过古老秘仪完成的具体实践，以极为神秘的方式进入遥远的古代时空，亲身体验过当时的文化之后所给出的经验主义总结。比方说，他们当中有一些音乐家和歌手，的确有能力以完美且纯粹的古老演奏、演唱方式，来表演过去一些时代的音乐作品。举例而言，他们可以用非常精准的手法弹唱一首1600年或者1650年创作出来的曲子，就仿佛此后年代里，音乐领域的一切时尚风潮、一切优化细化、一切精湛技巧都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他们还不知道似的。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种行为可谓闻所未闻的惊人壮举，因为当时的人们对力度[33]和高音的追求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几乎主宰了所有音乐创作，听众们醉心于高超的演奏技巧，醉心于指挥家们的“巧思”，反而忽略了音乐本身；据史料记载，当某个东方旅行者组成的交响乐团，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奏亨德尔[34]之前时代的一部组曲时，部分听众声称自己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的演奏方式，可是，另一部分听众却表示听进去了，并且听着听着就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真正的音乐——完全依照最原始的乐谱来演奏，没有任何夸大或削弱，带着另一个时代、另一处世界特有的淳朴与真诚。联盟的其中一位成员，还在位于布雷姆加藤[35]和莫尔比奥[36]之间的联盟大厅里，建造了一台巴赫式管风琴[37]，这台管风琴制作得极其完美，简直就跟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亲手打造的一样。甚至可以说，只要能够证明大师当年曾经出现在相同的地点，且有证据表明他有打造这台管风琴的可能性，那就一定是他本人打造的。依照联盟中很早之前即已生效的规则，这位管风琴制造者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挪用十八世纪一位同行前辈的名字，自称为西尔伯曼[38]。
随着时间线逐步向前推进，我们已逐渐接近今日文化概念诞生的源头。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新出现的学科，包括音乐史与音乐美学，紧接着就是数学领域的一次大跃进。东方旅行者们的智慧，同样为这些熊熊燃烧的新生火焰添上了助燃的灯油。值得注意的是，与音乐领域涌生出的各种新概念和新阐释有着最紧密联系的，恰恰是人们对文化衰亡问题所抱持的勇敢抵抗之决心：这种决心同时包含着振奋作用，以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不甘心。上述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多说无益。总之，对文化采取的这种新态度，或者说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这种新定位，造成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导致大家最终广泛放弃了新艺术作品的创作，灵**与世俗琐事逐渐分道扬镳，以及——同样最重要的后果，或曰这一切结出的硕果：玻璃球游戏。
对玻璃球游戏的发端带来最大影响的，无疑是音乐科学的深化，这一趋势早在1900年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当时正值专栏写作的鼎盛时期。作为音乐科学的传承人，我们坚信自己对创作于伟大创造性世纪的那些音乐作品，尤其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音乐作品，比所有之前年代（包括创作出古典音乐的年代本身）的人们了解得更清楚。不仅如此，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甚至比过去的音乐大师们理解得更深，即使这些音乐作品实际上是由他们亲手创作出来的。当然，我们这些后人与古典音乐的关系，跟创造性世纪的大师们本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代人对真正伟大的音乐作品所抱持的精神化崇敬，并不能彻底摆脱围绕着我们的不甘心状态酝酿而成的忧郁情绪。创造性世纪的大师们在创作音乐作品时，总是能感受到一些可爱又天真的情愫，这类情愫跟我们这个时代铺天盖地的忧郁情绪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往往倾向于羡慕他们在创作时所感受到的快乐，然而这种快乐的产生，却有着不可回避的先决条件，我们反而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与其呼应的条件，即这种创作本身是建立在足够漫长的积累与铺垫上的，也有相应的宿命需要去承担。几代人以来，我们已经不再像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一直在做的那样，将哲学或者诗歌视作自中世纪末期以降直到伟大创造性世纪结束的这数百年时间里，人类文明所传承下来的最伟大、最持久的成就。