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的晚上，弗卢尔和范·戴克终于与到达慕尼黑第七集团军的美国情报人员取得了联系。他们呈上了自己编制的慕尼黑和巴伐利亚盖世太保军官的长长的名单，以及柏林在最后时刻让德国间谍转入地下的电报计划。凯西来的时候，他们正在帮助陆军反情报官员扫**城市的盖世太保高级官员及其下属，以便以战争罪起诉他们。在60多名被逮捕的人中，有慕尼黑的盖世太保的执行秘书埃米尔·魏兰，此人曾向弗卢尔和范·戴克出卖了自己的同党。魏兰发现这两个特工没有信守承诺把他和家人一起送到南美洲，而是和其他战犯一起送到了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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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许多意大利德军步菲廷霍夫和沃尔夫的后尘选择了投降。同一天，柏林指挥官向苏联投降。5月4日，丹麦和荷兰占领军投降。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回忆道：“‘日出行动’的成功使德军在意大利北部同样处于绝望的境地。”5月6日，凯塞林第一次痛下决心，向雅各布森·德弗斯将军的第六集团军交出了自己的陆军G集团军。同一天，海军元帅邓尼茨下令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所有军队无条件投降。
5月7日，星期一，凌晨2点30分，因痛风再次发作而步履蹒跚的杜勒斯，拄着拐杖来到一个仪式现场，周围是盟军军官、战地记者、新闻摄影师，强烈的聚光灯在现场照射。这些人聚集在一个二楼的房间里，都站在大橡木桌周围，这个地方是巴黎东北古城兰斯的一个校舍，艾森豪威尔用来做了他的前方司令部。杜勒斯此次前来盟军最高统帅部总部，是为了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战略情报局对德国的战后行动，而且应其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的邀请，来见证全体德军投降签字仪式。史密斯坐在桌子的一头，两边是盟军和苏联官员，面前放着几份有五个段落的《军事投降法案》。由一位在和平时期当过演员和剧院经理的英国上校在三天前匆匆写成的文本，基本上承袭了亚历山大用于意大利“日出行动”的投降文件。邓尼茨德国国防军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被派遣来签署投降书，他和其两名助手一分钟后到达现场，每个人都先立正，微微鞠了个躬。史密斯挥手，让他们坐在他对面的空座位上。签署仪式只用了10分钟的时间，德军投降将在5月9日凌晨生效。约德尔老泪纵横，被带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在那里盟军最高指挥官告诉这个德国人，“如果违反了投降条款，他本人要承担一切责任”。约德尔说他明白。
“你可以走了。”艾克说道。对待这名军官像打发一个二等兵一样。
第二天，赫尔姆斯开车从巴黎到兰斯与杜勒斯会合，一起向盟军最高统帅部就战略情报局将派遣到德国的特派团做汇报，那时赫尔姆斯对杜勒斯还不算了解。凯西在广播中听到丘吉尔宣布欧洲战争结束的消息时，还正在巴伐利亚西南的奥格斯堡游历，他给索菲亚和他的女儿伯纳黛特写道：“既然已经取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壮举，我充满了一种疯狂的欲望，想回到你们两个身边，从此再也不分离。”
5月8日，伯尔尼教堂的钟声持续了整整一天。德国大使馆的烟囱再也没有看到焚烧文件的滚滚烟雾，瑞士外交部团队来使馆里视察时，所有员工都干净利索地立正，并为他们奉上咖啡。5月8日，在一场狂风暴雨后，伦敦的街道上挤满了汽车、卡车、公共汽车，人们不停地在按喇叭以示庆祝。成千上万的人涌进议会广场和莱斯特广场载歌载舞，骑士桥上的哈洛德百货公司在外墙挂上条幅宣告“上帝拯救国王”，在格林公园和汉普特斯西斯公园，篝火映红了天空。当天晚上，整个城市的街道灯火通明，让那些“享受”黑暗的妓女们无法营生。之后，所有战斗人员都必须清楚并接受在欧洲和亚洲的战场中，死亡人数为6000万人。
除了在“日出行动”出场的德国人外，5月21日，盟军逮捕了伪装成一名陆军中士的希姆莱，两天之后他服毒自杀。卡尔滕布鲁纳在投降后散播消息说，他是“日出行动”谈判的背后操盘手，盟军并没有听信他的话，以战争罪处决了他。凯塞林因在意大利的战争罪行被判服刑五年。1947年9月，菲廷霍夫作为一名战俘被释放。杜勒斯一直试图保护沃尔夫，沃尔夫期待因为自己在“日出行动”的关键作用，可以免于过去战争罪行的起诉，然而公众的压力迫使沃尔夫接受审判，最终他被判入狱七年。
