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贝恩德·吉泽菲乌斯是个彪形大汉，6.4英尺，双肩宽阔犹如门洞，不苟言笑。他是那种刻板的普鲁士人，少言寡语，不善交际，跟他圆滑的朋友——社交老手盖沃尼兹相比，性格截然不同。1943年1月，这个38岁的阿勃维尔间谍接近杜勒斯，声称要背叛自己的国家。吉泽菲乌斯子承父业，毕业于法学院。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保守民族主义者。1933年，他受到激励做了普鲁士盖世太保头目。但在德国反间谍活动的官僚战中，吉泽菲乌斯败下阵来。他被排挤到帝国内政部做不起眼的警察工作，盖世太保领导人认为他可疑，不给他晋升的机会。20世纪30年代后期，吉泽菲乌斯开始与德国军官中持不同政见者为伍，密谋反对希特勒。因为那时盖世太保反对者已经视纳粹为国家公敌，他现在的雄心就是摧毁丧心病狂的希特勒和他的残暴政权。战争爆发时，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官员，阿勃维尔的副主任汉斯·奥斯特将军，安排吉泽菲乌斯进入了军事情报部门，并派遣他来到德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吉泽菲乌斯以副领事的身份做掩护，并没有什么情报工作可做，他真正的工作是与外国情报机构合作，寻求对德国抵抗运动可能的帮助。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阿勃维尔的负责人，是个狡猾的人，他对希特勒也不再抱任何幻想，对吉泽菲乌斯施加保护，因为领事馆其他德国官员开始怀疑这个新人与盟军交好。
盖沃尼兹安排杜勒斯与吉泽菲乌斯会面，先是在苏黎世，后来又在他绅士街的公寓。这位德国金融家坚称自己的阿勃维尔朋友是一个真正的帝国敌人。杜勒斯自己也提前核实了吉泽菲乌斯的有关资料。日内瓦的教会领袖也为吉泽菲乌斯担保，认为他是唯一可能提供德国地下组织内幕的人。杜勒斯认为吉泽菲乌斯也对自己进行了调查。
双方都很清楚，敌对情报人员各取所需的会晤充满了危险，杜勒斯采取了他能想出的各种防范措施。他与吉泽菲乌斯商定在夜间假借瑞士灯火管制之名约见。这两个人为会面所做的“预热”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位普鲁士人个头高大，基本上是俯视杜勒斯，而且由于严重的近视，不得不眯着眼睛透过厚厚的玳瑁眼镜看他。为了让吉泽菲乌斯放松自然，杜勒斯坚持在一开始就让他直呼自己的名字——艾伦。德国人告诉杜勒斯，希特勒的胜利将意味着“基督教文明的终结，西方文化在欧洲，甚至可能在全世界的终结”。与战略情报局交好并不意味着他要背叛自己的国家，吉泽菲乌斯对杜勒斯说，相反，他是在拯救自己的国家。
吉泽菲乌斯首先接触的是英国情报局，但对方认为他是阿勃维尔的奸细——“叛变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据战略情报局一份秘密电报称，因此拒绝了他。大约三年前，党卫队在荷兰与德国的边境上绑架了两名军情六处的特工，他们是被纳粹双重间谍以会见德国军事政权反对者的名义引诱到那里的。伦敦认为吉泽菲乌斯是另一个陷阱，警告杜勒斯防患于未然。杜勒斯确信英国人这次又错了，拒绝被指手画脚。他给吉泽菲乌斯的代号为“蒂尼（小个）”，与他的个头相反的称呼，委派玛丽照看他。这个阿勃维尔特工，对玛丽自称是伯尔尼的哈德博士，曾写过一本全盘揭秘第三帝国的书，想将该书在战后于西方出版。玛丽的工作是把他那1415页的手稿翻译成英文，并利用他们的会面榨取更多的情报。“我要你把他对你说的一切都告诉我，一字不落，”杜勒斯命令道，“他可能会不小心对你说一些与他告诉我相矛盾的事情。”在翻译200页的书后，玛丽发现了这位伯尔尼的哈德博士的真实身份，他像杜勒斯一样对她大献殷勤。她拒绝再次卷入风流韵事，尽管杜勒斯觉得如果吉泽菲乌斯能透露更多的秘密，他并不介意。
