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付苏联占领区情报的压力越来越大，赫尔姆斯发动了对苏联倒戈者的大“搜捕”，以便让他们充当间谍。他发现了一个相当丰富的人才库。在柏林，大约有1000名东躲西藏身穿百姓服装的苏联红军逃兵，还有几千名纳粹抓获的苏联战俘或苦役，而这些人现在都失去了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的信任。克莱之前曾答应苏联指挥官，他会将其士兵所发现的所有逃兵和罪犯交给他们，刚开始他还想出点难题，但最终心软了。与赫尔姆斯共事的罗尔夫·金斯利回忆说：“我们想找的是有用的人，不是那些一无所知的普通苏联士兵。”
在威斯巴登，施莱辛格对特派团雇佣前纳粹情报官监测苏联迟疑不决。但杜勒斯、赫尔姆斯和陆军策反官员却态度坚定。他们大力开展招募旧敌来反对“新敌”的行动。苏联人释放了一名代号为“锯齿”的德国反间谍官员，他有十几名阿勃维尔同事可为其所用。在一封绝密文件中，有个名为芭芭拉·居特勒的女人，之前曾是阿勃维尔海军情报部技术分析师，她现在在苏联占领区做一名报社记者，不断为赫尔姆斯分队提供工作中获得的情报。杜勒斯找到了一位曾协助沃尔夫“日出行动”和谈的党卫军助手，他表示愿意合作。陆军特工也单独招募了莱因哈德·盖伦少将，他原本是阿勃维尔一名高官，因其对东线悲观的报告惹怒了希特勒，现在急于为美国人重建他的老间谍网络。战略情报局接管了盖伦的行动后，杜勒斯和赫尔姆斯与这个狡猾的将军达成了合作的共识。但赫尔姆斯最终为此感到后悔。苏联机构对盖伦组织进行了大肆渲染，称其为西德情报机构的起源，是翻版的纳粹机构，而这并不算歪曲事实。苏联特工可轻而易举地渗透到这个间谍圈，而这个间谍圈为美国提供的报告常常是捏造的。
在早期的几个月中，战略情报局特派团给华盛顿的报告描绘了一幅惨淡悲壮的画面，称苏联军队和情报机关在接管东德和东欧后是多么的惨无人道。杜勒斯的人搜集了数十名德国人的档案，这些人是苏联人挑选的温顺派，让其担当高级官员，为政府工作。他们报告了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控制柏林警察部门的动向，以及朱可夫在其占领区重开了六所大学，优先录取共产党分子的情况。鉴于苏军许多士兵被饿死或在纳粹战俘营中被枪决，苏联人认为，他们有权同样残忍地对待德国国防军俘虏。所有同盟国都憎恨德国人所进行的这场丑陋战争。
然而，赫尔姆斯和特派团其他官员发现，莫斯科报复的规模及“玩世不恭”的态度令人吃惊！他们提交了大量有关的报告。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和平民被火车运送到苏联的劳工营。苏联人还把十万多名军事和政治犯塞到了重新开放的纳粹集中营，粗暴地对待他们。杜勒斯的特派团报告称，在勃兰登堡旧的萨克森豪森-奥拉宁堡集中营，许多德国的男女老少穿着纳粹原来下发的条纹衣服，由于“饥饿和疾病”而死亡的人，每天达150人。与此同时，苏联还招募或强征了德国情报官员，用来训练他们对控制东欧有用的盖世太保技能。
东德和西德双方阵营都宣称自己有权获得德国经济和科学资源。赫尔姆斯和特派团的其他官员还密切关注到，苏联人用他们的苏联宽轨距替换了德国轨道，以便让他们的火车拖着长长的货车厢，把捣毁的工业企业的机器设备和库存食品运送到苏联国内。那些实在拖不走的，就给当地的苏联军队。马格德堡的工厂开始为苏联红军生产坦克零件。据战略情报局报告称，苏联海军上将还下令，将那里的重型配件用于潜艇发动机。杜勒斯的特派团还发现，法国官员在他们的占领区像苏联人在东区一样大肆掠夺。如果当地官员不及时为法国遭受重创的经济上交食物、燃料和工厂设备，就直接把他们扔进监狱。英国也为希腊等保护国运送工厂设备。
