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曾经的司炉雅科夫，奥西普在我眼中变得高大起来，挡住了所有人。他身上有某种非常接近司炉的东西，但同时，他也让我想起外公、鉴定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厨师斯穆雷，以及所有牢牢植入记忆中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就像铜钟上锈蚀的铜绿。很明显，他有两种思维模式：白天，上班的时候，他的思维比较简单明了、务实；而在休息时间，当他和我一起去找自己的干女儿，那个卖油煎饼的女小贩时，常常彻夜难眠。他有一些特别的夜间思维，像路灯一样，有多个方向，发着耀眼的光芒，但不知道哪一面是它们的真面目，也搞不清思想的哪一面更接近奥西普，对他来说更宝贵。
我觉得他比我以前遇见的所有人都聪明，我怀着那种围着司炉雅科夫转悠的紧张心情围着他转起来，—想弄明白、想看透这个人，可是他滑头、躲避、难以捉摸。真实的他藏在哪里呢？他身上哪一点可信呢？
我想起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你自己找找看，看我藏在哪里，去找啊！”
我的自尊心受伤了，但还有比自尊心更受伤的东西，—搞明白这个老头儿显得非常迫切了。
他总是难以捉摸，但又坚忍不拔。好像即使他再活一百年，还是会这样，在一群令人惊异的没有定性的人中间牢牢地守住自己。鉴定家就给了我这种坚定不移的印象，但那让我难受。奥西普的坚定不移则是另外一种，要舒服得多。
众人的摇摆不定总是强烈地夺人眼球，他们变戏法似的跳跃着换姿势，令我头晕目眩，我已经对这些难以解释的跳跃麻木了，它们熄灭了我对人们的兴趣，约束了我对他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一辆快散架的四轮轻便马车向我们工地飞驰而来。驭座上坐着一个面色阴沉不断打着嗝的大胡子马车夫，没戴帽子，嘴唇打破了。马车里，喝醉了的希什林软瘫着，一个胖乎乎的红脸女人挽住他的胳膊，她头戴一顶草帽，上面缀着红色蝴蝶结和玻璃樱桃，一只手拿着一顶小伞，赤脚穿着橡胶皮套鞋。她狂舞着小伞，身子乱摇着，哈哈大笑着嚷嚷：
“嗨，见鬼！集市还没开门呢，没有开张，可他们还把我叫来！”
格里戈里一身衣服皱巴巴地、撕得乱七八糟地从马车里爬出来，坐到地上，眼泪汪汪地对我们这些观众解释：
“我跪下，我罪孽深重啊！我想了想，就犯罪了，就这样了！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确实这样说过，你们大家原谅我吧！我请你们大家吃饭。他说得对：人生苦短，潇洒走一回……”
那个女人大笑着跺着脚，套鞋都跺掉了，马车夫沉着脸叫起来：
“抓紧赶路！一群大嗓门，快走，马站不住了！”
那是匹年老体衰的劣马，满身大汗，就像埋在地里一样站在那里，这些放一起就令人忍俊不禁、十分滑稽。格里戈里手下的伙计们看着工头、他那漂亮的太太和那呆傻的马车夫，笑得前仰后合。
没有笑的只有福马，他跟我一起站在铺子门里，喃喃说道：
“把这猪扒了……他家有老婆呢，挺漂亮的娘们儿！”
马车夫一直在催着走，那女人从马车上下来，搀起格里戈里，放到自己脚边，挥了一下伞，大叫一声：
“走吧！”
伙计们善意地取笑着工头，羡慕他，随着福马一声吆喝，大家干起活儿来。看来，他看到格里戈里那种滑稽样，心里不好受。
“这也叫工头！”他嘟囔着，“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快回乡下去了……耐不住了……”
我替格里戈里感到难过，—这个戴玻璃樱桃草帽的女子跟他在一起真是荒唐至极！
我常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希什林是工头，而福马·图奇科夫是伙计呢？
