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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和英国指挥官的命令，科尔比和其他新招收的队员不能得知有关杰德堡行动的计划，保密高于一切。10月下旬，科尔比徘徊在位于华盛顿宪法大道的军需大楼大厅寻找1048室。他到这个房间后，向里面一个矮矮胖胖的陆军少校行了个军礼，少校要做的就是核实科尔比的身份与放在他面前的人事档案是否一致。核实无误之后，这位有些不耐烦的少校只是在纸条上写下了位于海军山的战略情报局总部建筑群的Q大楼的地址，递给了他，并告诉他第二天早上去那里报到，便继续埋头工作。
科尔比按照地址来到了海军山，Q大楼入口处的警卫核对了坎菲尔德之前提供的名单之后，让人带领他前往特别行动组。在剩下的时间里，科尔比再一次接受了体格检查，填写了冗长的个人信息表，回答了关于财政状况等私密问题，其中的相关信息，战略情报局官员会让邓白氏信用管理公司进行核查。之后，又是一轮坎菲尔德和其他负责杰德堡计划的官员进行的面试。面试官告诉他，“一战”大英雄威廉·多诺万是战略情报局局长，该机构直接为美国总统工作。在投入危险的战斗之前，科尔比需要接受广泛的训练，他不得对外讲在军队中所干的事情，即使是朋友和家人。但他们没有提到杰德堡计划名称或科尔比将要去哪个国家作战。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只是告诉他去清理干净战略情报局在迈尔堡附近提供的临时宿舍，次日清晨收拾好行李在Q大楼门口列队等候。
2.5吨重的带帆布车顶的卡车依次在Q大楼排开，科尔比第二天早上到达的时候，数十名年轻官员笑逐颜开。他把背包扔到一辆卡车的后面，自己爬了进去。紧跟着科尔比爬进来的是加利福尼亚人约翰·辛格劳，他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过法语和日语，当战略情报局面试官找到他时，他正在本宁堡一个伞兵团服役。
“我们要去哪儿啊？”辛格劳冲着前面的司机喊道。司机应声道：“国会乡村俱乐部。”
辛格劳、科尔比和其他挤在后车厢长凳上的军官大笑起来，认为司机是在开玩笑。一个二等兵把后面的帆布门帘撂下，避免他们向外看。
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后，卡车停了下来。司机走到车后面，打开了门帘。令人吃惊的是，当科尔比和其他人眯着眼睛看着亮晃晃的外面时，发现他并没有开玩笑。他们从后车厢爬出，来到了国会乡村俱乐部的环形车道。
俱乐部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哥伦比亚特区沿线的西北河道边上，占地面积400英亩，1943年时已经陷入了困境，会员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过后急剧缩水。多诺万同意以每月4000美元的价格租用该俱乐部并在战争结束后进行修复补偿。这无疑将俱乐部老板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俱乐部开阔的球道、溪流和茂密的森林是训练间谍和破坏分子的完美场地；再加上该地与首都相隔不远，他可以驱车带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来参观战略情报局，看看他是如何训练这些秘密战士的。该情报局在俱乐部会馆周围都搭上了帐篷，指定其为训练员的F区，一排排帐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红瓦屋顶的大庄园，墙壁上安装了扬声器，这样每日早晨吹响的号声可以把他们从行军**唤醒；会馆里面，一度豪华的主餐厅被改造成了一个沉闷的军用食堂，天花板上悬挂着水晶吊灯，宽敞的舞厅被隔断作为教室，木板房成了长官的休息室，室内游泳池被抽干，铺上了木板，上面放置了课桌；在第一发球台区附近，建造了超越障碍训练场。一架货运飞机机身和六个悬空吊带被放置在果岭区，伞兵可以练习从高空跳入沙坑，射击场、爆破坑、模拟雷区星星点点布满了其他球道。大学二年级辍学的年轻无线电操作员罗伯特·基欧，称F区为“豪华级冲击”。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科尔比和其他新兵接受了通常从凌晨到午夜的突击队训练，教官告诉他们说一切才刚刚开始。但这只是一种托词，测试人员可以就此淘汰那些不具备突击队所需素质的人。他们忍受了数英里的越野跑，数小时的超越障碍训练来测试身体状况；他们被派去参加游击战的头天晚上，通常不让他们睡觉，以测试他们在高压下的反应。教官把培训员分成六人小组，任命一人队长。派给他们模拟任务，如悄悄接近警卫，在球道的水障碍区炸毁一座桥梁，或简单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移动重物考验他们的智慧。而在所有过程中，都有心理学家潜伏在附近，询问新兵看似单纯的问题，并在剪贴板上做标记。
