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件事情上，我并不打算支持柏拉图的“哲人王”主张，即认为学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真正的“智者”，应该在其所属国家进行统治。毕竟那时的世界还很年轻，对于统治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具体到柏拉图，虽然从广义上讲，也可将他视作卡斯塔利亚的奠基人之一，但他本人绝不是卡斯塔利亚人，而是一位天生的贵族，具有王室血统。我们卡斯塔利亚人当然也是贵族，我们形成了一类实质上的贵族阶层，但这其实属于一种精神上的贵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血统来划分的贵族。我不相信人类能够在成功培养出精神贵族的同时也培养出血统贵族，能够将两者合一；假如真的做得到，那么这种精神与血统相匹配的贵族，无疑将会是理想的贵族阶层，但这始终只是个未竟的梦罢了。我们卡斯塔利亚人虽然都很优雅得体，而且相当聪明，但并不适合统治国家；假如我们不得不担负起这一责任，那我们肯定不会像历史上那些真正的统治者那样，用他们实现目标所必需的强制性力量去加以统治，肯定不会参照他们简单粗暴，乃至于天真幼稚的做法，假如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我们自身真正擅长的领域，我们卡斯塔利亚人长期以来真正关心的问题，即如何培育、发展并维持堪称模范的灵**，也将很快受到冷落，进而被忽视、被遗忘。就事论事地讲，统治并非难事，亦无须墨守成规，成为统治者之人，绝不需要像某些爱慕虚荣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地在其著作或文章中所坚称的那样，必须采用愚蠢又粗暴的手段；可是另一方面而言，为了顺利实现统治，尤其是实现可持续性的统治，统治者也需要在一系列外部活动中不间断地获取振奋感，需要享有完全认同自身统治目的与目标的高度热情，当然也需要在自主选择自己那条迈向成功之路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做到当机立断、不假思索。可惜这些都是作为学者的我们——因为柏拉图口中这个所谓的“智者”，我们卡斯塔利亚人其实并不想当——不可能具备，也不打算具备的特质，因为在我们看来，沉思比行动更重要，在挑选达成目标的手段与方法时，我们已经学会尽可能多地施与谨慎和怀疑。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既不必参与治理，也不必为制定国家政策操心。我们是擅长调查、剖析与观测的专家，我们是一切既成规则、基础知识和方法论的维护者和定期审核员，我们是人类精神领域一切标尺与重量的检定员。当然，我们还可以拥有其他许多种身份，我们也可以是创新者、发现者、冒险者、征服者和颠覆者。尽管如此，我们卡斯塔利亚人留存于世的首要任务和最重要功用，我们国家的人民需要我们去办到并因此而决定保留我们“教学省”的理由，始终还是维护一切知识来源的纯粹性，确保其纯净、有序。在商业界、政治家圈子和其他一些地方，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行为，在不少情况下等同于一种特殊的成就，甚至会被视为天才之举，但在我们这里永远不会如此。
在相对而言比较早的一些历史时期里，在那些波澜壮阔的所谓“大”时代，在战争爆发期间，在政权风雨飘摇的动乱之中，知识分子偶尔会受到一些别有用心者的怂恿，尝试将自己政治化，成为权力集团的一分子。这种情况在“专栏时代”后期尤为明显。对知识分子加以政治化的主要诉求之一，是令其思想上以政治或者军事为最优先考虑，其他一切都必须为之让步。这就好比用教堂塔楼里悬挂的大钟来铸造大炮的炮筒，让学校里还没有长大成人的青少年去补充战场上被敌军消灭的士兵一样。在当权者们看来，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应该被彻底控制住，并且应该作为战争资源消耗掉。
当然，我们卡斯塔利亚人不可能承认这种要求的正当性。查阅现存的各种文献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在那些历史时期里，一旦情况紧急，一名学者会直接被人从讲台上或者书桌前带走，摇身一变，成为一名被送往前线的士兵；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强制手段，学者甚至会自愿选择投笔从戎。哪怕不去当兵，在一个各方面资源几乎都快被战争吸干的国家里，学者也必须在与物质相关的一切领域节俭到极致，哪怕活活饿死，也必须保持高风亮节，不允许对外表现出任何抱怨的情绪。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所享有的特权就越大，也正因如此，面临危机之际，他需要付出的牺牲也越多；这无疑是个非常浅显、直观的道理。有朝一日，我们希望这个道理可以在“教学省”得到普及，让它成为每个卡斯塔利亚人心中不言而喻的常识。