福马是个白净、鬈发的壮小伙，圆圆的脸上一个鹰钩鼻、一双灰色的眼睛，不像个乡下人，要是好好打扮一番，准被当成家境良好的纨绔子弟。他愁眉不展，很少说话，一说话就很实在。他识字，就负责工头的账目，造预算，善于督促同伴好好干活儿，但自己干活儿倒是不大乐意。
“工作，你是一辈子也做不完的啊。”他平静地说。说到书，他轻蔑地回答：
“什么都可以印出来，你想要什么，我就可以给你杜撰一个，这小菜一碟……”
但他对一切都认真倾听，如果有什么让他感兴趣，他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老是在想着自己的什么事，总是用自己的尺度去度量。
有次我跟福马说，他该去当个工头，他懒懒地回答：
“要是一转手能挣几千那还差不多，但还是得东跑西颠的，要是为着几个小钱整天跟一帮人周旋—这就太无聊了。我还是想瞅准机会上奥兰基修道院去，我人长得帅，又壮实有力，说不定会有个寡妇老板娘看上我！还真有这样的事，—一个谢尔加茨城的小伙子两年之内就撞上大运娶了个城里的本地姑娘。他是去送圣像，被她一眼看上的……”
这都是他想好了的，—他知道很多在修道院出家然后走了捷径的故事。我不喜欢他的这些故事，也不喜欢他的歪脑筋，但我坚信他一定会去修道院。
集市开市了，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福马跑到小餐馆当了跑堂。我不好说这让他的伙伴们感到震惊，但他们都把他当笑话看。一到节假日，相约喝茶。就互相开着玩笑说：
“走，找咱们的跑堂去！”
一进小餐馆，众人就主人似的嚷嚷起来：
“喂，跑堂的！那个鬈发，过来！”
他走过来，略略抬起头问：
“点什么呢？”
“不认识老熟人了哇？”
“我没空……”
福马明白同伴们瞧不起他，拿他寻开心，于是就用茫然而期待的眼神看着他们。他的脸变得木然，但似乎在说：“嘿，快点，这好笑吗……”
“要小费吗？”众人问他，然后故意在钱包里掏来掏去，结果最后一戈比都没有给。
我问福马：“他不是本来打算去修道院的吗，怎么去当了跑堂？”
“我没打算去当修道士，”他答道，“暂时当当跑堂……”
大约四年之后，我在察里津碰见他[ 1888年深秋，高尔基在察里津。]，他还是在小餐馆当跑堂；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福马·图奇科夫因撬门偷盗未遂被捕。
特别让我吃惊的是石匠阿尔达里昂的经历，他在彼得那个班组中是年龄最大，也是最优秀的伙计。这个四十岁的男人，黑色的大胡子，性格活泼，同样也使我纳闷：为什么他不是工头，而彼得是呢？他很少喝伏特加，甚至几乎就没喝醉过，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热爱自己的工作，砖头在他手里翻飞着，就像红色的鸽子。跟他一比，病恹恹的、愁眉不展的彼得在班组里就是个多余的人。谈到工作，他这样说：
“我给别人修石头房子，给自己造木头棺材……”
阿尔达里昂劲头十足地一边砌着砖头，一边嚷嚷：
“嘿，加油啊，伙伴们，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跟大家说，明年春天他要去托木斯克，他的一个姐夫揽下了一个大工程—修一座教堂，叫他过去当监工。
“这个已经是定下来的事了，修教堂—这个我喜欢。”他说道，还劝我，“跟我一起走吧！去西伯利亚，老弟，对识字的人来说很简单，在那里，识字就是法宝！”
我答应了，阿尔达里昂胜利似的叫起来：
“瞧啊，真棒！这可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
对彼得和格里戈里他总是善意地嘲笑，就像大人对小孩，他对奥西普说：
“大家都很能吹牛，老是炫耀自己的聪明，就像打牌，一个说我的牌多么好，另一个就说，哎呀，我的牌全是王！”
奥西普不确定地说：
“那还能怎么办？吹牛是人的本性，所有的娘们儿不都挺胸走路吗……”
“算了吧，叹气归叹气，上帝归上帝，还是自己攒钱要紧！”阿尔达里昂做了总结。