有时，教官会将故意表现得懒惰或过于放肆的陌生人渗透到他们的小组中，以观察他们如何应对那些不尽职尽责或咄咄逼人的人。或者，为了测试他们快速做出决定的能力，他们被锁在一个黑暗的地下室，外面的警卫从门缝塞进一张纸条，指示他们如何逃生，他们必须快速决定是冒险逃走还是继续被关押。他们还得接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一次演习中，教官命令科尔比和一名队友爬上涂过润滑油的绳索。那个战友爬得较高，但很快松开了绳子说：“我做不到。”他被淘汰出局，而科尔比一直坚持到最后。科尔比认为就是因为他的队友过早地放弃，没有达到教官的预期才被淘汰。
许多新兵开始鄙视这两周的筛选，特别是在心理学家们不断地监视和干涉之下，他们会被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引入歧途，一旦这些心理学家对答案不满意，他们就得打包回家。科尔比发现，在乡村俱乐部的逗留愉快有趣。他经常会跟辛格劳分到一个测试组，只要一张口说话，辛格劳就会打趣他的新英格兰口音。像辛格劳这样的空降步兵基本属于喧闹型，而科尔比则是一个安静的人。这个视力很差的火炮军官居然有资格作为一名伞兵，这让辛格劳对他刮目相看。后来他才得知，科尔比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虽然他的制服袖子上并没有戴着“常春藤联盟”的标记。
两周后，一辆巴士把所有人带回了“克里姆林宫”，参加多诺万本人的面试。科尔比紧张地走到位于109房间拐角处的局长办公室（109是多诺万在战略情报局文件中的代号）。他一边敬礼一边生硬地说：“陆军少校科尔比报到。”当时已经是11月初，天气已经变得寒冷，但多诺万还是一如既往地开着窗户，眺望波托马克河的景色。尽管人到中年，他那双明亮的蓝眼睛、迷人的爱尔兰风采仍然让女人们无法抵挡他的魅力。他在八个月前晋升为准将，纽约威泽尔为他精心特制的崭新制服上缀着荣誉勋章丝带，在与挂满一条条丝带的其他官员开会时，他这唯一有分量的奖章并不特别醒目。多诺万招手让他坐在自己桌前的硬靠背椅上，他的办公桌一角有两部电话，可直接连线到白宫和五角大楼，另一个角上有个收文篮，里面堆满了绝密文件。
多诺万几乎对所有杰德堡计划中的候选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为该部队效力？”当候选人如科尔比背诵在部队接受的训练和工作时，多诺万总是打断话头：“对，这些我都知道。”他的确是一清二楚。多诺万会仔细阅读每一位前来面试的候选人的人事档案。科尔比不得不回答一个难度更大的问题，“在你的灵魂深处，是什么让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一项对细节一无所知的行动？”科尔比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想为国效力并体验冒险。虽然科尔比的口才并不好，但足以让多诺万同意他继续进行下一阶段的训练。
卡车将科尔比和其他在国会俱乐部晋级的候选人带到了马里兰州瑟蒙特附近的凯托克廷山脉的一个营地。美国陆军煞费苦心想找到大城市附近的训练区，于是占用了9000多英亩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那里的游憩用地。1942年秋，将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前绿顶残疾儿童训练营，转交给了战略情报局。多诺万创建了三所学校来训练突击队员如何进行游击战和心理战。在这些焕然一新的战略情报局建筑中，有一个“鬼屋”，培训员手持手枪进去，朝在黑暗中竖起的有纳粹标识的硬纸板边角料射击。
绿顶营现在改称B区，周围的居民自愿充当“侦察兵”侦察敌人的飞机。B区最著名的邻居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由于德国U型潜艇此刻在大西洋海岸巡逻，总统乘坐游艇外出旅行就变得过于危险。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温泉疗养院与战时的华盛顿又相隔太远，无法周末去度假。公园管理局为白宫在凯托克廷山脉辟出了一块地，那里有建好的小木屋和一个游泳池。这个被罗斯福命名为“香格里拉”的度假胜地（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根据其父亲和孙子的名字，将其改名为戴维营），于1942年7月完工。因担心轴心国的飞机袭击或破坏者突袭，一直对公众保密。罗斯福在那里欣赏他的集邮，偶尔多诺万会带着他的游击队战士去向总统展示他们的准军事技能。有时这些秘密勇士会不请自来，但对于那些不小心晃悠到“香格里拉”院子里的战略情报局的学员们，海军陆战队保安不会提前勒令他们停下，只会毫不迟疑地对着他们的脑袋开枪射击。
那些被该计划筛选上的无线电操作员现在加入了科尔比和其他军官当中，他们很高兴能住在有水道设施的松木嵌板的小屋里，而不用在寒冷的冬季待在脏乱的帐篷里。那些发报员士兵当中有的文化程度跟军官一样高，同样也很喜欢B区的平等气氛。军官们都接受过教导，要照顾自己的手下，所以他们不期待士兵们行军礼，而且在食堂总是排队排在二等兵和下士的后面，先让他们吃饭。周末，当这些官兵打橄榄球的时候，抢截球的动作会变得很粗暴。事实上，教官将所有杰德堡计划的候选人都视为有价值的士兵，级别要在正规军之上。科尔比和其他人都因当志愿者而自豪。