不过，仍有一项前提必须加以申明：就算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当看到普罗大众处于危险之中时，我们愿意主动献身，为他们牺牲掉我们的福祉，牺牲掉我们迄今为止所享受到的舒适生活，甚至牺牲掉我们的生命，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卡斯塔利亚人在非常时期会跟过去那些学者一样，本末倒置，迷失自我——我们不可能屈服于时代的利益，屈服于民众或者将军的看法，不可能为了这些而牺牲精神本身，不可能为了这些而牺牲我们的灵**传统和长久奉行的道德观念。对于卡斯塔利亚人而言，守护与精神领域相关的一切，永远是摆在首位的，绝对不会发生动摇。诚然，在非常时期，一旦选择逃避，选择远离自己国家的人民必须面对的痛苦、牺牲与危险，无疑会被视作懦夫；可是，假如将灵**必须奉行的原则出卖给当权者，任由当权者根据自身喜好对其加以扭曲，以此来换取物质利益——这种行为或许不会被称为懦夫行为，但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却一定是个叛徒。相比之下，当叛徒显然比当懦夫要糟糕得多。比方说，某个学者打算将二乘以二的答案交给当权者来决定：对于我们卡斯塔利亚人而言，这种行为当然是绝不允许的！为了任何与精神领域无关的利益——哪怕这种利益与祖国存亡休戚相关——而牺牲我们对真理的渴求，牺牲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诚实，牺牲我们对法律和规章的忠贞，牺牲我们早已获得确证的各种方法论，无疑等同于背叛。倘若在追求利益、高呼口号的战斗过程中，真理也跟参与争斗的人类个体一样，跟语言一样，跟艺术一样，跟一切客观有序、高度发展的事物一样，面临着被贬低、被歪曲、被迫害的危险，那么我们卡斯塔利亚人必须担负起来的唯一责任，显然就是抵御一切外来伤害，竭尽全力地去拯救真理、保全真理，将之作为我们的最高信条。明明是学者，却要化身为演讲者，化身为创作者，化身为教师爷，心知肚明地对公众说假话，心知肚明地支持欺骗、心知肚明地支持当权者对普罗大众造假，这样的学者不仅违背了学者这一群体理应遵循的基本规则，而且所做的事情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也没有丝毫好处，甚至还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哪怕他的欺骗手段有多么高明，他所描绘的场景有多么美妙。这样的学者，他破坏了自己祖国的空气和大地，污染了自己同胞的食物和水源，毒害了自己民族的思想和训诫；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帮助、支持所有威胁到普罗大众安全，企图令大家万劫不复的邪恶力量与敌对势力。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任何卡斯塔利亚人都不应该成为政治家；作为一名卡斯塔利亚人，的确应该在紧急情况下主动牺牲自己能够献出的一切，但其中绝对不应该包括对精神领域的忠诚。须知我们所过的这种灵**，唯有在服从真理的情况下才是有益且崇高的；一旦背叛了真理，一旦放弃了敬畏，变得毒辣残酷，无所顾忌，灵**的特质就会摇身一变，随其主人一道，委身于魔鬼，变得比野生动物们发自本能的蛮荒兽性还要糟糕。因为野生动物们身上毕竟还保留着一些独属于自然界的纯洁性，这恰恰是我们自身不可能拥有，也不可能通过后天手段获得的东西。
亲爱的同僚们，这封信笺该讲的一切，眼下基本已经讲完，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我让你们每个人自己来做决定：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团体组织受到威胁时，我们卡斯塔利亚人真正应该履行的职责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显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我本人也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想法。在对这封信笺里提出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之后，我对自己认为应该履行的职责、对我觉得值得努力的方向都有了明确的认识。现在，我将正式向尊敬的“教学省”当局请愿，呈上一份仅代表我个人的诉求，我以信笺方式完成的这份备忘录，也应以此为结尾。
