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勒斯到瑞士的第一次外交派驻到现在已经历时25年了。他发现随着冬季的到来，伯尔尼人因缺乏足够的供暖燃料已经开始瑟瑟发抖，而且因为食品配给减少，人们比之前显得更加消瘦。首都的城市风貌保留了中世纪的特质，那里的市民喜欢举家沿着骑楼老街漫步，欣赏那古老美丽的屋舍，市中心时钟塔里的大钟每小时打钟报时，火车站对面宏伟庄严的施威泽霍夫酒店依然宾客爆满，粮仓广场富丽堂皇的食童（神话中吞食儿童的食人魔）喷泉仍然水流不断。然而，这个一度悠然自得的联邦城市现在人人自危，居民担心德国火箭、炸弹随时倾盆而下。许多年轻人被军队抽调去北部构建防御工事。
瑞士的首都是杜勒斯间谍活动最理想的地方。伯尔尼已经成为一个间谍的避风港，这里有从事家庭手工业的政治难民、寻求庇护者、逃跑的战俘、逃兵、抵抗组织代表、心怀不满的德国官员、被废黜的皇室、商务旅客、形形色色的使馆工作人员，还有三教九流靠在德国、英国和美国之间贩卖情报的专业告密者。通常，同样的秘密会在上午先传给德国人，下午给英国人，晚上给美国人。军情六处已经确定了425名轴心国特务。星期六晚上，许多间谍聚集在贝耶乌尔宫酒店，就像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饮酒、吃饭、打探消息。坐落在维拉丁维格大街78号一座别墅的德国公使馆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间谍站，那里有以从商为名大搞间谍活动的德国阿勃维尔特工和一些冒充犹太难民偷偷越境的盖世太保特工。德国情报员已经严重渗透到了瑞士间谍机构和外交部，纳粹同情分子在其中散布的情报，大多都是从外国使馆往返执行工作中了解到的政治花边新闻。希特勒的特务还被部署在了盟军的前哨站，并经常尾随外交官在市里活动。其他机构也很活跃，英国公使馆密切跟踪德国人，并组织走私集团，鼓励将瑞士军工技术带回伦敦；格勒乌（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建立了警方密探网络，向莫斯科传递有关德国人的情报；法国维希政府试图破解美国密码但未遂，至少美国人是这样认为的。
多诺万下达给在伯尔尼的杜勒斯的使命直接明了：渗透德国获取情报，组织残留的反希特勒的地下工作者，正如他在纽约所做的那样。但杜勒斯做的远不止这些，很快他的战略情报局站就变成了独立的中央情报局。他不仅搜集情报，还将数百万瑞士法郎输送给法国和意大利抵抗组织，组织了成百上千特工进行准军事行动，向德国境内发送了数百万的宣传册。杜勒斯还将自己“任命”为外交政策顾问，向华盛顿发送冗长电文，发表针对战争的宏观战略建议。例如，1943年1月，当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宣布盟军只接受敌人“无条件投降”时，杜勒斯向总部发送了海量批判性的电报，警告说戈培尔会利用这个“毫无意义的口号”强化德国士气，血战到底。
在他到达伯尔尼几周之后，一家读者众多的瑞士报纸报道，杜勒斯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到瑞士的。朋友们怀疑是杜勒斯泄露了这个消息。他并不秘密地开展工作，反倒在自己的门上公开悬挂招牌，称“欢迎线人前来”。英国特勤局认为杜勒斯作为罗斯福特使的“广告”是骇人听闻的，也违反了保密规定。“这只起到了吸引糟粕的作用。”一份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报告显示出英国人对此嗤之以鼻。但在杜勒斯离开华盛顿之前，多诺万曾告诉他不必费心潜伏太深，想在纳粹严密监督下的城市秘密行动，是不可能的。杜勒斯也没有时间秘密地建立一个线人网络。他后来写道，最好是“让人们知道你从事情报工作，并告诉他们在哪里能找到你”。