相应地，我们选择将数学和音乐视作从文艺复兴初期一直延续至今的最重要成就。自从我们——至少在整体上——放弃了与那几代人进行创造性竞争以来，自从我们同样放弃了对音乐创作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和音追求的崇拜，放弃了纯粹依靠感性来实现的力度崇拜以来（这两种崇拜在自贝多芬、自浪漫主义初期开始的两个多世纪时间里，一直主导着人类的音乐实践），我们相信——当然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以我们自己那些尽管缺乏创造性，尽管颇显突兀，却足以令人敬畏的方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清楚、更为正确地看待自己所继承的那套文化的本来面目。如今，我们已不再拥有过去那些时代的旺盛创作欲；上溯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那一阶段的音乐能够长久不变地保持自身风格的纯粹性，由当时的大师们所创作出来的大量音乐作品，几乎全部都是臻于完美的经典名作，其中貌似根本找不出哪怕一丁点儿腐化堕落的气息——对于我们而言，这项事实几乎难于理解。十八世纪，这个已经开始堕落的世纪，仍然拥有足够的活力，层出不穷的风格、时尚与流派，如烟火般尽情绽放，尽显出一派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尽管其生命周期大多也形如烟火般短暂，却始终能在盛放时焕发出足够的自信——不过话说回来，通过今日被称为古典音乐的这一音乐门类，我们深信自己已经理解了那几代人的秘密、精神、美德与虔诚，并且愿意将这一切作为我们自身的榜样。比方说，我们今天对十八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文化，或者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基本上已经很少给予关注，甚至对其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在巴赫所创作的大合唱、基督受难曲和前奏曲里面，却切实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最后一次升华。
除此之外，我们的文化与音乐之间的紧密联系，还存在着另一个古老的、值得景仰的模式——这同时也是玻璃球游戏本身始终保持了高度尊重的模式。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样的历史知识，在古代中国充满传奇色彩的“先秦”[39]时期，音乐在国家和宫廷生活中被赋予了主导作用；音乐的繁荣意味着文化与道德的繁荣，甚至直接意味着国家的繁荣；各个国家的音乐大师们，必须坚决守护“古曲调”，监督其传承，保证其纯粹性不受任何外界力量侵犯。相应地，“礼崩乐坏”无疑是政府和国家衰亡的标志。当时的作家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可怕故事，都是跟受到当时民众广泛抵制、与“天道”格格不入的堕落曲调相关的。比方说，清商[40]和清角[41]这两个曲调，即所谓“靡靡之音”，一旦在王宫里奏响这类亵渎性的曲调，天空马上就会变暗，城墙开始震动，继而坍塌，王朝和国家也随之毁灭。古代的中国作家们讲了很多相关的内容，我们在此仅引用吕不韦[42]《春秋》[43]与音乐相关篇目中的几段话。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生两仪，两仪出阴阳。[44]
……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45]
……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46]
……
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47]
……
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48]
……
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49]
……
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50]
……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51]
这位中国人流传下来的上述名言警句，相当清楚地指出了一切音乐的起源，以及如今几乎已经被世人完全遗忘的音乐本质。在史前时代，就跟舞蹈，还有其他任何一种艺术活动一样，音乐实际上等同于施法手段，属于历史极为悠久的、合法合规的施法方式之一。音乐起源于节奏（拍手，跺脚，击打木头，最原始的鼓点），是一种强而有力、行之有效的技巧，得到过反复验证。借助音乐，可以让很多人“合拍”，让他们的呼吸、心跳和精神状态保持在相同节奏上，从而鼓励人们自发自觉地去召唤某种永恒的力量，鼓励他们去跳舞、竞争、打仗，鼓励他们去参与各种神圣的仪式。这种原始、纯粹、彰显出灵魂原初力量的本质特征，即所谓的魔法特征，在音乐中留存的时间，比其他任何艺术门类都要长久得多；对此，大家只需要稍微留意一下历史学家和作家们在他们著作中的相关说法，回顾一下他们著作中关于音乐的那部分论述，结论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从古希腊人作品到歌德的小说，莫不如是。不仅如此，音乐在行军和舞蹈方面，至今仍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音乐发挥的作用极具实践性，可以说从未失效过。——可这并非我们目前正在探讨的话题，所以还是言归正传吧！