事实证明，“蒂尼”非常有价值。他为杜勒斯提供了早期V-1和V-2开发的情报；警告他被德国潜艇击沉的盟军船只数量比德国海军报告的少些；交付了第三帝国废铁紧缺的数据；并向他发送了德国家庭肉类供给更加紧俏的情报。杜勒斯发现这个阿勃维尔线人还是有所顾忌。他不会分享他认为会让德国士兵可能牺牲的情报。然而，他对烧毁阿勃维尔的资产却无所顾忌。他提醒杜勒斯，德国人已经破解了美国公使馆的一个代码。当杜勒斯接到暗示，绅士街的公寓里，他所珍爱的厨师其实是一名纳粹奸细的时候，就开始胃疼难忍。他立即辞退了那个女人。最重要的是，在他们初次会面接下来的几个月，吉泽菲乌斯不断给杜勒斯提供推翻阿道夫·希特勒的机会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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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密情报处中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机构工作的理查德·赫尔姆斯作为一名特工人员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正如他在海军东部海域前线部队的上级所说的那样，他的战略情报局老板们仍然认为他大有可为。然而，赫尔姆斯厌倦了在华盛顿的案头工作。他想去欧洲。每天遨游在成堆的海外电报中，赫尔姆斯对费迪南德·迈尔转发来的电文非常着迷，这些电报出自杜勒斯从柏林外交部招募的一名不起眼的官员。“加勒比”相信他是迄今为止战略情报局最好的渗透德国的人选。
弗里茨·科尔贝身高不足5.7英尺，长着一副斯拉夫人的圆脸，走在人群中属于那种过目即忘的类型。几乎秃顶的脑袋边上只有一缕棕色头发，蓝灰色的一双眼睛像珠子相隔甚远，鼻子很大，两只小耳朵往外翘出。他不抽烟，很少喝酒，而且痴迷于身体锻炼。他的鞋子总是油光锃亮，衣着保守，总是熨烫得平平展展，举止优雅但不引人注目，属于完美的德国外交部官僚。科尔贝出生在一个波美拉尼亚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代就加入了反独裁主义的漫游党（德语大致翻译为“自由精神漫游”）运动，一支与后来的希特勒青年团对立的童子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工兵营服役，最终成了外交部的领事顾问，他在全世界各地任职，装作没有政治头脑的样子，想尽一切办法不加入纳粹党。
1941年，科尔贝虽然对希特勒的征服深恶痛绝，但依然扮演呆头呆脑但很有效的官僚，他意识到，除了保全自己，他一直无所作为。在分配到柏林外交部后，他开始小打小闹地挑战纳粹，加入漫游党同志会，撰写秘密流传在首都咖啡馆和商业界的反纳粹传单。科尔贝那时已经晋升为讨人嫌的卡尔·里特尔的私人助理。卡尔·里特尔是外交部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巴伐利亚大使，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外交部长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一直暗暗心怀不满。科尔贝的日常工作是筛选成百上千外交电报、备忘录和高级别会议记录，从中选出重要的内容供里特尔批阅，这一工作使之成为外交部最知情的官员，而且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有关德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最绝密的文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如此狂热的反纳粹分子居然可以担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而没有丢掉公务员的饭碗。
