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中外关系历来是学术界重视的课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明帝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和远洋往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重点比较集中于郑和下西洋；明代的朝贡贸易和海上私人贸易；明后期至清初欧洲殖民势力的东侵和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
1.郑和的远洋航行。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整理出版了有关史籍、资料汇编，对历次航行的时间、规模、经历地点以及与各国的交往情况，对郑和等人的生平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探讨。195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朱偰著《郑和》是一部比较系统的著作。198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我国学术界又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把资料整理和研究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关单位出版了《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第二集两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此外尚有包括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在内的资料汇编和图片集（《郑和研究史料选编》《郑和家世资料》《郑和史迹文物》，均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对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动机，明初造船与航海技术，下西洋的历次规模、路线与所到各国的交往，郑和家世、生平及宗教信仰，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和宣德以后停止远洋航行的原因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阐述，学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在一些问题上，如明成祖派遣郑和等下西洋的原因、历次航行的规模和到达地区，以及史籍中记载的航船长宽比例，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2.明代的朝贡贸易与私人海上贸易。朝贡贸易一词本来是包括了明朝廷同周边国家和帝国内部同某些少数民族之间的一种政治经济关系，这里仅指前者而言。从明代建立之始，朝廷就逐步制定了同周边国家之间的朝贡贸易制度。史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朝贡贸易的历史地位。比较共同的看法是，朝贡贸易突出体现了明朝统治者为保持“宗主国”地位的政治意图，“厚往薄来”的交换原则和国家垄断并且在对外贸易的周期与数额上加以限制，违反了商品经济的规律，阻滞甚至扼杀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停滞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在“朝贡贸易”体制下，中国直到明中期比周边国家在实力上虽强大得多，却几乎一直同东南亚等地区国家保持着良好关系，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至今在国家与人民交往中仍留下一段佳话。
自明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的海上贸易逐渐冲破了朝廷的禁令，在规模和往来频繁的次数上远远超过了朝贡贸易。林仁川在《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一书中说：“到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他认为自16世纪至17世纪初，“在东南亚的市场上，中国海商实力雄厚，竞争力强，仍执世界贸易的牛耳，居于主导地位”。作者不胜感叹地指出，私人海上贸易如果得到明朝政府的支持，它一定会成长壮大起来，事实上却适得其反，“遭到封建政权的严重摧残”。
部分地由于对明代民间海上贸易的估计与认识上的差异，又引起了对明中期“倭寇”性质与评价的激烈争论。过去史学界大抵沿袭传统的看法，认为“倭寇”是以日本武士、浪人为主体组成的一股海盗势力，自明初以来就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不断的劫掠，而以嘉靖、隆庆年间最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如陈抗生认为王直等被诬为“倭寇”的人“精于海外贸易，长于航海事业，富于冒险精神。他们是明代视野最广阔，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应该为王直记上一大功”，“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300]。戴裔煊主张对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应从本质上再认识，看到它“实质上是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联合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的运动，归结到一点就是禁海与反海禁的斗争”[301]。陈学文认为倭寇是指以日本海盗为主体，并纠集一些像王直之流的汉奸、民族败类在内进行海盗式掠夺的武装集团。战争的性质不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更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302]毫不奇怪，鉴于对嘉隆“倭寇”问题的重新认识，必然引起对“御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物的再评价。陈抗生把他们说成“都是朱厚熜的爪牙”；戴裔煊则斥之为“封建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与此相反，一部分学者仍认为“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以明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一方，又以王直海盗集团和一部分日本海盗为另一方而进行的战争”，因此，王直一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罪人”，而“以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镇压王直海盗集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御倭战争的正义性是无可非议的”[303]。看来，要使分歧缩小，还有待于今后继续加强对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研究，弄清“倭寇”“海盗”的实质。
