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并不急于到投降的德国赴任。他先是休假一周，跟盖沃尼兹一起写“日出行动”报告，之后，他托玛丽·班克罗夫特照顾克洛弗和女儿琼，自己飞到华盛顿与多诺万会面，然后到纽约和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与合作伙伴会面协商。旅途中，痛风一直在困扰着他。律师事务所从7月1日停发了他的工资，所以杜勒斯开始从战略情报局领取薪水，每月850美元。在德国工作期间，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寄给了仍在伯尔尼的妻子克洛弗和女儿琼。
在他返回欧洲在伦敦逗留时，英国人把他奉为座上宾，让他享受了皇家待遇，带他私下拜会了丘吉尔，并为他举办了答谢晚宴。1945年7月6日，他把伯尔尼站和绅士街的公寓移交给了罗伯特·乔伊斯，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驻外事务处官员，曾在战略情报局参加巴尔干地区的行动。第二天，杜勒斯穿一件宽松无徽章的陆军军装，飞到了德国的威斯巴登。多诺万申请让他做一名职位与将军相同的文官，因为他现在从事的是将军级别的工作。他的特派团不仅要监督战略情报局在德国的情报工作，同时也要兼顾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五角大楼一直推诿，但还是同意了让他住在将军级别的住处。
杜勒斯依然还在竞争对手的监视之下。一个在多诺万背后建立的名叫“池塘”的军事间谍组织的间谍，向他们的领导约翰·格朗贝克汇报，称杜勒斯计划利用政府部门的飞机，每月三次去探望他在伯尔尼的家属。同时，战略情报局有流言说，多诺万把杜勒斯弄到威斯巴登是怕他碍手碍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计划将是白费心机。杜勒斯认为待在被纳粹搅得乱七八糟的德国并非长久之计。
他到达威斯巴登时，美国有300多万人的部队在欧洲，其中160万人在按照2月份雅尔塔会议中划分的地盘与苏联、英国和法国军队在德国占领区。缴枪投降的德国士兵大约有1100万人。暴力事件并没有在欧战胜利日终结。在5月8日投降后，大部分饱受战争**的欧洲地区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机构被摧毁、政府流亡、边界解散、银行关闭、法律和秩序缺失。整个大陆的生活仿佛回到了中世纪，1700个苏联城市和乡镇被毁，三分之一的希腊森林消失，上千年的波兰建筑被一扫而光，德国只有2%的工业生产能力尚存，4000万人死去，其中2700万是苏联人，欧洲繁荣的地带现在人烟稀少。
在德国，600万人被杀，很多腐烂的尸体散乱在废墟中。欧洲成了战争孤儿的大陆，仅德国就有100多万名孤儿，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像野兽一样游**在犯罪团伙中。多达40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在德国做苦役的劳工想方设法返回自己的祖国。而其他人，如德国人，被炮弹炸出了家门或被强行赶出了东欧社区。复仇之势如星火燎原，整个大陆内战和种族清洗此起彼伏，胜利者逮捕、殴打、奴役或谋杀被征服者。苏联红军对德国百姓的“野蛮行径”愈演愈烈，斯大林担心“反冲”，最后发出命令让他们适可而止。
