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科讷希特现在大约二十四岁。随着瓦尔德策尔学业的结束，他的学生时代亦正式宣告终结，同时开启了从事自由研究的科研岁月；除了在埃施霍尔茨度过的纯真少年时代之外，进行自由研究的这些年，恐怕是他一生当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了。一个年轻的大男孩，人生当中第一次彻底摆脱学校的束缚，大踏步迈入广袤无垠的精神世界，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了许多。截至目前，他还从未经历过幻想破灭的痛苦，无论对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能力，还是精神世界的无限可能性，都不曾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也正因如此，我们能够从他身上看到年轻人所独有的那种激**不停的发现欲和征服欲，并且从中发现一种奇妙而动人的美。值得注意的是，自由研究这一科研方式，恰好是针对约瑟夫·科讷希特所具备的天赋特征而设计的：他并未拥有某种尤为出众的才能，也正因如此，才不会受到单一才能的驱使，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迫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到某个特定的领域内；可是与此同时，他又具备极为杰出的天赋，这种天赋的本质，是以整体性、综合性和普遍性为目标，来对自身能力进行全方位的发展，从而在任何领域内都能攀登到相当的高度；如此这般，这个正式开始进行自由研究的春季，对他而言不啻是个能够收获强烈幸福感的时期，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如鱼得水、如痴如醉了；事实上，如果在此之前没有接受过精英学校严格的纪律训练，没有借助研习冥想来保护自己心灵的纯净，没有接受过国家教育部门恰如其分的控制，这种研究上的自由对于他所拥有的天赋而言，反而会是一场严重的危机，必将招致一连串的挫折，恰如在我们如今所奉行的社会秩序之前的年代，即所谓的“前卡斯塔利亚世纪”里，无数杰出人才身上所遭遇的状况。要知道，在“前卡斯塔利亚世纪”的某段特殊时期里，在当时大大小小的高校内部，拥有青年浮士德式性格的天才可谓遍地都是，他们志得意满，扬帆远航，驶向科研自由、学术自由的公海，却不得不承受因为太过自由、肆意妄为而导致的沉船之灾；毕竟浮士德博士本人——他们这群天才的代表人物——正是对天才施以放任主义并因此而招致无可挽回悲剧的原型。实际上，在卡斯塔利亚，科研人员进行自由研究时所享受到的自由度，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学生们都要大得多。因为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教学省”，拥有如此之大的体量、如此之高的运作水准，并且这一体系已经无比高效地运转了如此之久，这就使得卡斯塔利亚所能调用的研究资料、所能进行的研究内容、所能取得的研究成果，比以往任何一所大学都要丰富得多，更何况在这里做研究的人们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物质方面的考量，不必受到同侪攀比、成果焦虑、原生家庭贫困等因素的影响，不必为每日面包的着落、科研事业的前景等问题担忧，令自己的研究受到任何限制。凡是位于“教学省”内的一切学院机构、研讨班、图书馆、档案室和实验室，全部无条件地向任何一位科研人员敞开大门。因为在卡斯塔利亚，他们每个人在出身和前途上都是完全平等的，在任何与研究相关的事务上始终保持着一视同仁，不会受到差别对待；等级制度当然依旧森严，但等级高低却完全依照学生的智识高低与性格好坏来评定，其结论并不涉及自由研究的正常进行。此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上，在世俗世界的高等学府里，许多有天赋的大学生往往成了自由放任、外界**和危险境遇的受害者，但是，卡斯塔利亚的研究者们当中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诚然，在这里仍然需要面对大量危险，仍然会有不少恶魔出来**人，人们仍然会被各种东西蒙蔽住双眼——人生在世，又怎么可能躲得开它们呢？——不过话说回来，卡斯塔利亚的学生至少还是可以避免许多稍不留神就脱离人生正常轨道的情况，避免经历无谓的失望、无端的堕落。身为一名卡斯塔利亚学生，他既不可能堕落成一个每日酗酒的醉汉，也不可能像旧时代的某些大学生那样，将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挥霍在务虚而无实效的空谈上，挥霍在各种秘密结社的神秘主义活动中。除此之外，他也不可能直到某天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所选的研究领域完全不符合自身条件，辛苦拿到的大学毕业证书实际上就是个错误——因为对于旧时代的大学生们而言，受限于当时大学普遍狭隘、短视的课程安排，唯有在毕业之后的科研过程中，才可能发现之前所受教育无法填补的知识空白。总而言之，卡斯塔利亚严格而规范的秩序，能够妥善保护他，避免他受到上述种种弊端的危害。甚至连沉迷于女人或者某项体育运动、导致虚度光阴这样的危险也得到了控制，不至于有多严重。单就女性这方面而言，卡斯塔利亚的科研人员既不会因为受到婚姻的**而遭遇危机，也不至于像过去各个时代的学生那样，因为对女性采取了过于审慎、保守的态度，结果反受其害——在那些年代里，要么强迫学生在**上实行完全的禁欲主义，要么干脆放任自流，或明或暗地将他们引向那些**的女人，比如说妓女。由于卡斯塔利亚人当中不存在婚姻关系，针对婚姻的道德约束当然不复存在；由于卡斯塔利亚人没有钱，实际上完全没有任何私人财产，针对爱情的金钱**当然也不存在。“教学省”内有这样一项习俗：市民家庭的女儿不应太早结婚，在她们真正步入婚姻殿堂之前的那几年时光，科研人员或者青年学者是她们特别理想的同居情人；像这样的一个对象，不必在意他的出身门第，也不用管他是否拥有财富，因为这个对象早已习惯于将心灵方面的能力放在首位，这意味着他至少也具备旺盛的生命活力；而且，像他这类人，通常很富有想象力，同时也极具幽默感；由于他没有钱，自然就必须以自己为资本来报答女孩的垂青，如此一来，他当然就必须付出比其他男人更多的努力。作为卡斯塔利亚科研人员的恋人，绝对不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愿意娶我吗？”不会，他肯定不会跟她结婚。的确，跟自己情人结婚的情况，此前也曾经发生过；长期以来，在卡斯塔利亚，尽管极为罕见，但也发生过好几起精英学生出身的科研人员因为结婚而逃回世俗世界的事件——他们放弃了卡斯塔利亚，同时也放弃了团体成员资格。不过话说回来，少数几起因为结婚而选择叛逃的事件，在学校和团体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发挥过任何实际作用。在此将其列举出来，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罢了。