5月5日，杜勒斯和盖沃尼兹到卡塞塔参观，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多诺万和盟军高级军官纷纷发来贺电。多诺万的代表约翰·马格鲁德发电说，如果他们知道那个秘密会谈，成千上万对父母会因为“日出行动”在北意大利拯救的生命“而保佑你”。杜勒斯认为“日出行动”导致了100万德国士兵的投降，并预先阻止了在阿尔卑斯山的纳粹堡垒，是他战争期间最辉煌的成就。但是，一些在伯尔尼的杜勒斯的官员认为，“日出行动”不值得大加赞许。北意大利德军的投降只比整个德国军队投降提前了六天。堡垒策略只是个神话，北意大利放弃的轴心国军队也就只有50万人或更少，不是100万人。毋庸置疑，意大利的财产和艺术珍品免遭破坏，当时所拯救的生命可能有几百或几千，但他们大多是德国人的性命，因为亚历山大的军队伤亡要少得多。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称赞让战争早日终结的是亚历山大的“辉煌战役”而不是杜勒斯的谈判。但“日出行动”所彰显的是，一个在前线取得停战结果的秘密行动，已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充满外交陷阱。
杜勒斯与多诺万策划了一个战后的新闻战略，以确保他和战略情报局因“日出行动”而赢得公众褒奖，结果热情洋溢的新闻文章层出不穷，甚至《逼真漫画》也刊载了关于暗中投降的连环画。意大利政府为其骑士精神，授予杜勒斯“圣莫里斯和圣拉撒路大十字勋章”。在多诺万的请求下，杜勒斯最终获得了功绩勋章，这是他在“二战”期间当之无愧的公民奖。杜勒斯对于此奖章故作谦虚之态，却在幕后悄悄游说，确保战争部批准该奖章，并在表彰时将他的名字拼写正确。在兰斯的投降书签署之后，杜勒斯与盖沃尼兹休假一周，为战略情报局撰写“日出行动”的细节，让他们可以继续引领舆论的导向。这些谈判有助于提高杜勒斯作为秘密间谍的声誉，而且后来在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后，这些谈判进一步增强了他通过“日出行动”一样的隐蔽行动改变历史进程的信心。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后，杜勒斯写了一本关于秘密会谈的书，并与好莱坞合作拍摄了一部关于这个故事的电影。
杜勒斯对其在伯尔尼的其他成功并不羞于启齿。1947年，他又写了一本关于他与德国地下组织联手的书，他有理由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在战争期间，他的伯尔尼站成为多诺万最重要的情报站之一。杜勒斯被封锁在瑞士，而且很大程度上凭一己之力，为华盛顿打开了一扇第三帝国的窗口，通过德国外交部内部、阿勃维尔和抵抗运动为他提供资料。他所搜集的政治情报和经济情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首屈一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军事情报也大有改善。当然，他也发过谣言和未经证实的情报电报，有时他还误判事态的发展。他所提供的情报对罗斯福及其高级顾问的政策决定几乎没有直接影响。然而，多诺万在白宫和内阁机构广泛散发了他的报告。杜勒斯在伯尔尼建立的是个微型中央情报局，揭露秘密，孵化心理战术方案，开展秘密行动，并对深远而广泛的主题提供分析，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论是同事和对手都对他敬仰有加。军情六处的斯图尔特·孟席斯，一个对美国人尤其没有什么溢美之词的人，评判杜勒斯是盟军情报的“光之山”之钻石。
在德军投降后，凯西坐下来，写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来评估他的行动。总共有150多名特工从伦敦、法国、低地国家派往德国，执行了102项不同的任务。他承认，结果算不上太壮观，只有57项任务可视为成功，26项任务失败。截至7月底，凯西无法确定其余的任务是成是败。凯西认为，渗透德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特工人员的伤亡（约36人）远低于他的预期。此外，他相信，除了情报之外，“还积累了大量副产品”。有几个团队，如梅尔在因斯布鲁克的团队，说服了德国指挥官投降；而另一些团队，如“画家”特工队，渗透到了盖世太保或帝国保安部，即使他们不能将情报发回，那些赶在盟军部队前面的特工队也能给先锋队提供战术情报，让他们了解前方的敌人，或者在夺取的城镇帮助他们识别当地的纳粹分子。在凯西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就在他的特工大显身手的时候，欧洲战争结束了。凯西写道：“要让一个秘密团队在三周到三个月的时间取得真正的成效，怎么也说不过去。如果这些行动提前两个月展开，将会取得实质性且显著的结果。”
