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瞬间高涨起来的读书热情让我没少受污蔑、屈辱和恐吓，回想起来真是哭笑不得。
裁缝妻子的书感觉都很贵，我担心老太婆扔进炉子一把火烧掉，所以尽量不去想这些书，于是就在每天早上买配茶面包的小铺子里借些五颜六色的小书回去看。
小铺老板一看外表就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厚嘴唇，浑身汗流浃背的，苍白松弛的面容，长满患瘰疬病留下的疤痕和斑点，白惨惨的眼睛，一双胖乎乎的手长着又短又笨的手指。他的铺子成了这条街上少年和轻佻少女夜里聚会的场所；男主人的弟弟就几乎每个晚上都去那里喝啤酒、打牌。我常常被派去喊他回家吃晚饭，在店铺后面一间又窄又小的房间里，不止一次看到店主那个有点傻气的红脸老婆正坐在维克多或者其他小伙子的膝头上。看上去，店主似乎并不在意。不仅如此，他那个在店里帮忙的妹妹，唱歌的、士兵们，以及所有好这口的都可以去紧紧抱她，他一概不在乎。铺子里货物不多，他解释是因为才开张，还没来得及铺货，其实这铺子秋天就开张营业了。他常常拿一些春宫画片给买主和客人看，让那些想要的人抄写****的诗歌。
我读了米沙·叶夫斯季格涅耶夫[ 大众流行通俗读物作者。]一些无聊空洞的小书，这些书我是按每本一戈比从铺子租来看的，这是相当贵的。但是这些书没有一本让我满意。《古阿克，又名不可战胜的信仰》[ 178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本骑士小说，作者不详。]《威尼斯人弗兰彻尔》[ 即《威尼斯勇敢骑士与美貌女王雷齐维妮的故事》，是俄国人安德烈·菲利普诺夫根据西欧骑士小说改编的一本大众通俗读物。]《俄国人与卡巴尔达人之战，又名一位死在丈夫坟头的穆斯林美女》[ 19世纪20至40年代流行通俗读物作家兹利亚霍夫的一本长篇历史小说。卡巴尔达是中亚地区的一个民族，1774年该地区并入俄国。]，以及所有这类文学书籍，也不能让我满意，常常弄得我异常恼火：我觉得这些书在糊弄我，就像糊弄一个傻瓜，这些书用晦涩的词语讲述那些子虚乌有的事。
《射手们》[ 马萨尔斯基长篇历史小说改写本。]《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 扎戈斯金长篇历史小说改写本。]《神秘的修道士》[ 扎托夫长篇历史小说改写本。]《鞑靼骑士亚潘卡》[ 卡西罗夫的历史小说。]，以及同类的书我都特别喜欢，—读完会有些收获。但最能吸引我的还是圣徒传，—这类书有些严肃的东西，值得相信，有时会让我深受感动。不知何故，所有男苦修信徒都让我想起“好事情”，所有女苦修信徒都让我想起外婆，那些圣徒让我想起遇到好事的外公。
劈柴的时间，我就在柴棚里看书，或者在阁楼里看，都一样不方便，一样冷。有时候，如果书让我感觉很有趣，或者必须尽快读完，我就常常半夜起床，燃支蜡烛看，但是老太婆发现蜡烛晚上短了，就用木片来量，然后把木片藏到某个地方。如果早上发现蜡烛短了一俄寸，或者，如果我找到了那个小木片，却没有折断到蜡烛燃过的长度，厨房里就会发出愤怒的呐喊，有次，维克多从高板**气得大叫：
“不要嚷嚷好不好，妈妈！真是要命！这还用说，蜡烛就是他点的，因为他要读书，书是从铺子老板那里拿的，我知道！去阁楼上他那里看看……”
老太婆跑到阁楼上，找到一本小书，撕成了碎片。
不消说，这当然让我很伤心，但是，读书的念头也越加强烈了。我明白，就算一位圣人来到这个家里，我的主人们一样会教训他，把他变成自己的同类；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无聊，如果他们停止评论别人、嚷嚷和玩弄别人，那他们就会不知道如何说话，会变成哑巴，也就看不清他们自己了。一个人要想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那他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待人。我的主人们不会跟身旁的人相处，总是教训人、责备人，就算你已经像他们那样生活，—就是跟他们一样思考、一样感知，他们还是依然会因为这个责备你。他们已经是这样的人了。
