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史家的笔下，张献忠大概是被歪曲得最厉害的一位历史人物。为了给这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抹黑，他们不仅编造了大西军在四川杀人六万万的弥天大谎，而且竭力渲染张献忠仇视文人，把1645年在成都处死士子事件说成大西军的一种普遍性做法。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张献忠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究竟如何？成都处死应试士子事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还是体现了张献忠敌视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由于张献忠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涉及的面相当广，实际情况又非常复杂，加以个人见识有限，不妥的地方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一
在我国历史上的各次农民起义里，常常有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进去，为起义农民出谋划策，甚至成为起义军的重要领导成员。明末农民战争也是这样。早在起义爆发的初期，就有一位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点灯子被逼上梁山，成了一支起义军的首领人物。这以后，也常可以看到在某些起义军领导人的左右设置军师和文书之类人员的记载。然而，真正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且有意识地吸收封建文人参加起义军，则是从张献忠开始的。[1]
我们知道，参加明末农民战争的基本群众及其领袖人物主要是破产农民、饥军、驿卒、矿徒等手工业者，他们在封建统治下处于社会的底层，几乎完全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到农民起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需要具有文化历史知识、熟悉典章制度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替农民军起草文稿，贡献谋略，制定规章。另外，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并不是铁板一块，由于明王朝吏治的日益腐败，贿赂公行，许多社会地位较低的封建文人虽然苦读寒窗却无法凭胸中才学博得进身之阶。他们在明王朝统治下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农民军兵锋所至，**污涤秽，使他们看到了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因此，尽管在阶级地位上和思想方法上这些封建文人同起义农民有很大的距离，但要求改变腐败的政治局面却使他们有联合起来的可能。张献忠正是较早地看到了这种需要和可能，在吸收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走在其他各支起义军的前面。
早在崇祯十一年初张献忠部到达谷城的时候，应城生员潘独鳌和谷城生员徐以显就成了张献忠的重要谋士。史籍记载，“诸生徐以显一见如故，教以孙吴兵法”。徐以显和该县举人王秉真还给明政府负责剿抚事务的总理熊文灿具牒，“以百口保献忠归命无他心”。同时，又为张献忠出谋划策，“乞职衔，索月饷，且请渑（池）、陕（州）、卢（氏）、灵（宝）、阌（乡）五州县屯马步兵六千”。当明政府官僚有的向张献忠勒索重贿，有的杀气腾腾地主张乘机围歼起义军的时候，张献忠“日夜与潘独鳌、徐以显为变”，“军机进止两人实与共谋”。[2]这就表明，一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谷城受抚期间起了掩护起义军的作用，而且是重新举起义旗的主要策划人。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湖北谷城和房县的再度起义，使明朝廷画地为牢的抚局全盘破产，对于明末农民战争进入新的**是个有力的推动。这一震动全国的事件，使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大为恼火，他们认定张献忠是破坏抚局的罪魁祸首，必欲杀之而后快。这年八月，崇祯皇帝朱由检派出亲信大臣杨嗣昌出马督师，行前特别密谕杨嗣昌要集中力量围歼张献忠部起义军。杨嗣昌曾经透露说：“本阁部在平台召对，亲奉皇上面命，只要拿悖恩复叛张献忠一人，其余罪皆可赦。”[3]当时，力量对比的优势仍然掌握在明朝廷手里，张献忠部面临的局势是险恶的。但是起义军战士却在张献忠的领导下迎着恶浪前进，以百折不回的气概和灵活机智的战术同明政府调集的大军相周旋，多次打破了杨嗣昌等人制订的围剿计划。潘独鳌作为张献忠的军师也随军行动，参预军机筹划。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崇祯十三年二月在四川省太平县境玛瑙山战役中，张献忠部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遭到严重的挫折，潘独鳌躲藏在树林里被明朝陕西军队搜获。明政府军从他的行囊里查出了几篇诗稿，其中两首是：