“唉，格里沙攒不了钱……”
“我是说自家那个当头的。要是能跑到森林、旷野该多好……哎，这里我是不想待了，春天就去西伯利亚……”
伙计们羡慕阿尔达里昂：
“要是我们有像你姐夫这样的靠山，我们也不会害怕西伯利亚了……”
然后，阿尔达里昂忽然不见了。星期天他从班组出走，大概三天里，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大家不安地揣测着：
“莫非，有人打死了他？”
“要不，就是下河洗澡，淹死了？”
叶菲穆什卡回来了，难为情地宣布：
“阿尔达里昂**去了！”
“你胡说什么啊？”彼得将信将疑地问。
“他**、醉酒，就像谷物干燥房从内部烧起来了。好像是他那可爱的老婆死了……”
“那他成鳏夫了！他在哪里？”
彼得气冲冲地去救阿尔达里昂，但那位把他揍了一顿。
于是，奥西普，紧紧抿着嘴唇，把手深**进兜里，宣布：
“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一个不错的汉子……”
我跟他一起去了。
“你看这个人，”路上奥西普说，“本来活得好好的，忽然尾巴就竖起来了，就去干各种荒唐事了。看着吧，马克西莫维奇，教训啊……”
我们来到“快活的库纳维诺镇”的一个下等妓院，出来一个贼头贼脑的老太婆。奥西普跟她耳语了一阵，她就带我们进了一个空****的小房间，黑黢黢、脏兮兮的，像个关一匹马的单马圈。一张单人**，四仰八叉地躺着一个高大的胖妇。老太婆用拳头照着胖妇的腰捅了一下，说：
“出去！嘿，蛙姐，出去！”
那女人吓得跳了起来，一边用手抹着脸，一边问：
“天啊！这是谁？来干吗？”
“密探来了。”奥西普厉声说道。那女人哎呀一声，就不见了。他对着她的背影吐了口痰，跟我解释说：
“她们比怕鬼还怕密探……”
老太婆取下墙上的一面小镜子，撩起一块墙纸：
“看看，是这个吗？”
奥西普从隔板缝隙看过去。
“就是他！你叫那女的走开……”
我也从那缝隙看进去：一个类似我们待着的这个狭窄狗窝里，窗子盖着护窗板，窗台上放着一盏洋铁皮油灯，灯旁，一个全身**的斜眼鞑靼女子正在缝衬衣。她身后**，阿尔达里昂浮肿的脸在两个枕头上隆起来，翘着黑色的杂乱胡须。鞑靼女子哆嗦了一下，披上衬衣走过床边，忽然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
奥西普看了她一眼，又吐了一口痰：
“呸，不害臊的东西！”
“你自己是个傻老头儿啊。”她笑着回答。
奥西普也笑了起来，伸出一根手指威胁她。
我们走进鞑靼女子的屋子，老头儿坐到床沿阿尔达里昂的脚边，叫了好久都没叫醒他。只听见他喃喃了几声：
“哦，好啦，好啦……我们一会儿就走！”
最后他终于醒了，腼腆地看看奥西普，看看我，然后，合上红红的眼睛，牛似的哞哞叫着：
“嗷，嗷……”
“你这是怎么回事呢？”奥西普平静地说，没有责备，但有些不满。
“我酗酒了。”阿尔达里昂沙哑着嗓子咳嗽着解释道。
“干吗这样？”
“已经这样了啊……”
“好像这不行……”
“那什么叫行啊……”
阿尔达里昂从桌子上拿过一瓶已经喝了些的伏特加酒，对着瓶嘴就喝起来，然后，邀奥西普：
“来点？这里该有下酒菜……”
老头儿把酒倒进嘴里，吞下去，皱皱脸，就开始专心嚼面包片。晕乎乎的阿尔达里昂有气无力地说：
“瞧，跟鞑靼女搞上了。这都怪叶菲穆什卡，他说，有个鞑靼女，年轻，卡西莫夫城来的孤儿，来赶集的。”
墙那边传来快活而蹩脚的话：
“鞑靼女—会放光！就像小母鸡。赶到他那里，他又不是你父亲……”
“就是那个女的。”阿尔达里昂嘟囔着，笨拙地望着墙那边。
“我见过。”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昂对我说：
“瞧我这样，老弟……”
我以为奥西普会责备阿尔达里昂，教训他，然后他就会难为情地忏悔。可是这样的事都没发生，—他们肩并肩坐在一起，三言两语地静静地交谈着。我在这个黑暗肮脏的小房子里看着他们很是郁闷；鞑靼女对着墙缝说些笑话，但他们并没理会。奥西普从桌上拿起一条鲤鱼干，在靴子上拍打了一下，就细心地剥起皮来，问道：