连续三周，赫尔姆斯在巴黎为战后德国筛选战略情报局官员，选中了50人，他们德语跟他一样流利。然后在4月5日，他随着向前挺进的盟军搬到了卢森堡，在那里为这个特派团建立了临时总部，并用“经济分析部”的名称做幌子。6月1日，他飞往了威斯巴登南部的一个郊区比布列希，先遣队已经在汉高汽酒香槟厂建立了永久性总部。除了内衣和备用制服外，赫尔姆斯还在行李袋中塞满了他认为必要的救生物品，如医药、茶叶、糖果。
然而，这个总部住宿环境很舒适，酒品供应丰富。威斯巴登位于法兰克福西部的莱茵河上，是一座温泉城，曾经是布莱德雷第十二集团军的指挥所，有幸逃过了盟军的狂轰滥炸，很多设施完好无损，比如赌场和剧院以及热硫浴。这些设施曾经让帝国财源滚滚而来。在比布列希的郊区，到处都是设备完善的别墅和郁郁葱葱的花园，汉高汽酒香槟厂虽遭到轰炸，但窖藏丰富，而且还在继续生产气泡葡萄酒。赫尔姆斯征用了八所住宅（有的带着佣人）和工厂附近的一座公寓楼做员工宿舍。他与其他几个军官住在一幢别墅里，他们戏称为“角兔俱乐部”，因为别墅墙上挂满装裱过的动物战利品，其中的一个动物标本是在一只兔子头上安上了犄角。间谍办公室就设置在了香槟酒厂尚存的行政大楼里，安装了防盗门和铁丝网。战略情报局特工起初免费痛饮气泡酒，最终还是建立了一个“战云”军官俱乐部，一杯酒付给厂商10美分。
正如在瑞士所做的那样，杜勒斯在威斯巴登组织了一个全方位服务的间谍行动机构。他带来了间谍官员，让他们在整个德国招募外国线人，搜集情报；还从伦敦带来了像阿瑟·施莱辛格等研究分析师，对搜集的情报进行评估；安排反情报间谍渗透到苏联机构等；还有医疗、通讯和行政等全套支持团队。此时赫尔姆斯已经晋升为海军少校，担任间谍部副手，协助范·德·格拉赫特中校领导所谓的“生产部”。中校是名一丝不苟的美籍奥地利人，加入战略情报局前，曾是五角大楼的首席建筑设计师，在伦敦站曾管理荷兰的间谍行动。格拉赫特和赫尔姆斯迅速建立了“P分队”间谍前哨，分布在威斯巴登、柏林、不来梅、海德堡、卡塞尔、慕尼黑、纽伦堡以及英国和苏联占领区。
从伯尔尼来的人中，盖沃尼兹成了杜勒斯的政治心腹，就如在瑞士一样。7月20日刺杀行动失败后，吉泽菲乌斯一直仓皇逃窜，现在已经是鬓发斑白，负责帮助找寻德国其他几个同谋者来协助杜勒斯的工作。科尔贝因为在战时帮助过同盟国，在战后被他的政府列入了黑名单。7月底，战略情报局为他提供了一部汽车和一套柏林公寓，他现在是杜勒斯对苏联和德国共产党分子行动的卧底了。玛丽·班克罗夫特拒绝了杜勒斯请她加入柏林的邀请。伯尔尼站的工作已经耗尽了她的身心和情感。她回忆说：“我再也不想听到‘情报工作’这个字眼了。”
凯西拒绝任命后，杜勒斯找来了海军司令弗兰克·威斯纳担任他的情报主管，并督导格拉赫特和赫尔姆斯的间谍分队。威斯纳来自密西西比，粗壮结实，精力旺盛，在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时就是田径高手，握拳时喜欢欣赏他那粗壮胳膊上的肌肉。后来他厌倦了在华尔街做律师，在珍珠港被偷袭六个月前参加了海军。在战略情报局，他对纳粹恨之入骨，对苏联也充满强烈的“道德”义愤。因为在布加勒斯特驻扎期间，他亲眼目睹了1944年初苏联红军占领罗马尼亚时的“野蛮”战术。
威斯纳是个工作狂，不喜欢社交派对；对是非对错也泾渭分明，热衷于秘密行动。尤其是现在，对苏联人的厌恶与日俱增。赫尔姆斯觉得此人不可思议，他怎么可以在琢磨棘手的间谍问题时，把一只脚翘在办公桌的抽屉上，然后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不停地在嘴边滑来滑去。他当时并不知道威斯纳可能患有躁郁症，这种精神病最后导致他在1965年自杀身亡。