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他们需要加强自信。B区的训练很严格，教官中很多是英国和法国军官，训练士兵练习射击，熟悉在战场上可能遇到的外国武器，包括德国武器。他们冒着真枪实弹，附近还会引爆的炸药，爬过危险障碍训练场。他们还练习近距离杀人、手枪快速三枪连击、用短剑刺入肾脏或赤手空拳勒死敌人。他们要学会在必要的情况下就地取材，维持生命；学会如何闯入大楼、如何从办公室窃取或拍摄文件、如何用代码向总部发送信息，并破译电台截获的电报。他们发动了游击战，对闪着亮光的小屋进行夜袭，然后开展打一枪就跑的伏击，还往树上、混凝土板和钢梁上拍打塑料爆炸材料来测量引爆后的威力。科尔比以前学的是重炮射击，现在运用小型武器打游击战，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辛格劳对这位新英格兰朋友的快速学习能力钦佩不已。
值得庆幸的是，教官很慷慨，还给这些杰德堡计划的学生放假。11月6日，科尔比跳上北行的列车，在纽约与芭芭拉度过了“灿烂”的九天。当他到达她和她母亲所在的华盛顿广场上第九街三层步行街时，他只字未提有关战略情报局训练的事。两人当时还没有订婚，芭芭拉是巴纳德大学四年级学生，并没有停止与别的男人交往。但是，当科尔比到纽约休假时，他们开始正式交往，他甚至还带她去佛蒙特州面见了他的父母。
感恩节的时候，B区的厨师在食堂的餐桌上摆上了烤火鸡及所有配料。之前那109名为杰德堡计划挑选的军官此时已削减到了50名，而科尔比就是这五十分之一。同时留下来的还有相同数量的发报员。科尔比从未见过这样稀奇古怪人物的集合，他们包括前好莱坞特技演员、作家、公关代理和各种各样的冒险家。除了辛格劳外，科尔比还结交了很多亲密朋友，如英国流亡者、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受伤的剑桥古典主义者伯纳德·诺克斯、富甲天下的红发士兵道格拉斯·巴扎塔，此人差点被招聘官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无法查清他的外国背景，而且他还轻蔑地称所有上校“宝贝儿”。其他“潜在”的突击队员对科尔比的感觉也很好。他们认为他不是那种高傲自大的东海岸精英，更像是一个职业学校类型的人。
如果说科尔比与B区其他军官有什么共同特质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成了领导者。他们彼此尊重，但对局外人保持警惕；他们讨厌那些吹嘘自己英勇战绩的军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动物”；他们鄙视反省（某项心理研究这样描述他们），他们讨厌等待或别人浪费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贵宾陆续到来，以毫无价值的视察中断他们的培训，或发表听腻了的关于赢得战争的自吹自擂的演讲。在大佬们面前，他们发明了一种奇怪的歌谣，让他们的教官很难堪。“四十八。”一个人喊道，“四十九。”另外两个回应，“五十。”六人齐声，然后所有人一起咆哮：“有点意思！”
12月，凯托克廷山白雪皑皑。随着圣诞节的临近，B区整洁的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宾·克罗斯比的歌曲《我要回家过圣诞节》，直到一名中尉闯进房间，中断了留声机，打碎了唱片，科尔比和其他人才不再起哄了。这些人还没有被告知他们要去哪里，但他们现在都确定是法国。令坎菲尔德烦恼的是，所有的军官都已经成为熟练游击战术的斗士，但仍有人无法用法语在战地上进行有效沟通。他希望他们能利用诺曼底登陆日之前的这段时间掌握这门语言。
12月中旬的凌晨2点，坎菲尔德的助手把科尔比和其他军官从**唤醒，命令他们收拾自己的行装。他们登上了卡车，然后踏上了北行之路，车厢外被帘子遮盖着。火车把他们运到了纽约中央车站。在那里，这50名突击队员背着背包行进在第四十二街，然后登上另一队卡车，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军营准备航行到欧洲的登船驻地——汉弥尔顿堡。在寒冷的12月13日夜晚，他们乘渡轮沿着哈德逊河到了曼哈顿西区的客运码头。次日早晨，他们登上了英国卡纳德轮船公司的超级客轮“伊丽莎白王后号”。英国人把这个83637吨吨位的客轮重新涂成了伪装灰色，拆掉了内部的豪华装备，里面放上了一排排钢制双层铺，可以运载15000名美国士兵。无线电操作员九天后到达港口，登上了她的姐妹船——“玛丽王后号”。
科尔比与12名来自B区的军官挤在一个特等舱中，他们从制服上摘掉了降落伞徽章和突击队勋章，看起来同其他普通的美国兵一样。“伊丽莎白王后号”以30码的巡航速度在大西洋上曲折行进，躲避着德国U型潜艇，科尔比和其他人觉得此次航行实在令人生厌。“玛丽王后号”在恶劣的暴风雨中艰难前行，使得那些无线电人员纷纷晕船，不停地对着桶呕吐，在满是丢弃食物、海水覆盖的甲板上站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