告密者所能找到的杜勒斯所在的地方在绅士街23号的一间敞亮的公寓。它位于伯尔尼老城区的繁忙鹅卵石街道上一座四层楼房的一层，属于晚期巴洛克结构。1942年12月，他租下了这个地方。杜勒斯说服伯尔尼官员晚上关闭楼前的路灯，让轴心国特务难以在夜间识别出来访者。这间公寓后院还有一个线人可用的更隐秘的出口，以及两个葡萄园和一个可以眺望阿勒河和伯尔尼阿尔卑斯山的观景台。前门入口可见一个大的接待室，两侧是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和仆人住所。为了让线人自在放松，杜勒斯会领他们进入一个舒适的木板书房，窗户拉上红色的窗帘，旁边布置了一个可当作吧台的桌子，两把舒适的扶手椅。他把沙发拉到了生着火的壁炉旁，喜欢坐在那儿摆弄些什么。壁炉架上悬挂着一幅银制相框的克洛弗画像。
作为一名公使馆助理，他过着豪华的生活。公寓有一位男管家雅克，一名从伯尔尼最好饭店里请来的一级厨师。他还配备了一辆福特汽车和一名法国司机爱德华·皮尼亚尔，由于石油限量配给，其他公使馆职员只能工作期间使用车辆，而他周末也可以使用。
利兰·哈里森同杜勒斯一样也是社会名流，公使馆的办公室分散在3个私人住宅中。他住所里的水晶高脚玻璃杯上刻着猪头图案，那是他作为时尚的哈佛大学坡斯廉俱乐部会员所信奉的图案。这位大使本人也是一个间谍狂热分子，自己组织了一个激进特工队搜集轴心国的情报。杜勒斯迅速笼络了为哈里森涉猎情报的工作人员——财务主任查尔斯·戴尔和哈里森的武官、海军陆战队准将巴恩韦尔·莱格。他在公使馆最重要的合作者是很快学会讲几国语言的杰拉尔德·迈耶。杰拉尔德是一个衣冠楚楚的德裔美国人，留着一撮小胡须，八个月前他来到伯尔尼就任战争信息办公室的代表。战争信息办公室是一家与多诺万的心理战行动队并驾齐驱的宣传机构。为了保持公使馆助理的假象，杜勒斯一直在杜佛斯托拉斯大街24号的杰拉尔德战争信息办公室保留了一张办公桌。
杜勒斯一到伯尔尼马上开始网罗欧洲难民和居住在伯尔尼的美国人为自己所用。他在战争信息办公室隔壁——杜佛斯托拉斯大街26号租了一个地方，作为他手下十来个人的办公地点。贝蒂·帕森斯，一个从意大利调到伯尔尼的纽约人，做了他的首席秘书。杜勒斯还找到了罗耶尔·泰勒，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历史学家和巴黎和会的同事，作匈牙利和东欧事务专家。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巴黎办事处的前律师马克斯·舒坡也加入了阵营，杜勒斯给他支付了丰厚的薪金，让他负责为抵抗组织输送资金，并处理他们传送回来的军事情报，因为杜勒斯不太懂什么消息对陆军最有价值。一名前英国男管家亨利·鲍德温成了杜勒斯的协调员，负责打通瑞士官僚的关节，战略情报局推测他也是军情六处的间谍。由于杜勒斯缺乏文书方面的人手，当大约1500名美国飞行员被迫在瑞士紧急降落或因为在敌占区被击落而逃到了这里（瑞士当局了解情况之后，将他们拘禁直到战争结束）时，他便从中挑选了六个人加入他的团队，从事信息编码和解码的繁重工作。
在到达伯尔尼后的日子里，杜勒斯开始在城市里到处转悠寻找线人，并将他们的花边新闻发往伦敦的维克多站，从那里即时传达给华盛顿总部的战略情报局。虽然他的法语和德语很蹩脚，但他尽力让他们听懂。他询问了瑞士人、德国来往于伯尔尼和柏林的销售商，还有与母国教堂有联系的新教和天主教教会的代表。他还在匈牙利大使馆、意大利、波兰和法国的情报员中间发现了友好的线人。喜怒无常的英国记者和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威斯克曼就是其中之一，她是英国公使馆的一名新闻宣传专员，在德国有一批老线人。杜勒斯用鲜花、调情的字条和他厨师准备的佳肴来**她，让她提供情报。
然而，花束对其他英国老哥并不怎么奏效。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二号人物克劳德·爱德华·马乔里班克斯·丹西爵士，从伦敦遥控瑞士的间谍行动，不加掩饰地表示他对战略情报局的蔑视。杜勒斯抱怨英国特别行动处伯尔尼的代表乔克·约翰·麦卡弗里是“狗娘养的”。乔克和“克劳德伯伯”（对丹西敬畏的或憎恶的人对他的称呼）对杜勒斯开始招聘他们认为属于英国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的线人的行为急得直跳脚。