我绞尽脑汁想办法读书，老太婆烧了几次我的书，这一下我就欠了铺子老板一大笔钱—四十戈比！他要我还钱，威胁说只要我到铺子买东西就要扣下主人家的钱还债。
“到那时你该怎么办呢？”他幸灾乐祸地问我。
他实在是令我作呕，显然，他也看出了这点，用各种威胁来折磨我，而且以此为乐：每次我一进铺子，他那满是斑点的脸就舒展开来，亲切地问我：
“欠的钱拿来了？”
“没有。”
他吃了一惊，把脸一沉：
“怎么回事？那我怎么办，去法庭控告你，啊？查抄你的财产，把你拉去流放？”
我没地方弄钱—我的工钱是直接付给外公的，我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要求缓一缓，铺子老板伸出油光光的油炸饼似的胖手，说：
“你亲亲这只手，我就再等等！”
我抓起柜台上的秤砣，朝他挥了一下，他往下一蹲，喊起来：
“干吗，你要干吗，瞧你，我是说着玩的！”
我明白他可不是说着玩的，为了还他这笔钱，我决定去偷窃。
每天早晨，我给男主人洗衣服的时候，他裤子口袋里常有硬币铿锵作响，有时候，它们会掉出来，滚到地板上去，有次还有一枚硬币从楼梯缝隙掉到了柴棚子里；我当时忘了把这事告诉男主人，想起来已经是几天以后，我在柴火堆里找到了这枚二十戈比的硬币。我把这枚硬币交给男主人，他老婆在一旁说：
“看到了吧？衣袋里留了钱，那就得数数。”
男主人对我笑着说：
“他不会偷的，我知道！”
现在，一起偷盗的念头，我就想起这句话和他那信任的微笑，感觉要偷钱还真不容易。好几次我从他口袋里掏出了银币，数着，但就是不敢下手。为此我纠结了三天，但没想到麻烦忽然就解决了。男主人是出人意料地问我：
“怎么啦，彼什科夫，萎靡不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我就把我的心事一股脑儿都对他说了，他皱起眉头：
“瞧瞧，这些小书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这些书啊，迟早要倒霉的……”
他给了我五十戈比银币，严厉地警告我：
“可得当心，千万别对我老婆和我妈说走嘴，否则，你懂的！”
然后，他好心地笑着说：
“你可真是倔强，拿你真没法！没什么，这很好！只是，不要看书了！新年起我要订一份好报纸，到时候你再看吧……”
于是，每天晚上，从喝茶到晚饭这段时间，我就给主人们朗读《莫斯科报》[ 1881年8月在莫斯科创刊的一份黄色八卦小报，深受小市民阶层的欢迎。]—上面有瓦什科夫、洛克沙宁、卢德尼科夫斯基[ 这三人都是《莫斯科报》的固定撰稿人。]的长篇小说以及帮助那些无聊得要命的人消化的文学作品。
我不喜欢念出声来，这妨碍我理解所读的内容，但我的主人们都听得入神，带着一种虔诚的贪婪对主人公的恶行不断发出惊叹声，得意地相互说道：
“我们还过得平静、平安，什么事都没有，感谢上帝！”
他们常常把事件弄混，把著名的江湖大盗丘尔金[ 通俗小说《大盗丘尔金》的主人公，该书作者署名为“老相识”。]的事迹记在马车夫福马·克鲁奇纳[ 巴加特列夫同名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账上，还时常把名字弄混，我纠正他们的错误，这令他们很吃惊：
“瞧他记性多好！”
《莫斯科报》上不时会看到列昂尼德·格拉韦[ 列昂尼德·格拉韦（1842—1891），俄国诗人。]的诗，我很喜欢，就把其中一些抄在本子上，但是主人们谈到他时都说：
“都老头子了，还写诗呢！”
“酒鬼、疯子，反正都一回事。”
我喜欢斯特鲁日金和梅曼托-莫利伯爵[ 这两位都是幽默作家、诗人。]的诗，但两位女主人，无论老少，都一致认定诗是卖弄噱头的玩意儿。
“只有小丑和戏子才用诗句来说话。”
这样的冬夜，在这狭小的房子里面对主人一家人，是很让人难受的。窗外是死一般的静夜，不时传来树枝冻得噼里啪啦的声音，人们一声不响地坐在桌子旁边，像冻鱼似的。暴风雪拍打着窗户和墙壁，在烟囱里嗡嗡呼啸着，吹得炉子风门啪啪作响，儿童房里，婴儿在啼哭。我真想坐到黑暗的角落，缩成一团，狼嗥一番。
女人们坐在桌子的一端，缝着衣服或织着袜子；另一端，坐着维克多，躬着背，郁闷地临摹着图样，时不时吼叫起来：