为了打倒纳粹政权，1943年春天，科尔贝开始将自己看到的比较重要的文件为盟军备份。他相信自己的国家一定会输掉这场战争。为了交付这些文件，他最终说服了一个在国家邮政部的漫游党朋友，让他指派自己作为一名携带外交邮包的邮递员前往伯尔尼。心烦意乱的里特尔批准了他半公半私的旅行，相信了科尔贝要去瑞士处理私事。
1943年8月16日，星期一下午，科尔贝住进了伯尔尼老城区火车站附近的朱拉酒店。相比战时的柏林，瑞士首都除了去掉了路标之外，在他心目中仍是一派田园风光。瑞士警察移除了所有的路标迷惑德国人，以防他们入侵。科尔贝脑袋嗡嗡作响，因为整个晚上在火车里都没合眼，担心沿途被德国层层的安全搜查绊住，好在一路还算平安无事。邮电部的命令文书和他夹克口袋里的外交护照，使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检查站，没人检查他上锁的文件包或对他搜身。在他那间不太大的旅馆房间，科尔贝把箱子放在了**。箱子里面蜡封的厚厚信封里塞满了他要向公使馆交付的电报和备忘录，那是他作为邮差职责的一部分。他脱下裤子，把紧紧捆在大腿上的文件取下来。他要把那些文件交给盟军。
星期二早上晚些时候，科尔贝早期在马德里任职时的好友，一位犹太石油商，1936年搬迁到了伯尔尼的恩斯特·科赫尔塔勒尔，走到了桑斯托拉斯大街的英国公使馆，问门卫他是否可以面见大使。恩斯特·科赫尔塔勒尔（他出生在德国，但后来成了西班牙公民）手中握着当天早晨早些时候科尔贝给他的16份外交部电报。但是这个中间人被草率地告知大使不便见客。后来，公使馆的武官亨利·安特罗伯斯·卡特赖特上校走下了台阶，以一副无暇应对不速之客的表情看着科赫尔塔勒尔。这位石油商赶紧告诉卡特赖特，一位德国外交部朋友托他转交给英国一些资料。卡特赖特不为所动。科赫尔塔勒尔不愿意免费透露准备递交秘密情报的神秘外交官的名字。大约一刻钟后，卡特赖特礼貌地下了逐客令。这位陆军上校甚至没有将这次无关紧要的会面通知公使馆的情报处。当天晚上，卡特赖特在杜勒斯的杜佛斯托拉斯办公室附近偶然遇见杜勒斯的时候，顺便提起了“要留神”一个可疑人物，不过他不记得那人的名字，说他有可能登门提供所谓有价值的情报。科赫尔塔勒尔气鼓鼓地离开了英国公使馆，他思忖着，他现在可以接洽上美国公使馆的哪位人物。
星期三上午9点多，科赫尔塔勒尔坐在了杰拉尔德·迈耶办公桌前面，他对此人并不了解。是他们俩共同的朋友安排了这次见面。科赫尔塔勒尔用英文叽里呱啦快速说了一通，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像英国人一样将他拒之千里。他提出要安排与一个德国外交部朋友的会面，称他是“忠实的反纳粹人士”，准备向盟军提供情报。如果美国人想见他，最好赶在星期五中午之前，届时他的朋友计划返回柏林，杰拉尔德点了点头不置可否。科赫尔塔勒尔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拿出了科尔贝给他的文件。他把文件推给了桌子对面的杰拉尔德，杰拉尔德开始翻看，第一份电报的公章上面的德文“绝密”二字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杰拉尔德让那个人稍等片刻，拿着文件一步并作两步，跑到了楼上杜勒斯的办公室。杜勒斯听了杰拉尔德的叙述，然后迅速浏览了文件。“交由里特尔”——许多的电报都有里宾特洛甫或他的大使的签名。这些文件看上去像典型的外交电报，主题大致是关于派往北非敌后的德国间谍、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区的抵抗运动、英国特工渗透到土耳其等问题。