精英学生从卡斯塔利亚的学校毕业并开始进行自由研究之后，他们普遍会发现，自己在面对一切现存科研领域时的自由度确实都非常高，无论往哪个方向刻苦钻研，无论选取怎样的知识作为参考，都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主张来做决定，没有任何人会对此横加干涉。研究的自由，唯独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受到限制，即研究者本人的天赋和兴趣一开始就比较狭窄，这就导致他能够选择的内容比那些天赋更高、兴趣更广泛的人要少。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能够享受到的自由依旧是很充分的。每隔半年，每个进行自由研究的科研人员都有义务向国家教育部门提交一份研究计划，大致说明自己接下来将要研究的内容；但实际上，教育部门对于这份计划的具体执行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干涉，无非是例行公事，稍微监督一下罢了。因此，对于那些多才多艺、感兴趣的领域不胜枚举的精英而言——科讷希特正是其中一员——在自己刚刚进入科研领域的头几年时间里，就能够享受到如此广泛的自由，这种感觉无疑是十分奇妙的；在这种状态下从事自由研究，有着格外诱人、使人身心愉悦的一面。实际上，才能与天赋还在其次，最能从卡斯塔利亚的自由研究模式中获益的，始终还是那些对科研有着全方位好奇的年轻人，只要他们不被无穷无尽的知识和发现冲昏头脑，国家教育部门就会持续为他们提供仿佛置身天堂一般的科研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意学科之间遨游，以最多样化的方式将看似毫不相干的研究领域结合到一起；他们可以同时沉迷于六种甚至八种专业领域，或者从刚开始起就坚持钻研某个所辖范围相对狭窄的课题；除了必须遵循“教学省”和团体内部普遍通行的生活道德规范之外，对于科研人员没有任何额外要求，唯独出于归档记录的考虑，每年都要呈交一份记录，内容包括在这一年时间里参加过的讲座、阅读过的书籍，以及在不同研究机构完成的工作，等等。通常而言，进行自由研究是不存在考核评定环节的，只有当他们出于科研需要，前往修习一门专业课程并参加相应研讨会时，才会依照学院内部的惯例，对其学习表现进行相对更严格一些的监管，并且还要参加考试——顺带一提，这些课程与研讨会也包括玻璃球游戏和音乐学院的部分科目。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为自由研究能够顺利进行提供保障，因此，参加的考试都是正规考试，考完之后同样会有相应的成绩；研讨会负责人要求普通学生完成的论文，这些旁听的科研人员也必须完成——这些要求都是很自然的。不过话说回来，毕竟是从事自由研究的科研人员，没有任何人会去强迫他们参加这些课程和研讨会，完成课程、参加考试也没有任何时间上的限制，只要他们愿意，大可以泡在图书馆里，一连泡上好几个学期，甚至好几年，做自己想做的其他任何研究，偶尔想起来时，再到学院里去随便听听课就行。这类科研人员往往愿意花费很长时间来与某个单一的研究领域建立起稳固的联系，他们甚至为此而推迟了正式进入团体的时间。尽管如此，卡斯塔利亚依旧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允许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学科与研究领域徜徉徘徊，不必急着做决定：不只不会催促，甚至还鼓励他们这样去做。除了在道德上保持品性良好之外，只需要每年写一份所谓的“传记”，再就没有任何表现方面的要求了。正是由于这种古老的、经常受到外人嘲笑的传统，我们如今才得以拥有科讷希特在自由研究时期写下的三篇“传记”。这些“传记”并不像在瓦尔德策尔学习期间创作出来的诗篇那样，属于一种纯粹自愿的、非官方的文学活动——没错，当时那些诗篇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秘密的、或多或少受到禁止的文学活动——写“传记”的动机非常正常，且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官方的要求。在“教学省”历史上最为古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鼓励年轻的、尚未正式进入团体的研究人员撰写某类特殊文章，或者说进行一种特别“文体训练”的传统，对应的特殊文体就是所谓的“传记”，即内容完全虚构的自传。想要创作出这种“自传”，首先需要选取人类历史中某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作为“传记”的背景。创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要将自己置于某个特定的环境与文化体系当中，置于某个相对更古早年代的灵**氛围里，想方设法地融入进去，将自己想象成呼应相关时空的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进行虚构创作，就仿佛自己真的在那个年代、那个地点生活过一样；倘若根据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模式来进行划分，对于创作“传记”的科研人员而言，帝国时期的罗马、十七世纪的法国，或者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伯利克里[50]时代的雅典，或者莫扎特时代的奥地利都是首选。假如创作“传记”的科研人员刚好是语言学出身，那么根据他们领域习以为常的做法，基本上是直接使用与自己所选择国家和年代相呼应的语言及文风，来创作身临其境的“传记”故事；也正因如此，他们有时能够写出一些水平极高、内容精湛的“传记”。比方说，时间选在公元1200年前后，代入当时罗马教廷的文风来创作；再比方说，语言上选择修道院僧侣专用的拉丁语，或者《故事百篇》[51]中的意大利语；又比方说，使用蒙田[52]的法语，或者冯·博贝费尔德[53]那优雅如天鹅般的巴洛克时期德语。亚洲古老的轮回投胎、转世重生信仰，其残余下来的核心理念在卡斯塔利亚从事自由研究的科研人员们当中发扬光大，以“自传”这种无比自由、充满游戏色彩的形式传承了下去；在这里，所有老师和学生都对这样一种观念耳熟能详，即他们当下的存在，只是一系列前世今生因果中最近的一环。换句话说，当下的存在可能是在其他身体、其他年代、其他条件下某个早期存在的转生。当然，在此奉行的这一观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信仰，更不可能存在与之配套的完整教义；因为“传记”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写作练习，是一项自由发挥想象力的创意游戏，参与者需要在千变万化的客观情况和环境下，想象自己所过的会是怎样一种生活，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发生怎样的事情。正如大家参与那些讨论创意写作的研讨会或者游玩玻璃球游戏时经常会做的那样，创作“自传”时必须小心翼翼地渗透到过去的文化、时代和国家里，将自我的存在视为一副面具，视为一件如“隐德来希”[54]一般的、短暂存在的外衣。创作这类“传记”的习俗不仅有其独到魅力，还有许多实际的好处，否则也不可能在卡斯塔利亚流传如此之久。顺带一提，在必须撰写“传记”的科研人员当中，既愿意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转生观念，又愿意相信自己所创作“传记”真实性的人，其数量可是一点儿都不少。