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凯西觉得自己像个君主一样游历欧洲，不仅有汽车和司机随时听他调遣，还有一架配备4名机组人员的飞机带他四处飞行，晚上还可以在战略情报局的城堡过夜。“还有数百人随时听候我的差遣，”他给索菲亚写道，“我可能再也不会做这样一个大腕或这么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六个星期以来，他在欧洲的城市间游来**去，关闭设置在德国的渗透机构——这项工作比他预期的更耗费时间和精力。他需要与那些特工一个个算清账目。凯西想努力为像“医生”和“画家”特工队这样的珍贵团队争取奖金。凯西的情报采购主任乔治·普拉特，在4月底之前曾向他提出建议，必须对每一位返回的特工就其在战场上的表现“进行彻底的审讯”；特工所发回的每封无线电报告以及他在行动后的会面，随着战略情报局进入纳粹德国，都必须与现在所了解的一一核实；每个间谍都要回到“他当时所生活的环境中”。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可能要花费半年的时间，因为一些特工可能不想回去，如果强迫让他们回去，他们可能会“恶意”泄露秘密，普拉特警告说。凯西为那些想在战后定居美国的外国特工制定了规章制度，他不想把战略情报局变成一个移民机构。但凯西决定，任何外国特工在提交书面申请的时候，都可以注明他们曾在间谍机构工作过。

凯西也参与了盟军大规模情报工作，为被德国人送到集中营的特工人员做解释说明。正是这个原因，在慕尼黑停留期间，他去探访了“画家”特工队，他抽空乘车去了趟达豪这个古朴的村庄，那里有帝国最早的集中营，关押了20多万名囚犯，其中30000多人死于囚禁。被俘的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特别行动处特工和外国抵抗组织的战士曾在达豪集中营待过，他们在那里或饱受折磨，或被枪决，最后腐烂在那里。

在去参观一家之前为火药厂的集中营时，凯西的公文包中还放着盟军寻找集中营情报特工的报告。他漫步在院里，审查大约30000名徘徊在那里的面黄肌瘦的囚犯，检查了成堆的鞋子和衣服，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特工在俘虏收容所的证据。他看见陆军的收尸队，处理像柴垛一样堆积在集中营的库房以及沿铁路轨道附近的39节车厢中成千上万具**裸、腐烂的尸体。和被解放的集中营的美国兵一样，他对这种景象感到恶心且愤怒。

他之后写道：“我永远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关于德国及其军事机器的情况，却对集中营和大屠杀的规模知之甚少。”凯西没有意识到或选择忽视的是，多诺万的组织对所搜集的调查种族灭绝事件的报告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战略情报局的主要客户富兰克林·罗斯福觉得这类情报索然无味。离开达豪集中营的时候，凯西坚信，如果现在不阻止，纳粹的邪恶将会在某些地方继续。

回到伦敦后，凯西和他在战争中聚集起来的渗透德国的工作人员转移了注意力，他们决定必须在被征服的国家进行秘密情报行动。他认为杜勒斯会在战后领导战略情报局在德国的特派团，于是将伦敦可以发动战后情报行动的人员名单发给了他。杜勒斯给凯西发去了一份他和盖沃尼兹列出的40个“德国良民”的名单，如弗里茨·科尔贝和汉斯·吉泽菲乌斯等，他们曾帮助过瑞士的伯尔尼站长，现在可以为德国使命效力。例如，科尔贝可以帮助筛选柏林占领军缴获的外交部文件。凯西让赫尔姆斯管理“皇冠宝石”（后来对这些德国人的称谓）。伦敦站也恢复了招募计划，在盟军战俘营中招收愿意为战略情报局充当间谍的德国士兵。赫尔姆斯转发给了凯西一个秘密行动方案，代号为“双雄”，从在德国工业从业的2.5万名西班牙人中招募秘密特工。凯西和其他人一致同意，这些间谍的重要目标将针对苏联和德国的红军占领区，但他们决定不对这一任务形成文字。