与此同时，美国人争分夺秒地瓜分帝国技术这块蛋糕，向华盛顿空运了将近1500吨的研究资料。赫尔姆斯和特派团的其他官员也加入了“回形针行动”，这是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发起的大规模行动——将大约1000名参与火箭、航空、航天医学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德国科学家及技术人员“招募”到美国。“回形针行动”对很多祖辈都是纳粹血统的科学家照单全收，完全无视成千上万在其工厂做苦役而劳累致死的无辜之人，以及那些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中像小白鼠一样被杀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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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威斯纳和赫尔姆斯也奉绝密命令来窥探他们的盟友。这三个人制订了监视英国和法国的计划，就如同英国和法国帮助战略情报局监视苏联人一样。比如，在英国占领区的线人，不停向美国人发送英国计划重启矿山，并下令德国警察当局开枪击毙抢劫者的情报。范·德·格拉赫特为威斯纳的分队组建了一个代码为“金三角”的分队，在法国占领区建立了一个间谍网络。据一份秘密备忘录称，在“玛丽埃塔计划”中，杜勒斯的人给在法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奥地利官员配备了一个捷克秘书，让华盛顿“随时了解他们的活动”。从告密者中获得的情报包括：在法国占领区，德国政府贪污有增无减，法国官员在大量往他们的占领区囤积美国和英国迫切需要的原材料，法国情报部的间谍跟美国人一样，也花钱雇用了原阿勃维尔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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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和赫尔姆斯抵达柏林后，发现苏联的情报行动已经甩了他们好几条街。由伊凡·亚历山大·谢罗夫将军运营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别设在原纳粹培训中心和东柏林卡尔斯霍斯特小区附近的一家医院，对东区采用了“高压”战术统治。除了在美国占领区众多市政机构所安插的效忠分子外，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还在柏林西区招募了大批线人，向他们汇报情报。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克莱发现想要取代所有共产党官员根本不可能，而杜勒斯的人则希望尽可能多地找出社区告密者，并鼓动他们倒戈。杜勒斯的手下从一个变节的线人口中得知，到9月份，苏联间谍机构现在首要的任务已经不是搜捕纳粹分子，而是针对美国人和英国人。苏联间谍和反间谍机构对战略情报局的了解远比多诺万的间谍对他们的了解要多得多，但现在他们开始更深入地挖掘。
杜勒斯的特派团报告说，苏联间谍在9月期间，接近美国兵及其指挥官的行动呈上升趋势。不久，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最喜欢玩弄的骗局就被识破了：他们招募了一个前阿勃维尔官员进入美国占领区，说服杜勒斯的特派团，他是被迫为苏联人工作的，现在想当美国人的间谍。苏联人在必要时不惜动粗，有时候对他们认定的美国线人不惜绑架和殴打。早些时候，赫尔姆斯的柏林局征用了办公室可以动用的所有人员，包括让秘书假扮妓女，保证执行跟踪任务的特工不被尾随。
到10月中旬，杜勒斯的特派团有64名反间谍特工，分布在柏林和其他五六个德国城市，对抗苏联间谍的渗透。这项工作费时费力，尤为困难的是：苏联机构比纳粹的部门还多，纪律也更严明，很难突破，另外杜勒斯的人没几个会讲俄语。他的反情报官员在柏林的夜总会安插了线人，命令他们张开耳朵窃听情报，而有些被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送到西柏林的间谍，根本不想为他们的雇主工作，瞬间倒戈。
