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雪落下之后，外公又把我带到外婆妹妹那里去了。
“这对你没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他对我说道。
我觉得，整个夏天，我经历了太多的事，长大了，也变聪明了，而主人家这段时间则变得更加枯燥无聊了。他们还是因为肚子的食物装得太多而常常闹胃病，还是互相唠叨着病情，老太婆还是那样可怕而恶毒地向上帝祈祷。年轻的主妇产后变瘦了，身子缩小了不少，但走起路来还是那样慢慢腾腾、威风八面。每次给小孩缝内衣时，她总会轻声唱着同一首歌：
斯皮利亚，斯皮利亚，斯皮利亚
斯皮利亚，我的亲兄弟，
我坐在雪橇上
斯皮利亚—放在后座上……
如果走进她的屋子，她会马上停了唱，气愤地嚷嚷：
“你来干吗？”
我相信除了这首歌，她什么歌都不会唱。
晚上，主人们把我叫进屋子，命令道：
“喂，给我们讲讲你在船上的生活吧！”
我就坐在靠近厕所的椅子上讲起来。在这里，在这个我不愿被塞进来的家里，回想起另一种生活是很惬意的事。我讲得入了迷，忘了听众，但这样的情况不会很久；女人们从来没坐过船，她们问我：
“可是，多少有些害怕吧？”
我不明白—有什么好怕的？
“轮船忽然转向水深的地方，然后就会沉下去！”
男主人哈哈大笑起来，我虽然知道船不会在深水区沉没，但不能说得让她们信服。
老太婆认为轮船并没有浮在水面上，而是靠着轮子在河底行走，就跟四轮马拉大车在地面行驶一样。
“如果它是铁造的，那怎么能浮起来呢？斧头肯定是浮不起来的……”
“那铁勺子也不会沉吧？”
“那没法比！铁勺子又小又空……”
我谈到斯穆雷和他的书，他们就疑惑地看着我；老太婆说傻瓜和异教徒才写书。
“那赞美诗集呢？那大卫王呢？”
“赞美诗集—那是圣书啊，而且大卫王也为赞美诗集向上帝请过罪。”
“这些记载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手心里，—我拍一下你的后脑勺，你就知道在哪里了。”
她好像什么都知道，讲什么都头头是道，而且总是—不容置疑。
“佩切尔街上死了个鞑靼人，灵魂从他的喉管流出来，黑黑的，跟焦油似的！”
“灵魂就是精气神。”我说道。可她轻蔑地嚷嚷：
“鞑靼人也有精气神？傻瓜！”
年轻的女主人也害怕书。
“读书是很有害的，尤其年轻的时候，”她说道，“我们格列别什卡那里有个良家姑娘，就是整天只知道读书，结果—爱上个教会助祭，助祭老婆可让她出大丑了—真是可怕！就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
我有时候引用一些斯穆雷书里的话。其中一本，前后缺页的，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其实，火药不是谁发明的，跟所有事物一样，—它是经过了长期细致的观察和发现后才出现的。”
不知道何故，这句话我记得很牢，特别喜欢两个单词组成的词组：“其实”。我觉得这些话很有说服力，我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它们没少让我吃亏，说来好笑，但确实有这样的事。
有一次，主人让我讲些船上的事，我回应道：
“我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了，其实……”
这让他们吓了一跳，哇哇叫起来：
“什么？你说什么？”
然后，四个人一起哈哈大笑，学着说：
“其实，啊，我的天啊！”
连男主人都对我说：
“你可真想得出来，怪人！”
从此，有好长时间，他们就这样叫我：
“喂，其实！去把小孩子撒了屎尿的地板擦一擦啊，其实……”
这种荒谬、糊涂的嘲弄并没让我生气，我只是觉得很惊讶。
我生活在这令人昏聩的郁闷气氛中，为了克服这种郁闷，我尽可能多找活儿干。这里不愁没活儿干，—家里有两个婴儿，保姆不合主人的意，老是换，我就得照看小孩，每天洗尿布，每周要去“宪兵泉”[ 这个泉水在宪兵队的马厩旁边，因此得名“宪兵泉”。]洗衣服，那里的洗衣女工笑话我：