杜勒斯很高兴威斯纳任其秘密情报处处长。凯西也认为他是担当此任的最佳人选。与杜勒斯不同，海军司令是一个高效而严苛的管理者，对管教那些懒虫从不手软。然而威斯纳与杜勒斯的关系并不亲密，后者喜欢出风头而前者喜欢低调行事。他反而对赫尔姆斯更亲近，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尽管这两人性格迥异，但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直到威斯纳去世。在香槟厂的早期岁月里，赫尔姆斯很善于在德国各地为特派团建立复杂的间谍机构。其绩效报告称，赫尔姆斯的德国知识广博、语言精通，“在激励同事信心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平衡、判断才能”。在比布列希以及之后在柏林，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清理纳粹犯罪和腐败的行径。同盟国列出了“立即拘捕”战犯的名单，赫尔姆斯搜集他们的罪证并寻找他们的下落。杜勒斯试图给那些在“日出行动”中，向他泄密并帮助他会谈的德国人提供保护，对其他嫌疑人他并不在乎。他将战略情报局在威斯巴登搜集的纳粹分子指控文件交给了纽伦堡检方（多诺万特别希望那些折磨和杀害他特工的人被绞死），并借给吉泽菲乌斯和科尔贝律师让他们对罪犯立案。
威斯巴登也成了少数美国收藏中心之一，里面用以投资的名画和珍贵艺术品有成千上万件，都是德国人从被征服国家的博物馆、犹太人或私人藏品中低价购买或抢劫的。1943年，罗斯福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保护欧洲艺术。一年后，多诺万组织了一支艺术抢救分队来帮助罗斯福的“古迹卫士”，并查访了艺术顾问，追踪被俘的纳粹首领，如戈林这样的帝国第一大盗的藏品。赫尔姆斯加入了这一不仅让战后德国汗颜的“狩猎行动”。在苏联占领的大部分国家，大多数被窃取的艺术品只是转了个手，从旧掠夺者转到了新掠夺者手中。美国商人购买了希特勒认为是堕落的廉价现代艺术品。一些手脚不干净的美国兵，偷窃了艺术品回国兜售。美国政府也曾动过将艺术作为战利品的念头，迫使德国人用他们窃取的或合法拥有的艺术品做战争赔款。
*
7月20日，杜勒斯飞到了柏林南部郊区的波茨坦。杜鲁门、斯大林、丘吉尔和克莱门特·阿特利（不久在丘吉尔大选失败后，接任英国首相）三天前就召开了波茨坦会议，位置就在仿都铎建筑风格的王储威廉的桑苏西宫。斯大林的意图是，在东欧建立一个苏联势力范围，同时把波兰和德国的大块地区弄成其军队控制的缓冲区，以防未来西部边境的入侵。他坚持该地区的政府要对苏联持续友好。在某种程度上，丘吉尔很同情“乔大叔”（斯大林），但杜鲁门与他的前任总统意见一致，认为惨遭战争**的国家有权民族自决。然而，这位新总统并无意施加太大压力，与苏联就德国东部和东欧开展另一场战争。
杜勒斯和多诺万一样，就美国对苏联做出的让步持批评态度，但他此次来波茨坦是另有他谋——日本人。杜勒斯把与杜鲁门在一起的罗斯福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拉到一旁，向他介绍了他在伯尔尼收到的日本和平试探。史汀生感谢这一情报并把他打发走了。有个消息他没告诉杜勒斯，在杜鲁门前来波茨坦会议的路上，新墨西哥州的科学家刚刚成功试验了一个核装置。当投射原子弹的消息传来时，杜勒斯正在柏林。他在想，如果日本的谈判代表更早些时候来找他，是否就可以避免广岛和长崎惨绝人寰的恐怖？他个人对这种错误表示唾弃。