3.对于明朝正德年间以后西方殖民者的东侵和耶稣会士的来华，史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从明武宗在位的正德年间（1506—1521）葡萄牙人侵犯我国广东沿海开始，他们遇到的是一个实力并不逊色的东方大国。尽管西欧国家凭借日渐发展的科技和经济、军事力量，把许多土著民族国家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然而对中国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未能实现其野心。因此，明朝后期中国同西方的交往，主要表现为海上贸易和耶稣会士来华活动。明末的中西方直接、间接贸易从总体上看，中国处于有利地位，表现为大量白银流入的出超。对于欧洲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史学界在1960年左右曾经有过争议[304]，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般均持否定态度，例如颇具影响的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就断言，“耶稣会士只是殖民帝国与封建宗教的先遣队”，“传教士传来的西学并不是当时欧洲的新学”。并进而指出来华的耶稣会士是“科学的敌人”，他们的活动“破坏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并妨碍了近代科学的输入”。不过，作者又强调要把耶稣会士的活动同向他们学习科技知识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历史作用区别开来，认为“徐光启一辈人可以说是中国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行者”，“代表中国启蒙时代的学者们在科学方面的努力，并且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均见第四卷下册）。显然，这种区分在逻辑上有点勉强。近年来，研究状况已发生变化，首先，是更加注意收集、翻译有关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各种记载，探讨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媒介作用。由于在材料的收集和利用上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这方面虽然已经取得进展，但要做到全面占有资料做出实事求是的综合论述还有一段距离。其次，一部分学者主张对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即“在揭露他们来华的背景和目的的同时，也应该肯定他们在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表现在“曾将西方的科学文化引进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305]。
关于明代人物，是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40年来取得的成就相当可观，只是由于人多类广，评价不一，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最后，我们当然不能遗漏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工作者在整理出版明代典籍和为撰写明代断代史方面的可贵努力。排印和影印的《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会要》《明经世文编》《明文海》《国朝献征录》，王圻《续文献通考》《明督抚年表》，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晚明史料丛书》《明末清初史料选集》，工具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明史人名索引》等，以及明人文集、著作的大量出版，为明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由学术团体组织的多次明史或明清史讨论会，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在撰写新的明代历史上，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李洵《明清史》，娄曾泉、颜章炮《明朝史话》，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以及谢国桢《南明史略》等。这些著作既吸收了部分史学界探讨成果，也体现了作者自身研究心得。它们的出版普及了明史知识，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参考教材，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
[原载于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17—236页]
[1] 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
[2] 毛奇龄：《后鉴录》。
[3]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五。
[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参见《明神宗实录》卷四二八。
[5] 王一中：《靖匪录》，见《括苍丛书》第一集。
[6] 《崇祯长编》卷一。
[7] 《清太祖实录》卷一。
[8] 《清太祖实录》卷一。
[9] 《满洲实录》卷二。万历三十一年移至赫图阿拉筑城居之，两地均在今辽宁新宾县境。
[10] 《满洲实录》卷二。
[11] 《满洲实录》卷二。
[12] 《满洲实录》卷二。
[13] 《满洲实录》卷二。
[14] 《满洲实录》卷四。
[15] 《满洲实录》卷四。
[16] 傅国：《辽广实录》卷上；《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
[17] 《满洲实录》卷八。
[18] 《满洲实录》卷八。
[19] 《清太祖实录》卷一○。
[20] 《满洲实录》卷八。
[21] 《清太宗实录》卷五五。
[22]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
[23]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
[24]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
[25] 侯方域：《宁南侯传》，见《壮悔堂文集》卷五。
[26] 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27] 高斗枢：《存汉录》（又名《守郧纪略》）。
[28] 由于河南灾荒严重，李自成又命令地方军坚壁清野，官军粮饷主要由黄河以北地区长途输运。
[29] 彭孙贻：《流寇志》卷八。
[30]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三《戊寅六月八日召对》。