在构成我们团体组织最高领导层的诸位大师当中，我本人作为“卢迪大师”，在需要负责的各项官方事务方面，可能是与外部世界之间联系最为疏远的一位了。无论数学大师、语言学大师、物理学大师、教育大师，还是其他一些负责具体学科的大师，他们都能在“教学省”与世俗世界共通的学科领域内开展工作；即使在那些非卡斯塔利亚的教学机构里，即在我们国家其他省份，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普通中小学校里，数学和语言学也是共通的领域，它们构成了校内教学的基础；即使在世俗世界的那些大学里，天文学、物理学也是有很多人学习的科目；在全世界的所有地方都有音乐，甚至连完全没有任何学问可言的人，也经常演奏音乐。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古老的，比我们的团体组织还要古老。这些学科在团体创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并且也将在团体消亡之后继续存在下去。唯有玻璃球游戏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也是我们的特长，是我们的最爱、我们称心如意的玩具，是我们特殊的卡斯塔利亚式精神信仰最与众不同、最精妙纯粹的表述。奇妙之处在于，玻璃球游戏既是最珍贵的，也是最没有实用价值的；它既是我们“教学省”众多精神财富中最受宠爱的明珠，也是最脆弱不堪、一触即碎的珍宝。一旦卡斯塔利亚赖以延续的根基受到质疑，一旦“教学省”陷入风雨飘摇之险境，首先遭遇灭顶之灾的无疑就是玻璃球游戏；不仅因为游戏本身是我们最脆弱的财产，最主要原因在于，在那些跟团体组织无关的人眼中，在那些外部世界的门外汉眼中，游戏无疑是卡斯塔利亚所拥有的一切当中最可有可无的那一部分。到了那个时候，政府里的实权派真正会去考虑的，恐怕就只是一个为国家节省每一笔可有可无开支的简单问题。于是，划拨给精英学校的预算将被削减；用于维护和增加图书馆藏书的资金越来越少，最后被彻底取消；我们的膳食标准将大幅降低，我们身上所穿的衣服将不再能够免费换新。尽管如此，我们与“知识的总和”相关的所有主要学科仍将被保留，它们仍会获得允许，得以继续存在下去，除了玻璃球游戏。判断依据十分简单，比方说——数学，战争期间，发明新的射击型武器无疑也需要用到它。可是，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关闭瓦尔德策尔的“玩家聚居区”，废除我们的玻璃球游戏，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哪怕一丝一毫的损害，最起码军方不会这样去想。总之，玻璃球游戏是我们卡斯塔利亚这座伟大建筑中最极端、最濒危的部分，或许也正因如此，今时今日，才会出现以下这种现象：恰恰是“卢迪大师”本人，我们最不谙俗世事务的“玻璃球游戏”这门学科的最高负责人，第一个感觉到地震即将到来，或者说得更确切些，第一个正式向“教学省”当局公开表达出了这种感觉。
具体而言，至少我个人认为，玻璃球游戏在政治局势动**，尤其是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会失去存在意义。到了那个时候，玻璃球游戏这一学科将会迅速腐朽衰败，哪怕仍然有很多人留恋它，哪怕非常时期已经告一段落，它也不会因此而恢复如初。战争年代结束之后，新时代的整体气氛已经不同，不会再跟过去一样，继续容忍玻璃球游戏的存在。到了那个时候，它恐怕会像音乐史上某些曾经广泛流行、发展水平达到极高水准的习俗一样消失。比方说，1600年前后的全职歌手合唱团；又比方说，1700年前后每逢周日都会在教堂里演奏的多声部对位法乐曲。在历史上那些特定的时期，身在当时现场的人们，通过自己的耳朵亲身听到、亲身感受到的天籁，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任何科学、没有任何魔法能够对其加以还原，能够完整呈现出当年的神韵了。由此可知，在遥远的未来，玻璃球游戏固然不会被人们遗忘，但也无法恢复如初。届时，那些着手研究玻璃球游戏历史，研究其出现、绽放与终结的人，必将感叹并羡慕我们这些在历史上留名的卡斯塔利亚人，因为我们竟被允许生活在一个如此和谐静谧、如此有修养、如此纯粹的精神世界里。
虽然我本人就是现任“卢迪大师”，但我绝对没有抱持这样一种想法，认为阻止或者推迟我们卡斯塔利亚人所拥有的玻璃球游戏这一珍宝的毁灭，是我本人（或者说我们大家）应该想方设法去完成的一项重大使命。实话实说，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极为美好，乃至于最美好的事物，也是稍纵即逝的，转眼即成为历史，化身凡尘俗世之间的一抹幻影，仿佛从未来过。我们其实很清楚这点，并且也为之感到忧虑，但这其实只是一种伤春悲秋式的忧郁，我们卡斯塔利亚人从来不曾为此认真投入过什么，从来不曾试图去改变它，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可能改变的。有朝一日，玻璃球游戏必将倾覆，卡斯塔利亚和全世界必将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尽管如此，当那一天真正来临时，大家反而可能不会察觉，甚至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因为大家到时候恐怕都会疲于奔命，在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忙于拯救那些仍然可以得到拯救的事物。没有玻璃球游戏的卡斯塔利亚是可以想象的；没有对真理的敬畏、没有对精神领域之忠诚的卡斯塔利亚，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实摆在眼前，国家教育部门可以没有“卢迪大师”，其正常运作并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卢迪大师”这个词语本身，我们几乎早已忘记了它在语言学上的原初含义。