“你怎么干起女人的活儿来了？”
有时候，她们把我惹毛了，我就把湿衣服拧成一股股的去打她们，她们也同样毫不客气地回敬我，但跟她们在一起很快乐，很有趣。
“宪兵泉”沿着一条深沟流向奥卡河。这条深沟把以古代雅利洛神命名的旷野与城市隔开来。每逢春祭节[ 民间春季祭奠亡魂的节日，在复活节后第七周的星期四举行，节日里，人们跳环舞（轮舞），编白桦树枝环，做各种游戏。]，城里的小市民就会到这片旷野上游玩。外婆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人们还信奉雅利洛神，还带祭品来祭奠他：把一个轮子用浸过树脂的麻絮裹上，然后点上火，往山下滚，人们唱着嚷着，盯着看—看这火轮能否滚到奥卡河里。如果火轮滚到了奥卡河里，雅利洛神接受了祭品，这年的夏天一定阳光灿烂、风调雨顺。
洗衣女工大都是从雅利洛来的，性格奔放，能说会道。她们对城里的事情全知道，听她们讲她们的那些主人—生意人、官员、军官家的趣事，很是精彩。冬天里，用冰冷的溪水洗衣服—可真是苦差事。所有洗衣女工的手都冻住了，皮裂开了。女人们在老旧的满是缝隙、无法遮蔽风雪的棚屋下，俯身到被木槽引过来的溪水上洗衣服；她们的脸冻得通红，被严寒刺痛；严寒让湿手指无法弯曲，眼泪从眼里流出来，可她们仍然兴奋地聊着各种事情，以一种特别的勇敢面对一切人和事。
纳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是最能讲的一个，这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壮实而活泼，有一双嘲讽人的眼睛和一个特别的得理不饶人的舌头。她广受女伴们的爱戴，遇事都找她拿主意，因为她干活儿利索，穿着考究，有一个女儿在读中学，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每当她弯腰背着沉重的两篮子湿衣服从山上溜滑的小路走下来时，人们总会高兴地迎上去，关切地问：
“你那宝贝女儿好吗？”
“还好，谢谢，还在念书，托上帝的福！”
“瞧吧，将来会当阔太太的！”
“就是为这个才学习啊，那些贵族老爷、娇生惯养的嘴脸从哪里来的？还不是都从我们中间，从黑土地里钻出来的，还能从哪来？学问越多，手伸得就越长，就捞得越多；谁捞得越多，谁的事业就越光彩。上帝送我们来时我们都还是傻孩子，回去的时候就要求我们成为聪明的老人家，所以—必须学习！”
她说话的时候，大家都默不作声、聚精会神地听着她那流畅而自信的话语。大家当面和背地里都夸她，人们惊叹于她的坚韧不拔和聪明能干，但却没有一个人去仿效她。她把靴子长筒上的棕红色皮革缝到上衣袖口上，—这使她不必把袖子挽到肘部，也不会弄湿袖口。大家都说她会想办法，可就是没有人照着做，我倒是做了一个，结果大家都来笑话我：
“哎呀，你从婆娘那里学本事！”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谈起她的女儿：
“哎呀，这可不得了！瞧吧，世上又要多一位阔太太了，这容易吗？当然，也许还没学成，就死掉了……”
“就算是有学问的人，也不见得过得好，你瞧那巴希洛夫家的女儿，学啊学，结果自己成了女教师，女教师—就是老处女的别名啊……”
“那是当然，没有文化也一样嫁人，只要有那么点可取……”
“女人的智慧不在头脑……”
听着她们这样不知羞耻地谈论自己，令人又奇怪又难受。我知道水手、士兵、挖土工们怎样谈论女人，也见过男人之间总是互相吹嘘自己骗女人的手段如何高明，性关系如何持久。我觉得他们跟“婆娘们”是一种敌对关系，但差不多总是从那些男人吹嘘的胜利故事中，感觉到虚构多于真实。
洗衣女工不会互相间谈及自己的爱情经历，但只要谈到男人，我就听出一种嘲弄和恶意，于是就想，也许，这是真的：女人—有魔力！