[31] 张献忠称帝的时间，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不一致，有八月、十月、十一月、次年正月等说法。
[32] 张正声：《二素纪事》，附于清初刻本蒋德璟著《悫书》之后。按，张正声为明亡前夕兵部职方司郎中。
[33] 戴廷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
[34] 刘尚友：《定思小纪》。
[35] 《平寇志》卷之九。
[36] 蒋德璟：《悫书》卷十一《钦赐督辅手敕》。
[37] 《悫书》卷十一《回奏议调宁兵及汴城捞银揭帖》。
[38] 《悫书》卷十一《回奏议撤宁远揭帖》。
[39] 《悫书》卷十一《回奏议撤宁远揭帖》。
[40]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之二十四。
[41] 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42] 李清：《三垣笔记》卷中《崇祯·补遗》。当甲申三月刘芳亮部进入畿南，切断运河和陆路通道的时候，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曾经策划由海道从天津迎接太子朱慈烺，因未联络上无法实现。但说明朱由检在最后关头仍可从天津航海南下，他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估计：一是对守住北京仍有幻想；一是担心风险太大。
[43]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
[44] 张正声：《二素纪事》。
[45] 查继佐：《国寿录》卷之一《左中允刘理顺传》。
[46] 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47] 顾公燮：《丹午笔记·一席记闻》。
[48]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49] 《爝火录》卷二。
[50] 文秉：《烈皇小识》卷之八。
[51] 刘尚友：《定思小纪》。
[52] 赵士锦：《甲申纪事》。
[53] 徐应芬：《燕都纪变》（又名《遇变纪略》）。
[54] 陈济生：《再生纪略》。
[55]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56] 刘銮：《五石瓠》。
[57] 《再生纪略》。
[58] 乾隆《重修宝丰县志》卷五《兵燹》。
[59] 光绪《定兴县志》卷二十《志余》引旧志。
[60]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六《沛城从贼纪事》。
[61] 钱：《甲申传信录》卷六《赤盾寇略》。
[62]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二十。
[63] 康熙《保定府志》卷之十七《忠烈》。
[64] 《甲申纪事》。
[65] 顾公燮：《丹午笔记·一席纪闻》。
[66] 《丹午笔记·一席纪闻》。
[67] 彭孙贻：《平寇志》卷之十。
[68] 彭孙贻：《平寇志》卷之十。
[69] 张正声：《二素纪事》。
[70]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71] 《清世祖实录》卷二〇，顺治二年八月丙申，又崇祯十七年（1644）七月刘泽清致书吴三桂也说：“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见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63页。
[72] 康熙《大名府志》卷之六《年纪新志》。
[73] 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之一二《兵纪》。
[74] 雍正《高阳县志》卷之六《杂志·兵事》。
[75] 康熙《灵寿县志》卷之七《孝义》。
[76] 雍正《肥乡县志》卷之二《纪事》。
[77] 乾隆《德州志》卷十二《艺文》；程先贞：《何振先传》。
[78] 乾隆《历城县志》卷第四十一列传七《忠烈》。
[79] 乾隆《阳信县志》卷之三《灾祥》。
[80] 康熙《邹平县志》卷之四《职官》。
[81]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82] 郑廉：《豫变纪略》卷六。
[83] 王度：《伪官据城记》，见《荆驼逸史》。
[84] 乾隆《永平府志》卷之三。
[85] 唐通接管山海关防务见于许多史籍，最可靠的是顺治元年六月高第给清廷的《恭报挑过兵马实数仰祈睿鉴事》揭帖，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86] 《清太宗实录》卷六三，崇德七年十月己未。
[87] 《清太宗实录》卷六四，崇德八年正月甲寅。
[88]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祖可法传》。
[89] 《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
[90]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唐通传》。
[91] 《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
[92] 光绪《临榆县志》卷之九《舆地编四·纪事》。
[93] 光绪《临榆县志》卷之二十《事实编三·乡型中》，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序。
[94] 光绪《临榆县志》卷之二十一《事实编四·乡型下》。
[95] 《清太宗实录》卷六五，崇德八年六月癸未。
[96] 《清太宗实录》卷六三，崇德七年十月壬子。
[97] 《清世祖实录》卷三，顺治元年正月丙辰。
[98] 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B1。
[99] 缪荃孙：《云自在龛笔记》所载有徐文元、韩菼跋文的范文程启本；又见《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辛酉。
[10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第3726页。
[101]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丙寅。
[102]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第3734页。
[103]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月四月庚午。
[104]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壬申。
[105]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癸酉。
[106]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丁丑。
[107] 光绪《临榆县志》卷之十九载：“时议诈降缓贼，以待本朝大兵，因派生员高选、李友松等往，于三河县遇大顺军。”
[108] 康熙《山海关志》卷之五《政事志》。
[109] 康熙《山海关志》卷之五《政事志》。
[110]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己卯。
[111] 乾隆《永平府志》卷之三《封域志》。
[112]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己卯、辛巳。