“钱全花完了？”
“彼得还欠我的钱……”
“你看，还能恢复吗？现在该去托木斯克了……”
“到了托木斯克会是什么状况……”
“难道你变卦了？”
“要是别人叫我去就好了。”
“怎么啦？”
“那是—姐姐、姐夫……”
“那又怎样？”
“去低三下四地投靠自己的亲戚总不是那么爽……”
“到处都一样。”
“还是不一样……”
他们友好、认真地谈着，弄得鞑靼女自讨没趣，她进了房间，默默地从墙上取下衣服，走了。
“很年轻。”奥西普说。
阿尔达里昂看了他一眼，并不气恼地说：
“这都怪叶菲穆什卡，这个捣蛋鬼，他除了女人，什么都不知道……至于鞑靼女，快活，老是傻乎乎的……”
“小心，别陷进去了。”奥西普警告他，嚼完鱼干，就道别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奥西普：
“你干吗要找他？”
“就是看看呗，熟人了。这样的事我见得多了—有人活着活着，忽然，就像从牢里跑出来似的，荒唐起来。”他在重复他以前说过的话。
“一定要小心伏特加！”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没酒，也寂寞！”
“没有伏特加吗？”
“对啊，你一旦喝醉，那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阿尔达里昂还是陷进去了。过了几天，他又来上工了，但很快又消失了。春天里，我在一群流浪汉中见到他，—他正在修船厂给驳船除冰。我们见面都很高兴，然后一起去小餐馆喝茶。喝茶的时候，他还在吹牛：“记得不，我还曾经是熟练工呢，对不？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我其实是这行当的熟手！能挣几百卢布呢……”
“但是，没挣到。”
“啊，没挣到！”他骄傲地嚷嚷起来，“我讨厌干活儿！”
他牛皮吹得大，小餐馆里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他那慷慨激昂的讲话。
“你还记得，那个文静小偷彼得关于干活儿怎么说来着？我们给人们盖好石头房子，给自己打了口木头棺材。这就是整个干活儿的意义！”
我说：
“彼得是个病人，他怕死。”
但阿尔达里昂叫起来：
“我也是病人啊，我那个心脏也许位置有点偏！”
休息日，我常从城里去百万街[ 百万街是下诺夫哥罗德城的一个底层人街区，聚集着很多流浪汉、失业者、乞丐等。高尔基在这里深入了解了各种流浪汉的生活。]，那里聚集了许多无业游民，我看到了阿尔达里昂是如何迅速变成一个“流浪汉”的。一年前还是那么快乐、严肃的他，现在变成一个大嚷大叫的人，还学会了一种摇摆的走路姿势，挑衅地看着人们，就好像召唤大家来吵架、打架似的，总是那么爱吹牛皮：
“你看看，人们怎么看待我，我就像个首领啊！”
他一点不吝惜自己挣的钱，他请流浪汉们吃饭，打架的时候站在弱势这边。他常说：
“伙计们，这不正当！行为必须正当！”
因此，他得了个绰号“正当人”，他很喜欢这个绰号。
我尽力观察挤在条大街上老旧肮脏的口袋似的石头房子里的人们。这些人被生活抛弃，但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生活，摆脱了刻板束缚的那种独立自主、快乐的生活。他们无忧无虑、豪放大胆，令我想起外公故事里的那些纤夫，他们很容易转变成强盗跟隐士。没有活路时，他们常常不嫌弃从驳船和轮船上搞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但这并没让我觉得有何不妥，—我看到，他们整个人生布满了偷盗，就像用灰线缝起来的大衣。同时，我也看到，这些人有时候干活儿极为投入，不惜力，比如在快速装卸的时候，在火灾的时候、融冰的时候。总的说来，他们比其他人要活得自在快乐得多。
但奥西普察觉我和阿尔达里昂的交情后，慈父般提醒我：
“怎么啦，我的心肝，苦命的枯木头，你怎么能跟百万街成好朋友呢？小心点儿，别让自己吃亏……”
