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集市上基本无活儿可干。跟往常一样,我在家又揽上了各种杂活儿,占去了一整天时间,只有傍晚才得空闲,我又开始大声念《田地》杂志、《莫斯科报》上那些我不喜欢的连载小说给主人们听。到夜里我就读些好书,并尝试写诗。

有一次,女人们去做通宵祈祷,男主人因为身体有恙留在家里,他问我:

“彼什科夫,维克多笑你,说你好像在写诗,这是真的吗?读来听听!”

我不好拒绝,就读了几首诗。他似乎不大喜欢,但还是说:

“好好干,加油!也许你会成为普希金,你读过普希金的诗吗?”

是在给家神送葬,

还是妖精在出嫁?[  引自普希金的一首诗。]

他那个时代还有人信家神,而他自己,大概就不信这个,只是当开玩笑!“对了,老弟,”他沉思着拖长声音,“你本该上学的,可惜迟了!鬼知道你将来会怎样生活……你那个本子得藏好,别被那帮女人翻了去笑话你……女人们,老弟,喜欢这个—烧心……”

从某个时候开始,主人就变得好静、冥思苦想,总是警惕地四处张望,一点声音就会把他吓住:他有时会忽然因为一些琐碎小事病态地大发雷霆,对大家嚷嚷一通,然后就从家里跑了,夜里很晚才醉醺醺地回来……感觉是他生活中有什么事发生,这事撕碎了他的心,但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现在的他,日子过得不自信、不开心,好像只是按部就班地过着。

每到休息日,我从午饭后到晚上九点,就到外面闲逛,傍晚,就坐在驿站街一个小餐馆里,餐馆老板胖乎乎的,老是一身汗,特别喜欢唱歌,几乎所有的教堂合唱队歌手都知道这事,他们经常在他那里聚会。他们唱歌,老板就款待他们喝伏特加、啤酒和茶。歌手都是没什么情调的酒鬼,他们唱歌只是应付,就为了那顿款待,唱的几乎总是圣歌,有时候因为有些虔诚的醉鬼认为在小餐馆唱圣歌不妥,老板就把他们请进自己的房间,我就只能隔着门听他们唱歌。乡下人和工匠也常常在小餐馆唱歌,餐馆老板亲自在全城搜罗歌手,在赶场天跟来赶集的农民打听他们的行踪。

歌手总是坐在吧台柱子旁边的椅子上,就在伏特加酒桶下方,脑袋就像画在酒桶底上,酒桶底就像一个圆形的画框。

最会唱,总是唱那些特别好听的歌曲的,是瘦小的马具匠克列晓夫,他整个人像被揉搓了、嚼烂了似的,棕红色的头发一绺一绺的,小鼻子发着光,像死人的鼻子,睡眼蒙眬的小眼睛一动不动。

他常常闭上眼,后脑勺靠在酒桶底上,挺起胸脯,用沉静的、压倒一切的男高音唱起饶舌歌:

哎,雾气一降临旷野,

就罩住了远方的道路……

他一下子站起来,腰靠在柱子上,身子弯下来,脸抬起来望着天花板,倾情唱着:

哎,我要去哪儿,去哪儿?

我哪里能找到宽阔的道路?[  一首民歌。]

他的声音小但绵绵不绝,好似一根银色的琴弦穿过小餐馆那幽暗混沌的各种喧嚣,忧郁的歌词、哀怨和呐喊声震慑了所有的人,—甚至连醉汉都吃惊地一下子严肃起来,默默地望着面前的桌子,触及灵魂深处的美妙音乐总能唤醒充盈内心的一种强烈感情,我心碎了。

小餐馆里寂静下来,就像在教堂,歌手—就像是神父。他并不是在传教,而是切切实实地虔诚地在为整个人类祈祷,虔诚地,大声地思考着贫苦人生的各种悲哀。蓄着大胡子的男人们从四面八方望着他,野兽般粗犷的脸上若有所思地闪着儿童般的眼睛。有时会有人叹口气,这更体现了歌声的感染力。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感觉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而平时所有人都过着虚伪、做作的生活。