[113]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第3734页。
[114] 光绪《临榆县志》卷之二十一载，吴三桂“兵五万人，号称十五万”。佘一元《述旧事诗》也说“关辽五万众”，除高第部关兵外，吴三桂部辽兵约为4万人。另据《清世祖实录》卷四载，山海关战役结束时，多尔衮“以马步兵一万隶平西王”。按情理分析，清廷当时不大可能裁减吴三桂的军队。
[115] 《爝火录》卷三引当时塘报。
[116] 《遇变纪略》。
[117] 边大绶：《虎口余生记》。
[118]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辛卯。
[119] 《遇变纪略》。
[120]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巳。
[121] 《清世祖实录》卷八，顺治元年九月辛卯。
[122] 《清世祖实录》卷二五，顺治三年四月甲申。
[123]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顺治二年正月丙申。
[124] 《清世祖实录》卷一五，顺治二年四月帝国丁卯。
[125]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锦衣卫陈大猷启本引顺治元年谕旨。
[126]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第9735页。
[127] 张怡：《闻续笔》卷一。
[128] 《国榷》卷一百二。
[129] 《清世祖实录》卷一六，顺治二年五月庚寅。
[130] 顺治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方大猷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31] 陈洪范：《北使纪略》。
[132]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顺治元年十一月己酉。
[13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
[134] 顾炎武：《圣安本纪》卷四载弘光元年正月，“史可法疏（河南巡按）陈潜夫报：清豫王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怀庆，欲往潼关”。
[135] 《史忠正公集》卷一《自劾师久无功疏》。
[136] 《闻续笔》卷一。
[137]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二《已矣歌》引。
[138] 《阎古古全集》卷二《借扬州》引并诗。
[139] 康熙《洛川县志》卷上。
[140] 《清世祖实录》卷一四，顺治二年二月乙卯。
[141] 康熙《潼关志》卷下《兵略第八》。
[142] 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七《纪灭闯献二贼事》。
[143] 《清世祖实录》卷一八，顺治二年闰六月甲申。
[144] 文秉：《烈皇小识》卷八附何腾蛟《逆闯伏诛疏》。
[145] 摇黄十三家起源于崇祯七年农民军入川后，摇天动、黄龙的队伍同当地农民结合，后来分化为以争天王、震天王、整齐王、黑虎混天星、逼反王、夺天王、闯食王、争食王、二哨、六队、行十万、顺虎过天星、九条龙为首的十三支地方性反官府的武装。
[146] 《国榷》卷一百三，甲申年十二月癸酉载明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一甲疏文。
[147] 费密：《荒书》。
[148] 瑞王原封陕西汉中，因避大顺军逃至重庆。
[149] 韩国相：《流离外传》，见民国《南充县志》卷十六《流离传》。
[150] 彭遵泗：《蜀碧》卷二。
[151] 光绪《井研县志》卷二十八纪二。
[152] 沈荀蔚：《蜀难叙略》。
[153] 李馥荣：《滟滪囊》卷之二。
[154] 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
[155] 嘉庆《峨眉县志》卷九《艺文》，张宏昳：《邑志纪闻》。
[156] 费密：《荒书》。
[157] 《蜀难叙略》。
[158] 乾隆《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
[159] 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
[160] 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
[161]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162] 李蕃：《雅安追记》。
[163]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二。
[164] 《国榷》卷一百三，甲申十二月。
[165] 乾隆《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杨鸿基：《蜀难纪实》。
[166] 道光《乐至县志》卷十四《人物》，宿士敏：《邹公易斋传》。
[167] 《蜀难纪实》。
[168] 《滟滪囊》卷之三。
[169] 康熙《成都府志》卷二十六《张献忠》。
[170] 此事在时间、地点、被杀人数上各书记载不一致，请参看李馥荣《滟滪囊》、欧阳直《蜀乱》、康熙《西充县志》卷十《艺文》上，道光《新津县志》卷三十三《忠节》。雅安因地方官员心怀异志，违令未送士子，得免于难，见李蕃《雅安追记》、乾隆《雅安府志》卷十《戡乱》。
[171] 《圣教入川记》。
[172]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173]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174]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89页《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
[175]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92页《总督八省军门佟揭帖》。
[176] 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卷上《题为再报汉中情形并陈开川事理仰祈圣鉴以奏**平事》。
[177] 《清世祖实录》卷二三，顺治三年正月己巳。
[178] 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九《纪灭闯献二贼事》。
[179] 《清世祖实录》卷三四，顺治四年八月乙酉。
[180] 《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丙辰。据《多尔衮摄政日记》载，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多尔衮即有意“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
[181] 《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
[182]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顺治二年七月戊午。
[183] 《清世祖实录》卷七三，顺治十年二月丙寅。
[184]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顺治元年十二月丁丑。