间谍与间谍之间的游戏变得更加斗智斗勇。原帝国保安部官员海因岑·克鲁尔是赫尔姆斯柏林局的一个“捕鸟猎犬”，负责寻找渗透到苏联的阿勃维尔和盖世太保官员。有一天，克鲁尔偶然碰到了一个老朋友汉斯·凯姆海茨，后者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的一个“捕鸟猎犬”，但他使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捕捉猎物手法。身为律师的凯姆海茨，邀请一些情报界的老朋友到他在东柏林的办公室。在一阵友好的寒暄聊天之后，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官员会尾随这些目标，在他们即将离开苏联占领区之前逮捕他们。克鲁尔也在凯姆海茨需要接近的名单之列，但两人并未在东柏林而是在西柏林会面。克鲁尔带着赫尔姆斯的一个反间谍官员一起参加了会谈，此人鼓动凯姆海茨倒戈，并让他为美国人提供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操纵者所感兴趣的目标。一份秘密备忘录解释说，为了让苏联人开心而且不起疑心，赫尔姆斯的柏林局给了凯姆海茨一个“被苏联人利用的”阿勃维尔或盖世太保的“临时小人物”。
截至9月底，杜勒斯的整个德国特派团已经有280多名情报官、反情报特工、研究分析师、档案员和秘书。9月份，该特派团在实地的线人向他们递交了1000多份报告，情报的质量也有所改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苏联人的关注也在增加。对于在柏林基地的赫尔姆斯和其他人，这份工作很累人，每晚都要奋战到深夜。他们在基地工作很卖命，玩得也很“嗨”。他们开派对彻夜豪饮直到凌晨，醉醺醺的特工在柏林空****的街道开着吉普车赛车。许多人找德国女人做女朋友，或者做情妇。赫尔姆斯有点循规蹈矩，不欣赏那些欺骗自己妻子的官员，但是与其他人的关系很好。
尽管在早期，指挥官试图抑制美国兵与曾经的敌人深交，但还是大约有14000名美国士兵把德国新娘带回了家，还有更多的人日日享受与德国女人的一夜情。德国女人的境地非常绝望不堪，不惜为了一块巧克力出卖自己的身体，而占领军的性病率一路飙升。
10月1日上午10点钟，军事运输飞机载着彼得·西谢尔和他的德国牧羊犬雷克斯，在柏林中南部的滕伯尔霍夫机场降落。西谢尔帮助他的牧羊犬走下飞机舷梯，然后取回自己的行李。他看到赫尔姆斯站在停机坪，旁边停着一辆别克汽车，还有一名陆军司机。在把行李放入汽车后备箱后，雷克斯跟司机坐到了前座上，西谢尔和赫尔姆斯坐上后座，汽车先往市中心驶去，然后向西，来到了柏林基地所在的策伦多夫区。西谢尔沿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他看到“瓦砾女工”在清理废墟，而且她们当中许多人脚上穿着高跟鞋，头上蒙着围巾。他心中暗想，也许她们没有别的可穿的吧。
赫尔姆斯用法语跟他交流，好让司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西谢尔的法语很流利，而且跟赫尔姆斯一样，也精通德语。西谢尔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德国葡萄酒商人家庭，这家人早先移民到美国，躲过了纳粹恐怖袭击。在珍珠港被偷袭后，西谢尔应征入伍，被编入了陆军医疗队，没过多久，就被战略情报局盯上，最终设法将他安排到了反攻法国南部的第七集团军间谍分队做财务。法国战役后，西谢尔为亨利·海德管理德国特工，然后又为德国特派团海德堡前哨配备人员，这时赫尔姆斯将他召到柏林，再次发挥他在财务方面的专长。
赫尔姆斯说：“彼得，你知道吗？这个为我们开车的二等兵比你和我的钱都多，而且很可能这些钱就是过去几周在柏林赚的。”帝国的首都已经变得无法无天了。那些流离失所者团伙、无家可归的儿童、原来的战俘、获得自由的苦役和在柏林晃悠的外国士兵等趁火打劫、小偷小摸、骚扰袭击，已经泛滥到传染病的级别。醉酒的苏联红军战士的抢劫愈演愈烈，苏联军事警察已经开始下令，将他们就地枪决。克莱将军对美国大兵偷窃、抢劫和谋杀的程度倍感震惊。一句流行语开始在市民中广为流传：“美国人就是裤子笔挺的苏联人。”赫尔姆斯的人怀疑，是苏军身着美军军装搞了些街头攻击，以让德国人对西方国家产生反感。