我尽量跟他解释，说这些人，他们没有工作，但很快乐。
“那就像天上的鸟儿啦，”他冷笑着，打断我的话，“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人懒，什么都不会，工作对他们而言就是受罪。”
“那怎么办，打工吗？俗话说：老老实实打工是挣不了石头房子啊！”
我一吐为快，常常听到这样的俗话，感觉很真实。但奥西普却大发雷霆，嚷嚷起来：
“这个，谁跟你说的？这些懒鬼加蠢货，而你，还是个小狗崽子，是—不要听这些！真有你的！这些蠢话只有那些嫉妒别人的人、倒霉的人经常说，而你首先得长出羽毛来，然后展翅高飞！我要把你跟这些人交往的事跟主人说，你可别怪我！”
他去说了，主人当着他的面，对我说：
“你，彼什科夫，不许再去百万街！那里是小偷和妓女的地盘，从那里出来只有一条路—去医院和牢狱。别去了！”
我开始悄悄去百万街，但是不久，就不得不跟它断绝了关系。
有一次，我和阿尔达里昂、他的一个同伴罗宾诺克坐在一个小客栈院子里的棚子顶上。罗宾诺克饶有趣味地讲起他从敦贺罗斯托夫徒步走到莫斯科的经历。他是个工兵，跛子，—土耳其战争期间膝盖被打碎了。他身材矮小、敦实，手臂力量大得吓人。因为是个跛子，无法打工，所以手臂力量再大也无济于事。不知是得过什么病，他脸上和头上的毛发都掉光了，他的脑袋完全就像一个新生儿的脑袋。
他闪着棕红色的眼睛，说：
“那是在谢尔普霍夫市，一个神父坐在房前小花园里，我说，老大，请给我这土耳其战争英雄施舍点什么吧……”
阿尔达里昂摇晃着脑袋说：
“咦，撒谎，你撒谎……”
“我干吗要撒谎？”罗宾诺克也不生气，问道。我的朋友懒洋洋地教训着埋怨道：
“你这人不正派！你该去做个门卫，跛子一般都做看门的，你到处溜达，无所事事，还老撒谎……”
“那是我为了让大家笑笑，我撒谎无非就为了大家开心……”
“你该好好笑笑你自己……”
虽然天气干燥，阳光明媚，但院子里还是阴暗肮脏。一个女人走进来，一边挥着条布片，一边嚷嚷：
“谁买裙子？嘿，女伴们……”
从各家门缝里挤出来一些女人，把女贩子围了个严严实实，我一下子认出了她，这不就是洗衣妇纳塔莉娅吗！我从屋顶滑下去，但她已经按第一个报价卖了那条裙子，已经慢慢走出了院子。
“你好啊！”我在大门外追上她，高兴地向她问好。
“还想说什么？”她问道，眼睛斜着瞟了我一眼，忽然站住了，气愤地叫起来，“上帝保佑！你在这里干吗？……”
她的惊叫让我既感动又尴尬，我明白她是因为在意我才受惊吓的：恐惧和惊讶那么明显地表现在她那聪明的脸上。我急忙向她解释，我不住这街上，只是有时过来看看。
“看看！”她半是嘲笑半是生气地叫起来，“你看什么地方？是路人的荷包还是女人的胸膛？”
她脸色憔悴，眼睛下面有浓重的眼影，嘴唇耷拉着。
她在小餐馆门口停下来，说：
“走，我请你喝茶！看你穿得还整洁，不像是这里的，我还是有点不相信你……”
但在小餐馆里她似乎相信我了，她一边倒茶，一边无聊地讲她一个小时前才醒过来，没吃也没喝。
“昨晚上床睡觉的时候，醉得晕乎乎的，记不得跟谁喝的，在哪里喝的了。”
我同情她，在她面前不自在，想问问她女儿在哪里。她喝了伏特加和热茶后，说起话来是那种熟悉的活泼和粗鲁，像这条街上的所有女人。可是当我问起她女儿时，她立即清醒过来，叫起来：
“你干吗要问这个？不行，亲爱的，我的女儿你不会得手的，不行！”
她又喝了一杯，说：
“我女儿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算什么？一个洗衣妇。我算她哪门子妈？她受过教育，有学问。就这样，老弟，她不要我了，到一个有钱的女朋友家里去了，好像是做女教师……”
沉默了一会儿，她悄声跟我说：
“是这么回事！洗衣妇你没兴趣吧？那站街女呢？”
我一下子看出来，她就是“站街女”，—这条街上没有别的女人。但从她自己嘴里说出来这个，弄得我害羞和同情，眼里浸满泪水，就像她的这个自白燃烧了我，—她不久前，还是那样勇敢、自立、聪明的一个女人啊！