秋风北雨声，征客听偏惊。
漠漠山云合，漫漫涧水平。
前筹频共画，先著待专争。
为问彼苍者，明朝可是晴？
（原题《驻白土关连雨》）
三过禅林未问禅，纷纷羽檄促征鞭。
劳臣岁月皆王路，历尽霜华又改年。
（原题《三过清禅寺诗》）
杨嗣昌在给朝廷的《生获逆献军师疏》里，特别引出这两首诗作为潘独鳌“向贼称臣，争先借箸，罪已不赦”的证据。[4]在杨嗣昌亲自审讯时，潘独鳌仍然“昂首阔步，疏诞自如”，伪称是黄冈县生员杨若愚。[5]当追问他张献忠现在何处时，他“诡称初六日逃出，以后事俱不知”，推了个一干二净。杨嗣昌见无法从他口中捞到什么东西，下令送往襄阳府监禁。过了整整一年，张献忠起义军攻克襄阳，潘独鳌也获得解救，继续充当张献忠的主要谋士。后来潘独鳌被明政府勾结劣绅诱杀，张献忠仍然念念不忘这位曾经共度过艰难岁月的“潘先生”[6]。
二
历史事实表明，张献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注意同那些在政治上对农民军采取同情或中立态度的知识分子保持友好关系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张献忠率领部众占领了河南宝丰县，曾经亲自把这个县里的生员召集到城东河边的龙王庙，“各问姓名，令勿惊怕，操土音云：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款语良久，遣各入城。遂拔营去”[7]。这段记载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张献忠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和蔼可亲的，对于许多封建史籍把张献忠描绘成凶神恶煞是个有力的驳斥。
正因如此，到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由安徽进入湖广的时候，不仅得到贫苦农民、奴仆的欢迎，也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主动投靠起义军。如麻城县诸生周文江，就同该县奴仆组织起来的里仁会站在一起，迎接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非常高兴，改麻城为长顾州，任命周文江做知州。不久，又把他提升为兵部尚书。黄州生员李时荣也拜迎马首，献上渡过长江进取武昌的计划。[8]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以后，张献忠更加注意收揽人才，在他居住的明楚王府门前竖起两面大旗，写着“天与人归，招贤纳士”八个大字。[9]由于各级地方政权的建立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张献忠除了任命李时荣为湖广巡抚、江夏举人谢凤洲为天授府（即武昌府）知府以外，还设置提学主持科举考试。史籍记载，“诸落拓者争赴试，榜发亦分甲第”[10]；“其高等即授伪官，亦有稍稍能笔墨者趋如鹜焉”[11]，可见参加大西政权科举的人是相当多的。
由于张献忠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政权，给他们提供了在明王朝统治下不可能得到的效力机会，一些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感恩知遇，倾心报答。在流传至今的史料里还保存着当时大西政权的教授龙贯所出的一张告示。这个告示说：“西王以七月十五日幸学，诸生其先期齐集，考古天子幸辟雍仪注，以不负西王，矢其元德，洽此四国，至意勿忽。”[12]又如，江西吉安有个名叫吴侯的贫苦知识分子“性狂不羁，能为诗、古文、四六，年四十余不得入庠，惟肮脏自怜”。大西政权建立以后开科取士，吴侯喜出望外，立即赶往赴考。考试结果名列三甲，授予龙泉县（今遂川县）知县。到任不久，该县丁忧在籍的明朝御史郭维经发动叛乱，吴侯被捕。押解到吉安以后，明江西、湖广、应天、安庆总督吕大器审讯他时，吴侯“从容慷慨，颜色不变。所书供状千余言皆四六骈语，琅琅可诵”。最后牺牲于屠刀之下。[13]像吴侯这样的封建文人能够为大西农民政权献身，也证明张献忠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