实际上，在“卢迪大师”这个词语诞生之初，它并不对应我们目前使用它时所强调的这个具有高度专业性、地位高高在上的大师职务。“卢迪大师”的原意很简单，就是单纯地指“小学校长”而已。在那些偏远的乡村学校里，“小学校长”往往身兼数职，能够同时负责学校的管理与教学工作。通常情况下，一位“小学校长”就等于一所完整的学校，能够完整地担负起教书育人的重要职责。我们国家的未来真正需要的恰恰是这种小学校长，优秀又勇敢的小学校长。卡斯塔利亚越是濒临灭绝，它所掌控的人类精神领域宝藏越是腐朽、坍塌、剥落，就越需要这种小学校长挺身而出，扶大厦之将倾，让我们的精神财富可以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长久维系下去。以这种角度来看，小学校长其实就是教师，我们最需要的也正是教师，是那些能够正确指导年轻人、让他们通过学习来掌握衡量事态能力与综合判断能力的教师，是那些能够在敬畏真理、服从真知、谨言慎行等方面成为他们榜样的教师。上述标准不仅适用于遍布我们“教学省”境内的精英学校——实际上，精英学校反而不是最主要的，因为这些精英学校眼下固然兴盛，但它们有朝一日也必将随卡斯塔利亚一道消亡——而且同样适用外部世界那些世俗学校。在那些专供俗世凡人们读书的学校里，一代接一代地培养着未来的市民和农民、工匠和士兵、政治家、官员和统治者。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当他们性格尚很温顺、愿意服从管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受教育、开始学习各种知识了。我们国家其实是有灵**之根基的，这一根基早已遍布各地，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机构的研讨会，不仅仅局限于玻璃球游戏。我们的“教学省”一直在为国家提供教师和教育领域工作者，关于这点，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他们的确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才。可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事情，远比我们迄今为止已经做过的事情要多。从今以后，我们绝对不能继续依赖于这样一项事实，即那些有天赋的精英苗子总是会从外面的学校里被选拔出来，送到我们身边接受教育，最终顺利成为卡斯塔利亚人，一同维护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卡斯塔利亚。恰恰相反，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外界那些普通学校、世俗学校的作用，协助它们发展壮大，为它们提供一些等级相对较低却责任重大的服务，将之作为我们“教学省”诸多使命当中最重要、最光荣的部分，逐渐实现我们自身观念上的调整与转型。
以上即为我向尊敬的“教学省”当局请愿并呈上个人诉求的大致理由。在此，我正式请求“教学省”当局解除我的“卢迪大师”职务，将我派往外界，前往偏僻乡村，着手建立一所普通学校——规模较大固然不错，小巧玲珑亦是佳选——与此同时，也请授予我一份官方许可，允许我挑选团体组织内部值得信赖的年轻成员，分批带往这所普通学校担任教师。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将以忠实且诚恳的态度协助我，使我们卡斯塔利亚的精神根基深深融入世俗世界的年轻人心中，化为他们的血肉。
恳请尊敬的“教学省”当局体恤我的上述请愿及其对应理由，对本信笺内容予以妥善考虑，得出结论之后，即向我给出正式答复，以便顺利推进后继事宜。
玻璃球游戏大师
又及：
请允许我在此引用广受尊敬的雅科布斯神父曾经讲过的一段话，作为这封信笺的结语。在一次难忘的私人会面结束之后，我将这段话认真记录了下来，引以为鉴：
“恐怖时代或许即将来临，最深重的苦难或许近在眼前。假如在那苦难之中尚且匿藏着幸福，那也只可能是独属于精神领域的某种幸福。以此种幸福为基点，回溯过去，则可尝试挽救早先时代的教育；面向未来，则可在已完全沉沦于庸俗堕落的时代，展现出精神上的开朗自信与不屈不挠，火光仍在，希望仍存人间。”
特古拉尼乌斯并不清楚他所完成的那份请愿书在这封正式呈交给“教学省”当局的信笺中还剩下多少内容；实际上，他被科讷希特蒙在了鼓里，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最终定稿的版本。尽管如此，为了照顾这位朋友的情绪，科讷希特还是煞费苦心地为他准备了两个完成时间更早、内容相比之下翔实得多的版本。这两个版本都是在特古拉尼乌斯所提供的那份请愿书的基础上直接修改出来的，专门供他阅读。科讷希特将这封信笺呈交上去之后，就开始等待“教学省”当局给他正式答复了，他很有耐心，远没有他朋友表现得那么不耐烦。在这个时间点，科讷希特已经暗下决心，无论官方给出怎样的回应，他都不会再让特古拉尼乌斯参与到此事的后续步骤中去；于是，他不再允许特古拉尼乌斯跟自己深入探讨与此事相关的任何内容，当然，他也没有直接拒绝特古拉尼乌斯，只是向特古拉尼乌斯给出了暗示，说官方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先例，无疑要等很久才能收到答复。