波茨坦会议后紧接着便是“冷战”。斯大林对德国死灰复燃的担心，对东欧自由选举产生政府的偏见，外加他发自肺腑对美国动机的怀疑，让美国与他合作的任何可能性都那么遥远。柏林成了东西方新兴斗争中的一枚关键棋子。8月，杜勒斯、赫尔姆斯和赫尔姆斯率领的“P分队”间谍队将搬到前帝国首都。赫尔姆斯刚站稳脚跟就意识到，美国与苏联的秘密战争已经打响。他想参与其中，就如当年参与反纳粹一样。他来柏林的时候随身带了把32口径的左轮手枪、肩部枪套和头盔。只要上街，他就全副武装。在他野战军军装的口袋里，有个可随地驾驶陆军吉普车的许可证，以及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下发的特别许可命令，所有美国军事警察不得干涉他的行动。但由于在柏林，苏联人想方设法给他的生活制造难题，所以他的文书基本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5月7日德军在兰斯投降期间，盟军部队已经进发到德国1.64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上，按照雅尔塔会议，这是战后苏联控制的区域。狡猾的苏联红军指挥官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最终说服了美国和英国，同意7月4日从该占领区撤出，其交换条件是苏联从7月3日起让西方军队占领分配给他们的柏林的185平方英里。卢休斯·克莱将军，一个长鼻子的南方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和精明的政治参谋，后来对这个“协议”追悔莫及。斯大林和朱可夫为了让美国、英国和法国区域的大部分工业陷入瘫痪，直到7月12日才慢慢腾腾将苏联红军从西柏林撤出。
当杜勒斯和赫尔姆斯到达时，他们发现，这种拖延也让苏联有充裕的时间在柏林生活的方方面面强加共产党的控制。时钟已调整为苏联的时间，街道标志呼吁居民“向光荣的红军致敬”。之前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人一拨又一拨地赶回来，接管城市的行政管理。聪明的苏联人意识到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柏林此时尚不能公开变成共产主义，于是让“无恶意”的地方官僚主管市政机构，然后每个人下面安插一个德裔“莫斯科人”做副手主掌政权。有些线人还警告美国特派团，朱可夫还不失时机地打压了柏林的独立政党，并审查他们的报纸。没过多久，苏联占领区的宣传就已经无所不在，到处都是共产主义报纸、广播，苏联红军还对电影、表演艺术和学校课程进行严格控制。
赫尔姆斯时而开着吉普车，时而步行，重拾自己10年前居住的喧闹繁华城市的记忆。他发现记忆中的东西大多都不复存在。除了瓦砾女工敲砖清除杂物的声音，柏林寂静得瘆人。苏联大炮和7.5万吨的盟军炸弹，把城中150万所房屋炸成废墟，只剩下30万所房屋依然屹立，市中心缩成了一个11平方英里的石头堆。在8月沉闷的热浪中，他看到成千上万的分解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岩石间，或漂浮在被污水污染了的运河和湖泊中，繁殖了数不清的苍蝇和蚊子，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城中80个消防站，只有20个还能正常运行。电力已经开始恢复，但由于主管道有3000处破裂，饮用水还需漫长等待。铁路、公共汽车、地铁交通基本不存在。地铁隧道已经被炸弹炸得千疮百孔。最后一个月的空袭炸毁了桥梁，让这个城市成了一个横七竖八的中世纪村落。街上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像赫尔姆斯所使用的军用车辆，即便如此，也很难开车通过堵塞的道路或堆满瓦砾的街道。他遇到的柏林人个个憔悴不堪、恐慌紧张、茫然失措，尚未从他们首都的战斗冲击中缓过神来。战前柏林有430万人，而现在只有230万人，而且大多是饥饿的妇女儿童、无家可归的老人、身穿破烂德军制服的可怜兮兮的青少年、从东方逃出来的苏联难民群。美国军队进城之后彻底震撼了，这里的百姓缺食物、缺药品、缺住所，现在大约以每天1000人的速度在死亡。