很显然，在这样一种近乎信仰的坚信作用下，原本只是杜撰出来的“传记”之中所描绘的“前世”故事，已经不能再被简单地视作一种针对文体风格和历史研究的练习，这些“传记”无疑也是创作者心目中自我形象的自画像，在特定场景与时代背景下进行了高度浓缩，并因此在有限的篇幅中得到了升华：大多数“传记”作者都尝试通过描绘出特定的外在特征，以及某种符合自我认知的角色身份，含蓄地勾勒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期冀和理想。此外，单纯从教育角度来看，让科研人员进行“传记”创作也并不是个坏主意，因为它实际上是满足知识青年心中文学创作欲望的一条合法途径。在卡斯塔利亚，严肃认真的文学创作已经被抛弃了很多年，前后历经好几代人之久，对文学创作的需求部分被科学、部分被玻璃球游戏所取代，尽管如此，知识青年心中自然而然就会萌生的文学创作欲望仍在，那股冲动的火焰并没有就此熄灭；它在“传记”创作中找到了一处可供自己辗转腾挪的活动区域，因为单就体裁而言，这些“传记”往往可以直接被认定为短篇小说。如此这般，许多“自传”创作者可以借此迈出第一步，通过自由、大胆的虚构，正式踏入认识自我的王国。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经常出现的，且通常会得到老师们的理解和称颂，即科研人员故意使用“自传”写作这种方式，含沙射影地对当今世界、对卡斯塔利亚的体制加以批判，同时提出一系列革命性的主张。关于“自传”还有一点需要在此加以总结：这类“自传”文章对于审阅的老师们而言，其中包含的信息量通常是很大的，尤其当撰写自传的科研人员享有最大自由、不受校方严密控制的时候，上述迹象也更为显著——在此前提下，这些文章往往能够给校方提供关于作者思想和道德生活状况的精准信息，其细致程度之高，时常会令人感到难以想象。
约瑟夫·科讷希特所创作的“传记”，其中三篇得以保存至今；在本书结尾部分，我们将逐字逐句复述“传记”三篇的全部内容，作为给读者们的参考。实话实说，它们恐怕将会是我们这本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至于他是否只写过这三篇“传记”，是否某一篇或者更多“传记”已经散失，那可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顶多只能给出一些猜测，谁也无法对此妄下定论。关于这些“传记”，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当科讷希特向国家教育部门的文书处递交了自己所写的第三篇“传记”，即《印度传记》之后，文书处曾经向他提出过一些被正式记录在案的建议：以后再写“传记”时，最好将背景设定在与当下更接近的年代，如此一来，就能在卡斯塔利亚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找到更丰富的创作材料，并且能够更加关注相应的历史细节。我们从后世的各种相关讲述和信件中得知，他确实曾为创作一篇背景设定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传记”故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在这篇“传记”中，他想将自己塑造成一名施瓦本地区[55]的神学家，最终放弃了神职工作，改行去钻研音乐。此人曾经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56]的学生，是厄廷格[57]的至交好友，也曾一度成为青岑多夫[58]兄弟会的座上宾。我们现在知道，他当年阅读并摘抄了大量关于教会章程、虔信主义和青岑多夫，关于当时宗教礼仪与教会音乐的古老文献，其中一部分文献的历史距今颇为遥远。我们还知道，他一度对那位神奇的高阶教士厄廷格的历史形象极度迷恋，甚至有些走火入魔；与此同时，他对本格尔大师的历史形象也投入了真切的爱意，对与他相关的一切都表达出深深的敬畏之情——他专门给本格尔的画像拍了照，将那张照片在自己的书桌上放了颇长一段时间——另外，他同样以极其真诚的态度努力尝试着去欣赏青岑多夫，实话实说，他对青岑多夫的兴趣，就跟他对青岑多夫的排斥情绪一样大。不过到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项工作，没有真正动笔去写这篇“传记”。他对自己在准备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感到满意，但同时亦声称自己能力不足，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篇“传记”，因为他对相关历史细节所做的研究太过细致，搜集来的材料与文献过于庞杂，保持创作“真实性”的难度被无限拔高了。这一说法充分证明，我们有理由在这三篇“传记”中窥见一名作家、一位志存高远之人的真诚创作与灵魂剖白，至于学者的研究工作嘛，倒未见得能看到多少。这一评判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三篇“传记”抱持着任何不公正的想法——恰恰相反，这正是它们最有价值的地方。
不过话说回来，相较于在卡斯塔利亚从事自由研究的其他新晋科研人员，科讷希特除了能够享受到从精英学校的学生生涯中获得解放、完全依赖自我选择来进行无拘无束研究的自由之外，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份自由、一份放松。因为他毕竟跟其他住校学生有所不同，不仅付出了一名合格的精英学校学生本应付出的全部努力，恪守严格的学校秩序、精确的每日时间安排，接受老师们对他进行的小心管控与细致观察；除了这些之外，因为长期以来与普利尼奥之间亦敌亦友竞争关系的存在，他还额外肩负了为卡斯塔利亚人进行辩护的责任，比其他人多了一重身份——这份责任和这重身份仿佛双重的重压，同时在他的精神和灵魂上加以鞭策，时刻不停地驱赶着他，催促他达到自我可能性的极限。诚然，单从卡斯塔利亚辩护人这重身份上讲，确实是具有积极向上意义的，同时也因为其代表性的作用，向他提供了额外的动力；然而，这份对应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年纪和能力，在如此之长的辩护期内，他经常身处绝境，仅仅因为他具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天赋，才能够勉强把控住局势，不至于彻底败下阵来。假如身在远方的音乐大师没有向他提供强而有力的协助，他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于是，在他不寻常的瓦尔德策尔精英学校岁月的尽头，我们发现他——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已经变得太过成熟，成熟得超出了他的年龄，而且精神上太过紧绷，根本无法放松下来。不过，令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在于，他整个人并没有因此而出现任何外界看得出来的损伤；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他整个人因为这重身份和这份责任被侵占了多少自我，甚至因为过分疲惫而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尽管如此，当我们注意到这个好不容易才从精英学校里几乎可说是独一无二的长期困境当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是如何利用他在自由研究阶段最初几年里所获得的——当然也是他在学校里经常渴望得到的——自由时，马上就能够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点。