哪曾想到，官方给出正式答复的时间，比科讷希特自己原先预想的最短期限还要早上许多。连科讷希特本人都没料到，特古拉尼乌斯当然更是感到猝不及防。这封来自希尔斯兰德的回信，原文引用如下。
致瓦尔德策尔最受敬爱的“卢迪大师”
尊敬的同僚！
无论是团体组织最高领导层的成员，还是最高教育委员会的诸位大师，包括身兼数职或与上述机构有所关联的重要人士，大家皆以非比寻常的兴趣认真拜读了您所呈上的这封信笺。如您所愿，我们将之作为一封可进行公开传阅的通函来对待，尽可能广泛地征询了相关意见。这封信笺的内容既热情洋溢又充满灵性，其中的历史回顾部分，以及对卡斯塔利亚未来充满不安的悲观预测及推断，成功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关于这封信笺，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在读过它之后，无疑将会沿着您所提供的思路进行深入思考，并且从中获益。某种程度上而言，您那些痛心疾首的呼吁，确实起到了少许振聋发聩之功效，并非毫无道理的无病呻吟。对于您所表现出来的开诚布公态度，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也对此表示赞许；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了激励您勇敢发声的精神，此乃当之无愧的卡斯塔利亚精神，毫无保留，无私无畏，是对我们“教学省”、对灵**、对本地传统习俗的无条件亲近，是发自第二天性[127]的爱意——这份爱意主要还是
体现为一种忧虑，从您目前的情况来看，甚至对我们将要面对的未来还感到些许害怕。我们当然对此予以了重点关注。通过这封信函，带着喜悦之心和赞赏之情，我们深入领会了您所传达的这份爱意，深入领会了您基于个人情绪、基于即兴思考所演奏出来的这些音符与旋律，深入领会了您准备为这份爱意做出的牺牲，深入领会了其中蕴藏着的积极冲动，其中饱含着的严肃与热情，以及它所彰显出来的英雄主义倾向。通过上述一切特征，我们再次认识到了我们这位出类拔萃的玻璃球游戏大师所具有的崇高品格，感受到了他所具备的强大执行力，见识到了他心中热情的火焰、他无与伦比的胆识。要知道，我们的玻璃球游戏大师，他可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本笃会神父的学生，与大部分卡斯塔利亚人不同，我们的大师既不喜欢为了纯粹的学术目的而钻研历史，也不喜欢充当一名不受影响的观察者，将历史研究化作美学游戏。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极为渊博，而且格外与众不同，仿佛立即敦促他将学到的东西应用于当下、应用于具体行动、应用于帮助他人——这一切多么符合他的本性！多么符合您的本性！我亲爱的同僚，这一切与您所具有的这种性格是多么相称！您几乎没有任何个人欲望，您试图达成的目标竟是如此卑微，举足轻重的政治任务与重大使命没办法吸引您，有着显赫影响力、象征着无上荣誉的职位没办法吸引您，作为世间独一无二的“卢迪大师”，您只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小学校长！当一个乡村教师！很好，这份夙愿无疑也是与您的性格相吻合的。
上述内容即为第一次拜读您所撰写的通函时不请自来的一些印象及想法。对于大多数同僚而言，初步感想都是与此相同或相似的。然而，在进一步评估您所给出的信息、提醒与请求时，当局却无法再次达成一致意见，自然也无法给出具体的结论。在专门为您所呈交的这封通函而举行的会议上，与会者们热烈讨论了您对我们卡斯塔利亚未来必将面临生存威胁的这一主张，探讨了该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我们接受的问题，以及您所谈及的这份危险的具体性质、其发展程度和可能到来的时间点等细节。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成员明显很认真地在思考您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十分浓厚。然而，我们不得不怀着非常遗憾的心情告知您，尽管讨论本身极为热烈且极具启发性，但是，在针对您所提出主张而进行的投票环节中，却没有出现支持您观点的多数票。