赫尔姆斯此时就位于维滕贝格广场附近的贝鲁特大街，他之前曾住过的公寓已经坍塌，瓦砾成堆。从一楼一个炸飞的窗户里，他能看见三条街区外，夷为平地的废墟上从四面八方扬起的尘土。令他诧异的是，他发现阿德隆饭店，那个他与记者们最爱光顾的酒吧却依然傲立。数枚炮弹炸烂了屋顶，宜居的空间被改造成了一家战地医院，苏联士兵用车运走了铜管乐器、布哈拉地毯和酒窖里6.5万瓶干红葡萄酒。
在西柏林美国占领区的六个行政区，只有百分之五的未被炸毁的房子里有家具。苏联士兵把其他的家具洗劫一空。美国军官接管了策伦多夫区达勒姆上层阶级带家具的住宅，这里是盟军炸弹没有波及的位置。他们让业主二选其一，要么24小时腾出，要么搬到佣人的住处，侍奉新的居住者。杜勒斯分配到了这样一座小别墅，位于达勒姆的伊姆道尔大街。赫尔姆斯和间谍团队，马上就壮大到了30多人，占据了一座带数层地下室的三层办公大楼，就在绿树成荫而宁静的福林韦格大街19号。7月20日刺杀案策划者之一，贝克将军，在领导德国总参谋部时曾把这里作为指挥部。
在其团队搬到福林韦格大楼之后，摆在赫尔姆斯眼前的问题是无处去购买他开店需要的东西。他为他的人列了个长长的单子，上面是需要空运过来的个人用品：香烟、糖果、巧克力、咖啡、白糖、整箱的战斗口粮、牙膏、牙刷、卫生纸和白酒。特别是白酒，“速送”，他拍电报说。这个站点也迫切需要汽车轮胎、透明胶带以及做文书工作的秘书和速记员。间谍所用的物品必须“进口”：可供他的德国特工在城中转悠的六辆自行车，拯救一个宝贵联络人性命的100毫克青霉素，以及可以物物交换的商品，如相机、手表和贿赂当地官员的女式长筒袜。然后还有安全房舍，这是间谍的至关重要的商品。炸成废墟的柏林，可供选择的房屋和公寓非常紧俏。
在福林韦格的每日例会上，以及每天在达勒姆别墅的早餐间，赫尔姆斯对杜勒斯有了更深的了解。兰斯投降期间，杜勒斯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那种悠闲的男人味十足的“奇普斯先生”类型，胡子纹丝不乱，一副无框的椭圆形眼镜，烟斗从不离口，举止友善，而这种印象在柏林又得到了强化。赫尔姆斯还发现，杜勒斯超级活跃，即便约会需要等上几分钟，也要从公文包里拿出国际象棋不让自己闲着。他还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事无巨细，情报方面和其他种种”，赫尔姆斯回忆说，而且还是一个苛刻的监工。他的早餐总是伴随着对海军少校的命令——“处理一下这个”，而且通常都是去照顾他的“皇冠宝石”。很久以后，赫尔姆斯意识到，多诺万对他的判定是正确的，管理还真不是杜勒斯的强项。而杜勒斯对赫尔姆斯的看法是，他是美国版的盖沃尼兹：高大英俊，思维缜密，精于世故，所做的任何事都非常高效。