角落里,坐着一个脸蛋胖胖的女商贩雷苏哈,一个**不羁的堕落女子。她把头埋到肥实的肩膀里哭起来,眼泪悄悄洗着无耻的眼。离她不远,趴在桌子上的,是阴沉的男低音歌手米特罗波尔斯基,一个失业助祭似的头发浓密的帅哥,醉醺醺的脸上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他看着面前的伏特加酒杯,拿起来,放到嘴边,又放回桌子,小心翼翼、悄无声息—不知道为什么不一饮而尽。

小餐馆里,所有的人都沉寂下来,就像在倾听一个早已遗忘的、对他们来说很亲近很宝贵的声音。

克列晓夫唱完歌,谦逊地坐到椅子上,餐馆老板满意地微笑着递给他一杯酒:

“嗯,真不错!你虽然是在唱,其实也在说,你是大师,没什么可说的!没人能说什么别的……”

克列晓夫不慌不忙地喝着伏特加,小心翼翼地咳嗽几声,轻声说:

“谁都有嗓子,谁都会唱歌,但要唱出歌里的灵魂,就只有我会。”

“是啊,但不要吹牛!”

“谁没本事,谁就不会吹牛。”歌手还是那样轻轻地,但是更倔强地说道。

“你太狂了,克列晓夫!”餐馆老板不满地叹道。

“我是摸着良心说话……”

角落里,阴沉的男低音歌手号叫着:

“你们这些蠕虫、霉菌,你们能听懂这丑天使歌里唱的什么吗?”

他总是跟所有人作对,跟大家争执,揭短,于是几乎每个休息日,他都会被歌手或是会打的、想揍他的人揍一顿。

餐馆老板喜欢克列晓夫的歌,但对歌手本人却无法容忍,总是向所有人抱怨他,而且当着众人的面贬低这个马具匠,嘲笑他;这个,小餐馆的常客和克列晓夫本人都知道。

“是个好歌手,就是太傲,该好好修理他一下。”他说道,一些客人也同意他的看法。

“确实,这个小伙子是太傲气了!”

“有什么可傲的?嗓子是上帝赐的,又不是自己挣来的!这嗓子很不得了吗?”餐馆老板固执地强调。

众人附和着他:

“的确,不是嗓子,技巧更重要。”

有一次,歌手唱完走了,餐馆老板劝雷苏哈:

“玛丽亚·叶夫多基莫芙娜,去跟克列晓夫玩玩,搅他一下,怎么样?这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

“要是再年轻点儿就行。”女商贩笑着说道。

餐馆老板急了,叫起来:

“年轻人能干什么?你去试试!倒要看看他怎么围着你转悠!要让他多愁善感,让他唱得俗不可耐,好不?去试一下,叶夫多基莫芙娜,会有重谢的,嗯?”

但她没有答应,肥壮的她耷拉下眼睛,手指拨弄着胸前头巾的穗子,单调地懒洋洋地说:

“这个—得年轻人才行。要是我年轻一点,那就不会犹豫……”

餐馆老板一直想把克列晓夫灌醉,但他只唱两三首歌,每唱一首歌就要喝一杯,然后细心地围上编织围巾,把帽子往乱蓬蓬的脑袋上使劲一戴,就走了。

餐馆老板常常找人跟克列晓夫打擂台。马具匠一唱完,他赞扬之后,激动地说:

“对了,还有一位歌手!好啦,请你展示下自己的本领吧!”

歌手有时候唱得不错,但是在跟克列晓夫比试的这些歌手中,我还真记不得有谁能像这个瘦小的丑马具匠那样唱得那么朴实,那么真诚……

“嗯,”餐馆老板不无遗憾地说,“这个,当然,还不错!主要是嗓子好,但是没动情……”

听众笑了:

“不行,看来比不过马具匠了!”

克列晓夫从那棕红色的长绺眉毛下看着众人,平静地有礼貌地对餐馆老板说:

“你们净胡来,跟我能有一比的歌手,你们肯定找不到!我的天分是上帝赐的。”

“我们全都是上帝赐的!”