诚然，您在历史政治观点上的想象力和远见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可是具体到细节上，您的一系列相关假设——或者依照我们在会议上认定的说法，称其为相关预言——都没有受到普遍认可，没能被大家广泛接受，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甚至在团体组织和卡斯塔利亚所奉行的这套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并协助维护了我国异常漫长的和平时期，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普遍性、原则性地视为政治历史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这种敏感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人同意您的主张，更何况他们的同意还是有所保留的，认为其中尚有不少疑点有待商榷。总之，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在前一次战争年代结束之后，我们国家所在的这片大陆出现了相对较为长久的和平局面，其中部分原因是之前发生的可怕战争给普罗大众带来了极为普遍的疲惫感和难以忍受的血腥印象。不过话说回来，更重要的原因始终还是彼时彼刻，诸多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是世界历史关注的焦点，这片大陆也不再是霸权主义争权夺利的理想战场了。团体组织成立、发展至今，在各方面都拥有显著优势，这些优势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在此前提下，我们显然不能将卡斯塔利亚的思想宗旨，即以沉思、冥想为主的精神领域培养为标志的、进行高水准思想文化教育的思想宗旨，归结为一种能够切实影响到历史进程的力量——换句话说，正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这个位置上，反而不能认为我们能够对世界政治局势造成鲜活的影响，两者之间是无法构成因果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正如我们可以想象，世俗世界当权者的欲望与野心，从根本上就跟卡斯塔利亚精神的整体特征相去甚远。既然前者是影响世界政治局势和世界历史的主因，后者自然也就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了。实际上，关于上述问题，早就出现过一些行文非常严肃、讨论颇为深入的论文，其中普遍强调的都是类似的主张，即在政治领域开展活动并施加影响，甚或试图干涉和平与战争的进程，这一行为模式既非卡斯塔利亚之所愿，亦非卡斯塔利亚之所想。实话实说，依照我们“教学省”所奉行的这套制度，完全不可能出现上述问题，因为卡斯塔利亚的一切都跟理性有关，这里的一切都是在理性所辖范围内发生的，政治与历史恰恰不在理性之列。除非大家硬要回到浪漫主义历史哲学饱含神学与诗意的非理性狂欢之中，强行宣布谋杀与破坏——强行宣布由这两种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所构成的整套系统是高度理性的崭新方法，是维系世界平衡的崇高手段，否则绝对不可声称卡斯塔利亚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任何关联。哪怕只是对人类思想史进行最粗略的调查，也会得出一项无可辩驳的结论：人类精神、文化、思想领域繁荣兴盛的发展高峰期，永远无法用政治条件的发展状况来加以解释，甚至无法在两者之间建立确凿的联系。人类的文化，抑或精神，抑或灵魂，皆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存在的历史，这类历史与所谓的世界历史——人类永不停歇地争夺物质与权力的战斗史——就像两条并行不悖、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这类历史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它们的总和，仿佛构成了第二部隐秘的、不流血的、无比神圣的历史。我们的团体组织只需要处理这类神圣又隐秘的历史，而不必勉强自己去处理“真实发生”、残酷血腥的世界历史。至于守护历史的政治面，甚至帮助创造世界历史，永远不可能是团体需要去完成的任务。
有鉴于此，无论当下的世界政治格局是否真如您的那封通函中所言，在任何一种可能的情况下，除了永恒等待和永久容忍这两种行为之外，团体组织都不应该对它采取任何立场鲜明的行动。也正因如此，对于您所提出的诸多主张，您认为我们应该针对当下事态发起公开呼吁并采取积极应对立场的意见，已经被您的大多数同僚断然拒绝。单就您那封通函中对当前世界局势的看法，以及对不远的将来可能发生事态的预言来看，它们的确给您的大多数同僚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甚至在其中几位先生那里造成了轰动效应。尽管如此，在对如上所述的关键性议题加以讨论并试图给出最终结论的过程中，虽然大多数发言者都公开表达了他们对您所掌握的渊博知识、对您高瞻远瞩洞察力的钦佩，但在做出判断时，大多数人都没能与您在通函中所给出的判断达成一致。恰恰相反，大家倾向于给出这样一种判断，即您在上述议题上的发言固然是很了不起的，其有趣程度超乎想象，非常容易就能引来大家的普遍关注，但同时也是过分悲观的。