按照杰拉尔德的指示，科赫尔塔勒尔在午夜子时准时出现在了他在科臣菲尔德街区的公寓里。站在他旁边的是个矮胖子，秃顶，穿着一件好像是从一部电影里借来的黑色皮夹克，正值8月份，那个可怜的家伙汗流浃背。科尔贝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杰拉尔德一阵紧张，担心他会掏出一把枪。但科尔贝取出的是一个棕色的大信封，红蜡的封口已经裂开，里面塞满了更多的文件。他放在了附近没有靠背的矮长沙发上。杰拉尔德开始查看这些材料，更多是关于德国部队在苏联前线的士气、法国抵抗组织的破坏、日本大使拜访里宾特洛甫等报告。就在这时，杜勒斯到了，晚了半小时。战争信息办公室的代表把他作为“道格拉斯先生”引荐给了科赫尔塔勒尔和科尔贝。杰拉尔德为每个人调制了一杯苏打威士忌，但这并未能缓解室内的紧张气氛。杜勒斯出于本能怀疑他可能面临的是聪明的纳粹奸细，其任务是揭露他所在战略情报局在伯尔尼的活动，因此，那天杜勒斯又与卡特赖特再次碰头，让他重复他与科赫尔塔勒尔见面的种种细节，并命令杰拉尔德在公寓聚会之前，了解所有关于这位德裔西班牙人的情况。盖沃尼兹后来报告说，他的名声无可挑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战略情报局和英国反间谍特工将梳理他们能找到的有关科尔贝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证实，他的确是受雇于德国外交部。科尔贝的妻子年轻时就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但他现在很少与儿子见面。他疏远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个纳粹同情分子），后来找了个情妇。
科尔贝开门见山地说出了美国人心里所想的问题。“你们这些先生们会问这些情报是否真实，如果是真实的，我又是怎么拿到手的。”他用愉快的声音说。杜勒斯的第一印象：这个人看上去天真无邪不谙世故，不像是外交官或间谍。科尔贝解释了他与里特尔的工作。杰拉尔德和杜勒斯互相瞥了一眼，他们知道那个人。
他们聊了将近三个小时。科尔贝从信封里取出了材料，详细地阐述了他对纳粹的憎恨，并讲述了更多柏林生活的见解。他透露外交部用来掩盖情报的密码系统，勾勒出了希特勒的东普鲁士总部“狼穴”建筑的地图，他为里特尔办差的时候曾去过那里。杜勒斯最后还是提出了令他满腹狐疑的问题。他直截了当但面带微笑地说：“我们无法得知你是不是一个密探。”
科尔贝回答说：“你要是不怀疑才幼稚可笑呢。此刻我无法证明自己不是。不过，如果我是，我不会这么大费周折地给你们带来这么多内容的文件。两到三个文件就足够了。”言之有理，杜勒斯想。他问科尔贝这些情报要付他多少钱。这个邮差却说一分不要。杜勒斯和杰拉尔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凌晨3点多，科尔贝起身准备离去，他再待下去就会不安全了。客人走后，杜勒斯留下来与杰拉尔德聚精会神地阅读文件，并与科尔贝所说的话对照比较。他们一致认为，这位线人好得简直不像是真的，这使他们更加怀疑自己被一个双重间谍玩弄了。然而，杜勒斯不想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与列宁失之交臂同样的错误。这四个人于星期五早上在杰拉尔德的公寓再次碰头，时间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后，科尔贝搭乘中午的火车赶回柏林。
科尔贝透露了他前一天去德国公使馆得到的在伯尔尼纳粹间谍网的情报。尽管这位德国人分文不取，杜勒斯还是硬塞给了他200瑞士法郎，让他支付旅费并给柏林上司购买礼物。科尔贝递给了杜勒斯一封信，让他转交给自己的儿子彼得，以防盖世太保抓获并处决他。杜勒斯和科尔贝一起弄出了两个人使用的多种暗号，用于他在德国以外的旅行使用。如果他再来伯尔尼，他将自称“乔治冬”。如果他到了中立国瑞典，他对斯德哥尔摩战略情报局使用的名字为“乔治夏”。为了验证他的身份，他的暗号将是“25900”，是1900年9月25日他生日的缩写。