“男人，不管他们怎么周旋，跟谁要好，最后都得到女人身边来，绕不过的。”有次纳塔莉娅这样说。一个老太婆带着感冒后的嗓音对她叫起来：
“不这样，还能去哪儿？连修道士、隐士都从上帝那里来我们这里了……”
在沟底，在这连洁白的冬雪都无法遮盖肮脏的角落，这样的交谈伴着如泣如诉的潺潺水声、湿漉漉的布片拍打声，这样不知羞耻地、邪恶地谈论关于所有的种族、部落从哪里来的隐私，唤起我一种可怕的憎恶，让我所有的思想、感情都和周围那些惹人讨厌、纠缠不休的“八卦”格格不入。只要一提到“八卦”，我就会联想起肮脏****的事情来。
可是不管怎么样，在沟里跟洗衣女工混，在厨房跟勤务兵混，在地下室跟挖土工混都比待在家里有意思得多，在家里，老是一些单调刻板的一成不变的话语、观念、事件，让人只觉得沉重、邪恶和郁闷。主人们都生活在吃饭、生病、睡觉，以及忙着准备吃饭、准备睡觉的魔圈里；他们谈论罪孽，谈论死亡，怕死得要命，他们拥挤着，就像磨盘周围的谷粒，一直期待着磨盘将他们碾碎。
空余时间，我就去柴棚子劈木柴，想一个人清静一下，可这很难做到，—勤务兵跑来给我讲这院子里的八卦。
来柴棚子找我最多的是叶尔莫辛和西多洛夫两人。叶尔莫辛是个瘦长驼背的卡卢加人，全身遍布粗壮的青筋，小脑袋有一双浑浊油腻的眼睛。他是个懒人，笨得伤心，动作缓慢而迟钝。但一看见女人，就像牛一样哞哞叫着附身向前，仿佛要扑倒在她的脚下。整个院子里的人都惊叹于他能那么快就搞定各种厨娘、女佣，对他羡慕嫉妒恨，害怕他那熊一样的力量。西多洛夫是图拉来的，一个瘦子，皮包骨头，总是很伤心的样子，说话轻言细语，咳嗽小心翼翼，眼睛胆怯地闪烁着，他很喜欢看着暗处，无论小声说着什么或者默不作声地坐着，他总是望着更阴暗的角落。
“你在看什么呢？”
“说不定，有个老鼠会跑出来……我挺喜欢老鼠，它们总是这样无声无息地跑来跑去。”
我常常给勤务兵代写家信、代写情书，这差事可真有意思。与其他人相比，更有意思的是代西多洛夫写信，—他每周六一定会寄信给在图拉的妹妹。
他把我请到厨房，在桌边跟我坐在一起，用手掌使劲揉搓着剃成平头的脑袋，靠在我耳边说：
“好了，写吧，开头嘛—老规矩：我的最最亲爱的妹妹，祝你健康长寿！现在写：一卢布我已收到，不要再寄钱来了，谢谢。我什么都不要，我们过得很好。—我们其实过得很糟糕，像狗一样，哦，这个你不要写，就写—很好！她还小，才十四岁，干吗要她知道这些？现在你自己写吧，就按别人教你那样写……”
他使劲靠在我左肋，一股热烘烘的刺鼻气息吹着我的耳朵，反复嘱托：
“叫她不要让年轻小伙子拥抱，不许他们摸她**，千万注意！写吧：如果有人对你甜言蜜语，你可别信他，他是想骗你、糟践你……”
他竭力克制住咳嗽，一张苍白的脸涨得通红，鼓起脸颊，眼里流着泪，在椅子上磨蹭着，推搡着我。
“你别老打搅我啊！”
“没事，你写吧！……那帮贵族老爷尤其不要相信，他们骗姑娘们有一次算一次。他们说得可好听了，什么话都能说，你要是信了他，那你就会被送到窑子里去。若是能攒下卢布，那就交给神父，如果他是好人，他会替你保存好。最好还是埋到地里，别让人看见，但要记住埋的地点。”
通气窗上的铁皮风向标发出吱吱的声音，盖住了他的耳语，要听清楚很困难。
我往四周张望，看到炉子被熏黑的炉门、满是苍蝇屎的橱柜，—厨房实在是太脏了，到处是臭虫，散发着臭熏熏的黄油焦煳味、煤油味、油烟味。炉子上，细长的柴火堆里，有些蟑螂在沙沙爬行，我心里涌起一阵郁闷，为这个士兵、他的妹妹难过得差点哭出来，难道就这样了吗，难道这就算过上好日子吗？
我没听西多洛夫的耳语，自己写着什么，写的是生活的无聊和苦涩。他叹口气，对我说：
“写得够多的了，谢谢啊！现在她就知道该怕什么了……”
“没什么好怕的。”我气愤地说，虽然自己也害怕很多事。
士兵一边咳，一边笑：
“怪人！怎么个不怕？老爷们呢？上帝呢？这还少啊！”
收到妹妹的来信后，他焦急请求：
“快读读，求求你……”