正如在伯尔尼一样，杜勒斯管理福林韦格基地的手法可谓是明目张胆。他的理由是，他怎么也不可能瞒住那些苏联人。他允许他的下属与当地专业人士、艺术家和商人自由地打成一片，发展联络人。他早期指派给威斯纳、赫尔姆斯和柏林特工的工作包括：帮助找回凯西失踪的间谍，如“铁锤”特工队的林德纳和安东·鲁，这两个人都被苏联人带走了；寻找7月20日刺杀案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他们发现，莫尔特克伯爵的遗孀和两个儿子在克莱稍庄园安然无恙。杜勒斯想成为塑造战后德国的关键人物。他的“皇冠宝石”名单上的人数不断扩大，赫尔姆斯和团队中的其他人，帮助他找回了更多的“好德国人”。他们既为美国人提供情报，又可形成未来德国政府的核心。然而，“皇冠宝石”的策略产生了喜忧参半的效果，这些人提供的情报质量良莠不齐。赫尔姆斯认为，杜勒斯一直没有成为他想要做的战后国王缔造者。赫尔姆斯后来说，美国军事指挥是早期的权力掮客，但最终“德国人对自己的事物大多都自作主张”。
赫尔姆斯在寻找“好德国人”的同时，并没有放过“坏德国人”。战略情报局对纳粹在法国的占领战术进行了秘密研究，将其经验和教训借鉴在盟军迁入后如何控制德国百姓上。杜勒斯派特工到全国搜寻其情报组织试图复燃的迹象。陆军策反特工推出了代码为“火车嘟嘟”“苗圃”和“摸彩袋”的行动，来搜寻那些乘火车、躲在村庄里或藏在外国船只上的德国颠覆分子。除了个别蓄意毁坏公共财物的、在墙上涂鸦的、抢劫美国兵的、愤怒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狂热分子外，特工们没有抓住几个德国颠覆分子。在投降后，德国人都很温顺——对任何穿美国制服的人都表现得“奴性十足”，一份战略情报局报告中轻蔑地描述道。据另一份绝密的战略情报局报告称，杜勒斯的反间谍人员发现，阿勃维尔和帝国保安部的官员并不想建立一个敌对的秘密机构，而是极力讨好巴结美国人。把情报网交给他们，“免得让我们和苏联人掺和在一起”。
即便如此，杜勒斯的特派团动用了巨大力量，铲除了德国政府和商业界中1200名纳粹党员。一年内，美国和英国已经拘留13.65万名纳粹分子。苏联人在他们的辖区调查出了50万名纳粹分子。苏联、美国和英国占领者最终失去了粉碎纳粹的兴趣。小职员或与纳粹党联系不密切的德国人很容易被围捕，而那些大人物则带着钱逃之夭夭了。盟军法庭淹没在积压的案件中，试图将无辜者与应受惩罚的人分开。根据一个陆军史料记载，美国人也很快意识到，如果他们把纳粹分子都从政府中赶出去，那么“在下一代人长大之前”，就只剩下老头来管理混乱的德国了。
如同占领区的其他美国机构一样，杜勒斯的特派团不得不解雇几个干粗活的德国百姓，即使他的特工发现他们有纳粹历史背景。杜勒斯后来抱怨说：“如果没有一些纳粹党员，铁路都不能正常运行。”赫尔姆斯表示赞同。
起初，领导整个驻柏林美国使团的克莱将军，心存能与苏联人合作的希望，所以紧紧控制着杜勒斯的间谍活动，以免破坏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多诺万从未幻想，苏联会是战后的强敌，但他还是想窥探这个国家，如同监视任何外国一样。这个战略情报局局长刚开始也认为，华盛顿能与莫斯科合作，杜勒斯也有这种想法。在同盟国占领初期，柏林是个“流体”都市，每个军队能够在其他占领区自由活动。
战略情报局官员可以在酒吧喝上几杯，与外国情报官打成一片，包括苏联的情报人员（朱可夫命令他的人须有一名高级官员掺杂其中，多听少说）。杜勒斯利用这种自由去苏联占领区的机会，爬岩、漫步到被遗弃的元首地堡，在那里他淘回了一些文件和药品给他的研究分析师。赫尔姆斯潜入了残存的帝国总理府附近，在宴会厅地板上散落的碎片中，找到了希特勒餐具中的四个盘子。在之前，他捡回了几个元首的私人文具，给他的儿子丹尼斯写了张动人的字条，所用的纸张是晒黄了的，在角上还有卐和纳粹鹰的浮雕印刷：“这张卡片曾属于一个一度控制欧洲的人——就在刚刚过去的三年前，那时你刚刚出生。今天他已不在人世，他的记忆被人鄙视，他的国家成了废墟。”