“你们就是倾家**产花钱买酒去找,还是找不到的……”

餐馆老板红了脸,嘟囔着说: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而克列晓夫非要跟他说明白:

“我再跟你说一次,唱歌这个,可不能跟斗鸡相比……”

“是的,我知道,可你老纠缠这个干吗?”

“我不是纠缠,我只是跟你说清楚:如果唱歌是个娱乐,那这个就取决于魔鬼!”

“那好吧!最好再唱一首……”

“唱歌我随时都可以,就是在梦中也行。”克列晓夫小心翼翼地清清嗓子,唱起来。

于是,各种琐事,各种废话和算计,小餐馆里的一切俗事—都

奇妙地烟消云散了。所有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另类的生活气息—一种冥想的、纯粹的、充满爱和悲伤的生活。

我羡慕这个人,极其羡慕他的天才、他对人们的统治力,—他是如此巧妙地运用这个统治力!我很想结识马具匠,但又不敢接近他,—克列晓夫总是用那双灰白色的眼睛奇怪地看着大家,目中无人似的。他身上有种我不喜欢的东西,让我没法喜欢上他,—没法在他不唱歌的时候喜欢他。我不喜欢看到他像个老头儿那样戴上帽子,以及为了装酷,还给脖子裹上红色的编织围巾。关于这个围巾,他说:

“这是我可爱的她编织的,一个小姑娘……”

如果他不唱歌,他傲慢地用一根手指抹着那个死人似的冻坏了的鼻子,人家问他,他就不情愿地极其简短地回答。当我坐到他旁边,想问点什么,他也不看我一眼,说:

“滚一边去,小屁孩!”

我更喜欢男低音歌手米特罗波尔斯基。他一走进小餐馆,就以扛着重物的人的步态直奔角落,一脚踢开椅子,坐下来,两个手肘摊在桌子上,把那个毛茸茸的大脑袋放在两个手掌上。默默地喝完两三杯酒,他大声咳嗽起来,大家一哆嗦,回过头来看他,他手掌托着下巴,挑衅似的看着大家。没有梳过的头发马鬃似的散落在他那肿起来的褐色脸膛上。

“看什么看?看见了什么?”他忽然粗声粗气地问。

有时候大家回答他:

“我们看见了一个林妖!”

有那么几个晚上,他默默地喝着闷酒,然后默默地离开,拖着沉重的脚步。有好几次,我听到他模仿先知的口气指责人们:

“我是上帝忠实的奴仆,现在我要像以赛亚那样指责你们!苦难来到了亚利伊勒城[  亚利伊勒即耶路撒冷。《圣经》上说,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亚利伊勒必遭大灾(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一节)。],在这里,坏蛋、小偷及各种丑恶的败类,活在下流欲望的污秽之中!苦难来到地球之舟,带上一些有污点的人驶到宇宙的每一处,—我理解你们,这些醉鬼、吃货、世上的废物,—你们多得数不过来,该死的,地球不会把你们揽在怀里!”

他的声音如此浑厚,弄得窗玻璃都发出了响声,—听众特别喜欢这个,他们称赞这位先知:

“叫得好啊,长毛狗!”

跟他相识很容易,—只需要请他吃点什么。他要了一个长瓶伏特加和一份红椒辣牛肝,这是他喜欢吃的,这些常常撕破他的嘴巴和内脏。当我请他告诉我该读些什么书时,他凶巴巴地直截了当地回答:

“干吗要读书?”

但看到我很尴尬,又软下来,问:

“传教书读过?”

“读过。”

“传教书读过,那就够了,那里面有世间所有的智慧,只有那些四方角绵羊没搞懂它—换句话说,谁也搞不懂……你是什么人?会唱歌吗?”

“不会。”

“为什么呢?应该唱歌,这是世上最荒唐的事。”

邻桌有人问他:

“你自己—会唱吗?”

“我嘛,我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怎么啦?”

“没什么。”

“这不算新闻,谁都知道你脑袋瓜里什么都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东西。阿门!”