于是，他要我把一封写得歪歪扭扭、空洞乏味得令人难受的短信给他念上三遍。他善良、随和，但对女人跟所有人一样，—像狗一般的粗野和简单。我有意无意地从头到尾观察这样的在我眼前令人吃惊、令人作呕的迅速发展起来的关系，我看到西多洛夫向女人抱怨自己的士兵生活，激起了她们的同情，用甜言蜜语把她们弄得飘飘然，然后，就把自己的胜利讲给叶尔莫辛听，厌恶地皱着脸，吐着口水，好像喝了苦药似的。我气愤地质问士兵—干吗他们都在骗女人，对她们撒谎，然后玩弄，然后再转交给其他人，而且还常常打她们呢？
他只是淡淡一笑，说道：
“不必在意，这都不是什么好事，都是—罪孽！你嘛—还小，还早……”
不过，有一次，我得到了更为肯定的回答，让我印象相当深刻。
“你以为—她不知道我在骗她吗？”他眨了一下眼睛，咳了一声，说道，“她—是知道的！她自己愿意上当受骗。这事，没人不撒谎，这事所有人都害臊，谁也不爱谁，就是—玩玩呗！这可真不要脸，以后你会懂的！这事必须是在晚上，若是在白天，那就在黑暗的地方，在柴棚子里，是的！因为这个，上帝才被赶出了天堂，因为这种事,大伙儿才不幸……”
他说得那么好，那么忧伤，那么忏悔，这稍稍让我宽容了他的罗曼史。比之叶尔莫辛，我对他要友好一些，我憎恶叶尔莫辛，尽一切可能嘲笑他、激怒他，—而且我频频得手，他常常满院子追着我跑，想收拾我，可因为他很笨拙，很少得逞。
“这事—是禁止的啊。”西多洛夫说。
禁止这事—我知道，但要说人们因为这事而不幸—不可信！我是见过不幸的人，但不相信这话是因为常常看到情人们眼里异样的表情，感觉到恋人们特有的善意。见到这类心儿的喜悦总是令人很愉快。
但是生活，我记得，是越来越无聊和残酷了，按照我日复一日所见到的那种形式和关系牢不可破地固定下来了。没想过现实之外，眼前所见的一成不变的每日之外，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可能。
但是，有一次，士兵们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让我很受触动。
这院子一套房子里住着一个在城里最好的服装店做工的裁缝，寡言、随和，不是俄国人。他的妻子身材娇小，没有小孩，就是一天到晚读书。在这闹哄哄的院子和满是酒鬼的房子里，这两位过着不声不响、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不接待客人，自己什么地方也不去，只是每逢节日，就上剧院看剧。
丈夫一早就去上班，晚上很晚才回来，妻子跟个少女似的，每周白天去两次图书馆。我常常看见她摇晃着身体，像个跛子似的，迈着细碎小步沿着大堤走，带着一捆用皮带扎起来的书，跟个中学女生似的。她看上去清纯、整洁、神清气爽，一双小手上戴着黑手套。她长着一张鸟儿似的脸，一双小眼睛滴溜转得飞快，整个人都很漂亮，像梳妆台上的瓷人儿。士兵们说，她右边缺了根肋骨，所以走起路来就这样古怪地摇晃，不过我倒觉得挺好看，一下子就能从院子里的军官太太群里认出她；这些军官太太，尽管嗓门大、服饰五颜六色、箍裙高耸，但还是显得有些陈旧过时，仿佛她们在阴暗的地下室，在一堆废物中间，早已被人遗忘。
院子里的人都说这娇小的裁缝妻子精神有问题，说她书读多了，弄得神叨叨的，不会打理家务，她丈夫亲自上集市采购食品，亲自叫一个厨娘订午餐、晚餐。这个厨娘身材高大，不是俄国女人，面容阴沉，一只眼睛红红的、湿漉漉的，另一只则是粉红的细细的一条缝。可是这位太太本人—大家都这样说她—却连猪肉跟牛肉都分不清，有次，竟然把洋姜当香芹菜买回来。你想想看，这多可怕！
他们三个人在这院子里都显得另类，像是偶然落进了这个大鸡场的一个笼子里，就像山雀，为了躲避严寒，从透气窗飞进了又闷又脏的居民住宅。
忽然，勤务兵们告诉我，那些军官老爷想出了一个捉弄这个裁缝妻子的恶毒把戏：他们几乎每天，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轮流写条子给她，倾诉对她的爱慕，诉说自己的痛苦，称赞她的美丽。她回信说请不要打扰她，并对给他们带来痛苦表示遗憾，并请上帝帮助他们不要再爱她。拿到回信后，军官们聚在一起读，嘲笑这个女人，然后又一起用某人的名义给她写信。
勤务兵们一边给我讲这件事，一边也笑骂着这个裁缝妻子。