一份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报告中，他们发牢骚说：“美国人大肆撒钱，他们有大房子、大办公室和车队。”告密者已经开始大量涌入杜勒斯的伯尔尼站而不是英国情报机构。麦卡弗里向伦敦发牢骚说，伯尔尼新的战略情报局头目每月给一位意大利社会党人发放800瑞士法郎，给一名法国劳工活动家发放高达1800瑞士法郎的月薪，而这两个人早就在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每月工资名单上了。杜勒斯很快厌倦了英国试图垄断间谍资产及抵抗组织运动联系的行为，他自信可以从这两个线人身上搜集更多信息。他最终与英国就一些信息来源达成了一致，但他拒绝收回他的大规模招聘，即使这意味与丹西和麦卡弗里对立。
杜勒斯留着小胡子、穿着粗花呢夹克来到了伯尔尼的运动场。他认为这种叼着烟斗、粗放随意的教授形象能让线人更放心。一个月后，他又买了英国布料做了一套同样款式的西装。杜勒斯说，一个熟练的情报员就像一个“好的渔夫”，他总是精心地准备圈套，耐心地侦察顺流而来的情报，始终保持好奇和开放的态度，但他一直留神跟他联系的人是否为有意欺骗他的双重间谍。为此，杜勒斯会即兴为他的行动制定保密手段。比如，一个特工穿越意大利边境到了瑞士卢加诺，用“珀盖特”口令给他在斯普莱迪德皇家酒店的手下打电话。特工在这个城市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下，看看是否有瑞士警方或盖世太保在跟踪他，而且他总是通过快递传递情报，“电话不安全”。华盛顿最终为这个战略情报局的站点提供了火柴盒相机、微型拍摄设备和带夹层能隐藏文件的公文包。杜勒斯床头柜的抽屉里还放着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尽管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他的间谍活动是那种谦谦君子风格，没有人向他开枪，他也会尽量避免去到距离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太近的瑞士边境，以免让人抓住机会。
杜勒斯的一天通常是这样的，早晨先在绅士街住所，用美国俚语致电给他的主要助手作指示，以混淆偷听的外国人。然后驾车到杜佛斯托拉斯的办公室，身边带着上锁的硬底公文包，皱巴巴的灰色大衣的口袋里塞满了报纸和文件。中午，他与其他情报员在剧院咖啡厅（服务员知道他的名字）共进午餐，下午为华盛顿编写电文，晚上与外国外交官在贝耶乌尔宫酒店吃饭，或在他的公寓请秘书与线人用餐。
由于四面被敌人包围，与外界通信困难重重。外交消息的电码可以从美国公使馆发到瑞士商业电台，但电文要特别简短。较长的文件、地图和照片首先要拍摄在缩微胶卷上，然后交给一个铁路工作人员，他把胶卷藏在运输贵重货物到法国里昂的火车发动机机箱里，然后交给一个特工邮差，他骑自行车将胶卷送到马赛，从那里搭船到科西嘉，然后上飞机飞到阿尔及尔，那里的战略情报局站再交给伦敦，胶卷处理后飞往华盛顿。整个行程可能需要半个多月。经过八个月的谈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最终同意在绅士街23号安装一条无线电话线，每月1000美元的服务费。这样每天晚上11点，杜勒斯（用伯特伦·L. 约翰斯顿的名字）都可以给冒名为查尔斯·B. 詹宁斯的华盛顿战略情报局总部打电话，朗读他在信纸上书写的文稿，杜勒斯称之为“新闻快报”，所分析的报纸信息要限制在十分钟以内。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要求这个装置不被瑞士人干扰，而瑞士人则坚持在电话线上使用语音加扰器。所以杜勒斯猜测监听的瑞士人，也许德国人，可以轻松破解他的新闻快报。