“别晃桌子好不！真是要命，钉子没钉好，狗拿耗子……”
旁边，一个巨大的绣架后面，坐着男主人，他正在一张桌布上绣十字绣，他的手指下面，出现了红色的大虾、青色的鱼、黄色的蝴蝶和棕红色的秋叶。这个刺绣图案是他自己拟定的，他干这活儿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他已经腻烦了这活儿了，于是，常常在白天里，看我有空，他就对我说：
“喂，彼什科夫，来绣这桌布，放手干吧！”
我坐下来，拿起那个粗大的针就开干，—我很可怜男主人，总是想尽可能帮帮他。我感觉有那么一天他会扔掉绘图、刺绣、打牌，干另一种事情，有趣的那种。他常常忽然扔下工作，像看一件陌生的东西一样，一边用惊异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份工作，一边想着什么。他的头发散落到额头和脸颊上，像个见习修道士。
“你在想什么呢？”他妻子问道。
“没想什么啊！”他答道，又着手工作了。
我暗暗惊讶：难道可以问一个人在想什么吗？这问题可真没法回答，—因为人总是一下子想很多：眼前的一切，他们昨天和一年前见过的事情，都弄混了，难以捉摸，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中。
《莫斯科报》的小品文不够读一晚上，我建议把卧室床下面的杂志拿出来读，年轻的女主人将信将疑地说：
“那些杂志里都是些画片，能读吗？”
床下面，除了《绘画评论》外，还有一本《星火》[ 1879年创刊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周刊。]杂志。然后，我们读起萨里阿斯[ 萨里阿斯·德·图尔涅米尔（1840—1908），俄国历史小说家。]的《加金·巴尔季斯基伯爵》。男主人很喜欢这个中篇小说里那个有点憨态的主人公，对于小少爷的悲惨遭遇，他毫无同情心地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吼叫着：
“不，这事儿可真搞笑！”
“其实，这都是捏造！”女主人为了显得自己有独立见解这样说道。床底下找出来的文学作品帮了我一个大忙：我获得了把杂志拿到厨房去的权利，这样晚上就可以看书了。
运气不错，老太婆转到儿童房去睡了，因为保姆常常喝醉酒。维克多不打扰我，他每晚等大家都睡了，就一个人悄悄穿戴好出门，直到天亮才回来。还是不让我点灯，大家把蜡烛拿到各自房间去了，我又没钱买蜡烛，于是就把蜡烛台上的蜡油收集起来，装进一个沙丁鱼铁皮罐头盒里，往里面倒了点长明灯的灯油，然后，用棉线捻成灯芯，炉子上便燃起一盏整夜都冒着烟的灯。
当我翻开一本大部头书的书页时，灯芯那红色火苗就颤抖着摇晃起来，似乎要熄灭的样子。灯芯常常滑进烧得很难闻的蜡油里，油烟熏着我的眼睛，但这所有的不便都消失在我看插图读说明的乐趣之中。
这些插图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大地，这里有童话般的城市，有高高的山脉，有美丽的海滨。生活美妙地发展开来，大地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人越来越多，城市也一个个拔地而起，一切都变得多姿多彩。现在，望着伏尔加河左岸远处，我已明白，那不是一片空地；而在以前，当我望着伏尔加河对岸时，感到一种特别的郁闷：平坦的草场、披着黑色破衣的灌木丛、草场尽头参差不齐的黑色森林墙，草场上空是浑浊而寒冷的蓝天，大地空旷、凄凉，心也是空****的，一种淡淡的哀愁撩拨着它。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没什么想头，只想闭上双眼。这种令人沮丧的空虚除了吸干我心里的所有，不会给我一丁点希望。