次日，8月21日，杜勒斯火速电报总部要求召开午夜紧急会议。在那条电文及随后数百个电文中，他给了科尔贝另一个代名“乔治·伍德”，外加两个代号，分别是“674”或“805”。杜勒斯写道，杰拉尔德和他自己争相“验证伍德的善意”。军情六处亦然。与此同时，“必须对每个现有的保安密切观察”，以防伍德的秘密身份暴露，他的情报“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在后续的电报中，杜勒斯发送了迄今为止科尔贝所提供的十万火急的文件集锦，如盟军轰炸鲁尔的战斗损伤、德国和日本潜艇在南非好望角的秘密会合点以及刚刚运到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的“贿赂金”——200万金马克。华盛顿对杜勒斯发来的有关科尔贝电报建立了专门处理程序。这些电文的代号为“卡帕”，只有六七个人够资格阅读它们。电报到达总部后，分析师根据每条主题重新编排，并指定为“波士顿系列”。为了迷惑敌方特工，以防对方截获并破解他的“卡帕”情报，杜勒斯还使用了一组精心设计的代码词来描述所提到的人名、地名和组织。例如，在伯尔尼的纳粹领事被称为“瓦尔多”、布达佩斯的纳粹领事为“拿铁”、德国外交部为“格兰德”等。
远在柏林的科尔贝制定了一套传递情报的流程。在里特尔草签外交部的电报证明他已经阅过后，那些文件就会到达科尔贝处做销毁处理。他会选择那些无关紧要的电报进行销毁，重要的那些，他为杜勒斯藏匿在他的保险柜里。有时候，科尔贝利用前往伯尔尼做邮差的朋友，将装有电报的信投递给科赫尔塔勒尔，后者再转交给杜勒斯。如果杜勒斯有一个什么具体的要求，比如针对日本的军事情报，他会假装是科尔贝的女朋友给他写明信片说，一个朋友在伯尔尼经营一家小店，想知道柏林门店有没有特别的日本商品。杜勒斯还秘密传递了一个微型照相机给科尔贝，让他把资料做成缩微胶卷。他便在公寓里彻夜不眠地拍摄文件，然后把缩微胶卷藏在表盒里交给杜勒斯。
1943年10月8日，乔治·伍德第二次来访伯尔尼。这次的旅行经历比较恐怖：一架偏离的英国蚊式轰炸机扫射了火车，轰炸了轨道。在他外交邮包的单独信封里装着200页的电报，内容广泛涉及经济、外交和军事话题；还有两枚金戒指，用来报答杜勒斯上次旅行所给的200瑞士法郎。接下来的三个晚上，科尔贝绕了一大圈，才溜进了绅士街的公寓，在壁炉边与杜勒斯简述文件内容。为了让德国公使馆信服他夜间的缺席是为了艳情，他在伯尔尼的妓院待了几个小时，好让那些妓女记住他，以防盖世太保检查，他还去医生那里拿治疗性病的账单用作证明，以备审讯时使用。杜勒斯给总部发电报说“需要几个星期”来处理和传输这个工作量。
但在那年秋天，华盛顿很少有重要的人物阅读杜勒斯与弗里茨·科尔贝挖掘的财宝。战略情报局办事处能获取这么多重要信息，让克劳德·丹西深感不可思议。几乎从他得知此事开始，“克劳德伯伯”就开始领导军情六处的人采取行动来抹黑这名德国人，说他是与吉泽菲乌斯串通好的双重间谍。华盛顿同样怀疑乔治·伍德是个奸细。尽管他们没有证据说明情况，但是战略情报局总部的反间谍官员煞费苦心地编织这个德国人可能欺骗情报机构的情景。他们一致认为杜勒斯转发给总部的科尔贝的电报使用代码，已被阿勃维尔截获，他们已经知道那些内容，甚至利用电报破译了战略情报局的加密系统。由于华盛顿和伦敦的狭隘思想，能接触到“卡帕”电报的赫尔姆斯跟费迪南德·迈尔一样困惑。
“怎么可能操纵和歪曲这么多的信息呢？”赫尔姆斯后来写道。乔治·伍德的情报会极大损害德国的利益，不像是“鸡饲料”（间谍行业的术语，指双料间谍为献媚敌方而提供的不会造成损失的情报）。杜勒斯听闻“卡帕”电报被诋毁，被堆放在反间谍特工的桌子上像博物馆的收藏品而不是分配给可能利用这些情报的“消费者”时，变得更加怒火中烧。他在一封电报中愤怒地写道：“我愿意以我的名誉担保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有一次，总部准备了一系列问题，让杜勒斯发给乔治·伍德以测试他的可信度。杜勒斯推诿了。与科尔贝的通信已经令他陷入极大的危险，玩这种游戏简直太浪费时间了。