黑市管理彻底失控。摆满违禁酒类、药品、尼龙、手表、相机、汽油，甚至军用汽车的摊位，从烧毁的德国国会一直到勃兰登堡门，再到蒂尔加滕动物园。由于黑市商家对在绝望中挣扎的德国人兜售高价的美国香烟、肥皂、口香糖、咖啡，从最底层的美国士兵到军官都在享受着美好的生活。这正是赫尔姆斯把西谢尔调到柏林的原因，杜绝自己的间谍局沾染丑闻。
9月20日，在慕尼黑机场，陆军刑事调查人员当场抓捕了两名战略情报局官员，一位是在城中负责第三集团军战略情报局分队的古斯塔夫·缪勒上尉；另一位是赫尔姆斯柏林“P分队”的一员安德鲁·亨泽尔。在他们的行李中，发现了缪勒从瑞士带来的138只手表。这两人试图自圆其说脱离困境，声称他们的手表是用于间谍行动的，但陆军调查人员非常确信，这两人计划在柏林黑市销售。这样既违反了军事条例，也违反了瑞士出口法。由于当地货币一文不值，“P分队”（后来改称“彼得”分队）利用20多种物物交换品，来支付德国告密者或贿赂苏联官员以获取情报，从钢笔到刀片，再到果酱不等。亨泽尔和其他成员手中，有成袋的来路不明的现金来购买这些物品。但“彼得”分队并不需要这么多手表。
亨泽尔，1930年加入美国国籍，出生于德国，父母都是苏联人。因为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而被杜勒斯的特派团重用，此刻正要被调回美国。但在他离开慕尼黑之前，他设法溜出去了几天，见了缪勒拿到了手表。缪勒是他的老朋友，也入了美国国籍，其父母是瑞士人。缪勒经常把战略情报局给的现金和大量的个人资金混在一起随身携带，去瑞士走亲访友。亨泽尔跟缪勒在慕尼黑本没有业务往来，缪勒不属于柏林队成员。但刘易斯·杜普斯，一个荣获了不少奖章的陆军少校，在“彼得”分队是亨泽尔的上司，也是个粗心大意的老板，批准了这次旅行。威斯纳听闻抓捕的消息后，完全清楚没有什么间谍任务让这两人一起行动，而且他也没有批准带进来138只手表。他的情报生产队队长范·德·格拉赫特也没有做过这类批示。范·德·格拉赫特的副手赫尔姆斯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被耍了一样。在赫尔姆斯办公桌对面成堆的文件中，有来自“彼得”分队的杜普斯不寻常的现金要求，比如贿赂苏联人用的12000卢布。他要求杜普斯提供更详细的资金账目往来，但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分队正在进行金融诈骗。
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在法庭上证明有罪是很困难的。调查人员发现，几乎不可能理清战略情报局的资金与这两个官员的个人现金。但很显然，缪勒从瑞士走私手表，然后以高价卖给亨泽尔，而亨泽尔先供给杜普斯合法间谍行动需要的数目，然后把剩余的再抬价卖给其他客户。杜普斯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依然为亨泽尔见不得光的事情辩护，恰巧证明他越权批准了“彼得”分队物物交换的非法交易。他也太过轻信亨泽尔了。
杜勒斯刚开始认为，这两名军官的黑市销售只不过是个“小小不言”的弊端。当然，与柏林巨大的非法贸易相比，138只手表不值一提。10月12日，他电告华盛顿，对此事轻描淡写：“有些拥有良好作战记录和欧洲战争胜利军功的人，有滋生道德和其他问题的倾向。”但他很快就发现，亨泽尔-缪勒案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彼得”分队的官员，携带着物物交换品和现金自由自在地漫游在柏林，并通过他们的贸易工具赚得金钵满满。军中愤怒的上司提出让陆军审计他的特派团，杜勒斯成功地避开了这一要求，并请求对亨泽尔-缪勒案件进行内部调查。杜普斯受到了谴责，战略情报局委员会将亨泽尔和缪勒送上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后来两人被允许悄悄地退出情报局。杜勒斯也因对自己的特派团管理松懈遭受了一些指责（尽管从未落实），这个缺点从伯尔尼就一直伴随着他。一向细致入微的赫尔姆斯也有责任，他自己居然愚蠢地轻信杜普斯再三保证的分队的金融交易是合法的。