插图的文字说明浅显易懂地介绍了另一些国家、另一些民族，讲了过去和现在的各种事件；我有很多没搞懂，这让我很难受。有时候，有一些奇怪的词汇刺入到我大脑里，—“形而上学”“千年天国”[ 早期基督教的一种神秘主义学说，相信耶稣第二次来到人间后，在世界末日之前，他将在人间建立千年的“天国”。]“宪章运动者”[ 19世纪英国最早的群众性和政治性的无产者革命活动家。]。这些词汇弄得我很是头痛，跟不断长大的怪物似的，阻断了一切，我觉得如果不弄清这些词汇的含义，我就永远什么都搞不懂了，—因为它们就像守卫一般站在所有秘密的门口。常常是，全部句子就像一根刺扎进手指一样，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弄得我没法去想别的事情。
我记得，我读过这样一首奇怪的诗[ 波兰诗人约·波·扎列斯基（1802—1886）写过一部抒情长诗《草原精灵》（1836）。1877年俄译者翻译了该诗的一个片段，题为《阿底拉》。]：
身披铠甲，行走无人之境，
沉默而忧郁，如同墓地，
这是阿底拉酋长[ 阿底拉是5世纪匈奴民族的酋长，曾经征服高卢，以作战手段残酷著称。]，匈奴的首领。
他背后，是一片乌云般的战士，在叫喊：
罗马在哪里？雄伟的罗马在哪里？
我知道罗马是一座城市，但是匈奴是什么呢？这得弄清楚。
找了个好时机，我问男主人。
“匈奴人？”他惊讶地重复道，“鬼知道是什么！大概是胡扯吧……”
他不赞同地摇着脑袋：
“你脑袋里尽是些荒诞不经的东西，这可不好，彼什科夫！”
管他好还是不好，我就是想知道。
我觉得团里的神父索洛维约夫应该知道什么是匈奴，于是就在院子里拦住他问。
他脸色苍白，体弱多病，红眼睛，没有眉毛，黄胡须，总是在生气。他一边用手杖戳着地，一边跟我说：
“这个关你什么事？”
中尉涅斯捷罗夫恶狠狠地回答：
“怎么回事？”
于是我决定去问问药房的药剂师，他总是亲切地看着我，他有一张聪明的脸庞，大鼻子上架着副金色的眼镜。
“匈奴，”药剂师巴维尔·戈尔特贝格告诉我，“曾经是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这个民族再也不会有了，已经灭绝了。”
我感觉很懊丧，倒不是因为匈奴灭绝了，而是因为困扰了我这么久的一个单词居然如此简单，弄得我一无所获。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匈奴”，自从跟他们有了交集后，词汇就再也没那么困扰我了，也正因为“阿底拉”，我才跟药剂师戈尔特贝格熟络起来。
这个人知道所有复杂词汇的通俗含义，他有一把开启知识奥秘大门的钥匙。他用两根手指扶正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说话像有一些小钉子钉进我脑门：
“朋友，单词好像一棵树上的叶子，要弄清楚一片叶子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就需要知道这棵树是如何生长的，—这就必须学习！书籍，朋友，就像一座美丽的花园，里面什么都有：有的让人舒服，有的让人受益……”
我常常跑到他那个药房给经常害“胃灼热”的大人们买苏打和苦土，为婴儿买月桂软膏和泻药。药剂师那简短的教诲使我对书的态度愈加严肃认真了，不经意间，它们对我就像伏特加之于酒徒，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
书籍给我展现了另一种生活—一种促使人们去建功立业、去犯禁的强烈感情和愿望。我看到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没能力建功立业和犯禁的，他们生活在跟书中所写的完全不同的某个地方，因此很难理解—生命中究竟什么是有意义的？我不愿过这样的生活……这点我很清楚，—我不愿意……
从图片说明中我知道了在布拉格、伦敦、巴黎这些城里没有沟壑和肮脏的垃圾堤坝，那里都是笔直宽阔的街道、不一样的房屋和教堂。那里没有把人困在屋子里六个月的冬天，也没有只可以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片、马铃薯和讨厌的亚麻油的大斋期。大斋期不许看书，《绘画评论》被他们收走了，于是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袭上身来。现在，我把这种生活跟从书里获得的知识一比较，就看出它要贫乏和畸形得多。一有书读，我就振奋，浑身是劲，干活儿就麻利，我有个目的：干活儿越快结束，我读书的时间就越多。书被夺走了，我就变得萎靡不振、懒洋洋的了，患上了一种从没见过的健忘症。