[185] 史惇：《恸余杂记》圈田。
[186] 《清世祖实录》卷一四，顺治二年二月己未。
[187] 《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壬戌。
[188] 康熙《雄县志》卷上。
[189] 康熙《庆都县志》卷二。
[190] 《清世祖实录》卷三〇，顺治四年正月辛亥。
[191] 《清世祖实录》卷一五，顺治二年四月辛巳。
[192] 康熙《怀柔县新志》卷四《赋役》。
[193] 《清世祖实录》卷三一，顺治四年己巳。
[194] 《清世祖实录》卷五九，顺治八年八月癸酉。
[195] 《清世祖实录》卷八八，顺治十二年正月丙午。
[196] 《东华录缀言》，见《佳梦轩丛著》。
[197] 康熙《遵化州志》卷四《田赋》。
[198] 康熙《蓟州志》卷三。
[199] 康熙《东安县志》卷四《赋役》。
[200] 方文：《嵞山续集·北游草》。
[201] 康熙《光州志》卷十一《艺文》上，胡延年：《冥击记》。
[202] 《清太宗实录》卷四五，崇德四年三月丙寅。
[203] 《清太宗实录》卷六四，崇德八年五月癸卯。
[204] 《清史稿》列传五十《朱之弼传》。
[205]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庚寅。
[206] 《清世祖实录》卷二六，顺治三年五月庚戌。
[20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1辑，第80—81页。
[208] 杨苞：《桐川纪事》康熙乙巳刊本。
[209]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六年三月甲申。
[210] 《清世祖实录》卷八八，顺治十二年正月丙午。
[211]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七，顺治十四年二月丙戌。
[212] 《清世祖实录》卷九〇，顺治十二年三月壬辰。
[213] 《清世祖实录》卷二八，顺治三年十月乙酉。
[214] 《清世祖实录》卷九〇，顺治十二年三月甲午。
[215] 素心室主人：《南沙枕秘四种》，见《明清资料钞》第二册。
[216] 《清世祖实录》卷七七，顺治十年七月壬寅。
[217] 魏裔介：《兼济堂诗集选》卷之十七。
[218] 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三《敬陈民困疏》。
[219] 魏裔介：《魏文毅公奏议》卷一《查解宜责州县疏》，《丛书集成》本。
[220]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二，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221] 《清太宗实录》卷六二，崇德七年九月壬申。
[222] 《清太宗实录》卷六四，崇德八年正月辛酉。
[223] 顺治十一年二月吏科给事中林起龙谈道：“昔兵在盛京，无饷而富；今在京师有饷而贫。揆之时地，似宜变通。”见《清世祖实录》卷八一。
[224] 《清世祖实录》卷九九，顺治十三年三月甲午。
[225] 《清世祖实录》卷八〇，顺治十一年正月乙卯。
[226] 《清世祖实录》卷五五，顺治八年三月癸未。
[227]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顺治十六年十月辛卯。
[228]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顺治元年十月辛未。
[229] 《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
[230]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顺治元年十月丁卯。
[231] 《清世祖实录》卷一六，顺治二年五月乙酉。
[232] 《清世祖实录》卷二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233] 《清世祖实录》卷二五，顺治三年三月辛亥。
[234] 《清世祖录实》卷七一，顺治十年正月丙申。
[235]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大清律》条。
[236] 方文：《嵞山续集·北游草》。
[237]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之九。
[238] 昭梿：《啸亭杂录》卷十《衣衣道人》。
[239] 《清圣祖实录》卷八五，康熙十八年十月辛未。
[240] 《清世祖实录》卷四八，顺治七年三月戊寅。
[241] 《清世祖实录》卷八四，顺治十一年六月丁卯。
[242] 《清世祖实录》卷九八，顺治十三年二月丙辰。
[243]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六，顺治十四年正月甲子。
[244] 《清世宗实录》卷二二，雍正二年七月甲子。
[245]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
[246] 参见刘子扬、朱金甫、李鹏年《故宫明清档案概论》，载《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8月。
[247] 参见周远廉、谢肇华《明代辽东军户制初探》，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2期。
[248] 见汤明檖、黄启臣《梁方仲》一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0期。
[249] 均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50] 容肇祖：《李贽传记批判》， 1937年；嵇文甫：《李卓吾与左派王学》，载《河南大学学报》1934年第1卷第2期。
[251] 丁文江编著：《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252] 载《新民丛报》1904年第21号，收入《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253] 参阅《郑和研究资料选编》所收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及该书附论著目录。
[254] 李洵：《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
[255] 李洵：《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
[256]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257]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338页。
[258] 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259]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一。
[260] 《明代的官田与民田》，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
[261] 参见《明清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另见作者《明末农民反乱之研究》一书第三章《明末社会与王府》，日本山本书店出版部1985年5月版。