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大举入川，先后占领了重庆、成都等广大地区，开始了把四川经营为大西政权基地的新时期。那么，在四川期间张献忠同当地知识分子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有的史籍竭力丑化张献忠，硬说大西军从进川之始就日以屠戮为事，大肆屠杀知识分子。如《国榷》记载说：“张献忠陷成都……大索全蜀绅士至成都，尽僇之。已，悬榜试士，伏兵击杀数千人，咸挟管握册以就死。”[14]《平寇志》卷之十一也有类似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在下文将谈到张献忠在占领四川的后期确实杀了不少人，其中也包括许多知识分子。然而，在进川的初期，张献忠和他领导的大西军是重视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的。不仅继续重用入川以前加入大西军的知识分子，还通过招降和“礼聘”吸收四川的官绅文人为大西政权服务。比如，四川渠县进士李含乙在大西军进川时正丁母忧在家。大西政权的官员听说后，特地派人致奠，“因叩门礼请”。尽管李含乙坚持以投河自尽来抵制聘请，大西政权仍然用“小舟沿江挽救……将以礼送诣献忠”[15]，最后，由于他顽固不化，公然发动叛乱，才在同大西军作战中被擒处死。正因为大西军在进川的初期执行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士的政策，才大大削弱了进军过程中的阻力，出现“远近民尽皆接踵遗稽颡，献印、献土殆无虚日”[16]，“文臣武将，卖降恐后”[17]的局面。有的地方的知识分子在起义军尚未到达的时候就纠集群众迫使明朝地方官纳土投降，如“邛州诸生闻省城失守，即纠集无赖向上南巡道胡恒伐鼓大噪，索印款贼”[18]。许多史籍都记载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时，吸收了大批原来明朝的投降官员。如《圣教入川记》一书中就说：“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追。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由于处在开国草创时期，不少人还被破格地任以中央和地方的高级职务。只要分析一下大西政权高级职务的人选，就可以发现它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在两名丞相（或称大学士）当中一位是跟随张献忠多年的安徽桐城诸生汪兆龄，另一位则是曾经任过明朝通州知州的四川绵州人严锡命。在六部尚书当中除了工部尚书王应龙是弓匠出身的陕北老战士，刑部尚书李时荣是湖北黄州诸生以外，其他四部尚书即吏部胡默、户部王国宁、礼部吴继善和江鼎镇、兵部龚完敬，都是从四川绅士或在四川任职的明朝官员里选拔的。此外，唯一的省级最高官员四川巡抚也用了广元人吴宇英。四川人（包括投降过来的原明政府四川地方官员）在大西政权里占的比例这么大，固然同建国时期人才缺乏有关，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借此笼络四川的士绅。
大西政权还在全川四道设置学院，“取士察吏”[19]，考试方法也做了改革，“变八股为策论”[20]。张献忠还亲自为廷试命题，并且撰写《万言策》颁发学宫，以为示范。[21]有的书上记载，大西政权通过“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22]。不久，“又以为不得真材，仍复设科。是一年而两科举也”[23]。这种在一年之内两次举行科举打破了三年一届的惯例，起到了广泛收揽人心的作用。封建史书说，由于张献忠在四川“设科取士，士之嗜利不知名义者尚习举业”[24]，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川的士子热衷于大西政权科举的情况。通过科举取士也充实了各级政权机构，即所谓“又配知府以游击，知州以都佥，知县以守备，皆以伪科所取文武进士、举人为之”[25]。
这些情况说明，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的初期基于“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26]的根本方针，很自然地希望得到当地人士的支持，因而一如既往地贯彻了团结和争取一般士绅和知识分子的政策。而四川的绅衿一方面对明王朝的贪婪腐朽积怨在心，另一方面又担心兵祸连绵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指望大西政权能够成为自身利益的保护者，即蜕变为实行清廉吏治的封建政权。然而，严酷的阶级对立很快就压倒了双方的愿望，随之而来的是疯狂的叛乱和坚决的镇压。
四