科讷希特，他在自己作为学生的最后几个学年里，始终处在一个众目睽睽的位置上，长期进行的公开辩论，令他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卡斯塔利亚的公共生活，已经是一位公众人物了。哪曾想到，学生生涯才刚刚结束，他马上就彻底退出了公共领域，仿佛销声匿迹了一般；实话实说，无论是谁，一旦试着去了解、考察一下他当时的生活轨迹，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他是主动让自己变成隐形人的，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的行为，完全是有意而为之；毕竟对当时的他而言，已经没有哪种客观环境与社会关系能够达到足够无害的标准，没有哪种个体存在模式是足够私密的。也正因如此，在收到德西格诺尼寄来的那些长篇大论又热情洋溢的信笺之后，他一开始还会写一些内容简短、态度不怎么热情的回信，后来干脆就完全不回信了。为卡斯塔利亚辩护的知名学生科讷希特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转眼之间，大家似乎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唯独在瓦尔德策尔这座精英学校的内部，他的名声依旧长盛不衰，甚至持续发扬光大，后来几乎演变成了一个传奇。
恰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科讷希特从事自由研究之初，他特意避开了自己的母校瓦尔德策尔，这就导致他不得不暂时放弃玻璃球游戏的高级和最高级课程。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对当时情况的观察浮于表面，恐怕只能抓住科讷希特没有去上课这一线索，认为他显然忽视了玻璃球游戏这一领域，而且，这一忽视行为无论在瓦尔德策尔还是整个卡斯塔利亚，都能找到许多证据；然而，据我们所知，真实情况恰恰与这一推论相悖——他这种貌似脱离了玻璃球游戏系统性学习的选择，或者说他在没有玻璃球游戏协助的情况下进行自由研究的整个过程，看似不合常理、离经叛道，其实仍旧受到了玻璃球游戏的全方位影响，而且还是促使他回归游戏，最终选择全身心侍奉游戏的本因。在此，我们将会更加详细地探讨上述现象，因为从本质上而言，这一现象正是他个人性格的呈现；在约瑟夫·科讷希特的科研岁月里，他以最异想天开、最偏执难解的方式来践行自己的自由研究，事实证明，这一惊世骇俗又年轻气盛的天才方式，确实是颇具成效的。在瓦尔德策尔的那几年时间里，他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参与了玻璃球游戏基础课程的学习，并反复进行了各种模式的游玩训练；到最后一个学年时，他已在经常一起参与游戏的朋友圈子里拥有了良好的声誉，成了小范围内的高手。不算长的时间里，他已经被玻璃球游戏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所俘虏，游玩热情持续高涨，在完成了另外一门相关的基础课程之后，他竟然能够以精英学生的身份，被正式接纳为玻璃球游戏二级玩家——在瓦尔德策尔的同龄人之中，这无疑是一份相当罕见的殊荣。
几年以后，他给弗里茨·特古拉尼乌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讲述了自己的这样一段经历——弗里茨是当年跟他一起在瓦尔德策尔参加校方组织的玻璃球游戏游玩训练的同学之一，也是他生命中的挚友，以及后来的助手——这段经历不仅决定了他作为一名玻璃球游戏玩家的命运，同时也对他的科研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封长信被妥善保存了下来，相关内容转述如下：
且让我协助你回忆起过去曾发生过的一段往事。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两个刚好被分配到了同一个玩家小组里。我们俩跃跃欲试，煞费苦心地琢磨我们的第一套玻璃球游戏设计方案，反复探讨主题选取与符号、公式配置等问题。说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想起来我所说的是哪一天的哪一场游戏了吧？我们小组的组长不仅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还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游戏主题供我们选择。当时我们仍在学习不同细分领域之间的对应与转化基础——正处于从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领域转化至语言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微妙过渡阶段，时常遇到困难。相比之下，组长在这方面拥有非常精湛的技艺，远远凌驾于我们这些急于求成的初学者之上；也正因如此，一旦他想来个恶作剧，给我们设置陷阱也是很容易的。比方说，他会引诱我们走到抽象和类比的结冰湖面上——这种行为当然是不允许的——在我们还没明白过来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又会将诱人的词源学和比较语言学作为噱头，直接摆到我们手边。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上当，他就会哈哈大笑，以此为乐。我们本来好好地在那儿计算古希腊语里的音节划分，总共有哪几个单词、哪几个字母，应该分到哪里为止——这是很繁杂的事项，一来二去之间，本来已经很累了的——哪曾想到，组长突然之间增改了要求，令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单词内部出现重读强调的情况，整体格律学上的节奏节拍反而不用再去关心。如此一来，之前的辛劳全部白费，一切又只好从头来过，就仿佛我们脚下原本坚实的踏板，突然被他给抽走了似的。类似情况经常出现。不得不说，组长的干涉非常巧妙，每次只在要求上增改少许，乍一看去仿佛没什么变化，但我们却往往需要推倒重来：并非可能如此，而是必须照办。单从形式上讲，他的指导工作其实完成得十分到位，也很正确，尽管如此，他对灵**所持的态度却令我感到颇为不安——他总是向我们指出歧途，引诱我们进行错误的猜测，让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犯错。尽管他这样做确实是出于好意，打算通过实践让我们深切体会到游玩过程中充斥着的种种危险，可是与此同时，他也怀抱着些许嘲笑我们这些愚蠢男孩的恶意；最重要的是，作为初学者，当时的我们对玻璃球游戏倾注了最大的热情，他的做法刚好在我们的热情中尽可能多地注入了怀疑的暗流。不过话说回来，恰恰由于在他手下所遭遇到的这一套指导方针，恰恰由于他所布置下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棘手难题，恰恰由于他在我们身上进行了这些让人不由得心生疑窦的实验，我们不得不反复摸索，不得不无比焦虑地尝试着设计出一套合理的玻璃球游戏方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努力完成的一切半途而废——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真正领悟到了我们正在参与的玻璃球游戏的存在意义和伟大之处。彼时彼刻，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直波及我的灵魂最深处。