“倒霉的蠢货，瘸腿婆娘。”叶尔莫辛粗声粗气地说。西多洛夫轻声附和着：
“每个女人都希望有人骗她，她其实什么都明白……”
我不相信裁缝妻子知道别人在笑话她，于是立即决定把这事告诉她。瞅准她家厨娘去地窖的空当，我沿着黑黢黢的楼梯跑进这个娇小女人的套房，钻进厨房—那里空无一人，进了房间—那个裁缝妻子坐在桌子边，一只手端着一个沉重的镀金茶杯，另一只手拿着一本翻开的书；她吓了一跳，把书贴在胸部，声音不高地叫起来：
“谁啊？阿古斯塔！你是谁？”
我估摸她会拿书或者茶杯砸我，就迅速地语无伦次地跟她说起话来。她坐在一个宽大的马林果色的圈椅上，身穿一件下摆缀着丝绒边、领口和袖口带花边的天蓝色起居连衣裙，淡褐色的蓬松的鬈发披散到双肩，像一位自天国圣幛中门来的天使。她靠在圈椅背上，圆圆的眼睛盯着我看，起初很气愤，然后是惊讶，带着微笑。
我把要说的一股脑儿都说了，失去了勇气，转身走向门口，她叫住了我：
“等等！”
她把茶杯放进茶托，把书往桌上一扔，两个手掌合起来，用大人特有的低沉声音说道：
“你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过来啊！”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她，她抓住我的一只手，用冷冰冰的小手指抚摸着，问：
“没有谁叫你来告诉我这些，是吧？嗯，很好，我看出来了，我相信—是你自己的主意……”
她放开我的手，闭上眼睛，轻轻地慢慢说道：
“原来这些不要脸的士兵在说这个！”
“你们最好从这里搬走。”我郑重其事地建议道。
“为什么呢？”
“他们会欺负你们的。”
她愉快地笑起来，然后问：
“你上过学没？喜欢读书吗？”
“没时间读啊。”
“如果喜欢读书，那一定找得到时间。好啦，谢谢你！”
她把三个指头撮在一起伸过来，里面夹着个硬币，我不好意思收下这冷冰冰的东西，但又不敢拒绝她，于是，离开的时候，就放在楼梯栏杆的小柱头上面。
这女人让我有了一种崭新的深刻印象，就像我眼前出现了朝霞，一连好几天我都在愉悦中，回忆着那宽敞的房间、那个坐在房间里的穿着淡蓝衣服的天使一般的裁缝妻子。四周的一切都美得难以形容，松软的金色地毯铺在她的脚下，冬日的白昼穿过窗户银色的玻璃照进来，在一旁温暖着她。
我很想再去看看她，如果我去找她借书，该怎么办呢？
我就这样去了，又见到了她，她还在同一个地方，手里还是拿着书，只是脸颊上缠着一个棕红色头巾，一只眼睛有些肿。她递给我一本黑封皮的书，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我郁闷地拿着书走了，这本书散发着杂酚油和茴香水的气味。我把这本书用干净的衬衣和纸张包好，藏到阁楼上，害怕主人们拿去弄烂了。
主人家经常收到《田野》[ 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一本插图周刊（1870—1918）。]杂志，他们订阅这本杂志其实只是为了看服装样式和得到赠刊，并不是想要阅读。看完插图后就把它堆在卧室柜子顶上，年底的时候，就把杂志装订起来，藏到床底下，那里还有三卷《绘画评论》[ 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一本家庭读物，图文并茂的周刊。]。我刷洗卧室地板的时候，脏水就往这些书下面流去。男主人还订阅了《俄罗斯信使报》[ 187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报纸。]，晚上一边读一边骂：
“见鬼，他们干吗净写这些！真是无聊……”