记得正是在这些无聊空虚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有天晚上，大家刚躺下睡觉，忽然传来教堂嗡嗡的敲钟声，家里的人一下都被惊动了，半裸的人们扑到窗前，互相打听着：
“失火了吗？敲钟报警吗？”
可以听见别的房子里也是一片忙乱，门关得啪啪作响。有人牵着马在院子里跑。老太婆大声嚷嚷，说是教堂被偷了，男主人让她闭嘴：
“够了，妈妈，已经听清楚了，这不是报警钟声！”
“哦，那八成是主教死了……”
维克多从高板**爬下来，穿好衣服，喃喃说道：
“我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
男主人叫我上阁楼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去，爬到天窗外面的屋顶上，—没看见火光；寂静的寒冷空气里，钟声慢腾腾地撞响着；黑暗里，跑着一些看不清楚的人，踩着雪地发出喀喀的声响，雪橇滑板发出刺耳的吱吱声，钟声响得越来越恐怖。我回到房间。
“没看到火光。”
“呸，天啊！”男主人说着，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把衣领竖起来，犹豫不决地把脚塞进套鞋。
主妇劝他：
“别去！喂，别去啊……”
“少废话！”
维克多也穿戴停当，逗着大家：
“我知道……”
两兄弟上街去了，女人们叫我烧茶炊，自己跑到窗口张望，但是几乎与此同时，男主人在外面拉门铃，他一声不吭地沿着楼梯跑进来，打开前厅的门，粗着嗓门说：
“沙皇被人暗杀了！”[ 指1881年3月俄国民意党人刺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给杀死了？！”老太婆大叫一声。
“杀死了，一个军官跟我说的……现在怎么办？”
门铃又响了一下，维克多回来了，一边不爽地脱着衣服，一边气鼓鼓地说：
“我还以为—打起仗来了！”
然后，大家坐下喝茶，平静地交谈着，都压低声音，小心翼翼。街上安静下来，钟也不响了。整整两天，他们都小心地神秘地低声交谈，去了某个地方，有些客人来访，详细谈着什么。我非常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主人们把报纸藏起来，不让我看。我问西多洛夫，沙皇为什么被暗杀？西多洛夫低声回答：
“这事可不准说啊……”
后来，这事很快就在日复一日的琐事中被淡忘了，没多久，我经历了一件很不爽的事情。
一个星期天，主人们一早就去做祷告礼拜，我把茶炊生上火，就去收拾屋子，这时，那个大孩子跑到厨房，把茶炊上的龙头拔下来，拿到桌子底下玩。茶炊里有很多炭火，水一漏完，茶炊就开焊了。我还在房间里，听到茶炊响声非同寻常，就跑到厨房，天啊，整个茶炊都变青了，在颤抖，就像要从桌子上蹦起来。龙头的套筒已经脱焊，软绵绵地耷拉下来；盖子已经歪向一边，把手下方滴着锡液，—这个浅紫带青的茶炊就像一个烂醉的酒鬼似的。我拿水泼过去，它吱地响了一声，就凄凉地瘫倒在地板上。
外面门铃响了，我打开门，老太婆迎面就问茶炊准备好没，我简短回答：
“准备好了。”
这句话是在尴尬害怕时脱口而出的，但被当成嘲笑而加重了惩罚。我被狠狠揍了一顿，老太婆扎了一小把松木柴打我，倒不是很痛，但是在背上皮肤下面深深留下了不少木刺。到了傍晚，我的背肿得跟枕头似的，第二天中午男主人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一个个子高高、身材单薄得有些滑稽的医生验了我的伤，用浑厚的低音淡定地说：
“这是虐待，得写一份验伤报告！”
男主人脸红了，双脚沙沙蹭刮着地板，轻声对医生说了句什么，那医生越过他的脑袋望着一边，然后简短答道：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
但后来又问我：
“你要告发吗？”
我很痛，但还是说：
“不，快给我治吧……”
我被送到另一间房，放到手术台上，医生一边用冷冰冰的感觉很舒服的小镊子夹着刺，一边插科打诨：