他用这样的腔调跟所有人说话,当然,也包括我;请他吃了两三次,他就对我温和些了,甚至有一次带着惊讶对我说:

“我看着你,我不明白:你是什么,你是谁,要干吗?其实呢,—见你的鬼!”

他对克列晓夫的态度有点莫名其妙:他明显很享受地听他唱歌,甚至有时候还带着亲切的微笑,但是却跟他不熟,甚至谈到他时都很粗鲁而轻蔑:

“这是个木头人!他会呼吸,他明白唱的是什么,但还是一头—蠢驴!”

“为什么呢?”

“他生来就这样。”

我很想在他清醒的时候跟他谈谈,但他清醒的时候只是哼哼,一双迷茫忧郁的眼睛看着周遭的一切。从某人那里我打听到,这个一天到晚醉醺醺的人在喀山神学院[  喀山神学院建于1723年。]读过书,可以当主教呢,—我不信这个。但有一次,我跟他谈到自己,提到了赫里桑夫主教的名字,他把头一抖,说:

“赫里桑夫?我认识,他是我的恩师,在喀山,在神学院,—我记得!赫里桑夫,意思是金黄色,这是帕姆瓦·别雷恩达[  乌克兰学者,辞典编撰者。]说的。是的,他就是个金黄色的人,赫里桑夫!”

“这个帕姆瓦·别雷恩达是谁?”我问,但米特罗波尔斯基只简单一句:

“这跟你无关。”

回到家,我在本子上写下:“得读读帕姆瓦·别雷恩达。”—我觉得,只有在帕姆瓦·别雷恩达那里,才能找到困扰我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这个歌手很喜欢用些我不知道的人名、一些奇怪的词组,这让我很不爽。

“人生,不是阿尼霞!”他说道。

我问:

“阿尼霞是谁?”

“一个有用的女人。”他答道,我的疑惑令他很开心。

这些词汇,以及他在神学院学过的事实让我想到他会知道很多东西,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什么也不想说,即使说了,也是不明就里。也许,是我没问对吧?

但是,他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了点什么。我喜欢他喝醉后模仿先知以赛亚站出来指责的勇气。

“这世道的污秽和丑恶啊!”他号叫着,“那些奸佞之人得到了荣誉,那些侠义之人却遭到驱逐。恐怖的日子终会到来,那时忏悔就迟了,太迟了!”

听着这怒吼,我想起“好事情”、令人痛心地自甘堕落的洗衣女人纳塔莉娅、身陷污言秽语诽谤之中的“玛尔戈王后”,—我已经有些可以回忆的东西了……

我跟此人短暂的交往结束得很搞笑。

春天里,我在兵营附近碰见他,他身体浮肿,骆驼似的晃着脑袋一个人在旷野里踱步。

“散步吗?”他沙哑着嗓子问道,“一起走走吧,我也在散步。老弟,我病了,而且……”

我们默默走了几步,忽然,在一个搭过帐篷的大坑里看到一个人:他坐在坑底,身体斜靠着,肩头靠着坑壁,大衣从一侧翻到耳朵上边,好像想脱但没能脱掉。“醉鬼。”歌手停下说道。

此人手旁的嫩草地上,放着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不远的地方有顶帽子,帽子旁边是一瓶打开喝过一些的伏特加,瓶颈埋入了青草里。此人脸部害羞地藏到了大衣里面。

我们一声不吭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米特罗波尔斯基叉开双腿,说:

“他自杀了。”

我马上明白过来,这人没醉,而是死了。但是这太突然了,令人难以置信。我记得,看着那个从大衣里伸出来的光滑的大大的头顶,还有那个发青的耳朵,我不觉得害怕,也没有怜悯,—不相信一个人会在这样温柔的春日自杀。

男低音歌手用一只手掌使劲揉搓着没有剃过胡子的脸颊,就像他很冷似的,沙哑着嗓子说:

“中年人。老婆跟人跑了,要不就是把别人的钱挥霍完了……”

他叫我进城报警,自己在坑边坐下来,一双脚放到坑里,身子冷得紧紧裹在旧大衣里。我报了警,说有人自杀,然后就立刻往回赶,此时低音歌手已经喝完了死者剩下的伏特加酒,挥着空瓶子迎接我:

“就是这酒害了他!”他号叫着,猛地把瓶子往地上一扔,把瓶子摔得粉碎。

警察跟着我跑来,往坑里看了一眼,就摘下帽子,犹豫地画着十字,问歌手:

“你干吗的?”