星期六，上阁楼晾晒衣服的时候，我又想起那本书，拿出来，翻开读到第一行：“房屋—跟人一样，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面相。”这句话的真实性着实让我吃惊。我就站在天窗边读下去，一直读到身体冻僵才罢休。晚上，主人一家都去做晚祷的时候，我就拿本书到厨房，埋头读那些泛黄的、破旧如秋叶的书页。它们轻而易举地把我带入一种另类的生活，使我接触到一些新的名字和新的关系，给我展示了一些善良的英雄和阴沉的恶人，这些完全不同于我看腻了的那些人。这是那本克萨维耶·德·蒙特潘的长篇小说，跟他所有的长篇小说一样，很长，人物和事件也很丰富，描写了陌生的急剧变化的生活。小说整个写得简单直白，就像是一缕光芒，隐藏在字里行间，照耀着善良与邪恶，助长人们的爱和恨，让读者紧张地注视着纠结在一起的人物命运，马上冒出帮助这个、阻止那个的强烈愿望，完全忘了这类意外展开的生活只是纸上的事；在起伏不定的斗争中，忘记了一切，读这页还沉浸在欢乐中，读另一页就陷入了悲伤。
我读书入了迷，以至于听到大门外铃铛响起，一时还不明白谁在拉铃铛，要干吗。
蜡烛几乎都燃尽了，早上我才清洁过的蜡烛台，又注满了蜡油；我必须留意的长明灯的灯芯也掉下来熄灭了。我在厨房里四处乱串，尽可能掩盖自己的罪证，把书塞到炉子下面的空当，重新点上长明灯。房间里跳出一个保姆：
“耳朵聋了吗？在打铃呢！”
我飞奔过去打开门。
“在睡大觉？”男主人严厉地质问，他老婆一边吃力地爬楼梯，一边抱怨我让她害了感冒。那个老太婆一直骂骂咧咧，在厨房里，她发现了燃尽的蜡烛，立即审问我在干什么。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仿佛从高处摔下来，整个人都散了架似的，担心她找到那本书，而她一直嚷嚷，说我会烧了这房子。男主人和妻子来吃晚餐，她借机向他抱怨：
“这不，你瞧，整根蜡烛都烧完了，轮到烧这房子了……”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挑我的刺，七嘴八舌地说起我的那些有意和无意的过失，威胁我不得好死，可我早已明白，他们说这些不是因为恶，也不是因为善，只是因为太无聊了。把他们跟书里的人物一比较，就会奇怪地发现他们是多么空虚，多么可笑。
他们吃完晚饭，步履蹒跚，疲惫地各自睡觉去了。老太婆对着上帝大倒了一番苦水后，爬到炉炕上就没了声息。于是，我站起来把书从炉子下空处拿出来，走到窗前；夜色明亮，月光直接洒进窗户，但细小的字体弄得我视力不济。而想读书的渴望又让人很难受。我从橱架上拿来一口铜锅，把月亮的光反射到书上，—可是更差劲，更阴暗了。于是我爬到墙角的长凳子上，靠近圣像，借着长明灯的光亮站着读书，可是实在太疲倦，就倒在凳子上睡着了，老太婆的嚷嚷和推搡把我弄醒了。她双手抓着那本书，往我双肩狠狠敲打，愤怒地扬起那棕红色头发的脑袋，气得满脸发红，赤着脚，只穿一件衬衣。维克多从高板**嚷起来：
“妈妈，别嚷了！这日子可真没法过了……”
“书落在她手里，会被撕碎的啊！”我心想。
吃早茶的时候，大家都来审判我，男主人严厉地问：
“你从哪里搞来的书？”
女人们嚷嚷着，互相打着岔，维克多疑神疑鬼地嗅了嗅书页，说：
“有点香水味，天啊……”
我是万万不能说出真相的，于是就说这书是在军团神父的勤务兵西多洛夫那里借的。
“给他还回去，这事下不为例！”男主人说道。
得知这书是神父的，他们就再一次看了看这本书，惊讶而愤怒于神父也看大部头小说，但这毕竟还是让他们稍稍宽了下心，虽然男主人跟我谈了很久，说看书有百害而无一利。
“就是他们这帮读书人炸了铁路，想炸死……”[ 1879年11月19日至12月1日之间有人炸毁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本想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未成功。]
主妇又气又怕地对着丈夫嚷嚷：
“你疯了吗？你对他说些什么啊？”
我把“蒙特潘”拿到士兵那里，把事情从头到尾跟他讲了，西多洛夫接过书，一声不吭地打开小箱子，取出一条干净毛巾，把小说裹好，放到箱子里，对我说：
“别听他们的，到我这里来读书，我谁也不会告诉的！如果来了，我不在，钥匙就挂在圣像后面，打开箱子就可以拿出来读……”