杜勒斯和赫尔姆斯想尽快铲除腐败官员，现在这个任务落在了西谢尔的肩上，在驱车向策伦多夫总部驶去的路上，赫尔姆斯解释说。这位23岁的陆军上尉几乎立刻意识到，他要啃的可是块硬骨头。午餐过后，赫尔姆斯把他介绍给了“彼得”分队的成员，西谢尔与另一位陆军上尉一起落座，并被告知他来做西谢尔的副手。这位军官满脸羡慕地看着西谢尔戴在手腕上的手表。这位上尉对他说，如果他的新上司想把它卖到柏林黑市上，很轻松就能拿到1000美元。西谢尔立马着手处理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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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特派团的管理者来说，这种黑市可耻丑闻的时机来得真不是时候。“冷战”正在升温，战略情报局正在关闭。9月末，杜鲁门下令关闭多诺万的机构，并撤销了将军的局长职务，即刻生效。这绝对让赫尔姆斯感到措手不及。多诺万立即向杜勒斯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分站站长发电报，告知他们，到10月1日为止，美国陆军部名为战略服务部的新机构将接管他们的间谍工作。该部门将由曾是多诺万副手的约翰·马格鲁德准将率领。此人谨小慎微，瘦弱不堪，神经兮兮，双手总是抖个不停。他担心“战争部接管的艺术家”很快就会针对马格鲁德，并清算战略情报局。然而，这位准将却打算在“冷战”期间，尽可能地多保留旧的机构。他请求杜勒斯、威斯纳、赫尔姆斯留任德国，继续从事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但由于预算削减，他们不得不用少于原战略情报局四分之一的情报员和研究分析师进行秘密斗争，这些人只能勉强维持他们对苏联的优先目标。
杜勒斯整合了行动。关闭了像不来梅和皮尔森这样的几个德国城市的“P分队”，解雇了几个间谍任务中没有什么价值的特工，如法国占领区“金三角”计划等几个计划被取消。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10月份，特工提交给华盛顿的报告数量和质量只是略有下降。但是预算的削减和五角大楼的调动，很快就给德国特派团带来了一场浩劫。杜勒斯发现几乎不可能策划未来的行动，他现在是有职无权，被“挂”了起来。马格鲁德不能保证给这60名特工永久的工作，对在德国留下的人员也无法提供支持。他只能在一封电报中向杜勒斯保证，如果这些男男女女能再坚持三个月，他会“优先考虑雇佣”他们。他希望去杜鲁门政府组织的一个永久性间谍机构任职，但这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保障。赫尔姆斯和其他人担心，他们在情报机构看不到未来。杜勒斯认为，要将这60人留到12月都困难重重。如果将这个新的战略服务部视为养家糊口的手段，战争结束后许多人只能回家，或飘**到其他政府机构。陆军在德国的情报机构，如“秃鹰”队，开始拉拢杜勒斯的官员和秘书，答应可以给他们工作，并在杜勒斯所支付的薪水上翻二三倍。
工作效率很快一落千丈。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依然斗志昂扬。战略服务部派到德国的一个稽查队，在11月第一周向华盛顿报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反间谍性质的行动在德国展开。”这个稽查队总结道，杜勒斯的特派团“很明显是战后‘回家’心理中最糟糕的牺牲品”。