科尔贝一直在家中的抽屉里放着一把左轮手枪，打算万一盖世太保敲门时使用，的确他也曾经是命悬一线。有一次，他正在办公室里拍摄文件，一位秘书打来电话说，里宾特洛甫跟希姆莱开会需要那份文件。科尔贝趁大家注意到文件失踪之前，十万火急地将文件放回了文件柜里。还有一次，在邮电部的一个秘密特工开始乱翻一箱他准备运往伯尔尼的衣服。科尔贝握住了大衣里的手枪，准备先射杀尽可能多的纳粹分子，然后自尽。因为缩微胶卷就藏在那些衣服的口袋里。正好，另外一个官员走进了房间，分散了那个检查员注意力，箱子就这样蒙混了过去。
科尔贝圣诞节后不久再次来到了伯尔尼，又带了200页的电报，边上有许多他的铅笔注释。里特尔对他的助手频繁去瑞士旅行没觉得任何不对劲，还让他从当地的商店带回一盒巴西雪茄。伯尔尼有限的人手夜以继日地翻译文件，将文件综述和科尔贝与杜勒斯的炉边谈话报告发送出去。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科尔贝为战略情报局提供了全世界40多个德国外交前哨的1600份外交部的电报和备忘录。文件警告盟军有8000名意大利犹太人被迁出“清算”、披露了德国情报部门知道的关于英国飞机准备进攻法国情况、透露了纳粹飞机在英国的损失情况、精准定位了轰炸德国军火工厂的位置，并提供了日本战机生产的数量。科尔贝的秘密情报也翻出了盟军安全的弱点。他的情报揭露了“西塞罗”——一个在土耳其英国大使馆的阿尔巴尼亚人为德国作间谍的纳粹代号，并帮助揭露了“约瑟芬”——一个在伦敦帮助德国人的瑞典海军武官。杜勒斯自8月以来积累的资料，和科尔贝圣诞节交付的文件组合在一起，终于让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的老爷们相信他是真材实料，尽管战争期间对他的怀疑并未消散。美国陆军的情报队小心翼翼地过滤了这批“波士顿系列”，并断定大部分是真实的。有些材料陆军无法证实，但也认为是真实的。情报处只发现了“一条坏鱼”：据战略情报局备忘录记载——德国派遣国防军到意大利前线是错误的情报。英国情报局心有不甘地承认，科尔贝的报告只有百分之四是不准确的。比尔·斯蒂芬森——英国情报局纽约站站长，后来得出结论：乔治·伍德的交易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秘密情报成就之一”。
在科尔贝交给杜勒斯第一批电报五个月后，陆军部终于开始将德国的情报分发战地。多诺万开始向罗斯福发送乔治·伍德的报告。圣诞节前夕，费迪南德·迈尔和他的代号为“头彩”的老板惠特尼·谢泼德森向杜勒斯发来了节日的问候。他们在问候中说道：“过去一年里，你的成就不同凡响，并且一直是我们所有人的灵感源泉。”杜勒斯开始的道路坎坷不平，但从10月起，他所有发出的报告都得到了总部较高的评价。即使是他的“新闻快报”的文稿——他每晚无线电通话的绝密情报和对外政策建议——也正在被一个“迅速增长的人群”阅读，另一份电报说。如果他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总部要求他提前几天通知助手，好安排多诺万亲自听取电话。不到一年，谢泼德森自豪地在一个秘密的内部备忘录中指出，杜勒斯已经将伯尔尼变成了“来自德国、意大利、敌占国和巴尔干卫星国的情报中心”。
但是总部仍然保留着“你最近为我做了些什么”的态度。12月30日的电报一定惹恼了杜勒斯，“头彩”和“加勒比”写到弗里茨·科尔贝仍需在第三帝国内部安插更多的间谍，组建更多的间谍网络，把更多情报送到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