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尔比喜欢引用拿破仑对其部队发出的作战命令：“向炮声冲去。”但自从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向相反的方向前进，离那炮声越来越远。一年后，科尔比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辍学。1941年8月，他的年龄终于到了21岁，可以作为少尉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了。美国陆军把他分配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城外闷热潮湿的布拉格堡训练营，他在那里的兵源补充单位等候了六个月。1942年2月，他终于接到了前往锡尔堡的命令，那是另外一个位于俄克拉荷马州劳顿附近荒凉的“哨所”，在那里开始他作为一个炮兵军官的训练。科尔比认为这是对一个优等生的惩罚，或者至少他认为很倒霉的事情是，在毕业后被选定留在“哨所”作为教员教授学生如何使用榴弹炮，而无法与作战部队一起被送往前线。他开始担心他会像父亲错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错过这次大战。
在完成四个月枯燥的工作后，有一天他瞥见了公告牌上的一个通知：美国陆军需要志愿者来测试陆军部新近批准的想法——那就是训练重炮和炮手如何从飞机上跳伞。通知还指出，锡尔堡的指挥官不得阻止任何想加入空降炮兵营的军官。科尔比将其视为逃离俄克拉荷马州并参加战斗的最佳机会，于是自告奋勇地报了名。视力差成了唯一的拦路虎，他曾因此无法进入西点军校，所以担心这次也会阻碍自己成为一名伞兵。等到做体格检查的时候，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坐在视力表旁边脱衣服，并趁机将上面一行行的字母背下来。在视力测试期间，他竟然真的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
结果，医生怀疑他在作弊，命令道：“现在倒着再来。”
科尔比却结结巴巴说不出答案。
医生问道：“你真想成为一名伞兵？”科尔比回答：“一点儿没错，真想。”
医生咯咯地笑道：“我觉得你从飞机上跳下来之后，还是可以看到地面的。”于是同意了他的申请。
本宁堡军事基地位于佐治亚州西部的查塔胡奇河沿岸，占地18万余英亩，山峦起伏，松树叠嶂，是步兵的训练中心。这里自我标榜为“美国大陆最完整的陆军驻地”，每周培养约1000个新中尉，他们会被迅速送往前线的作战排。1942年9月，科尔比抵达此处，因为训练伞兵的帐篷城就建在亚拉巴马州查塔胡奇河西岸的本宁堡军事基地。他越是学习，越是觉得组建空降炮兵营这一想法可笑至极。九门75毫米的重型榴弹炮分装在九个降落伞包里，将它们猛推出运输机后，到达地面时落在不同的地方，或者说压根不会落在本宁堡基地预设的隐匿点。无一例外，炮手们只能找到九个降落包中的八个。尽管如此，科尔比还是迫切地希望做一下尝试，好让他能够更接近战场。四周以来，他快速奔跑去上每一堂课，从实体模拟飞机上往下跳，身体悬挂在降落伞背带上，模拟飘浮降落，伞衣鼓起后从250英尺高的塔上自由落下，学习翻滚以减弱撞击地表的冲力。
然而，天不遂人愿。在第二次从飞机上跳下的练习中，科尔比扭伤了自己的右踝。踝关节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愈合，所以他只能在1943年4月完成降落伞训练，并作为一个作战军官助理被分配到了空降营。但就在该营准备同陆军82空降师一同被运往北非的时候，其乏善可陈的指挥官被解除职务，而接替他的中校带来了自己的工作人员，包括一名作战军官助理来替换科尔比的工作。美国陆军再一次将他分流到兵源补充池，这次到了麦克尔兵营，这是一个位于布拉格堡西部的曾是荒野地带的“前哨”。但自开战以来，1750幢建筑物拔地而起。在此，他只能又一次地等待，眼睁睁地、充满羡慕地看着兵营的其他官兵奉命加入伞兵部队。
10月中旬的某一天，科尔比发现营地公告板上贴着一张盖有战略情报局公章的广告字条，上面写道，如果你会讲法语，并寻求海外冒险，请拨打这个号码。初中毕业后的暑假，科尔比曾到法国待了一个月，他会讲法语，虽然不算完美（如果他不知道某个词怎么说，他就编一个，朋友称之为“创造性法语”）。科尔比根本不了解战略情报局意味着什么，但相比寻找地上散落的九门榴弹炮，这个听起来更加有趣。于是，他拨通了广告上的电话。