他发现间谍工作非常艰苦，但“相当激动人心”，他给克洛弗写信说。他到伯尔尼的前四个月从未休息过一天，由于压力太大，偶尔犯痛风，疼痛难忍。但他在瑞士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对于克洛弗来说，这些日子太过漫长了。1943年3月初，他给克洛弗写信说，他们可能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团聚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天真的预测。
与在纽约时一样，即使线人背景可疑，杜勒斯也很少拒绝（他认为傲慢的英国人因此失去了很多线索）。在伯尔尼的第一个月，他结识了埃贡·温克勒，此人是一个目光锐利的奥地利金融家，但他怀疑温克勒为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工作。爱德华·舒尔特是一个极其虚荣的德国矿业老板，他痛恨纳粹，他为杜勒斯分析德国经济数据，为其提供希特勒V-1火箭情报，并警告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英国人甚至华盛顿方面也警告他，作为一名外交官派到苏黎世的柏林律师爱德华·魏特简，是个危险的双重间谍，但杜勒斯却发现他是德国抵抗运动有价值的信息渠道。杜勒斯很快意识到，另一个与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勾勾搭搭的苏台德的德国人是马克斯·埃贡·霍恩洛厄·冯·拉亨斯伯格亲王。这个党卫队头目是继希特勒之后维持德国秩序反击共产主义的最佳人选，现在加入了列支敦士登国籍，他试图说服杜勒斯。尽管马克斯与德国人亲密，杜勒斯依然相信亲王可能对情报有用。杜勒斯一直坚信，他最好的信息来源是那些自动上门的街客，所以他几乎不放过跟任何人的交谈。
在到达伯尔尼的十天之后，杜勒斯遇到了格罗·冯·舒尔策-盖沃尼兹，此人是1920年他在柏林执行任务时交好的魏玛共和国立法委员的儿子。当杜勒斯第一次遇见他的父亲格哈特时，盖沃尼兹正在读博士，毕业后他到纽约学习银行业务。他加入了美国国籍，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家富甲一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到瑞士阿斯科纳的乡间别墅照料病重的姐姐。由于无法脱身，他被迫在苏黎世管理其国际业务，作为外汇交易员又大捞了一笔。盖沃尼兹个子挺拔、温文尔雅、英俊潇洒，他那温暖热情的蓝眼睛和优雅迷人的举手投足对朋友很有吸引力，40岁出头的他很快就成了杜勒斯最有价值的敲门砖。盖沃尼兹向这位美国人介绍了一些资产情报和德国抵抗力量联系人，成为战争期间杜勒斯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盖沃尼兹用花花公子的形象掩饰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希特勒将带领他的国家走向毁灭。盖沃尼兹的代号为“476”，就像是战略情报局伯尔尼站站长的儿子一样。他们如此的亲密，匈牙利情报人员甚至认为他们睡在一起。埃德加·胡佛在给白宫的备忘录中称，盖沃尼兹“臭名远扬”。他在纽约期间，他的两个信托公司险些触礁，而他的“个人事务却显得一派红火”。
玛丽·班克罗夫特的苏黎世会客厅已经成为许多瑞士先锋作家、学者和记者的云集之地。她皮肤略黑并不惊艳，但她很合群而且性格外向，“是与三教九流都能相处的类型”，一个朋友这样描述她。搬到瑞士后，班克罗夫特结交了一群好友——从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妻子，到诊断出班克罗夫特频繁打喷嚏属于心理问题引起的病症的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玛丽儿时想象力丰富，有很强的好奇心，九岁的时候就“跟成人差不多了”，她曾经写道。在她出生后不久，母亲死于栓塞，她的父亲把她寄养在坎布里奇拥有百万家财的爷爷家中。她在史密斯学院度过了三年无聊的时光，后来嫁给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高管舍温·巴杰，慢慢地这段婚姻也令她厌倦。