赫尔姆斯对此并不信服，“我认为没起太大作用”。后来在问及他对凯西的行动看法时，他说：“空降到那里的都是英勇的人……但如果说这对战争的结果有多大影响，那就太夸张了。”杜勒斯也相信，凯西最终产生的效果甚微。科尔比作为一名亲身感受伞降到敌对环境中的人，最有资格发表看法，他认为渗透到德国的间谍活动远比凯西所说的困难。在后来的生活中，凯西对其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更加周全考虑，他所总结的成就只剩下“我们可能救了一些人”这一点了。
在伦敦接替布鲁斯的J. 罗素·福根建议为德国渗透行动授予凯西功绩勋章，海军却认为他所收到的美军青铜星章已经足够了。不过两个人都认为他们还是笑到了最后，一个法国的官员带着一个袋子拜访了福根的办公室，里面满满地装了五枚“法国英勇十字勋章”，让站长把这些奖章分发给战略情报局特工。福根瞄了一眼那个纸袋，转向正在房间里的凯西，问道：“你觉得咱们要把另外三个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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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在挪威的博胡米尔奉邓尼茨之命交出了自己的军队。科尔比急于逃出他的大本营，为其饥饿的手下寻找食物。5月10日，他向总部报告说他们现在的口粮只能维持几天的生命了。科尔比在另一封给伦敦的电报中愤愤地抱怨：“士气正在迅速下降。”
“兵强马壮”的盟军部队已经开始陆续抵达奥斯陆，被誉为“解放军”，而突击队员只能待在山间日渐消瘦。第二天，总部终于同意了科尔比的计划，让他的手下从大本营撤离，到斯纳萨去寻找食物，然后去更南面的斯泰恩谢尔让德国守军投降。
斯泰恩谢尔之旅又带来了新的危险。在德国投降后，挪威立即陷入了一个紧张、混乱、动**的无政府状态。在卖国贼林南及其团伙在特隆赫姆被捕后，吉斯林和他的大多数高级部长也相继被抓获，许多的盖世太保、阿勃维尔和帝国保安部军官，如过街老鼠一样逃窜到了中立国瑞典。与此同时，25万德国士兵、飞行员、水手和党卫军部队全副武装人员留在挪威，根据一个盟军的情报报告，大多数人“行为端正”，但很多人都垂头丧气，间或还与抵抗力量之间发生零星的枪战。数以万计的德国国防军士兵都涌进北特伦德拉格郡奉命投降，但对于像挪威特别行动组这样的盟军小分队，他们会甘愿和平投降吗？科尔比担心这些人会做出傻事，让他的手下丧命。
值得庆幸的是，科尔比发现斯纳萨的德军指挥官很被动，村民喜气洋洋地欢迎他的到来，并给他那面黄肌瘦的手下奉上了食物。在斯泰恩谢尔的敌军驻地，敌人人数已经增加到了6000名。科尔比带着自己分队中两个最高大的突击队员，来到了德军军营的正门，其余的挪威特别行动组成员在远处打掩护，然而那个德国指挥官显得比科尔比更为紧张，心甘情愿地投降，更为主动的缴械行为随之而来。科尔比的团队被派往纳姆索斯的沿海小镇，那里有10000名德国国防军士兵。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几组德军与他的突击队擦肩而过，一脸的傲慢，而且五艘包围着那个港口的德国军舰船员还高呼“胜利！”对船只一无所知的科尔比，带着3名曾做过商船水手的突击队员，登上了那五艘军舰，假装专家进行视察，这种虚张声势的样子唬住了德国人，他们意识到自己输了战争，立即结束了那种挑衅行为。
在履行了几周枯燥的职业责任后，他们的工作由于挪威王室和流亡政府归来的盛大游行而中断。6月下旬，科尔比和他的挪威特别行动组突击队，预订了一架拥挤的客机，将他们载回了伦敦。顾不上憔悴和疲惫，科尔比来到格罗夫纳街冷冷清清的战略情报局伦敦站，渴求另一个任务，比如他曾提议到西班牙去动摇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伦敦站没有理睬他的想法，而是命令他把挪威特别行动组的费用先算清，并写一份“赖普行动”的总结报告。在他能想象的最险恶的环境下执行任务，科尔比认为团队在延缓德军从挪威撤离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是他的分队很小，只能发起两次捣毁诺尔兰铁路的袭击，而花在野外生存和避开德军的时间与敌军作战的时间不相上下。他争辩道，如果有了更大的力量，他可以发起持续的攻击，使铁路线“完全瘫痪”。科尔比如凯西一样，在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后，对自己的成就进行了更严苛的审视，毕竟手下牺牲了10人。他对一个采访者说：“我觉得我们对改变战争的进程所做甚微。”
但早在1945年7月，当他登上一艘装有飞机和美国兵的英国商船，前往纽约进行为期11天的航行时，威廉·科尔比可是洋溢着乐观和充满着爱国豪情。他写信给他的母亲说，他想去圣·保罗探望他的祖父，然后前往佛蒙特州“游泳”并追求“美国女孩”，再乘船前往亚洲，在那里与日本的战争仍在继续。“能回到美国是多么美妙啊”，他在信中说。在海外看到的国家越多，他认为，“美国的方方面面就越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