“他们把你的皮折腾得够厚实，朋友，现在你是不会透水的了……”
这个叫人痒得受不了的手术一完，他说道：
“拔出来四十二根小木片，朋友，记住，你可以吹牛皮了！明天这个时候来换药。你常常挨打吗？”
我想了想，答道：
“以前，还要挨得多些……”
医生低沉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
“一切都会好的，朋友，都会好起来的！”
他把我带到男主人面前，对他说：
“包好了，领回去吧！明天带过来换纱布。算你走运—这孩子很搞笑……”
坐在马车上，男主人对我说：
“我也挨过打，彼什科夫，—那有什么办法？我也挨过打，老弟！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同情你，可是谁又该来同情我呢？没有人同情我！到处都是人—挤得很，可是，说到同情—连个狗崽子都没有！哎，畜生……”
他一路上都在骂，我同情他，也很感激他跟我说了这么多人话。
这家人像寿星一样迎接我，女人们打破砂锅问到底，要我说医生是怎么治疗的，他说了些什么，—她们听着，惊叹着，甜甜地咂巴着嘴，皱起眉头。我很惊讶她们对于疾病、痛苦和一切不快的事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我看出来，他们对我拒绝告发他们相当满意，趁着这事，我请求他们准许我找裁缝妻子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太婆叫了起来：
“是个机灵鬼！”
过了一天，我站在裁缝妻子面前，她亲切地说：
“听说你生病了，送到医院去了，看来，全是瞎说吧？”
我默不作声，不好意思告诉她实情—干吗要她知道这残暴的伤心事呢，她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就很好了。
于是，我又读起大部头的书来：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 庞逊·德·泰尔莱利（1829—1871），法国作家，著有多卷的《罗坎博尔历险记》等惊险小说。]、蒙特潘、扎孔纳[ 皮埃尔·扎孔纳（1817—1895），法国惊险小说家，著有《一个警察局密探的手记》等小说。]、加博里奥[ 埃米尔·加博里奥（1832—1873），法国侦探小说创始人之一。]、埃马尔[ 格卢·埃马尔（1818—1883），法国作家，写过一些以印第安人反对白人征服者为主题的惊险小说。]、布阿果贝[ 布阿果贝（1821—1891），法国惊险小说家。]等人的厚厚的书，我都一本接一本地囫囵吞枣地迅速吞下去，我是多么愉快啊。我感觉自己也过起这非同寻常的生活了，这种生活激励着我，使我浑身充满活力。我那自己做的烛台又冒出了黑烟，我通宵达旦地读书，眼睛有点不给力了，老太婆亲昵地对我说：
“书呆子，等着瞧，你那眼珠子会爆的，你会瞎的！”
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所有的这些情节精彩、错综复杂的书里，尽管事件不同、国家和城市不同，但讲的都是一回事：好人都走霉运，被坏人欺负；坏人总是比善人走运、聪明，但是最终总有个不可捉摸的东西打败了坏人，善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爱情”令人厌倦，所有的男人女人都用同样的话语谈情说爱。这种千篇一律的话语不仅无聊空洞，而且也容易引起猜疑。
有时，从头几页开始，我就能猜到谁胜谁败，故事线索一弄明白，我就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想象来解读它。放下书，我就思考，就像解算术教科书上的习题，越来越能算准，谁将进入万事如意的天堂，谁将坠入牢狱。