会议上甚至还有一位先生对您的做法提出了公开质疑，说您身为位高权重的游戏大师，却偏偏要用这种阴暗的念头来吓唬大家，妄称某种莫名其妙的危险正在迫近，描绘出一系列内容普遍存疑的未来图景，威胁自己所属的当局机构。仔细想想，您的这种行为岂不是很危险吗？甚至将其直接判定为对“教学省”当局的亵渎也并无不妥。就算不是亵渎，至少也是鲁莽而草率的劣行，根本不符合您游戏大师的身份。当然，偶尔给大家提个醒，强调一下世间万事万物存在的短暂性，感叹一下这稍纵即逝的匆忙，无疑是允许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乃至于每个身居高位、负有重大责任的人，都必须时不时地对自己喊出那句箴言“人总有一死”[128]，以此来警示自己；然而，以您通函中这种大而无当的虚无主义方式，向我们所有大师、整个团体组织、卡斯塔利亚这一整套等级制度高调宣布一个所谓“必将到来”的凄惨结局，不仅是对我们这些同僚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对我们非比寻常的想象力发起的一次既不成功亦不值得的攻击，也对“教学省”当局及其一如既往的超高工作效率带来了威胁。试想，假如我们当中的某位大师在认真阅读了您所呈交的这封通函之后，每天早上到办公室去上班时，都会进行一些额外的、无谓的思考。他会想到自己所担任的大师职务、他必须完成的工作、他负责教导的学生、他在团体组织内部应尽的责任、他为卡斯塔利亚所做的一切、他在卡斯塔利亚所过的生活——这一切都可能会在明天，或者您口中所谓的“后天”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复存在。每天都想到这样一种凄惨的未来，久而久之，这位大师的心里将会产生怎样的情绪？很显然，对于诸位大师而言，您的主张是不可能获得认可的，因为一旦接受了它，就必然会干涉到他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并且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位先生提出的上述主张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但的确获得了一些掌声，这种倾向是您必须加以留意的。
我们尽量将这份正式答复完成得简短些，其中种种细节，未来我们仍
可同您面对面进行深入讨论。最值得尊敬的玻璃球游戏大师，从我们给出的简短陈述中，您显然已经可以看出，您所呈上的这封通函恐怕并没有产生原本期待达成的效果。在大多数已仔细阅读过通函的同僚眼中，这封通函失败的主因，很可能是基于我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差异，即您目前所持的观点与愿望，跟大多数同僚所持的观点与愿望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可是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失败也涉及它本身所使用的“通函”这一形式——书面表达的弊端难辞其咎。至少在我们的考量中，假如您不曾递交这封通函，而是选择直接跟我们这些同僚进行口头讨论，当面解释您的看法和疑虑，当面提出您的诉求，结果显然会更加和谐、更为积极。实话实说，阻碍了您的诉求在我们这里最终得以通过的，还不仅仅是您所选择的书面通函这一形式，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公私不分。所谓“通函”，本来只应该用于同僚之间的公务交流，这项规则是不言自明的。可是，您的这封通函却将您的私人关切、个人诉求掺和了进来，这在我们基于公务的日常交流中可并不常见。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将公务与私事混合起来写进同一封信笺之中的创新尝试是不够理智的决定；部分同僚甚至对此直接加以叱责，称其为不可允许、无法接受的劣行。
行文至此，我们将要答复与您相关的一系列事务当中最微妙、最难于决断的一项，即您要求我们解除您所担任的玻璃球游戏大师职务，并允许您投身到世俗世界普通学校建设中去的这项请愿。作为申请人，作为现任玻璃球游戏大师，您恐怕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对于内容如此突兀、理由如此奇特的请求，“教学省”当局是断然不可能接受的，无论如何都不存在批准的可能性。因此，当局对此给出的正式答复自然也是：不予通过。
假如人人都这么随心所欲，不再听从当局颁布的命令，不再完成当局派发的使命；假如人人都可以擅作主张，任意从事自己朝思暮想的职务，想来就来，说走就走，我们这套秩序井然的等级制度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假如人人都依照自定的一套标准来评估自己的个性、天赋与才能，并据此来选择想要投奔的事业，毫无章法可循，我们无比热爱的卡斯塔利亚又将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在此郑重给出建议，烦请玻璃球游戏大师对此勤加反思，切忌草率行事，并指示他继续担任我们委托给他的这项光荣职务。