[262] 寺田隆信：《关于“乡绅”》，《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63] 参见双默《近年来明代“缙绅地主”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9期。
[264] 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4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65]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66] 袁庭栋：《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载《四川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胡昭曦：《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1979年第1期。
[267] 李廷光：《史可法的评价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
[268] 参见秦子卿《论史可法》，载《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269] 赵俪生：《明朝的西域关系》，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1期。
[270] 朱晨光：《郑和下西洋目的的辨析》，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版。
[271] 田培栋：《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272] 洪焕椿：《明初对外友好关系与郑和下西洋》，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集。
[273] 参见尚钺《中国历史纲要》，第305页。
[274] 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75] 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76] 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277] 陈抗生：《嘉靖“倭患”探实》，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
[278] 陈申如、朱正谊：《试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279] 冯天瑜：《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载《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
[280] 沈善洪、王凤贤：《王阳明思想评述》，载《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
[281] [日]深泽助雄：《日本学术界有关宋明理学研究概况》，载《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
[282] 如王宏钧：《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沈定平：《用世界史的眼光加强明清史的研究》，载《光明日报》1984年5月9日。
[283] 《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4] 韩大成：《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85] 参见樊树志《万历清丈述论》，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的考释和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286] 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
[287] 即一大亩可折若干小亩，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8页。
[288] 樊树志：《一条鞭法的由来与发展》，载《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
[289] 陈世昭：《明代一条鞭法问题研究》，载《江汉论坛》1987年第7期。
[290] 有关缙绅地主的研究可参看双默《近年来明代“缙绅地主”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9期。
[291] 《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划分标志——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6期。
[292] 伍丹戈：《明代徭役的优免》，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
[293] 李洵：《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
[294] 张海瀛：《略论明代流民问题的社会性质——与李洵先生商榷》，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295]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96]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97] 参见《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298] 包遵信：《晚霞与曙光——论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载《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299] 赵俪生：《明朝的西域关系》，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1期。
[300] 陈抗生：《嘉靖“倭患”探实》，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
[301] 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与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02] 参见《明代的海禁与倭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载《文史哲》1983年第5期。
[304] 参见朱谦之、乌恩溥在《新建设》1959年第11期、1960年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
[305] 冯天瑜：《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载《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陈申如、朱正谊：《试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