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和张献忠

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两位出身下层的英雄。半世征战，乾坤震动；而一生事业又遗憾无穷……

明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这次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当这次起义仍在进行的时候，明王朝的官私文件就常常以闯、献并提，清乾隆四年颁行的钦定《明史》立了“流寇传”，传主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可见，李自成和张献忠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两大巨头，即便在封建史籍中也不存在异议。

说明末农民战争是由李自成、张献忠共同领导的，并不意味着这两位杰出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相同的角色。我们还应该按照他们实际走过的道路做出实事求是的叙述和评价。

在推翻明王朝和揭开抗清斗争序幕的宏伟事业里，李自成、张献忠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既然他们个人的成败同整个明末农民战争的历程直接相关，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自然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李自成和张献忠都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参加起义的时间也差不多，在崇祯三年开始见于可靠记载。明末农民大起义首先爆发于陕北，这里土地贫瘠、封建统治造成的灾难特别深重，当地居民由于历史原因养成了强悍习武的风气。时势造英雄，米脂圁川驿的马夫李自成、延安的捕役张献忠，就在农民起义的狂飙兴起之时，开始了生活道路的关键转折。在群雄并起的局面下，张献忠很快成了一部的领导人；李自成起初带领本村农民投入绰号“不沾泥”的张存孟部下，不久张存孟投降官军，李自成便成为一支独立的起义军的领导人。从崇祯四年到六年，陕北大部分起义军转战于山西各地，李自成、张献忠在所谓三十六营中已经颇有名气了。那时，农民军将士为避免连累亲友，一般都取一个绰号。张献忠的绰号是八大王，由于另外有一位南营八大王，张献忠就自称西营八大王，后来的大西政权就是从这里衍化而来的。李自成的绰号是闯将，他的部下则称为八队。

在崇祯十年以前，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其他各支起义军时分时合，活动的特点是大规模流动作战。过去一些史籍受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的影响，记述崇祯八年正月在河南荥阳举行过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的大会，又说在这次大会以后李自成、张献忠都参加了攻克明朝中都凤阳的战役，因为争夺俘获来的吹鼓手，两人从此结怨。依据近年来史学界的研究，这些记载并不符合事实。大致而言，崇祯七年以后李自成部基本上是在陕西一带活动。崇祯十年，他联合另外几支起义军由陕西南下四川，连续攻克三十多座城市，兵临成都城下，后来因为明廷命陕西官军入川夹剿，李自成等部才由四川返陕。而张献忠在这段期间内主要活动于河南、安徽、湖北地区，同李自成的联系很少。崇祯十一年，明朝廷眼看农民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就通过增兵增饷对起义农民展开了全面的围剿。李自成部在甘肃、陕西境内连续遭到重大挫折，原来联合作战的一些起义军首领也叛变投降，李自成只剩下一千名左右士卒转移到陕、川、鄂交界的深山老林里，避免同官军正面交锋。这时，在河南、湖北、安徽一带活动的还有十几支起义军，其中实力比较强的是张献忠、罗汝才和革左五营（即马守应、贺一龙、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五部）。在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张献忠和罗汝才先后在湖北谷城、房县接受明政府的招安。受抚期间，他们既没有放下武器，也拒绝接受明政府的改编或调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斗争的策略。然而，张献忠、罗汝才毕竟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受抚客观上助长了起义军中投降变节的逆流。李自成的失利和张、罗的受抚，标志着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低潮。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义，接着罗汝才等三部也在房县重整义旗，这件事像一声春雷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在这以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张献忠、罗汝才部起义军抗击了明朝廷用于围剿的绝大部分兵力，他们不畏险阻，机智顽强地同明督师阁部杨嗣昌调集的重兵相周旋。他们用“以走致敌”的战术不仅粉碎了官军的围剿，更重要的是拖住了官军主力，给包括李自成部在内的其他起义军创造了发展的机会。这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崇祯十四年春天，李自成趁中原官军薄弱，于正月间一举攻克豫西重镇洛阳，处死崇祯皇帝的亲叔父福王朱常洵；二月，张献忠部攻克湖北襄阳，杀襄王朱翊铭；负责剿抚全局的明朝大学士杨嗣昌自知大祸临头，忧愤而死。从此明末农民战争进入了**，由战略上的被动局面转入了主动出击。