但是，在这一切后面，我隐约看到了活生生的对我很有意义的真理之光、另一种生活的场景和不同的人际关系。我搞清楚了，在巴黎，那些马车夫、工人、士兵及整个“下等人”都跟尼日尼、喀山、彼尔姆等地方的不一样，—在那边，“下等人”更敢于跟贵族老爷说话，跟他们的关系更简单更随意。比如—那里一个士兵，他不像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士兵，—无论西多洛夫、轮船上的维亚特士兵，乃至叶尔莫辛；他比他们所有人更像一个人。他身上有某种跟斯穆雷共同的东西，但又不像斯穆雷那样凶狠和粗野。又比如—那里一个店铺老板，可是他也比我知道的所有店主都要好。就算是书里的神父，也不是我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对人更真诚更有同情心。总之，按书上说的，国外的所有生活要比我所知道的生活有趣得多、轻松得多、好得多。在国外，打架也没这样频繁和粗野，不会像捉弄维亚特士兵那样虐待似的捉弄人，不会像老太婆那样，愤怒地向上帝祈祷。
尤其明显的是，书里讲到了恶棍、吝啬鬼和下流坯，但他们身上没有那种我所熟悉的常常见到的难以言说的残酷、那种捉弄人的嗜好。书里的恶棍凶残得有道理，基本上总能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凶残，而我所看到的凶残都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人们多是以此为乐，并没期待有什么好处。
每读一本新书，俄国生活跟其他国家生活的差异愈加明显，同时也让我产生一种茫然的苦恼，愈加怀疑这些边角肮脏、读旧了的泛黄纸页的真实性。
一次，我忽然得到一本龚古尔[ 爱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法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桑加诺兄弟》，我一晚上就读完了，我很惊讶，这里有种我从未体验过的东西，于是又读了一遍这平淡伤感的故事。这书里没什么错综复杂的情节，表面上没什么有趣的东西，最初几页这书给人的感觉就是严肃、枯燥，跟圣徒传一样。其语言用词准确，没有一丝夸张，起初令我有些吃惊和不快，但精练的语言、严谨的造句很好地留在我心里，这样富有感染力地讲述马戏师两兄弟的悲剧，弄得我双手因为读到此书而兴奋得发起抖来。读到那不幸的演员拖着折断的双腿爬到阁楼上去，而他的兄弟正在阁楼上悄悄地研究心爱的艺术，我不禁哭了起来。
把这本好书还给裁缝妻子的时候，我请求她再给我一本这样的书。
“哪种叫这样的书呢？”她笑着问道。
她这一笑把我弄得有些尴尬，一时说不出我想要什么书。她说：
“这本书枯燥乏味，等等，我给你本更有趣的……”
几天后，她给了我一本格林武德[ 格林武德（1833—1929），英国作家。]的《一个流浪儿的真实故事》。这本书的书名多少有点刺痛我，但第一页就唤起了我心里狂喜的微笑，—我一直带着这微笑把全书读完，有很多页还重复读了两三遍。
原来，在国外，有时也有过着这样艰苦日子的小孩子啊！看来，我的日子还不算太坏—不必悲观！
格林武德给了我极大的勇气，这本书之后，很快，我就得到一本真正的“正经书”—《欧也妮·葛朗台》。
葛朗台老头儿让我清楚地想起了外公，遗憾的是，这本书太小，但让人吃惊的是，这里面有那么多的真实。这是我很熟悉又是生活中令人厌烦的真实，这本书以一种全新的、没有恶意的、平和的手法展现了出来。所有以前看过的书，除了龚古尔，评价起人来都是那样声色俱厉，就像我的主人们，常常唤起人们对罪犯的好感和对好人的恼怒，人们总是遗憾地看到，虽然消耗了很多脑力和意志，人还是没法达到自己的愿望—善良的人在他面前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一动不动，跟石头柱子似的。虽然所有的恶毒伎俩碰上这些石柱都会不可避免地破碎，但这些石头柱子并不能唤起同情。一堵墙不管多美多坚固，当你想去这堵墙后面的苹果树上摘苹果时，—就不会欣赏这堵墙了。因此我觉得，最珍贵最生动的就是藏在善行后面的……
龚古尔、格林武德、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没有恶人，也没有善人，有的只是一些普通人，一些活生生的人。他们是不容怀疑的，他们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而不会是其他什么样子。