多诺万提议，让凯西作为杜勒斯德国特派团的情报主管，但奇怪的是，凯西本人拒绝了。他说自己对德国“没有特殊的知识”，鉴于他刚刚足足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考察”这个国家，这个借口有点匪夷所思。凯西告诉多诺万，他想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一小段时间，然后准备乘船去亚洲参加对日战争，可是他对日本所知更少。他请求离开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他认为在德国的战后职责不重要，而且他不想在杜勒斯的领导下任职，在战时两人已经成了竞争对手。7月初，凯西和福根乘坐多诺万的私人飞机去了华盛顿。这三个人在漫长的飞行中玩了金拉米纸牌游戏，并讨论了需要在远东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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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安德鲁号帝国级商船把科尔比和其他美国兵放在了纽约城的码头。第二天，他乘火车到华盛顿，并在国会乡村俱乐部报到，此地已成为战略情报局官员从欧洲准备转移到亚洲的中转站。与挪威相比，F区的食物简直是山珍海味。上午7点30分才开始用早餐，每晚晚餐后的首轮电影的门票只需要15美分。多诺万还特批，将军们可以在俱乐部破旧的球场上打高尔夫球。

科尔比是战略情报局挪威特别行动组15名“精英”突击队员之一。情报局想派他到中国，引领中国本土部队在日军敌后执行破坏任务。但在接受命令之前，他必须接受国会乡村俱乐部心理医生的另一轮面试。他被宣布完全适合在亚洲工作。心理医生得出结论，科尔比“在杰德堡特工训练及在挪威的使命中，都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的手下，其中一些在俱乐部等待重新分配，对他的耐力、领导能力和勇气都表示赞许。面试者在唯一的注意事项中提道：当被问到他对战略情报局的看法时，科尔比的态度是“总体上令人钦佩，但对高层职位人的无能略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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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比在乡村俱乐部放松的时候，凯西和福根正在与多诺万一起起草将战略情报局转为战后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按照该计划，新机构将继续由这位将军领导。然而，在这一点上，多诺万的华盛顿政敌，已经成功地将其变成了一场徒劳无益的运作。1945年2月，一份关于多诺万建立战后中央情报局秘密计划的资料被泄露，很可能是J. 埃德加·胡佛在背后搞鬼，虽然一直未经证实。疯狂的共和党麦考密克-帕特森报团得知消息后，发表了煽动性的报道，指责多诺万想建立一个盖世太保一样的组织。这种负面宣传足以让罗斯福打消这个念头。杜鲁门与多诺万不是一类人，而且不是特别喜欢那位华尔街的律师。他就任总统时，胡佛和五角大楼再次打得火热，不断给白宫提供战略情报局和局长个人生活中极具负面影响的信息。

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六天后日本宣布投降。凯西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亚洲了，他也不想再继续留在战略情报局或者其继承机构（如果有的话），至少现在是这样想。他曾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有权有势的人混在一起，但他不属于那个阶层。他所取得的成就来自决心和本领，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力。他希望有一天能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领导层的一员。他打算步“野蛮比尔”多诺万的后尘白手起家，此人跟他一样，也曾是纽约州的爱尔兰天主教街头小子。他要回到纽约赚取大量财富，加入富豪精英之列，像多诺万一样从容地在商界与公共事业之间走动。他曾坦白地对一个至交说：他想发大财，再回到华盛顿时，可以“任意挥霍”。

8月31日，因轻度黄疸，凯西向战略情报局递交了辞呈。对他得意门生的决定，多诺万并不感到惊讶，但看到他的离开仍然很痛苦。他对聪明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总是放手让他们去干，比如凯西。多诺万写信对他说：“在艰难的时刻我们都各尽所能，唯有你挑起了一副最沉重的担子，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凯西觉得自己像一个逃兵一样，就这样离开了这位长者。他发自内心地保证，只要多诺万和战略情报局需要，他会随时待命。多诺万经常让他放下华尔街的业务，到间谍世界做简短的探访。而对凯西，这也正中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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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科尔比离开了国会乡村俱乐部，在华盛顿找了间临时公寓。科尔比认为，无论和平时所保留的情报机构是怎样的，都可能不需要他在战争期间所磨炼的准军事技能了。他原可以像他父亲一样留在军队里。他奉命参加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的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然后返回锡尔堡炮兵团。但科尔比在常规军中感觉很不自在，而且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思维僵化不合他的口味。他决定秋季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继续他的课程，然后做一名律师。

科尔比还决定娶芭芭拉·海因岑为妻。战争年代，两人都无暇思念对方。科尔比回到美国后，给不下五六个女孩打了电话。芭芭拉恰巧是唯一一个接电话的人，所以他和她又恢复了恋爱关系。麦克安德鲁号帝国级商船停靠在纽约的那一天晚上，她其实正好与一个西点军校的教官有个约会。1940年，她与科尔比相识，并不是一见钟情的那种。虽然如此，芭芭拉还是意识到并确信，他们在一起会很快乐。战争结束了，小伙子们回到美国开始求婚，她与她的闺蜜们对此很兴奋。科尔比也认为男人从前线归来都这么做，而且他也到了适婚的年龄，那就男婚女嫁。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埃尔布里奇对这个联姻很满意。他一直羞于表扬他人，但这次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却使用了溢美之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科尔比“勇于接受新的责任，并在未来艰苦的世界中继续获得新的幸福”。9月3日，芭芭拉的母亲宣布了女儿与战争英雄的订婚。12天后，这对新人在纽约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举行了婚礼，当时科尔比回到美国才一个半月左右。在他抵达大教堂之前，科尔比在另一个天主教堂停留，在那里他忏悔了做伞兵时在欧洲休假的日子里所犯的罪孽。