她一度追求与一位钢琴作曲家的婚外情，但那种浪漫也变得索然无味。玛丽最终与巴杰离了婚，并于1935年嫁给了让·鲁芬纳特——一个体格魁伟、秃顶的法裔瑞士金融家。他比她年长14岁，世故风趣，至少玛丽是这么认为的。但新婚不久，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鲁芬纳特竟是个善妒狂躁的丈夫，醉酒之后变得乖戾暴虐，而且经常烂醉如泥。但玛丽坚持了下来，带着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一起来到瑞士，与担任瑞士信贷银行审计师的鲁芬纳特一起生活。
她会客厅中众多的美国客人中包括《时尚芭莎》的编辑、与摩根家族的继承人分居的女人丽贝卡·斯蒂克尼·汉密尔顿，她经常利用玛丽在施多克大街的公寓与她的秘密情人威廉·多诺万幽会。20世纪30年代后期，多诺万访问欧洲的时候，丽贝卡找借口说她要去苏黎世看女朋友，实则与他幽会。有一次约会之后，她送给了玛丽一条迷人的黑色蕾丝睡裙作为答谢礼物。鲁芬纳特以为这是玛丽情人送来的礼物，一怒之下将它付之一炬。
玛丽早期与丈夫到德国出差时便确信希特勒意在发动世界大战，依然渴望与第三帝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鲁芬纳特认为她天真幼稚。由于感情生活一塌糊涂，外加巴黎沦陷、日本偷袭珍珠港，玛丽感觉被“敌人”围困，便一直在海外撰写有关美国人生活的专题文章，并开始为杰拉尔德·迈耶工作。她一边在瑞士报纸发表文章，一边为战争信息办公室分析希特勒的演讲。12月初的一天下午，杰拉尔德邀请玛丽到他所在的苏黎世的博尔奥拉克酒店喝上一杯，认识一下新来的大使助理，觉得她可能愿意为他做一些工作。
玛丽猜测在博尔奥拉克的酒吧见到的那个留着稀疏胡须、目光锐利、无框眼镜后面有一双蓝眼睛的人比她大近十岁，而且肯定不是什么人的助理。玛丽一下子被杜勒斯爽朗的笑声打动了，因为他看到在酒吧橱窗里有个用蹩脚英文写的警示牌：“请勿喂食海鸥，噪声太大”（杜勒斯后来决定在电话中使用这句话作为口令）。
那天晚上，她把与公使馆新人的会面告诉了她的丈夫。鲁芬纳特早就听说过杜勒斯，也知道他实际上是做什么的。他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些美国人啊！每个人都知道杜勒斯是你们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当然，除了你们这些美国人。”鲁芬纳特对她为间谍工作从不干涉。事实上，他觉得如果人们得知他的美国妻子受雇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他在海外贸易的声望会有增无减。“但是切记要谨慎，好吗？”他警告说，“记住，瑞士人会知道你们做的每一件事。”
几天后，杜勒斯打电话给她，问她是否能第二天晚上与他在伯尔尼共进晚餐。玛丽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邀请，并登上了下午去首都的火车。在绅士街，管家接过了她的外套，杜勒斯把玛丽领进了他的书房，她咀嚼着饭前开胃小吃，品尝着马提尼，而杜勒斯却在那里摆弄着炉火。他们在餐厅享用晚餐，非常美味。她觉得杜勒斯显然是个美食家。在晚餐的过程中，玛丽感觉有种种蛛丝马迹表明，这个男人被她吸引了。但那天晚上杜勒斯不停地在跟她讲他要她做的工作细节：继续分析纳粹高官的演讲，但现在要直接把报告交给他而不是杰拉尔德；替他会见那些不能面见他的周边国家的游客，因为一旦敌军特务发现他们就太危险了。他们第二次的晚餐在苏黎世的维尔特林纳凯勒酒店，饭后他们到附近的公园溜达。杜勒斯点上了烟斗，突然面露喜色脱口而出，他们的关系应该会发展很好，“我们可以以工作之名恋爱，同时以恋爱之名工作！”玛丽闻听吓了一跳，起初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接下来，他一本正经地告诉她，他只会为她的工作付酬。