你应该还记得，当时我们正尝试用玻璃球游戏剖析一个历史语言学方面的问题，进入游戏之后的观感，仿佛从近距离观看一种语言的蓬勃发展期和黄金时代一样，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跟随这门语言，沿着那条花费很多个世纪才初步建成的道路前行。如此漫长的岁月，竟能用如此短暂、几乎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图景来表达，我被这一奇观深深吸引住了：在我们眼前，近在咫尺的地方，一个如此复杂、古老、可敬的构筑物，经过不知道多少代人的努力、慢慢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有机体，它是如何发展壮大，如何进入了自身的全盛期；可是与此同时，这朵怒放的文明之花，它的核心处已暗藏了腐败的萌芽；随着时间流逝，整个理智且有序的架构逐渐分崩离析，一切都在慢慢沉沦、退化，开始蹒跚着走向毁灭——我全身上下感到一阵抽搐，同时体会到某种难以言喻的、饱含了快乐的恐惧。这种语言固然已飞驰在衰败的单行道上，行将就木，但它的最终消失却并不会带来彻底的虚无，恰恰相反，它曾经的青春岁月，它的绽放与衰落，依旧完整地保存在我们的记忆里，保存在对它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它自己的历史当中。它在科学研究的符号与公式，以及玻璃球游戏如同秘密配方般的设计中继续存在着，只要我们愿意，它可以在任何时候被重建起来，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新生。我突然明白了其中奥妙：在玻璃球游戏的语言中，或者说至少在玻璃球游戏的精神中，一切皆是重点，一切皆有所指，所指皆有深意。每一个符号、每一种符号组合都不是随随便便地指向这里或者那里，不是随随便便地指向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实例、实验和实证，它们绝非一盘散沙式的存在，而是明确地指向精神世界的中心，指向最核心处的秘密，指向一切的原点，指向原初的知识。在那心念电转的瞬间，我通过短如须臾的时间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冥想，参透了这样一个道理：奏鸣曲中从大调到小调的每一次转变，人类文明中神话或者信仰崇拜的每一次演变，玻璃球游戏里每一条经典的、如同艺术家创作般的公式化表达，其中暗藏着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在刺探进入精神世界内部神秘核心的捷径。在吸气与呼气之间，在天与地之间，在阴与阳之间，这条神圣的捷径永远保持着有节奏的开启，探索之道永恒存在。在那个时期，我作为玻璃球游戏的听众，已经陆续观摩过许多次结构设计规整有序、整体执行良好且规范的玻璃球游戏了。在观摩过程中，我收获颇丰，在游戏理论方面获得了巨大提升，同时也有了许多快乐体验和独到见解；尽管如此，在那次顿悟之前，我一直倾向于怀疑玻璃球游戏是否真的具有那么高的实际价值，它在知识分子们中间拥有的崇高地位是否货真价实。难道不是吗？每一道解决得很巧妙的数学难题，都能给解题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每一首优秀的乐曲，在聆听的时候，更不必说在演奏的时候，都能提升灵魂的层级，将灵魂带往伟大境界；每一次虔诚的冥想，都能让原本嘈杂的内心平静下来，与宇宙和谐相处；然而，恰恰由于我已经亲身体验过上述的一切好处，我心中的疑虑才总是开口对我讲这样一番话：所谓的玻璃球游戏，看似高高在上，受到众人景仰，恐怕不过是一种基于形式主义的新兴艺术、一套自作聪明的奇技**巧、一些讨人喜欢的排列组合罢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最好还是不要碰这类游戏，别为它浪费时间，最好还是继续用纯洁无瑕的数学和无与伦比的音乐来充实自己。哪曾想到，此时此刻，在我顿悟的这个瞬间，我第一次听到了属于玻璃球游戏自己的内心独白，理解了它存在的意义；在这一瞬间，它第一次真正触碰到了我的灵魂，并且彻底征服了我；自那时起——自那一刻起，我认定了玻璃球游戏，将玻璃球游戏视作自己的信仰，视作一切游戏、一切领域的国王；自那一刻起，我承认玻璃球游戏是一门lingua sacra[59]，一门神圣的、散发出神性光辉的语言。你当然记得这些，因为你自己当时就已经注意到，我身上突然发生了某种变化，似乎自某处遥远的地方，有种非比寻常的天命感召突然传到了我的耳中。实话实说，因为这次顿悟实在太过重要，我也只能将它跟我人生中第一次受到的天命感召进行比较——那次感召令我终生难忘，不仅使
我的心灵得到了升华，还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我还只是个小男孩，通过了穆希卡大师的考验，旋即被召唤到了卡斯塔利亚。总之，在我顿悟的那个时刻，你肯定注意到了我身上发生的变化，因为我当时也察觉到了你心中所想，尽管你对此闭口不提；无论如何，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必再对当时的情况多加讨论了。不过话说回来，回忆这段往事依旧是必要的，因为我眼下之所以写这封信，其实是打算向你提出一个请求，为了将这个请求向你解释清楚，我将不得不告诉你一件其他人不知道或者说不应该知道的事情：我目前正在进行的这项看似不着边际的研究工作，其实并非如外人所想的那样，是出于心血**的选择，随心所欲地加以推进，它实际上是基于一套规划得相当完整、明确的计划。你肯定能回忆起来——至少大体上还记得——当年的我们，作为瓦尔德策尔精英学校的学生，在上第三阶段的玻璃球游戏课程时，同一个玩家小组，在那位组长的指导下，开始设计我们自己的游戏，进行反复多次的玻璃球游戏游玩训练。我就是在其中的一次游玩过程中，突然听到那个声音，体验到了成为一名‘卢泽尔’的感召。情况就是如此，还记得那次游玩训练，是从对赋格曲主题的节奏分析开始的，中间部分插入了一小段来自孔子的名言警句。我现在正在仔细研究当年的那次游玩训练，将整场游戏从头到尾好好分析一遍，也就是说，我正在努力钻研其中的每个句子，将它们从玻璃球游戏的通用语言翻译回原本各自领域内的语言——翻译回数学、纹饰学、汉语、希腊语，诸如此类。我想，在我的一生当中，至少需要有一次像这样的尝试，试着将某一场玻璃球游戏的全部内容抽丝剥茧地分离出来，进行彻底的研究和重构；截至目前，我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研究，这部分花费了我两年的时间。显然，想完成这项研究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恐怕还需要很多年。不过，既然我们卡斯塔利亚拥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名的研究自由，那么，我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使用属于我的这份自由，自然是毫无问题的。相关的反对意见，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卡斯塔利亚的大多数老师恐怕都会给予如下的批评：我们这些人殚精竭虑，前后耗去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总算发明出了玻璃球游戏，并将之发扬光大，作为一门通用语言、一套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方法，来表达世间存在的一切精神概念和艺术价值，借助一系列精妙的符号和公式，将纷繁复杂的细分领域带到了具有近乎无限兼容性和普适性的共通尺度之下。