*
在战略情报局中，很少有人知道绝密计划的细节。就连代号名称也有分类。一名多诺万的高级助手下令招聘官在全美国撒网，寻找适合的人才。夹着带有规定的秘密备忘录，招聘官们分头来到了本宁堡、布拉格堡、麦克尔兵营和其他陆军驻地。他们冲着一脸困惑的部队指挥官出示了自己的安全证章，以便可以对人事档案翻个底朝天，他们的目标是招募100名会讲法语的军官。招聘官想从兵源补充地挑选50名最可靠的“突击队”队长，军衔最好是中尉和上尉，但如果少校很年轻，他们也会考虑。另外50个名额将分配给“该项目”的一般工作人员。
招聘官还希望招收50名无线电操作员，他们最有可能在密苏里州西南部的克劳德军营或新泽西海岸附近的蒙默思堡找到这些军人，因为那里是陆军无线电接收训练基地。在克劳德军营，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将自己锁在一个空****的办公室里，从1200份档案中进行筛选。无线电操作员的要求不像对军官的要求那么高，他们只需要具备良好的用法语工作的能力。即便如此，陆军通信兵教练依然告诉这些神秘的战略情报局特工说，就算他们拍摩斯电码的速度稍慢，如果接受会讲法语的人，将来培养起来可能会更轻松一些。招聘官最终挑选了62名士兵，每个人的发报速度至少在一分钟15字以上。到11月底，他们已经找到了109名军官，许多来自伞兵团。
10月20日，科尔比走进了麦克尔兵营一个空****的房间，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金属椅子。一个自称谢利的军官手持笔和记事本坐在桌子的后面。科尔比不记得谢利是否提到过自己的名字，反正他没听见。招聘官曾在餐厅和酒店前厅与潜在人员直接交谈，或将他们聚集在会议室进行自我展示。有时房间除了少数留下来登记报名的人外，会被彻底清空。公告板上的广告也吸引了一批可疑的人，如寻求刺激的人、有精神障碍的人或从不幸婚姻中逃脱出来的人，但战略情报局对他们不感兴趣。招聘官凭直觉写下简短的笔记，评语可能非常残酷：“呆瓜——我认为。挑剔批判一切，除了他自己。”一个招聘官匆匆对一名上尉草草写道。“斐陶斐荣誉学会的天才生。”对一位上校评注道，“但属于无法执行任务的疑问类型，屁话太多。”
海外出生、精通欧洲语言和文化的军官被看作是最有价值的，但他们往往有复杂的历史，要更加仔细地审查。在一份招聘官的备忘录中提到：纳粹上台后，一个被从小学赶出的德国犹太人辗转来到了美国，现在是“满腔的复仇情绪”，迫切希望“不顾自身安全破坏希特勒的体系”，他们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候选人。备忘录中还提到：一个奥地利流亡者，其母亲有过三次婚姻，他在面试中表现得很“拘谨”，声称对纳粹“充满仇恨”，并出示了未经查证的证据。“我对此毫不怀疑，”战略情报局的面试官写道，“但我觉得一个相当聪明的演员应该记住他给我的解释。”
谢利警告科尔比避免在面试中重复任何东西。他说，战略情报局正在寻找大胆的能被证明具有领导技能的年轻人，那种可以熟练运用小武器，能懂法语（但“学者般的流利程度和完美的口音”并不是“必须的”）且具有超强体魄的人。这些军官还必须具有与士兵打交道的经验，最好之前参加过战斗，还要做好随时跳伞空降敌军后方的思想准备，然后能在“高度危险的任务中”独立作战。科尔比点点头，基本上没问什么问题，但谢利还是稍微指点了他关于其所在间谍机构的一些基本情况。谢利接到命令，不能告诉科尔比他要加入的战略情报局部队的番号、任务和他要空降的国家。
科尔比没有战斗经验，更鲜有时间指挥部队。但谢利在笔记中说，年轻的上尉看上去智商很高、很敏锐，确定无疑有“军人风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个做事主动、有能力的领导。科尔比不是因为报复、金钱或任何其他可疑的原因参军。他只是想“投入战斗”，面试官在报告中指出。谢利还写道，如果他是科尔比的指挥官，那么选择他的理由很简单：他看起来“很可靠”。
科尔比一直认为，英雄主义不是在枪林弹雨中练就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培养一名士兵，那当然足够了。他是为了生存而战，为了保护他的战友而战，出于愤怒或因为不愿意做胆小鬼而战。真正的勇气是在远离炮声隆隆的平静小屋里决胜千里之外的胆识和魄力。正如他现在一样，具有暗下决心、不惜冒生命危险的气度。他对谢利说，自己想加入。