但她立即意识到杜勒斯确实在与自己调情。玛丽疯狂地爱上了他，为他是一个能在压力下如此冷静工作的男人而感到刺激兴奋。多诺万跟杜勒斯一样也是搞婚外情的老手，不久就得知了他们的风流韵事，不停地打探他们约会的细节。玛丽什么也没告诉他，尽管细节充满了情色。每晚，在他给查尔斯·B. 詹宁斯打完无线电话后——玛丽现在给杜勒斯打文本——他们会冲到他的房间里烈火干柴一番，然后在灯火管制前回到她的酒店。有一次，得知鲁芬纳特和她女儿都不在家，杜勒斯赶到了她苏黎世的公寓。“快！”他命令道，“我马上要参加一个很棘手的会议。我要保持头脑清醒。”她跟他在起居室沙发上云雨了一番。
鲁芬纳特大多数时候都在外出差，为玛丽的婚外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她告诉他，她想离婚，他非但没有打她，还一反常态地恳求她不要离婚，并据理力争地说如果保留婚姻，瑞士法律可以保护她为她的情人工作，玛丽勉强同意了。尽管杜勒斯也爱上了她，但不久杜勒斯就明确表示，他决不会与克洛弗离婚而娶她。于是，她只能接受做他的战时情妇。
在分别六个月后，杜勒斯给克洛弗写了一封轻松的短信告诉她，他很高兴来伯尔尼，因为“我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克洛弗可不想听这个。她在曼哈顿一家工厂做工头，忙着组装军用电子设备。但由于杜勒斯不在身边，她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偶尔，他会设法打电话让人给她送些鲜花。他们之间的信件很少，有些还退回给了杜勒斯，尽管有些可以到达克洛弗手中，也是严格审查过的。信封上的字迹不是她丈夫的，克洛弗就知道有人拆阅过，并将之放到了一个新信封里。最关键的是，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不停地从她丈夫的账户中提取资金，她得面对缺钱的困境。1943年7月，精神紧张、心烦意乱的克洛弗跑到纽约的战略情报局办公室，对高级助手发牢骚说她与杜勒斯的联系被切断了。为了改善他们之间的交流，国务院将她的信件拍成微缩胶卷，用外交邮袋更快地寄出去。即便如此，杜勒斯的信件仍然时断时续，令她郁闷不已。
杜勒斯常在家书中说思念家人，实际上他很高兴能远离家乡，特别是远离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他从未邀请多诺万来伯尔尼看望他——即便他邀请了，战略情报局局长也不可能潜入瑞士。杜勒斯一直觉得像他这样在实地作战的特工不应过多向总部透露他们的所作所为。他要是知道多诺万事后审查他在伯尔尼所做的决定，就会十分暴躁，甚至立即发出电报抗议。多诺万的高级助手、秘密情报处处长惠特尼·谢泼德森会怒气冲冲地用备忘录进行反驳，告诫杜勒斯某晚打无线电话是“轻率的”，他明明知道瑞士方面在监听。经过六个月的辛苦努力，通过争抢线人，并将他们得来的情报发电给华盛顿之后，谢泼德森给杜勒斯发了一份“卑鄙”的备忘录，上面写到“陆军部对所有来自伯尔尼的情报都打百分之百的折扣”，但备忘录被多诺万删除了，并劝告他这种批评对杜勒斯是不公的。但杜勒斯一直与不靠谱的人物交往，这也导致他早期的许多电报要么情报漏洞百出，要么是草率而不明智的判断。他让特工搜罗的军事情报也一度被陆军部鄙视。
但杜勒斯的情报输出质量在不断提高，不久其可靠性就开始获得好评。陆军部的情报处开始将他与伦敦的消息进行核实，因为伦敦有个名为“超计划”的机构是用来拦截和解密德国电台信息的。多诺万将杜勒斯发来的部分电报转发给了罗斯福，如有关德国潜艇技术的进步、歼击机、V-1飞行炸弹和V-2火箭、原子研究、生物武器，甚至还有人造雾（白天注入空气中隐藏目标）等。杜勒斯是众多提供纳粹在佩内明德导弹生产设施情报的特工之一，后来英国飞机袭击了这个地方。他还发送了关于德国国防军部队在意大利和法国行动的报告，柏林兵工厂和盟军准备袭击其他德国城市的情报，还有他能找到的关于空袭造成损失的报告。随着高级军官越来越信赖杜勒斯的情报，他们开始列出关于德国，甚至日本武器发展问题发给他。杜勒斯试图回答所有的问题。他几乎不漏过任何蛛丝马迹——从他认为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因斯坦有用的关于电子测量的论文，到德国走私集团从阿根廷走私的用于治疗疾病的肝提取物的报告。他还继续不耻于传递涌入他间谍站的谣言、未经证实的报道、离奇的新闻报道或道听途说的消息。他没有足够的人手核查所有的东西，所以他经常让华盛顿自己过滤情报的虚实。