如果说从崇祯十二年五月到次年年底张献忠在各部起义军中起了主导作用的话，那么从崇祯十四年起这种作用就转到了李自成手里。李自成在仅仅两年时间里运用三攻开封围城打援的战术，先后在河南境内粉碎了明朝大员傅宗龙、汪乔年、丁启睿、孙传庭组织的几次围剿，歼灭了官军大批有生力量；并且在这期间实现了同罗汝才、革左五营联合作战，初步统一了除张献忠部以外的各支起义军。崇祯十六年上半年，李自成被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完成了对罗汝才部和革左五营的改编，在襄阳建立了中央政权。张献忠部也由安徽西进湖北，在武昌建立了大西政权。此后，李自成部在崇祯十六年九月于河南郏县、汝州地区歼灭了孙传庭部陕西官军主力，趁势攻破潼关，占领西安，拔除了西北各地的官军据点，于1644年旧历正月初一正式建国大顺，改元永昌。建国以后，李自成不失时机地率领大顺军渡河东征，发起了推翻明王朝的全面攻势。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明王朝276年的统治从此宣告结束。到这年四月间，大顺军已经占领了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八个全省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还管辖着湖北襄阳、荆州、德安、承天（大顺政权改为扬武州）四府和江苏北部以及湖南少数州县。如果不是清军入关，大顺政权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已经指日可待了。

张献忠起义军虽然不是推翻明王朝的主力，但是它却大面积地摧毁了明王朝的地方政权，牵制了江南官军，有力地配合了大顺军的斗争。崇祯十六年八月，张献忠率部由岳州攻入湖南，很快就占领了除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外的湖南各地，并且派出部分军队攻入江西，占领了袁州、吉安等府县。大西政权的重心由武昌移到了长沙和衡州。这年冬天，张献忠部又取道常德、澧州、湖北彝陵再次进军四川。1644年旧历六月至八月，大西军先后攻克重庆和成都，杀瑞王朱常浩、蜀王朱至澍，建立了比较正规的政权。人们常常对张献忠在武昌建立政权以后一再主动地放弃已经取得的地盘感到迷惑不解，有的同志则用“流寇主义”加以解释。其实，张献忠一再率部转移主要原因是他同李自成之间的矛盾。崇祯十六年夏，李自成的实力和威望已经大大超过张献忠，这两个巨头分别在相距不远的襄阳和武昌建立中央政权，很难避免摩擦。张献忠既不愿意变成李自成的下属，又不愿意同大顺军火并，唯一的办法就是远走高飞，使双方脱离接触。这年十月间，明朝的王牌军队孙传庭部已被全歼，李自成占领了西安，具有战略眼光的张献忠知道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大顺军席卷黄河流域之后必将向南方进军，那时湖南也将成为“卧榻之旁岂能容人酣睡”的地方。他依据长期转战四川的经验，判定只有占领这块北有秦岭之峻、东有三峡之险的天府之国才可以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正因如此，当1644年夏秋李自成派遣马科、黎玉田统兵由汉中南下四川时，张献忠感到李自成欺人太甚，亲自带兵把入川的大顺军赶回陕西。这次兵戎相见是在清军已经占领北京和华北部分地区之后爆发的，其直接后果导致了两家农民军无法联合抗清。清廷正是利用了汉族内部分裂为大顺、大西和南明弘光朝廷的态势，实行各个击破。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在清军追击途中猝然遇难。同月，清兵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张献忠在四川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顺治三年他放弃成都准备出川抗清，移师途中在南充、西充地区停留了三四个月，看来是在东出湖广还是北上陕西问题上犹豫不定。这年十一月下旬，他在清军偷袭下不幸牺牲。李自成、张献忠牺牲以后，他们手创的大顺军和大西军的余部仍然联合南明坚持抗清达20年之久。