大约到了1645年，张献忠领导的大西政权同四川各地的地主豪绅及其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了。在这年的冬天发生了借口举行特科屠戮大批应试士子的事件。由于众说纷纭，我们至今无法确切地说明究竟杀了多少人以及事件的详细经过。但是这件事确实发生过则是没有疑问的。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事件，各种著作的解释不一。有的仍归结为张献忠天性残忍，有的说他患有精神病；还有的则说这是一批反动儒生，张献忠把他们一网打尽是完全应该的。我以为这些解释都不合适。前两种显然出于诬蔑，我们在上文里已经通过事实指出张献忠并不存在天性好杀的问题；至于把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大西军领导者张献忠描绘成精神病患者更是海外奇谈。最后一种解释虽然是极力为张献忠这位农民领袖开脱，用心是好的，但未免有简单化的偏向。在被杀的士子里面肯定包括一部分心怀敌意、制造事端的反动文人，可是要说各地起送应考的士子都是罪在不赦的反革命也很难令人信服。
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不能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而应当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去寻找。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张献忠入川后同当地地主豪绅及其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是怎样激化起来的。
第一，我们不能忽视张献忠进川初期和后期所面临的局势是在不断变化的。大西军进川的时机正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尽的消息传来之后。全蜀各地的官绅地主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史书记载：“迨五月，审知国信（指大顺军攻占北京的消息）；七月，传贼将至。城中人震恐，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27]这就是当时局面的写照。这时，四川的官绅地主在政治上出现了第一次分化，一部分抱着同情或侥幸心理的人选择了归附大西政权的道路；另一部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朱明王朝休戚相关的人则顽固地坚持敌视农民革命的立场。然而，正如俗语所说，蛇无头不行，明朝廷的覆亡和四川地方官府的被摧毁，使那些反对农民革命的地主豪绅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一时无法对张献忠起义军展开有组织的抵抗。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建立不仅给他们提供了精神支柱，也提供了进行叛乱所需要的组织系统。我们知道，朱由崧的南京弘光朝廷从建立之始就是一个存在很大危机的政权。它对北方实行“借虏平寇”的方针，妄想借清兵之手摧毁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对地处长江上游的张献忠起义军也力图加以绞杀。由于它自身兵力不足，因而采取的方针是任命“大臣”联络四川各地反动官绅、散兵游勇，共同致力于颠覆大西政权。明末封建文人黎遂球在给弘光朝廷上的《中兴十事书》中就曾经提出建议说：
又闻献贼逋窜蜀中，设伪官分为四道，以图延喘旦夕。……诚得亲信之士布置其间，或散为流言以惑其众，或伺其隙以间之，使之互相杀戮，而潜结蜀中诸土官与夫忠义之士阴为部署，伏聚高山长林之间，多设旗帜以寒其胆。又潜与之约，能复一城一邑者，即以与之。而其中有能斩献贼之头来归者，即举蜀地爵之。如此将不烦大兵而蜀可以得，献贼可灭，其众且可收之以为用。……[28]
甲申八月，弘光朝廷正式任命前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应熊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开府遵义，赐以尚方剑，便宜行事，“专办蜀寇”[29]。同时任命樊一蘅、马乾、李乾德等为总督、巡抚，“皆委以恢复之任，号召诸路，官兵义旅，响应云合”[30]。正是在弘光朝廷的导演下，在四川这个广阔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地地道道的“群魔乱舞”。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官绅们蜂拥蚁聚，有的拥兵据险，同大西政权为敌；有的“激厉士民起义，随在团聚乡勇，或复一府，或恢一县，或据一寨，随败随兴……”[31]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农民军派出的地方官吏被擒杀，地方政权被颠覆，大西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局势。由此可见，四川地区阶级冲突的激化主要是官绅地主挑起的，张献忠等农民革命领袖针对当时局势加强了镇压措施，可谓是事出有因。