没过多久，德国情报机构就将绅士街23号的美国外交建筑大楼纳入其特务监视的名单了。阿勃维尔和盖世太保假定在世界各地所有盟军外交使团的员工都是间谍。瑞士媒体确定杜勒斯是罗斯福的重要顾问的这一事实让他成了一个首要目标。德国人破解了哈里森公使馆和杜勒斯曾使用的代号。他们破译了一个他发往华盛顿电文中他与霍恩洛厄亲王会面的内容——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因为亲王已经向党卫队报备了他的出访。德国的情报机构拥有战略情报局全球机构的大量文件，其中充斥着惊人的错误信息——错误地假定杜勒斯仅仅是在为公使馆搜集经济相关的材料。盖世太保派遣了假举报人到他的门口，给他传递假情报。
一个在伯尔尼的富裕的德国律师是纳粹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的密探，在报告中代号为“伍提克”，他投杜勒斯所好，给他的操纵者发回了美国人传递的有关盟军战略规划的传闻，而这些阿勃维尔早就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在党卫队备忘录中以“许德科普夫博士”为名的人，报告了他与杜勒斯的长篇会谈，称对方试探他与德国抵抗组织有关的联系。杜勒斯在聊天中涉猎很广，但只是跟他分享了一些无伤大雅的外交八卦，并坚持所谓的杜勒斯是罗斯福代表的虚构故事。阅读报告的党卫队队长相信了这种说法。
尽管他们对杜勒斯在伯尔尼的所作所为并不十分清楚，但德国人也不介意对他采取强硬的态度。德国间谍伪装成法国抵抗组织特工也找上门来，杜勒斯感觉可疑，派他们到法国执行假任务，到那里就被基层组织干掉了。为了吓跑他的消息来源，德国特工散布谣言说他们已经破解了杜勒斯的战略情报局代码并可以识别他们的身份。他们还迫使瑞士当局调查杜勒斯的行动，并逮捕他的联系人。杜勒斯将这种间谍对间谍游戏当作一种刺激而不是一种威胁。他告诉战略情报局的历史学家，“阿勃维尔在工作中不用心”。虽然多诺万或多或少批准了杜勒斯的公开行动，但也很担心纳粹特工对他的密切监视，并敦促他要更加小心。一份战后中央情报局对伯尔尼的行动评价，认为杜勒斯对安全问题“粗心”而“幼稚”，不仅表现在对纳粹的渗透上，还表现在与苏联的接触上。和多诺万一样，杜勒斯可以心安理得地与共产党人合作，只要他们对抗击希特勒的战争有帮助。苏联间谍严密监控杜勒斯与德国抵抗组织的接触（斯大林对抵抗组织单独寻求德国人与美国人的和平非常多疑），甚至对他美国家中的情况也密切监视，还向莫斯科发电报汇报他的女儿托蒂到战略情报局就职的事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他们发现的杜勒斯在伯尔尼的任何事情对莫斯科都是有价值的情报。
本该是盟友的人也在暗中监视杜勒斯。为了表示对瑞士中立的充分尊重，他努力不以间谍活动激怒他们，并勤奋地培养与他们特勤局的感情。即便如此，对外国间谍活动特别不留情面的瑞士反间谍机构，还是窃听了他的电话，经常尾随他的车，并监督他经常光顾的酒店和餐馆。联邦调查局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但埃德加·胡佛也尽全力密切监视杜勒斯在伯尔尼的活动。此外，竞争对手美国陆军情报处的高级官员在多诺万的背后，组成了一个以性情古怪的陆军少校——外号为“法国人”的约翰·格朗贝克为首的秘密间谍部队，此人曾因过于诡计多端而被多诺万从战略情报局开除。格朗贝克这个绰号为“池塘”的小部队，不仅侦探轴心国，还搜集了关于多诺万的情报员，甚至情报员妻子的信息。格朗贝克打探杜勒斯的丑闻，让他在伯尔尼的密探向他报告杜勒斯的一举一动。他的密探确信杜勒斯的行动主要是留意战后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老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