现在你突然冒了出来，提出异想天开的要求，想验证一下这套体系是否真的管用！你将为此付出自己一生的时间，到头来必将追悔莫及。好吧，我可不想真的为此付出自己一生的时间，以后也不想追悔莫及。有鉴于此，我才需要向你提出这样一个请求：既然你目前刚好在玻璃球游戏档案馆内工作，我本人又因为某个不方便告知的特殊理由，打算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避开瓦尔德策尔，故此，我想借你之手，经常性地帮我在档案馆内调查并解答一些问题，其数量不在少数。具体而言，就是根据我所提出的问题，在现存档案当中进行搜索，找到与问题相关的各种主题所对应的官方认证密钥与符号，将它们以未经缩写的完整形式转交给我。就是这样，我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也请你以同样的标准来约束我，如果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作为回报，请一定告诉我，我必将竭尽全力来满足你的要求。
对写给特古拉尼乌斯长信的转述到此结束，或许我们可以选择紧接在此的这个位置，继续转述科讷希特所写另外一封长信当中的一小段内容，它同样也涉及了关于玻璃球游戏的重要问题。这封信是写给音乐大师的，时间至少也是在写前一封长信的一年或者两年之后。“照我看来，”科讷希特在寄给自己庇护人的信中写道，“无论是谁，都可能成长为一名水平颇高的玻璃球游戏玩家，假以时日，或许有机会成为水平精湛的游戏高手，甚至连成为实力高深莫测的‘卢迪大师’，也不能说是绝无可能。尽管如此，受限于玻璃球游戏的游玩机制，哪怕一个玩家真的成了‘卢迪大师’，他也不一定理解游戏，不一定能够想明白游戏背后隐藏着的根本性秘密，不一定能够参透游戏的终极意义。没错，真实发生的情况可能会是这样的，当我们挑选出一个能够真正理解游戏、参透其终极意义的玩家，让他来担任得到官方认可的玻璃球游戏专家，甚至是直接负责掌控游戏规则的领导人物，如此一来，可能反而会让游戏本身的存在面临巨大危险——比让那些不理解游戏的人来负责管理游戏还要更危险一些。因为对于玻璃球游戏内在的那一面，也即游戏隐藏着的根本性秘密而言，一旦有人能够确切感知到它的存在，那么，在感知到秘密的那个人看来，游戏背后的秘密，无疑也跟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背后藏着的秘密一样，会给他的好奇心带来无法抗拒的**。他将情不自禁地深入进去，试图发掘出秘密的本来面目。如此一来，最后必定会触及玻璃球游戏不外传的‘隐微术’[60]，而‘隐微术’则必然涉及‘一和万有’[61]。一旦进入最深处，洞悉纷繁复杂的表象之后，那里只有永恒的呼与吸，生命的气息重复着永恒的进与出，如此即可达成自身的完满。无论是谁，一旦他将游戏的意义深究到底，到了这个境界之后，他就不再能够称得上是一名玻璃球游戏玩家了，因为他已经通过‘万有’抵达了‘一’，不再置身于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当中，不再有能力去享受玻璃球游戏那种创造、搭建、组合的快乐，因为此时的他已经认识到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喜悦和欢愉。我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因此，在越来越接近玻璃球游戏终极意义的情况下，我做出了这样一项决定：最好不要在这一领域继续深入下去，不要让游戏成为自己未来的职业。趁目前还来得及，尽快转向音乐，这样无论对我本人还是对其他人[62]，都是更好的选择。”
我们这位音乐大师向来都有敬惜字纸的习惯，若非迫不得已，通常不会写信。可是这一次，他显然对约瑟夫长信中提到的上述说法感到颇为不安，认真写了回信，针对这些说法，给出了友好的警示：“从来信所透露出的主张来看，你并没有要求玻璃球游戏大师成为一名你所定义的追求‘隐微术’的人，仅仅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了约束，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希望你所讲的这些话都是出自真心实意，没有任何讽刺意味暗藏其中。实话实说，一个将自身职业的主要关注点放在自己是否足够接近内心最深处‘根本性秘密’的游戏大师或者老师，恐怕是个非常糟糕的老师。以我为例，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学生讲过哪怕一句音乐背后暗藏着这样那样的‘意义’之类的话语；假如音乐背后真的存在什么‘意义’，那也是不言而喻的，根本不需要我特地讲出来。相较于追求音乐的‘意义’，我的主要关注点永远都放在学生们身上：他们是否能够漂亮又精确地把握住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的节奏，这才是我最关心的事情。事实上，无论你未来想成为音乐老师、学者还是音乐家，都必须对‘意义’心存敬畏，但千万不要误以为‘意义’是可教的。在过去，一度有不少历史哲学家[63]妄图向人们传授‘意义’，这种一厢情愿地给历史添油加醋的恶行，不仅令当时世界史的半壁江山分崩离析，还导致了‘专栏时代’的兴起，而且至少也必须对随之而来的大量流血事件担负一部分责任。这样讲或许有些笼统，还是举实例来说明吧：比方说，假如我不得不肩负起文学史讲师的职责，不得不向学生们介绍荷马或者随便哪位古希腊悲剧作家，那么，我多半不会向他们潜移默化地暗示，声称诗歌是某种神性体验，当中暗藏着必须努力参透的玄机；恰恰相反，我会将重点放在对诗歌文本的精准解析上，想尽办法去分析那些具体而微的语言习惯，列举格律学上的实战技巧，通过这种务实的方式教他们理解诗歌。要知道，教师和学者们的职责，无非是努力钻研业已存在的方法论，想方设法将传统发扬光大，并设法保持方法的纯粹性，而不是绞尽脑汁地去唤醒早已在传承过程中被否定掉了的、不再允许用言语传授下去的神秘体验。这些体验通常是为那些被选中的人保留的——他们往往能够自发地意识到其存在，至于是否能够深入进去，完全要靠他们自己去领悟。这种领悟通常并非什么好事，他们往往因此而备受打击，最终成了知晓秘密的受害者。所以，我们既不应该去唤醒潜藏于他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意识，当意识被自发唤醒之后，我们也不应该去加速他们获知秘密的过程。”