最重要的人才流失就是杜勒斯本人。10月10日，他离开了德国，告诉马格鲁德，他将在12月第一周辞去间谍机构的工作。一如往常，杜勒斯保留了自己环球旅行的风格。在回到美国之前，他在那不勒斯、阿尔及尔和卡萨布兰卡稍做停留拜访了他的朋友，之后才到华盛顿与政府结算他的账目。杜勒斯思忖着，也许某天会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中央情报局，但他觉得近期绝无可能。他想回到他的律师事务所，或许写一本关于他近四年间谍生涯的书。他返回到了伯尔尼，与妻子克洛弗、孩子们和他的妹妹埃莉诺一起过圣诞节。杜勒斯对他在德国的时光很少记挂在心，但他很想念瑞士。他暗想，他在那里的战时服役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赫尔姆斯和其他在德国的很多管理者对杜勒斯都心怀怨恨。他们很不欣赏他的做法，战略情报局刚刚关闭，他就如此迫不及待地抽身，让事情每况愈下。赫尔姆斯现在成了柏林间谍基地的一把手，终于在机构中走出了他人的阴影。但是自从杜勒斯离开后，基地杂乱无章，毫无目标。他重组了已经被裁减的分队，让其情报机构和反间谍职能再次开始行使。此时此刻的赫尔姆斯，对柏林的了解远比他手下的官员多得多，他利索地处理办公桌上来来去去的文件。他头脑清醒而且十分关注间谍任务，所下达的指示明确清晰，期望他的下属能准确无误地实施。如果他们没有做到，他也会发发脾气。同时他对留在福林韦格大街总部的颓废官员也关怀备至，在他的公寓里设感恩节晚宴招待他们，团队士气大有改善。他的战略服务部的上级为其冷静果断的做法深表赞叹，特别是在所谓“新冷战”的第一线。他们看到这位海军少校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赢得了尊敬。
在他的监管下，这个任务过重的基地还意外地发生了一件历史趣闻。赫尔姆斯有个充满活力的员工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德，出生于瑞士，精通三种语言，找到了在希特勒地堡值班的护士埃尔娜·弗莱格尔。在漫长的会谈中，他记录下了她所观察到的元首临终前最后的日子。
埃尔娜对斯塔尔德说：直到最后几天，希特勒一直在食用特殊饮食，都是荷兰进口的新鲜蔬菜，而且总是独自一人进餐。他非常疼爱戈培尔的孩子，让他们在为他预备的唯一的浴缸里沐浴。这位独裁者不需要医疗护理，但是他鬓发斑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20岁。“他总是不停地颤抖，步履维艰的样子，身体右侧仍然因为那场刺杀而脆弱不堪”，然而他仍然可以“完全凭自己的个性风采”成为整个房间的中心，而且“直到最后，任何事情也无法逃过他的双眼”。当她和其他人得知元首打算娶埃娃·布劳恩的时候，他们知道末日将近。她说，如果希特勒觉得第三帝国会持续，他绝对不会娶他的情妇，她是那样“一个完全淡淡无味的女人”。
4月30日午夜后不久，埃尔娜以及其他在地堡里的大约30人，被领进了希特勒的住处。她说，现在“像个大家庭。他跟每个人握手，一位助手在他耳边低语，告诉他那些他不认识的秘书和清洁女工的名字”。在希特勒自杀后，一名党卫队上尉从地堡的车库里取出汽油，在外面的花园里焚烧了希特勒的尸体。埃尔娜回忆说：“我们被告知，我们不再受誓言的约束，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她一直待在地堡里，直到苏联人的到来。
12月11日，赫尔姆斯终于离开了德国。他渴望回到自己的家里，他也厌烦了柏林的工作。柏林迎来了一个寒冷而残酷的冬天，在为数不多依然矗立的房屋中，没有燃料来取暖，圣诞节的餐桌上也没有食物可摆放。167名柏林人因熬不过那寒冷的冬季，选择自杀。
赫尔姆斯与威斯纳搭乘同一班飞机飞回美国，行程18小时，威斯纳还要转机到华盛顿。一到家，赫尔姆斯就收到了一封军用信函，感谢他“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海军”服役，这非常讽刺滑稽——因为他从未踏上过任何船，而且也无意如此做。1946年1月，他从海军退伍。他也对重返《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毫无兴趣，虽然那里的高管们急切地盼望他的归去。事实上，他还想继续做一名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