“这不关你的事……”

警察想了一会儿,更加客气地问:

“您这是怎么啦,这里死了个人,而您却醉醺醺的?”

“我已经醉了二十年了!”歌手把手掌往胸前一拍,得意地说。

我相信他喝了这瓶伏特加会被抓起来的。从城里跑来了一些人,威严的警察分局局长坐着马车赶来了,他去下到坑里,撩起自杀者的大衣,看了一眼他的脸。

“谁第一个看到的?”

“我。”米特罗波尔斯基说。

分局局长看了他一眼,恶狠狠地拉着长调说:

“啊—啊,你好,我的先生!”

众人围拢过来,有十五六个,喘着粗气,闹哄哄的,一边围着坑,一边往里望,有人叫起来:

“这是我们街上的小官僚,我认识他!”

低音歌手晃晃悠悠地站在分局局长跟前,摘下帽子,跟他争执起来,嘴里闷声闷气地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分局局长当胸推了他一把,他晃了一下,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一个警察慢慢从兜里掏出一根绳子,把歌手那习惯性地顺从地放在背后的双手捆了起来,分局局长气冲冲地对着围观的众人嚷嚷:

“都滚开!浑球儿……”

又跑来一个老警察,有双湿润的红眼睛,累得张开了嘴,他一把抓住捆低音歌手绳子的一头,牵着他慢慢往城里走。

我也郁郁寡欢地离开旷野,往家走。记忆里响起那指责的回声:

“灾难来到了亚利伊勒城……”

眼前浮现出难堪的一幕:一个警察慢慢从兜里掏出绳子,而那个可怕的先知温顺地把长满红毛的双手放到背后,习惯性地、熟练地把手腕交叉起来……

不久,我就打听到这位先知被流放了。他之后,克列晓夫也消失了—他找了个有钱的老婆,搬到县城去了,在那里开了个马具作坊。

……由于我经常跟主人说马具匠歌唱得很好,有一天,他跟我说:

“得去听听……”

他跟我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惊讶地抬起了眉毛,睁着大眼睛。

去小餐馆的路上,他一直在嘲笑我,在小餐馆里,起初他还老在挖苦我,讥笑那些观众和那沉闷的气味。马具匠开始唱的时候,他嘲讽地微笑着倒了一杯啤酒,但倒了一半,就停住了,说道:

“哇……见鬼!”

他的手哆嗦起来,慢慢把酒瓶放好,专心听起来。

“是啊,老弟,”当克列晓夫唱完,他叹口气说道,“确实唱得不错……真见鬼!浑身发热……”

马具匠仰头望着天花板,又开始唱起来:

从富裕的村庄出来走在大路上,

清爽的田野走来一位年轻的姑娘……

“唱得不错。”主人喃喃说道,晃着脑袋,微笑着。

克列晓夫唱出芦笛似的嘹亮歌声:

美丽的姑娘回答他:

“我是一个孤儿,没有谁会要我……”

“精彩,”主人悄悄说,闪着那发红的眼睛,“啊,见鬼……精彩!”