以上即满足了您对正式答复的诉求。诚然，我们无法给出您期待得到的满意答复。尽管如此，您所呈上的这封信函依旧是值得赞颂的，对此我们并不打算掩饰什么，它的确很好地激励了我们这些同僚，督促大家更好地完成分内工作，其中蕴含着的告诫意味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此外，我们仍希望与您当面探讨这封信函中涉及的种种细节，而且是尽快，因为即使团体组织的最高领导层普遍认为在此事发生之后依旧可以依靠您，但既然您已经在自己呈交的信函中明确指出，您继续担任玻璃球游戏大师这一职务的匹配程度正在被持续削弱，或者至少也是受到了严重威胁，我们亦不得不对此深感忧虑，并且予以严重关切。
科讷希特在没有任何特殊期盼的情况下阅读了团体领导层发来的这封回信，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仔细地阅读了信中内容。实话实说，早在收到这封回信之前，科讷希特就已估计到，卡斯塔利亚当局对于相关事宜确实有“忧虑的理由”，并且已经展开了行动，因为此前已经出现了些许相关迹象，不难得出这一结论：最近，有一位来自希尔斯兰德的神秘客人在玩家聚居区现身，他向官方出示了合乎规定的身份证明，以及来自团体领导层的推荐信，声称自己有权在此地居留数日。根据他所给出的居留理由，是计划在游戏档案馆和图书馆内查阅研究材料，除此之外，亦要求以访客身份旁听科讷希特主讲的几次讲座课程。客人是一位已经上了年纪的先生，寡言少语，不怎么跟人讲话，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细心。短短几天时间，这位客人已经在聚居区内几乎所有部门、所有公共空间明察暗访了一遍，他详细询问了关于特古拉乌斯的情况，并且多次拜访了居住在玩家聚居区附近的瓦尔德策尔精英学校现任校长；毫无疑问，这位先生是希尔斯兰德派来的一名观察员，专程前来调查玩家聚居区的现状，看看是否有哪些方面出了疏漏；游戏大师本人的身体是否健康、是否尽忠职守；公务员们是否努力勤勉；学生群体当中是否正在酝酿什么躁动不安的情绪；等等。这位先生在玩家聚居区待了整整一周，在此期间，他没有错过科讷希特的任何一次讲座。因为这位神秘客人形迹可疑，一直都在默默观察、四处走动，几乎无所不在，至少有两名公务员注意到了他的古怪之处，并且汇报给了自己的上级。也正因如此，科讷希特推测，自己呈交上去的信笺引起了关注，团体组织领导层显然正在耐心等待这名观察员，等他回去汇报过情况之后，他们才能做出定论，并且将正式答复发给游戏大师。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份正式答复？真正的执笔者可能会是哪位？可以肯定的是，这位执笔者将回信的文风把控得非常好，乍一看去几乎毫无个人风格可言，自然也就无法让人窥探出其真实身份。通篇都是卡斯塔利亚人司空见惯的、不带任何情绪的公文笔法，这当然也是符合语境上的客观要求的，仿佛一切都是在公事公办。尽管如此，当科讷希特逐字逐句地对原文加以分析揣摩，进行了更仔细的研究之后，多少还是确认了这位执笔者的性格特点，以及对方看待此事的真实态度。事实上，早在科讷希特初读这封回信时，对于执笔者的真实身份就已经有了初步的怀疑。整份文件的理论基础，显然是等级制度约束下的团体组织传统精神、“教学省”内部对于所谓“正道”的追求，以及卡斯塔利亚人对秩序的热爱。从这封回信中，任何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科讷希特的请愿似乎真的已经彻底失败了，它在诸位大师的眼中是多么不受欢迎、多么令人不快，没错，甚至令人感到厌烦；可是实际上，这些恐怕只是执笔者的主观意见。根据科讷希特的揣测，执笔者初次读到自己所写的通函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驳斥它了，而且也决定要断然拒绝科讷希特的请求，这些都是早就决定好了的，不可能再受其他人的判断影响，所谓的相关会议，所谓的观察员，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值得注意的是，执笔者的不悦和拒绝态度，同时也被他心中的另外一类情绪波动、另外一种态度予以了回击，那是明显可以从字里行间察觉到的一份同情，借着这份同情，此前会议上对科讷希特的请愿做出的所有温和、友好的判断和声明，他都在回信中特别予以了强调。根据上述线索，科讷希特没有丝毫怀疑地断定，团体大师亚历山大，他就是这封回信的执笔者。
至此，我们的这趟传记之旅已经走到了终点。唯希望上述章节和文字，已经将约瑟夫·科讷希特生平的大部分重要事迹向本书的读者们进行了客观且翔实的汇报。至于这本传记的结尾部分，未来的传记作者们无疑能够通过更加深入的考据、确定并传达与之相关的许多细节，对其加以补充和完善。
如前所述，我们不打算再对这位大师人生中最后的日子进行专门的、独立的描绘，因为我们对这段日子的了解程度，并不比任何一位当年刚好身在瓦尔德策尔的科研人员更多；就算我们真的打算去描绘这段日子，也不可能比流传已久的《关于玻璃球游戏大师的传说》做得更好。有鉴于此，我们陆续找到了上述手稿的多份手抄本，尽量妥帖、完整地汇总为一篇——估计其作者是逝者当年最喜爱的几名学生。现在，就用这则传说来作为我们这本书的终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