“哎呀你，”她瞟了我一眼，一边叹气，一边说，“你离开这里吧！我请求你并且劝你—别来这里，你会完蛋的！”
然后，她俯身到桌子上，用一根手指在托盘上画着什么，轻轻地断断续续地，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着：
“我的请求和规劝对你有什么用呢？连亲生女儿都不听我的话。我吼她：你这是怎么啦？不能扔掉你的亲妈啊。可她说：那我上吊吧。她到喀山去了，想去学妇产科。好吧，很好……很好……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只能这样……还能靠谁呢？……那—就只能靠路人……”
她沉默了，久久地想着什么，没有声息地嚅动着嘴唇，看上去，像是忘了我。她的嘴角垂下来，嘴巴弯成镰刀的形状，她嘴唇上皮肤在抽搐，哆嗦的皱纹似乎在无声地说着什么，看上去很痛苦。她的脸庞像个小孩，像受了委屈。头巾下露出一绺头发，搭在脸颊上，弯到一只小耳朵后面。茶水已经凉了的茶杯里，掉进一滴眼泪；她察觉了，一把推开茶杯，紧紧闭上眼睛，又挤出两滴眼泪，然后用手帕擦干净脸。
我不忍再跟她这样坐下去，就轻轻起身告辞：
“再会！”
“啊？走吧，走吧，见鬼！”她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示意我走，也不看我一眼，应该是忘了谁跟她在一起。
我回到院子里找阿尔达里昂，—他本来想跟我一起去抓虾，而我很想跟他聊聊这个女人的事。但他和罗宾诺克都不在房顶上了。当我在乱七八糟的院子里四处找他们的时候，街上传来司空见惯的吵闹声。
我刚出大门就一头撞上纳塔莉娅，—她边哭边用头巾擦着被打破的脸，另一只手理着蓬乱的头发，她盲目地在人行道上走着，身后跟着阿尔达里昂和罗宾诺克。罗宾诺克说：
“再给她来一下，给她一拳！”
阿尔达里昂挥着拳头追上女人，她转过身来，挺胸朝着他，脸色很可怕，眼睛燃着仇恨的怒火。
“来啊，你打吧！”她吼叫着。
我一把扭住阿尔达里昂的胳膊，他惊讶地瞟了我一眼：
“你干吗？”
“不要动她！”我好不容易说出这句话。
他哈哈大笑起来：
“她是你的—情人？嘿，纳塔莉娅，你搞定一个小修道士了！”
罗宾诺克也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用脏话把我嘲笑了好一阵，真是煎熬！但在这当口，纳塔莉娅走了，我忍无可忍，对着罗宾诺克的胸口一头撞过去，把他撞翻，然后就跑了。
那天之后，我就很长时间没去百万街了，后来再见到阿尔达里昂是在轮渡上。
“你跑哪里去了？”他高兴地问。
我跟他说，一想起他们打纳塔莉娅，用脏话来欺负我，我就难受。阿尔达里昂善意地笑了：
“难道这个—还较真？开个玩笑而已，我们逗你的！至于她，干吗不打？她是个站街女，老婆都可以打呢，这样的不值得同情！这个只是消遣而已！我知道拳头可不能教训人！”
“那你能教训她什么？你比她好在哪里？……”
他搂住我的肩头，摇晃着，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糟糕就糟糕在我们谁都不比谁强……我嘛，老弟，全明白，里里外外，全明白！我不是乡巴佬……”
他有几分醉意，很快活，像个善良的老师对一个愚钝的学生那样亲切地同情地看着我……
……我有时碰见巴维尔·奥金佐夫，他更加干练了，衣着入时，跟我说话很大气，什么都要责备一番：
“你干吗要打那份工啊，你完了！这些乡巴佬……”
然后，他郁闷地谈起作坊里的八卦：
“日哈列夫还在跟那个母牛似的女人搅和，西塔诺夫看来很不爽，整日借酒浇愁；戈戈列夫被狼吃了，他醉醺醺地坐车回家过圣诞节，狼群就把他吃了！”
接着，兴高采烈的巴维尔杜撰了一个滑稽故事：
“狼把他吃完后，也醉了！然后快活地用两只后爪在林子里走，就像训过的狗一样，号叫着，过了一个昼夜，全咽气了!……”
我听着，也笑起来，但感觉那个作坊和我在那里所经历的一切都已很生疏了。这多少让人有些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