科尔比次日接到密令，指示他在10月22日到10月24日之间前往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总部报到。同时还命他准备好去欧洲的行李。同样的指令和电报还发给了其他108名军官，即使招聘官只对他们当中的50人最终能抵达海外抱有希望。科尔比决定不再返回麦克尔兵营。他很聪明，能从谢利对他法语熟练程度的兴趣推断出自己可能要参加空降到法国的神秘部队。从那年夏天到海外起，他就迷恋上了法国。但现在这个国家动**不安。
*
1940年5月10日，德国的入侵迅猛而高效，德国国防军仅仅用六周时间就闪电般地征服了法国，法军的惨败在很大程度上对德军闪电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灾难性的失败，令法国举国上下瞠目结舌。备受屈辱的西线军队唯一的“成功”就是，超过33万英、法士兵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留在他们身后的法国开始了人们所称的“黑暗年代”。
6月22日，希特勒的特使与法国代表签署的停战协定对德国人来讲那么简单、那么苛刻、那么轻而易举。“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只留下十万法国士兵来维持法国内部秩序。海军的舰队停在了码头。德军占领了包括巴黎在内的北部地区。考虑到德国国防军的人力资源不足，希特勒认为不占领南部而扶持听命于德国占领军的菲利普·贝当元帅组建的政府来管理南部地区对他更为有利。
1942年11月，当美国和英国军队成功进入北非的时候，一个满嘴脏话、亲纳粹的名为弗朗索瓦·达尔朗的海军上将同意转换立场，命其在该地区的法国军队加入盟军。希特勒一怒之下，派德军占领了法国的其他地区，只留下了贝当做一个更加有名无实的傀儡，负责管理宁静的避暑胜地维希——法国南部的半壁江山。
贝当认为，德国之所以打败法国，是因为法国很软弱，被无能的政客弄得千疮百孔，而此时又面临被共产党夺权的危险。这位84岁的元帅虚荣而狡猾。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的非凡表现，而深受法国同胞的尊敬。他认为法国的敌人是英国而不是德国，并发誓要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一个“新秩序”。令人唾弃的皮埃尔·赖伐尔，作为贝当的“伪国”首相，成了他的打手。他不仅醉心于纳粹的“表面平静”，甚至公开宣称他们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希特勒的占领政策以恐怖镇压为主。法国游击队每击毙一个德国人，盖世太保或纳粹党卫队都要枪决50名法国平民。法国制造业总计约有65万工人被征召用于军用车辆、飞机、火车、武器和香槟等的生产，以供给纳粹战争机器。法西斯的维希政府通过可恶的准军事部队，即维希民警，像纳粹一样疯狂镇压法国人民。他们协助纳粹枪杀了3万法国抵抗军，将7.5万犹太人驱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使之丧身营中。大约3万维希民警还得到了大约22万法国通敌卖国者的帮助，其中有卖国告密者、右翼极端分子、贪婪的商人、投机取巧的企业家、名声恶劣的中间商、不折不扣的罪犯、妓女……
法国沦陷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战略：派空军轰炸德国城市、启动强大的英国海军隔离敌军、在希特勒征服的国家发动叛乱。为了让被占领的欧洲“熊熊燃烧”，多诺万积极支持这一战略。丘吉尔建立了英国特别行动处，一个由突击队员和破坏者组成的非常规战争组织，总部设在伦敦贝克大街几个戒备森严的城区住宅中，后来得到“老公司”和“球拍”绰号。在英国特别行动处内，有一个叫作F的部门是专门为了在法国鼓动破坏行动而设立的。
F部门起步缓慢。至少在起初的一年半时间里，大多数法国民众只想着如何生存下来。他们以为德国人会赢得这场战争，因此对德军占领区现状持被动态度，宁愿静观其变。德军占领区中零散的攻击时有发生，如数名敌占区官员被暗杀、满载物资运送给第三帝国的货车受到阻击、一个敌军的武器仓库遭到突袭、时而有英国轰炸机空投英国特别行动处带着无线电与炸药的特工等。但相比85万驻扎在法国的德军，这些蓄意破坏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大多数法国公民认为这种攻击是徒劳的。