顺带一提，科讷希特当年留存下来的来往信笺当中，除了以上引述的少数几封之外，其他任何一封当中都没有提到过玻璃球游戏，没有提到过上述的“隐微术”概念，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怎么写这方面的内容，或许他确实写了，但这部分信笺却没能保存到现在；无论如何，在我们如今能够找到的来往信笺里面，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始终都是与菲洛蒙特之间的通信，可是这些通信几乎只涉及音乐，以及与音乐风格分析相关的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留存下来的资料如此之少，我们依旧可以借此看出科讷希特是如何在自己独一无二的科研道路上迂回前行的——他试图对当年进行过的一场玻璃球游戏进行精确回溯，逆向还原这场游戏所对应的全部细节，不惜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只为真正理解其中明确的含义和意志。情况就是如此，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获取单独的一场游戏所包含的全部内容——这样的一场游戏，他们当年还是瓦尔德策尔的学生时，单纯出于训练的目的，在短短几天内就完成了创作；假如使用游戏通用语言，只需要一刻钟就能读完——为了做到这点，科讷希特年复一年地坐在教室和图书馆里，研究弗罗贝格尔和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64]的作品，研究赋格曲和奏鸣曲的结构，温习数学，学习汉语，甚至还要专门开发出一套声音图形系统，根据福伊斯特尔[65]研究出来的理论，通过玻璃球游戏中出现的色阶来反推对应的音符，寻找图像与声音之间的关联，并对其进行索引。人们不禁要问，他究竟为什么要选择这条分外艰辛又固执己见，而且还特别孤独的道路呢？毕竟谁都看得出来，他的终极目标（在卡斯塔利亚之外的世俗世界里，人们恐怕会说这是他的职业选择）无疑是玻璃球游戏。从精英学校毕业之后，他其实完全没有离开瓦尔德策尔的必要，假如他直接前往当地的Vicus Lusorum，即玩家聚居区定居，在那里随便选择一家研究所，作为客座科研人员进行自由研究，如此一来，任何与游戏相关的专门研究对他而言都将变得轻松很多。无论在研究过程中遇到多么刁钻的问题，只要人在这里，他随时都能得到最专业的指导意见，随时都能从这里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找到各种线索与讯息。他可以跟自己的老同学、跟醉心于玻璃球游戏的同道中人一起，热情忘我、专心致志地做研究，而不必搞得跟个自愿流放的犯人似的，不得不在自己所选择的研究领域内单打独斗：从写给特古拉尼乌斯的那封长信来看，他经常单打独斗，这是显而易见的。好吧，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走自己那条形单影只的科研之路。据我们揣测，他之所以决定避开瓦尔德策尔，不仅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消除自己学生时代在那里留下的“卡斯塔利亚辩护人”身份印象，消除人们对它的记忆，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跟过去那些最优秀的学生一样，过早地进入玻璃球游戏玩家们的群体当中，成为一个新加入的、跟其他玩家们类似的角色。因为早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了某些东西，某些类似命运安排的东西。这种感觉深埋在他心底，将人生的使命感强行赋予了他，驱使他在众人之中获得领袖地位，勒令他成为众人的代表。也正因如此，他决定忤逆命运，尽一切可能去超越自身，挣脱所谓“命中注定”的束缚。他早已觉察到了摆在自己面前的这份责任，觉察到了这份责任有多么重大；他早已发现，自己在面对瓦尔德策尔的这些同学时，有一份不得不履行的义务——同学们对自己满怀着热情，也正因如此，他必须远远躲开他们。在这些同学当中，最突出的恰恰是特古拉尼乌斯，因为约瑟夫发自本能地知道，特古拉尼乌斯会为自己赴汤蹈火，也正因如此，他在面对特古拉尼乌斯时，尤其感到责任重大。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隐居，寻求一种宁静致远的生活；可是与此同时，命运也始终想要将他推到台前，推向公众领域——我们大致上就是这样想象他当时的心理状态的。不过话又说回来，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或者说动机，时刻压迫着他，迫使他尽可能避开那些比瓦尔德策尔的精英学校更高级的玻璃球游戏高等学府，避开玻璃球游戏玩家正常的进修渠道，并且令自己成了一名局外人，这个原因或动机，正是某种难以言喻且无法忍受的研究冲动，想要对玻璃球游戏背后潜藏着的秘密一探究竟——诚如前文之所述。在此之前，他对玻璃球游戏长期抱持着怀疑态度，当这种研究冲动浮现后，怀疑态度也就暂时被压制住了。显然，他已经亲身体验过，清楚知道玻璃球游戏可以达到无比崇高的境界，可以在超凡入圣的意义上进行游玩，过程中的甜美滋味，他早已品尝过了。可是与此同时，他也目睹大多数玩家和学生——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领袖人物和高级教师——他们从来不曾抵达过他所知道的这个崇高境界，从来不曾拥有过超凡入圣的游玩体验，他们从来不曾将游戏通用的这门语言视作一门神圣的语言，仅仅将它视作一门效率颇高的速记专用语言罢了。至于游戏本身，他们最多将其视作一种有趣又好玩的娱乐方式，视作一类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水准的特长，视作一项智力运动或者纯粹用来满足个人野心的竞技比赛，仅此而已，无论如何都不会超出日常消遣的范畴。是啊，正如约瑟夫写给音乐大师的长信中所展示出来的那样，约瑟夫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一名玻璃球游戏玩家的水平高低，恐怕并不总是由他对游戏终极意义的探求来决定，更进一步讲，甚至连他是否真的关注这一终极意义都无关紧要。毕竟游戏也需要那些浮于表面的东西，游戏也是由技术、科学和社会机构等统合起来运作的。简而言之，在他看来，游戏中确实有些值得怀疑的地方，而且多少存在着一些模棱两可、无法调和的缺陷。对很多人而言，游戏涉及人生抉择，而且确实也已成为他人生当中的主要问题。他绝对不愿意让自己反抗命运枷锁时的苦苦挣扎被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所谓“灵魂的牧人”[66]所缓和，也不愿意被老师们试图分散自己注意力的友好微笑所淡化。
当然啦，在档案馆内拥有完整记录的数万场玻璃球游戏当中，在已知的数百万种游戏可能性当中，他大可以随意挑选一个出来，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他很清楚这点，也正因如此，他才会选择自己跟精英学校同学们一起在当年那节玻璃球游戏基础课上共同参与的游戏作为开始。那场游戏的方案是由他们一起设计的，内容具有相当的随机性。而且，也恰恰是在那场游戏中，他第一次领悟到了所有玻璃球游戏的终极意义，领悟到了自己作为一名玻璃球游戏玩家的天命感召。在进行研究的那几年时间里，他用玩家们经常使用的游戏语言速记法写出了那场游戏的摘要，并且一直将这份摘要带在身边，方便随时取用。在这份摘要中，在使用游戏语言表述的一行行编码、密钥、符号和缩写当中，记录了运用于天文学领域的一则数学公式、一首古老奏鸣曲的曲式结构、孔夫子的一句箴言，凡此种种。不怎么了解玻璃球游戏的读者们，不妨将这份游戏摘要想象成一场国际象棋比赛的完整棋谱，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两者之间是相似的。可是，相较于国际象棋，玻璃球游戏“棋子”的含义，“棋子”与“棋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棋子”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在每个细分范围内都会成倍增加，因此，玻璃球游戏摘要中所包含内容的丰富程度，绝非国际象棋棋谱所能及。在玻璃球游戏的游玩过程中，每一枚“棋子”、每一种形势、每一步走法都被赋予了切实存在的含义，或者换句话说，正是由于这些走法、形势等的存在，象征性地通过“棋子”指定了这场玻璃球游戏的整体配置，决定了它所囊括的内容。科讷希特花费多年时间，对玻璃球游戏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研究，他不仅致力于以最细致的方式了解玻璃球游戏设计中所包含的大大小小素材、原理、作品与体系，在研究中完整涵盖一条跨越各种文化、学科、语言、艺术，跨越各个不同年代的道路；除此之外，他还为自己设定了一项特殊任务，即以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的精确度，在上述过程中详细调查、测试玻璃球游戏这门技艺的底层逻辑和表达可能性，试图找出其中可能会有的漏洞，这些东西是瓦尔德策尔的任何一位老师都不知道的。