小夫妻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找到一间公寓，又小又窄，每月租金80美元。《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的钱支付了科尔比的学费和房租，现在只剩下一个月10美元的伙食费了。为了支付家庭的其他开销，芭芭拉继续担任自由撰稿人，现在正在报道位于奥尔巴尼的纽约州议会通过的关于利息法案的工业公报。科尔比不久通过了法律审查，他很少跟芭芭拉谈起战争中他所做的事情，她所知道的也就是在新闻报道中读到的内容。但她根据他后来收到的奖章推测，那一定是危险重重。因他在挪威特别行动组行动中的英勇表现，奥斯陆政府授予他“皇家圣奥拉夫大十字勋章”。9月28日，科尔比最后一次穿上军装，乘坐火车到华盛顿参加多诺万举行的告别仪式，并与战略情报局其他13个特工在仪式上接受老局长颁发的奖牌。此前，陆军曾为其在“赖普行动”中的“英勇表现”授予他美国银星勋章。

在那个闷热的星期五晚上，700多名战略情报局间谍、突击队员、研究分析师和总部的员工挤在海军山情报局总部附近滨江溜冰场，那里已改造成了办公空间。多诺万的华盛顿官僚政敌终于成功说服杜鲁门，在9月末解散了战略情报局，并将其职能分散到了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八天前，多诺万还曾对杜鲁门签署的行政命令苦苦抗争，而此时聚集在溜冰场的员工个个垂头丧气。他的前面坐着一排排男男女女，就像亲戚参加葬礼仪式一样。将军对着他们讲道：“我们开展了一项不同寻常的实验，而现在已经告终。这项实验是为了确定，一个由跨越种族、出身、能力、气质和才干组成的美国人团体，是否能面对并挑战历史悠久的训练有素的敌人。这个实验的成功取决于你们取得的成就和对你们成就的认可。”凯西在总部的一个朋友给他寄了一份告别演说稿。

演讲结束后，多诺万走到了列队等待领取奖章的特工们面前。科尔比身旁站的是一位在泰国日军敌后作战的间谍。科尔比上次见到多诺万大约是三年前，当时是为了参加杰德堡培训的一个简短面试。现在，将军显得白发苍苍，62岁的他也不见了当年的神勇。在给科尔比的胸口别银星勋章并表示祝贺的时候，多诺万顿了一下，仿佛陷入沉思，然后说道：“奖章好漂亮，可却与我无缘。”此话不假，但他几乎赢得了各种其他奖章，包括全国最高的荣誉奖章。科尔比腼腆地说：“先生，我相信它在您的荣誉勋章旁边肯定会很好看。”多诺万微微一笑，移到了下面一位。

就在战略情报局局长给其他人别奖章的时候，科尔比心潮澎湃。他突然想到，能活下来是多么的幸运。假如“解放者”轰炸机偏离的航线再多一点，把他空降到了蒙塔日的德军驻地，假如罗歇·巴尔代背叛了他，假如他在苏格兰海岸或挪威坠落的飞机上，假如在袭击诺尔兰铁路后德军的巡逻队抓住了他……他站在队伍中沉思着，他的战略情报局的经历也不过就是一个充满历险的插曲。

这种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其在欧洲战场作为一个传统军事机器的小螺丝钉，他宁愿在战场中一直是个“非常自由”的非传统特工，尽管有时会被伦敦束手束脚。他参加陆军时，还是个腼腆的年轻学生。而现在，在离开战略情报局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充满自信的人，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危险，拥有自己的“自由精神的陪伴”，他后来写道。作为一个突击队员时，他有时会冲动，但说到底，他认为为战略情报局效力，让他懂得了仅有勇气和献身精神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智慧的陪伴，它们会导致徒劳的、致命的浪费”，他总结道。他在战略情报局的经历，也使他认识到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重要性。他能在捍卫这些自由的战争中幸存下来这一事实，让他坚信，如果未来他继续为这样的自由而战，就一定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