自从1940年6月贝当与纳粹德国讲和后，一个并不著名的、没有什么显赫军事战绩的法国将军开始崭露头角。此人长着“菠萝般的脑袋、女人一样的屁股”（某位英国外交官如此描述），他在白金汉宫附近成立了法国流亡办公室，宣称自己是法国临时政府的领袖，此人便是戴高乐将军。杜勒斯认为戴高乐将军是未来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可行的领袖，但这明显只是少数人的观点。丘吉尔觉得戴高乐一定是疯了，为他保留了一份“青蛙档案”；罗斯福总统在其任职期间一直对这位法国将军不太信任，对他的能力始终持有怀疑态度；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认为他有“圣女贞德情结”。
在戴高乐临时总部聚集的各种各样的人物中，情报头目、陆军上校安德烈·德瓦弗兰，代号“帕西上校”混迹其中。多诺万认为可以与这位对英国忧虑重重的上校情报人员合作。但美国陆军情报处却认为他是一个右翼暴徒。后来，帕西被指控在其伦敦总部的地下室虐待被抓获的敌军特务。
然而很快，不断升温的德国暴行和维希警察的压迫唤醒了冷漠的法国公民。到1943年春，暗中行事的法国游击队网——英国特别行动处称他们为“电阻网”，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法国遍地开花，其队员增长到数万。成千上万的法国年轻人逃到法国的阿尔卑斯山麓，躲避被德国征召去服苦役。因为这些抵抗组织生活在法国偏远的乡村，他们组成的武装部队便取名“马基群落”——当地对生存在科西嘉岛山间硬叶灌丛的称呼。在英国特别行动处的帮助下，破坏者切断电话线、捣毁铁轨、破坏电力变压器、炸毁供应第三帝国军需的工厂、伏击德国士兵和暗杀充当盖世太保走狗的内奸。1943年，占领区司令——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法国到了“严峻的转折点，没有武装保护，单一地派遣国防军成员、救护车、通讯员或供应物资专列是无法得到安全保障的”。
但是，法国抵抗组织其实是由三股装备很差的松散的武装队伍组成的，包括共产党的游击队员、愤愤不平的维希士兵和戴高乐的法国内部武装力量。在与德军的斗争中，他们各自为政，彼此不配合。多诺万认为，这是喜忧参半的事。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们认为他们缺乏协调，常常互相误解。最初，戴高乐与游击队之间彼此猜忌，直到1943年底，游击队被成功地收入法国内部武装力量的麾下。但这三个派别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互相提防，政治上有“雄心壮志”的戴高乐所谓的权威也就捆绑了一团“散沙”，耍耍“花腔”而已。据战略情报局报道，“只有少数法国成人”认同戴高乐。很少有人认为他是“未来政府的首脑”。
抵抗组织早期在战场上的胜利也是很短暂的。德国人认识到打击叛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组织进行渗透。对于这一任务，除了利用维希民警外，他们在法国还拥有一个庞大的安全机构：军事情报部门（阿勃维尔）、纳粹反间谍机构（盖世太保）、帝国保安部（与盖世太保来往密切的间谍组织）和一系列五花八门的军事警察部队。被阿勃维尔和盖世太保称为“V-人”的法国告密者混入了许多“电阻网”的指挥层。1943年6月，纳粹间谍组织启动了他们的“收网行动”，展开了大规模搜捕，数百名抵抗运动领导人被押送到刑讯室或被残忍地杀害。全国范围的袭击摧毁了抵抗组织，抵抗组织的武器库被发现，但没有被彻底毁灭，因为德国人并没有发现所有的武器库。一位法国抵抗者的渗透为英国特别行动处提供了德军所掌握的有关“电阻网”的有价值的情报，这样就可以堵住安全防卫的漏洞。“电阻网”又重新建立起来。到1943年底，坚韧的法国抵抗组织重新扩大，阿勃维尔、盖世太保和帝国保安部此时的信息资源显得捉襟见肘。但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指挥官承认，即使德国人没有能力进行反扑，要想法国抵抗组织对盟军反攻法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仍需要注入伦敦的领导。