主人们对书的态度一下子提高了书在我眼里的地位，让我觉得书里一定有什么重要而可怕的秘密。至于那些“读者”在某个地方炸了铁路，想炸死某人，这个并没引起我的兴趣，但是我想起忏悔时神父问的问题、中学生在地下室的朗读、斯穆雷关于“正经书”的话语，想起外公讲的那些关于自由思想分子巫师的故事：
“大恩大德的沙皇亚历山大·巴弗雷奇[ 亚历山大一世，1801至1825年间的沙皇。]在位时，贵族们[ 指十二月党人。]走上崇尚巫术和自由思想的邪路，企图把全体俄国人民出卖给罗马教皇。阿拉克切耶夫[ 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军务宠臣。]将军把他们当场抓住，不管他们的官衔爵位，全部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役，在那里，他们就像蚜虫似的消失了……”
我想起了“满天繁星的恩博拉库伦”和“格尔瓦西”，以及那些庄重而可笑的话语：
“外行的人啊，想知道我们的事情！可你们那弱视的眼睛怎能看得分明！”
我感觉自己像是站在一些巨大秘密的门口，日子过得像个疯子。我只想尽快把书读完，担心它在士兵那里弄丢，或是损坏。否则我怎么向裁缝妻子交代呢？
老太婆把我盯得紧，弄得我不能跑去找勤务兵，她常常吹毛求疵地责骂我：
“书呆子！书净教些****的东西，你看她，那个爱读书的女人，会做什么，—上个集市买东西都不会，就只会跟那些军官乱来，大白天都在接待他们，当我不知道！”
我真想大喊：
“胡说！她没有乱来……”
但我怕为裁缝妻子说话，老太婆会马上猜测：这书不会是她的吧？
一连几天，我都过得极度悲观、心神不宁、心烦意乱，我没法睡觉，挂记着“蒙特潘”那本书的命运。有天裁缝妻子的厨娘在院子里把我叫住：
“把书拿来！”
吃过午饭，我趁主人们都躺下休息的空当，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找裁缝妻子。
她像第一次那样接待了我，只是穿着不一样：灰色裙子、黑色丝绒上衣、敞开的脖颈上挂着个绿松石十字架，像只雌性红腹灰雀。
我告诉她，书还没读完，主人家不让我读，委屈和见到这个女人的喜悦让我满眼泪水。
“呸，多么愚蠢的人啊！”她说道，蹙了蹙细细的眉毛，“你那个男主人有一副蛮有趣的面孔吧，你别伤心，让我想想。我写封信给他吧！”
这个可把我吓了一跳，我向她声明，说我跟主人家撒了谎，说那本书是从神父那里拿的，没说从她这里拿的。
“不要，不要写信！”我请求她，“他们会嘲笑您，骂您的。这院子里谁都不会喜欢您，大家都笑话您，说您是个傻瓜，说您少根肋骨……”
一口气说完这些，我瞬间明白了，我说的话有些多余，会让她伤心的，—她咬着上嘴唇，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就像骑在马上一样。我尴尬地低下头，真想钻到地里去。但裁缝妻子往椅子上一倒，快乐地哈哈大笑起来：
“哎呀，真愚蠢……真愚蠢啊！那怎么办？”她自言自语，仔细打量着我，然后，叹口气，说：“你可真是个古怪的孩子，真是……”
我照了照她身边的镜子，看到一张高颧骨、宽大鼻子的脸，额头上有一大块青紫斑，很久没理的头发呈旋涡状往四面竖立，—这就叫“古怪的孩子”吗？……这个古怪的孩子不像这细小的瓷人儿……
“那次你没拿走我给的一点小钱。为什么呢？”
“我不需要。”
她叹口气。
“嗯，那怎么办！如果他们允许你读书，你就过来，我给你书……”
梳妆台上有三本书，我带来的那本最厚。我郁闷地看着它。裁缝妻子向我伸出粉红小手：
“好吧，再见！”
我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她的手，就立即转身离开了。
也许，大家说她什么都不懂是对的，—这二十戈比硬币她居然说是小钱，跟个小孩似的。
不过，我挺喜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