我看着他,心里很高兴;如泣如诉的歌声盖过了小餐馆的嘈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亲切、越来越动听:

我们村里人日子过得真孤僻,

都不叫姑娘我去参加晚会,

哎,我穷得没有体面的衣衫,

不配去结识威武彪悍的年轻人,

一个鳏夫要跟我结婚,要我做他的用人—

可我不想屈从于这样的命运!……

我的主人不害臊地哭起来,他低头坐着,**着隆起的鼻子,眼泪滴到膝盖上。

第三支歌唱完,他激动也有点沮丧地说:

“这地方我没法再待下去了—快要熏死了,见鬼……回家!……”

到了街上,他提议:

“好啦,彼什科夫,我们去旅馆吃点东西……不想回家!……”

他也没讲价,就坐进了一个出租雪橇,然后一路都不说话,到了旅馆,占了张角落里的小桌子,往四周看了看,就马上开始悄声而气愤地埋怨起来:

“这蠢货弄得我心烦意乱……多愁善感……不行,你读书,你来判断一下,这是个什么鬼怪世界啊?活着活着就四十岁了,有老婆,有孩子,但就是没人可以交谈。有时候,真想敞开心扉谈谈,—可是无人可谈!跟老婆谈吗?你不会理解她的想法……那她怎么啦?她有孩子……还有家务事、自己的事!她跟我不是一条心。俗话说,老婆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前算朋友……她现在就这样……你亲眼所见……不会吹笛,也不会跳舞……完全是一堆死肉,真是活见鬼!真郁闷啊,老弟!”

他哆嗦着喝完那又苦又冷的啤酒,沉默了一会儿,把长头发捋捋,又开始说了:

“总的来说,老弟,人都是坏蛋!你在那里跟一群乡巴佬谈天说地……我能理解,不公正的事、卑鄙下流的事真是太多了,真的,老弟……全是贼啊!你想想,你的话有几个人听得进听得懂?一丁点都不会有!确实,他们—彼得、奥西普—全是骗子!他们在我面前什么都说,包括你说了我什么,也都跟我讲……你怎么啦,老弟?”

我沉默了,惊呆了。

“对啦!”主人笑着说,“你打算去波斯是对的,那里你什么也不懂—完全是另一种语言!要是讲自己本国的语言,那全是下流卑鄙的东西!”

“奥西普说过我?”我问。

“是啊,那你—怎么看?他最多嘴,一个饶舌鬼。他啊,老弟,狡猾的玩意儿……不对,彼什科夫,话是说不明白的。什么是真相?真相又有何用?反正就像秋天的雪花,落到泥泞的地上,就融化掉了,然后就更加泥泞了。你啊—最好闭嘴……”

他一杯接一杯喝着啤酒,但就是不醉,说话越来越快、越来越生气:

“俗话说:言语不是凿子,沉默才是黄金。哎,老弟,愁啊,愁啊……他唱得对:‘我们村里人日子过得真孤僻。’人生真孤独……”

往四周看了一下,他压低声音跟我说:

“嘿,我找到个……知心朋友—就是这里遇到的那个女人,一个寡妇,她丈夫因为造假钱被判决流放西伯利亚,就关在这里的监狱里。我跟她相识了……她穷得一个铜板也没有,她是那种,你知道……一个鸨母介绍我跟她认识的……我细细一瞧—多可爱的人儿啊!长得漂亮,年轻,简直太美了!一两次……之后我跟她说:怎么能这样,你丈夫是个骗子,你自己也不规矩,你干吗要跟他一起去西伯利亚?你看,她要跟他一起去流放,真是的……可她却对我说:‘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都爱他,对我来说,他是个好人!说不定,他是因为我才犯罪的呢?我跟你犯下这样的罪孽,也是因为他需要钱,他是个贵族,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我要是一个人,那就会过得规规矩矩。您是个好人,我也很喜欢,但是,您不能跟我说这个……’见鬼!……我把我随身带的所有的钱—大约八十卢布全都给了她,说:‘对不起,我不能再跟你交往了,我不能再见你了!’然后,就离开她了……”

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酒劲又上来了,他趴下去,喃喃说道:

“我见了她六次……你没法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许还去过她那里六次,……可就是不敢进去……不敢!现在她—已经走了……”

他把手放在桌子上,转动着手指,悄悄说道:

“但愿别再碰上她……但愿!那就让一切都见鬼去吧!走,回家!”

我走出来,他摇晃着嘟囔:

“就这样啦,老弟……”

他讲的故事并不让我吃惊,—我老早就觉得他身上一定有某种传奇。

但他关于生活的看法,尤其是关于奥西普的那些话让我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