*
1943年3月3日深夜，富兰克林·坎菲尔德，战略情报局新上任的上尉（曾是杜勒斯所在的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巴黎办事处的合伙人），静静地坐在伦敦的英国指挥中心，看着英国特别行动处的员工回答无线电呼叫，在大型地图上用彩色大头针标注突击队的位置。关于邀请坎菲尔德加入英国特别行动处，其目的是为了让他在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得到“适当的灌输”，英国的一份绝密备忘录如是说。
坎菲尔德欣然地接受了邀请，并前往伦敦。但在其组织战略情报局的突击队进入被占领欧洲的前两个月，特别行动处的官员基本上不理会他。其实这位30岁的美国陆军上尉根本不需要什么“灌输”，他一直在观察这场全国性的“战争游戏”，数十万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代号为“斯巴达行动”的进军练习正在展开。英国特别行动处正在测试登陆欧洲大陆之前，由11个三人组合的跳伞突击队，如何与没有领导人的抵抗组织（此次参加演习的部队是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取得联系。
随着英国军队向北行进，穿过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南部的白垩高原，这些三人小组（由一名英国特别行动处情报员，一名外国向导和一名无线电操作员组成）的任务是领导地方游击队模拟袭击，如炸毁目标、攻击敌人的总部和切断电话线等。坎菲尔德与其他几名法国以及比利时军官应邀到指挥中心去做说服工作，因为英国特别行动处没有足够的三人突击小组空降到法国，而被占领的比利时和荷兰可能需要至少70个三人小组。英方需要母语是法语的人当向导，如果美国人能提供三人团队的领导军官和无线电操作员，他们很愿意在此行动中与战略情报局合作。
自1942春季以来，英国特别行动处对三人小组行动进行过数次“头脑风暴”。由一名英国或美国军官、一名目的地国家的外国军官和一名无线电报人员组成的三人小组，空降到法国敌后或刚刚被德军占领的地区。他们将成为盟军最高统帅部与法国抵抗组织之间的联络人，向“电阻网”传达伦敦的命令，安排武器及空降物资。英国特别行动处认为，身穿英国制服将提振法国士气，增强一种意识——那就是当地游击队是盟军广泛战争策略的一部分。而突击队员将协助领导法国抵抗组织的各种袭击，如破坏铁路、切断电话线、伏击汽车上的德国军官、袭击德军的补给站、捣毁纳粹德国空军飞机场和德国国防军使用的发电厂、破坏敌军车队运输桥梁和给盟军轰炸机发回有关德军聚集区的情报等。
自从1941年7月组建间谍机构以来，多诺万就喜欢让突击队成为该组织的一部分。事实上，如果罗斯福不反对，多诺万准备自己带领这些非常规“斗士”参加战斗。乔治·马歇尔拒绝考虑这样的决定，罗斯福也尊重他的意见，但这位美国陆军总参谋长的确同意让多诺万组建了所谓的特别行动组。一个由2000名熟悉游击战术的人组成的突击队，其军官的年龄要比他在敌后领导的那些人年轻很多。“斯巴达计划”的演练于3月11日结束，行动展示了这些团队在关键时刻空降，可以组织那些散漫的法国抵抗组织战士对常规军队发动有效的袭击。
一些高级助手认为多诺万的机构应专注于间谍任务，游击战争是军方的事情；而另一些对战略情报局突击队别有用心的人，则赞同与英国一起加入此类危险的行动。事实上，在1943年，这算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因为当时欧洲战争的结果尚不明朗，盟军不知道德国军队是否会在他们登陆法国海岸后，把他们扔回大海。但多诺万喜欢这种多国团队渗透的想法，并游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在欧洲的美国指挥官批准这一想法。在“斯巴达计划”演练了五个月后，他们终于同意了多诺万的计划。英国特别行动处给这项计划取了一个随机生成的代号——杰德堡，而这恰巧是苏格兰一个小镇的名字。
坎菲尔德晋升为少校，负责招聘和培训战略情报局承诺的100名参加军事行动的突击队员。9月初，他得到多诺万优先级命令，急匆匆赶回美国，去军队中搜罗可造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