第二，人们可能会提出问题说，为什么张献忠起义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能够保持较好的关系，不致走向激烈的对抗；而在进川以后双方的矛盾却激化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张献忠部进川以前虽然也曾经在湖广、江西部分地区建立政权，但时间很短，起义军基本上一直处于流动作战阶段。而一个政权要比较全面和彻底地推行它的政策，必须以有效地确立自己的统治为前提。事实上，大西军正是在进川以后才真正开始大规模地通过自己的政权机构推行农民革命政策，如下令各地“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又拘绅袍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之足否”[32]。随着这类农民革命政策的推行，地主阶级及其文人才发现张献忠起义军虽然已经“开基立国，而群盗之习毫无悛改”[33]。他们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这样，在四川的地主豪绅及其知识分子当中又出现了第二次分化。原来一度对大西军持同情或侥幸心理的人逐渐滋长起不满情绪，有的甚至走向公开或隐蔽的对抗。
第三，张献忠毕竟是封建社会里旧式农民战争的领导人，他不可能完全正确认识和解决自己面临的极其复杂的斗争局势。他朦胧地感到了敌对行动主要来自地主豪绅，而知识分子一般总是出身于富厚之家，于是他把打击对象扩大到了几乎整个士子阶层，制造了震惊一时的特科应举事件。封建史籍所说，“故蜀士之得脱锋刃者较齐民尤少耳”[34]，看来反映了部分历史的真实情况。
上面，我们仅在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上探讨了张献忠起义的一个侧面。它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张献忠完全不像所描绘的那样残暴。就性格而言，张献忠是坚强的，也是豪爽的。在长期的斗争岁月里，他能够容纳除死硬派以外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当然也包括了那些持同情或中立态度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这样，张献忠的队伍早就失败了，根本不可能在湖广和四川等地取得那么辉煌的胜利。至于他在后期平定叛乱的过程中犯有扩大化的错误，也是个事实。这需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来做出解释，过分地强调个人性格等因素是无法得出科学结论来的。
（原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研究丛刊1981年版，第188—200页）
[1] 有的书上说诸生顾君恩很早就参加了李自成起义军。崇祯七年李自成被围困于车箱峡时，顾君恩曾经献计伪降，使起义军摆脱了困境。据查考，顾君恩是湖北钟祥县人，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起义军由河南南下湖北时他才投身于农民革命。牛金星参加李自成部比较早，约在崇祯十三年后期，比起张献忠的重用知识分子晚了两年多。
[2] 参见邹漪《明季遗闻》；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
[3] 《杨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4] 《孤儿吁天录》卷十三；《杨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九；《滟滪囊》卷一。以上三书均载此事，字句稍有不同。
[5] 《滟滪囊》等书作刘若愚，误，当以杨嗣昌原疏为准。
[6] 魏赏延：《竹中记》。
[7] 乾隆八年《宝丰县志》卷五《杂志》。
[8] 《绥寇纪略》卷十。
[9] 《平寇志》卷之六。
[10] 同治十二年《遂川县志》卷十八《杂类》。
[11] 魏赏延：《竹中记》。
[12] 魏赏延：《竹中记》。
[13] 同治十二年《遂川县志》卷十八《杂类》。
[14] 谈迁：《国榷》卷一百二。
[15] 康熙二十五年《顺庆府志·艺文》。
[16] 《纪事略》。
[17] 李蕃：《雅安追记》。
[18] 沈荀蔚：《蜀难叙略》。
[19] 欧阳直：《蜀乱》。
[20] 《五马先生纪年》。
[21] 彭遵泗：《蜀碧》卷二。
[22] 《蜀碧》卷二。
[23] 《五马先生纪年》。
[24] 康熙《顺庆府志·明王烈士传》。
[25] 沈荀蔚：《蜀难叙略》。
[26] 《蜀碧》卷二；《绥寇纪略》卷八。
[27] 《蜀碧》卷二；《绥寇纪略》卷八。
[28] 黎遂球：《须阁集》卷三。
[29] 费密：《荒书》。
[30] 参看《国榷》卷一百二等书。
[31] 《纪事略》。
[32] 沈荀蔚：《蜀难叙略》。
[33] 杨鸿基：《蜀难纪实》，见乾隆《富顺县志》卷五。
[34] 杨鸿基：《蜀难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