早期的玻璃球游戏，不过是音乐专业学生和音乐家们用来锻炼记忆力、训练元素组合能力的一种练习手段，诚如前文所述，甚至早在此地的科隆音乐学院[54]“发明”出玻璃球游戏，并且给它起了如今这个名字之前，英国和德国就已经有人玩过它了。科隆音乐学院时期所取的名字，在经过了这么多代人之后，依旧沿用了下来，尽管如今的游戏玩法跟当初相比已截然不同，几乎可以说是跟玻璃球本身毫无关联了。
玻璃球游戏的发明者巴斯蒂安·佩罗特，卡尔夫[55]人士，是一位总是会冒出各种异想天开想法的音乐理论家，是个非常聪明又很好相处的人。正是他开创性地用玻璃球代替了字母、数字、音符，以及其他各种图形符号。在“发明”玻璃球游戏的过程中，佩罗特还顺带写出了一篇名为《对位法[56]的盛与衰》的论文。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科隆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在参加研讨会的时候，都在玩一种规则上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游戏，最基本的两人玩法如下所述。首先，其中一名玩家需要朝对方大声喊出某部古典音乐作品中的任意主题或者开头部分。喊的方式颇为讲究，不能使用日常惯用的语言，必须用自己专业的各种缩写组合来加以表述。这些组合是经过高度浓缩简化的，很快就能喊完，而且表意极为准确，且因为玩家本身都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彼此之间完全可以相互理解。喊完之后，对方必须马上以同样方式来回应。至于回应的具体内容，要么是这段乐谱中紧接着的一段，通过继续喊出缩写组合的方式，将作品如此反复接龙下去；更高级的玩法则是对位法式回应，即必须使用较高或较低的音调，以类似对位法技巧的相应主题来呼应。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即兴演奏练习，同时还能锻炼记忆力，在许茨[57]、帕克贝尔[58]以及巴赫的年代，类似的练习可能在指导学生进行对位法学习时一度流行过（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理论化的公式，也没有高度专业化的缩写，而是直接用羽管键琴[59]、鲁特琴、长笛或者歌声来进行实践），至少在方法论上是极其相似的。至于巴斯蒂安·佩罗特，他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手工艺之友”，曾经按照古人流传下来的方式，亲手制造了好几架钢琴和克拉维卡琴[60]，他很可能是东方旅行者们当中的一员，传说他会用一种早在1800年时就已经失传的古老方式来演奏小提琴，使用的是高拱形琴弓[61]，弓毛的松紧需要随时用手指来进行调节。——佩罗特模仿小孩子们玩游戏时使用的那种构造极其简单的球串计数器，制作出了一个框架，在里面逐一系紧好几十根金属丝。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在这些金属丝上面串起不同大小、形状和颜色的玻璃球。金属丝对应谱线，珠子则对应了音符，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符号。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成功以玻璃球为载体，建立起了一整套音乐专用的语言，或者说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谱曲法，还能够通过改变玻璃球的种类、调整玻璃球在框架上的位置等手段，拓展它们的表达，让原本固定的组合不断发生变化，随时在各种组合之间进行对照比较。单就技术层面而言，这套系统不过是小孩子玩意儿罢了，原理非常简单，但学生们很是喜爱，同样的系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仿制，甚至连制造这种游戏系统本身，都成了当时很流行的一门技艺，它不仅传遍了欧陆，还漂洋过海传到了英国。较长的一段时期里，音乐专业的日常练习，就是以这种原始又可爱的方式，在各个地方的学生们之间进行的。于是——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像这样一项长久存在、对整个人类文明意义非凡的重要发明，竟然从某件相对而言为时非常短暂、具体内容也无足轻重的细碎琐事中获得了自己的正式名称。那套脱胎自科隆音乐学院研讨会上学生们之间所玩游戏的复杂系统，那套从佩罗特挂满珠子的金属丝发展而来的复杂系统，迄今为止所使用的，还是当初广为流传的那个名字：玻璃球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