这样，我终于明白了，“好的，正经的”书能带给人多么大的欢喜。可是这种书哪里能找得到呢？在这方面，裁缝妻子不大可能帮得上我。
“这是本好书。”她说着，递给我阿尔桑·古塞[ 阿尔桑·古塞（1815—1896），法国作家与文学评论家。]的《满是玫瑰、黄金和鲜血的双手》，还有贝洛[ 阿·贝洛（1829—1890），法国小说家，其作品曾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俄国的译本有《一个女凶手的情夫们》《社交界的秘密》等。]、保罗·德·科克[ 保罗·德·科克（1794—1871），法国小说家，其作品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于俄国的译本有《林荫道上的儿童》《男男女女》《巴黎浪**子》等。]、保罗·费瓦尔[ 保罗·费瓦尔（1817—1887），法国小说家，其作品于19世纪50至70年代流行于俄国的译本有《一妇二夫》《伦敦的秘密》《皇后的宠幸》等。]的长篇小说，可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有些紧张。
她很喜欢马里耶特[ 弗雷德里克·马里耶特（1792—1848），英国作家，写过很多关于海员生活的作品。]和韦尔纳[ 伊丽莎白·韦尔纳（1838—1918），德国女作家，著有《一路平安》《意志的力量》等小说。]的长篇小说，—但我觉得这些书都很无聊空洞。我也不喜欢施皮尔哈根[ 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作家，其作品在俄国十分流行，代表作《两头受气》和《战场上一人不成军》。]，但很喜欢奥尔巴赫[ 贝托尔德·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擅长写反映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的短篇小说。苏[ 拜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代表作《巴黎的秘密》《永久的犹太人》。]和雨果也一般，比之他们，我更喜欢司各特。我想要的书是那种令人兴奋和愉悦的、类似巴尔扎克那样美妙的书。我也越来越不喜欢这位瓷美人了。
每次去她那里，我都要穿上整洁的衬衣，发型也要梳理一番，尽可能打扮得仪表堂堂，我未必能做到，但我总在期待她发现我的光鲜仪表，跟我交谈更随和更友善，不要在那张干净的、总是喜气洋洋的脸上露出呆滞的微笑。但是她微笑着，用倦怠而甜蜜的嗓音问我：
“读完了？喜欢吗？”
“不喜欢。”
她略略抬起细细的眉毛，看着我，叹口气，用熟悉的鼻音说道：
“那是为什么呢？”
“这事我看过了。”
“这件事是什么事？”
“关于爱情……”
她眯缝起眼睛，甜蜜地笑起来：
“呵呵，所有的书都有写爱情啊！”
她坐在一个大圈椅里，穿着一双毛皮便鞋的小脚在轻轻动着，时不时打个哈欠，身子裹在浅蓝色长罩衫里，粉红色的手指敲着膝上的书皮。
我想问她：“您为什么不搬走呢？军官们还在不停给您写信，嘲笑您……”
可我没勇气对她说这些，我抱着那本关于“爱情”的厚书走了，心里一阵悲凉的失望。
院子里关于这个女人的八卦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恶毒、越来越有嘲弄的味道，我听了这些肮脏的无稽之谈很难受；背地里，我同情这个女人，为她担心，可每次去找她，见到她那锐利的小眼睛、猫似的灵巧身体和那张总是喜气洋洋的脸，同情和担心便像烟一般消散了。
春天，她忽然离开去了某个地方，过了几天，她丈夫也搬走了。
那些房子还是空着，等新房客的时候，我跑去看了看，看到光秃秃的墙上，留着挂过画的正方形痕迹、一些弯曲的钉子和钉子钉过的伤痕。刷过漆的地板上，到处散落着五颜六色的碎布头、纸片、破药盒子、香水玻璃瓶，一枚大大的铜质胸针闪着光。
我一下子难过起来，很想再见到这位娇小的裁缝妻子，对她说，我是多么感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