不久苏联人就开始对克莱、杜勒斯和美国在柏林前哨的其他人感到不满。苏联开始越来越挑剔，抱怨美国飞机在他们的占领区为美国占领区供应物资；干扰美国陆军坟墓登记队进入德国东部寻找美国阵亡军人，并在首都架起路障，禁止其他三大国进入苏军占领区。用四种语言标示边界的路标迅速在各地拔地而起。与此同时，苏联特工继续潜入西柏林，绑架被视为威胁的德国持不同政见者。为了保护易受伤害的公民，英国卫队发现苏联绑架者之后就一顿“暴打”，并将他们丢到东区。而美国军警则经常直接干掉他们。苏联的宣传也开始针对美国。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美国官员对清除自己占领区的纳粹不感兴趣。德国共产党人出版了一本恶毒的反罗斯福的书，有一章名为《民主独裁者罗斯福》。苏联作家最终把目标对准了杜勒斯，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伯尔尼对德国和美国的金融家讨好献媚。杜勒斯觉得大部分对他的人身攻击很逗趣，但盟军领导人忧心忡忡，担心从各种渠道喷出的反美言论，如苏联操纵的柏林广播，开始动摇德国的民心。
尽管华盛顿没有正式指定其为首要目标，但监视苏联人迅速成为杜勒斯使团和美国军方的安全人员在德国的优先事项。军方特工搜集了纳粹缴获的有关苏联特工的数百页文件，并送到五角大楼进行分析。在威斯巴登的保险柜里，威斯纳有一个秘密的名单，上面有他为在苏联占领区的特工列出的50多项“情报目标”：从编写关于在东德的苏联高级官员的详细档案，到计算在德国的每个红军分队的实力，再到测量苏联红军士兵所穿的靴子与制服的质量。
当杜勒斯和赫尔姆斯抵达柏林时，一封从战略情报局总部发来的电报正在等着他们，上面指示，要开始着手搜集那些负责东德使命的苏联军官的名字和军衔、他们所遵循的直通莫斯科的指挥系统和他们对美国人隐瞒的占领区内的补给站、飞机和机场的位置。赫尔姆斯和其他官员开始从劳工煽动者，以及在东德他们找到的格鲁吉亚和立陶宛分离主义分子中招募线人。杜勒斯推出了“鱼子酱计划”，渗透到维也纳的苏联情报部门。“鱼子酱计划”每月用约1万奥地利先令支付给8名苏联线人和23名奥地利线人。
对苏联间谍活动的各种军人装备都得自给自足。好在杜勒斯的反间谍特工在缴获的党卫队商店中有所收获。另外，他们还得到了两货车的印刷设备、苏联的假身份证件、带有苏联红军高级官员签名的橡皮图章、苏联城镇的电话簿，所有这一切都对美国间谍创造虚构故事大有用途。纳粹有一本训练他们特工的防苏联教化手册，美国人将其翻译过来，用于训练其特派团的特工。赫尔姆斯还收到了空运来的特工服装，以及带隐秘夹层的箱子和公文包，让他们存放盗窃的文件。德国特派团的一个造假单位也很快开始自己印制身份证，让特工们可以在苏联占领区通过安全检查点，但结果好坏参半，苏联卫兵不久就成了识别伪造文件的专家。
赫尔姆斯对其战后早期的间谍工作开放而务实。在被洗劫的柏林，他花少量的钱就可以收买到线人。他会把一些小钱推给他的特工说：“拿这个去试试。”他根本不幻想这些零用钱会带来惊人的秘密。当被问及他认为一个小坠子饰品是否会收买成功时，他常常说：“我不知道，不过试试就知道了。”像杜勒斯一样，他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找告密者，把网撒向了那些在纳粹肃清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德国反对党成员。威斯纳试着讨好德国的罗马教廷大使，来交换花边新闻。赫尔姆斯和其他官员试图安排一个代号“山毛榉坚果”的非官方天主教特使，让他把在苏联占领区听到的消息传给他们。虽然这个行动没有成功，但他们至少尝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