他们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绅势力，为大面积地改变土地占有关系奠定了基础；二是在抗清斗争中他们的部将多次狠煞了清军的威风，使清廷统治者多少认识到了蕴藏在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中的雄伟力量，被迫采取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

历史早已表明，即使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环境中的人物，都各自具有本身的特色。李自成和张献忠也不例外。从家庭状况来说，这两位杰出人物都出身于社会的下层。李自成的家境可能更穷一些，参加起义以前大概没有受过教育，直到他所领导的起义军有了较大发展，一些落魄文人开始投入他的队伍以后，他才忙中偷闲学了一点文化历史知识。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他本人撰写的文献，流传的所谓李自成的诗句大抵都是出自后人的假托。张献忠曾经自称“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他写过一些诗文，最长的据说是《御制万言策》，“历评古代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目前所能见到的“圣谕”碑：“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和少数其他诗文，思想境界如何固然可以讨论，但确是他的作品。同文化水平稍有差异相关的是，李自成为弥补自己的不足，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但也由于本身文化水平不高而不大善于甄别选用人才，他对走江湖占卜算卦的宋献策那样信用，尊为军师，就颇能说明问题。而张献忠对文人有时抱藐视态度，据说他曾讲过“文官还怕没人做吗”之类的话，四川士子遭到滥杀的很不少。

作为军事指挥家来说，李、张相同的地方很多，比如治军严，令出如山；作战时英勇顽强，甚至在部队发展到几十万人的时候，遇有重大战役他们也往往亲临前线，躬冒矢石。李自成、张献忠牺牲时部下将士都在十万以上，按常情保卫领导人脱离险境是毫无问题的，然而都遭不测，这同他们长期养成的身先士卒的战斗风格有密切关系。稍有不同的是，李自成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往往注意听取部将和参谋人员的意见，择善而从；张献忠本人才气横溢，大主意自己拿，不大理会部将的建议。

在用人上，张献忠选拔人才确有过人之处。他从一群毛孩子当中培养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员大将，都可以说是一时将帅之选。张献忠遇难后大西军能够有条不紊地撤退，并且在后来成为南明永历朝廷的擎天大柱，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张献忠慧眼识俊杰。在这方面李自成就略逊一筹，他手下的两员级别最高的将领，刘宗敏骁勇敢战，却缺少大将必备的谋略；田见秀不仅从未立下赫赫战功，而且一到关键时刻就发生动摇，最后降清被杀，结局很不光彩。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仍有数十万众，除了他的侄儿李过、妻弟高一功等人坚定不移以外，其他部将动摇叛变、自行其是的很不少，始终没有重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固然同李自成遇害时尚在壮年未安排继承人有关，但他选拔的将帅德才参差不齐也是个明显的事实。

就性格而言，李自成朴实浑厚，老成持重；张献忠则豪放不羁，易于冲动。这种差异虽然并不足以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却在许多具体事件上打下了各自的烙印，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展现了风格独异的画面。

李自成和张献忠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明末农民反对压迫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和实行的三年免粮、追赃助饷、查还官绅地主霸占的田土、平买平卖以及屯田等口号和措施，体现了当时广大贫苦群众的迫切要求，把古代农民战争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们不愧是我国封建社会里最杰出的农民革命英雄。然而，时代却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可能跳出封建制度的藩篱。从李自成、张献忠建立的政权来观察，直到被地主阶级摧毁之日，虽然在主导方面仍然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封建的色彩却越来越浓厚。这就说明，无论是满洲贵族还是李自成、张献忠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封建制度仍将延续下去。区别仅在于为实现全国统一而付出的代价多少，新王朝实行的政策在加速或延缓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上会有所不同而已。

（原载于《文史知识》1985年9月，第8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