至于这项特殊任务的调查结果如何，在此不妨提前告诉各位读者：他时不时地就会在这里或者那里发现一个小缺口、一点点不足之处，不过整体上而言，我们的玻璃球游戏必定经受住了他的严格审查，否则他在研究结束之后也不可能重返这一领域。
倘若我们想要通过本书完成一份以科讷希特为主角的文化史研究报告，那么，与他科研岁月相关的许多地点和场景肯定值得一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总是尽可能选择可以单独做研究或者至多只有几个人同时在场的研究场所。驻足过的地点当中，有几处是他毕生都难以忘怀的，每次回想起来时，心中都会涌生出一份感激之情：他经常待在蒙特波特，有时是音乐大师的座上客，有时则是音乐史研讨会的参与者。通过存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他曾经两次前往团体领导层的所在地希尔斯兰德[67]，作为“大训”中的一员，进行为期十二天的禁食和冥想。离开希尔斯兰德之后，他经常怀抱着非比寻常的喜悦之情——甚至可以认为是怀着一种含情脉脉的温柔——向亲近的人们讲述在名为“幽篁”的那处秘境发生的种种事情。所谓“幽篁”，乃是一处位于竹林深处的静谧隐居地，他曾经在那里潜心研究过一段时间《易经》。身处“幽篁”的这段时光令他受益匪浅，不仅学习并领悟到了一些对他的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知，而且还在某种“如有神助”的预感或者说指引的帮助下，发现了一处极为独特的环境和一位非比寻常的人物，即他口中的那位“智叟”，也即这处远古中国式“幽篁”隐居地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科讷希特科研岁月的种种经历当中，这段插曲无疑是最奇特的，有鉴于此，我们理应对其进行更详细的介绍。
科讷希特是在远近闻名的东亚学院开始他对古代中国语言和经典著作的研究的，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学院一直隶属于专门研究古代语言学[68]的精英学校聚集区圣乌尔班[69]。在东亚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那段时期里，他的汉语阅读和写作进步很快，他还跟一些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交上了朋友，并且熟记了不少《诗经》中收录的诗篇。居留于此的第二年，他对《易经》的兴趣越来越浓。于是，在他的坚持要求下，东亚学院的中国人陆续向他提供了各种相关的学习资料，可是光有资料，却没人能够指引他入门；学院里并没有专门传授这方面课程的老师。科讷希特不依不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请求，他反复找那些给自己提供资料的中国人，说既然打算彻底研究《易经》，就必须有一位合适的老师来负责指导，否则空有许多资料，仍然无法进行系统性的学习，研究不可能有进展。再三询问之后，终于有人向他告知了“智叟”这位隐世高人的存在，并且向科讷希特介绍了此人的隐居地“幽篁”的具体情况。在那段时期里，科讷希特一直都对《易经》表现出十分浓厚的兴趣，他那种不寻常的热情很快就引起了学院内部的关注，因为他试图钻研的是一个长期以来都鲜为人知的领域。在察觉到学院方面对自己的关注之后，为了不让研究受阻，他并没有停止调查，但在询问别人时却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方式，迂回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经过多方面打探，科讷希特逐渐掌握了更多关于“智叟”的讯息：此人在东亚学院堪称传奇，大家普遍认为他是一名博学的隐士，都很敬重他，没错，甚至可以说他是这座学院里的一位知名人士，声望颇高。不过话说回来，他所享有的声望，与其说是通过学者身份获得的，倒不如认为是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局外人”而受到了传扬，关于他真正研究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果，却是知者寥寥。关于“智叟”的讯息就只有这么多，科讷希特很快就意识到，如果真想调查清楚此事，还是必须依靠自己，于是，他尽快完成了一篇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写的研讨会论文，交给了东亚学院，作为自己身在此地的科研成果，然后便向众人辞行，离开了学院。根据之前打探来的讯息，他一路疾行，徒步前往那位传说中的神秘人物一手打造的“幽篁”所在地：此人或许是一位圣人、一位超凡脱俗的大师，但也可能只是个固执己见的傻瓜。在这个时间点，科讷希特对此人的了解如下：此人在大约二十五年前，曾经是东亚学院汉语系最有前途的科研人员，他似乎就是为了研究这些领域而生的，在毛笔书法和破译古文方面，他的水平远远超过东亚学院最好的老师——不只是西方人老师，甚至也包括中国人。他在待人处世方面表现得相当低调，然而，由于他总是过分热衷于让自己在外表上也成为中国人，结果在学院内部还是显得很另类。此外，他非常顽固地坚持称呼自己的所有上级——从研讨会的负责人到身为最高负责人的大师们——为某某“叟”，以“叟”这个字来充当敬语，不像学院里的其他科研人员那样，会用各自的头衔来称呼，并且规规矩矩地用上“您”。“叟”这个称呼最终成了一个带有些许嘲笑性质的外号，永远留在了他自己的身上。研究方面，他特别重视《易经》中对甲骨占卜的发展，在符合古代中国传统的蓍草占卦法[70]的帮助下，他熟练掌握了这种利用一大把蓍草茎叶来卜卦的方法。除了与《易经》相关的各种注释书籍之外，他最喜欢的中国古书是《庄子》。很显然，古代中国所奉行的那种崇尚理性、反对神秘主义倾向的严苛儒家精神，早在当时的东亚学院汉语系里就已经普遍存在了——就跟科讷希特本人在学院里亲身感受过的一样。于是有一天，“智叟”离开了学院——顺带一提，学院方面本来打算留他做专业课老师——带上毛笔、砚台和两三本书，开始了自己的浪迹天涯之旅。他朝着南方前行，路上时不时地在团体成员的家中歇脚、借住，四处寻觅适合隐居的良好环境。一段时间过后，他终于找到了符合心中理想的一处地块，马上又开始锲而不舍地向世俗世界的政府当局、向团体请愿，甚至亲自去找那些位高权重之人理论，希望能够住在这里。反复多次之后，他成功获得了作为定居者来开垦、建设这处地块的权利。自那时起，他就开始效法竹林隐士，在这块隐居地上过起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田园生活。他有时会被嘲笑为怪人，有时又被尊为某种意义上的圣人。在这里，他过上了和谐静谧的理想生活，修身养性，与世无争，每天要么就是悠闲自在地建设这片“幽篁”，在竹林里辛勤劳作，要么就花时间进行冥想训练，和抄写古代中国的各种典籍。在他的精心管理和布置下，“幽篁”逐渐被修建成了一座曲径通幽的中式园林，设计精妙，完全不受北风的影响[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