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露和批判“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的时候，人们常常比之为封建时代的文字狱。这种比拟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它们不仅类似，而且源同，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
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华民族是富于创造力的。凡是在当权的封建统治者干预较少或者管不过来的时期，一般总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文化的繁荣。一旦封建统治者出于卑劣的私欲，把整个文化事业纳入为一己服务的规范的时候，文化园地就几乎成了一片沙漠。在百花凋谢、万籁俱寂的沉闷当中，剩下的只是几个御用文人在那里嘤嘤然，粉饰太平。这种钳口掣肘政策的突出表现就是文字狱。
由于读书不多，疏于查考，对于文字狱的起源不大清楚。但大规模地搞起来则确实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对于那种竭力要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的人来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令人向往的。在他统治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扫而光，人人都摆出一副正经八百的模样满口官话，叫作“以吏为师”。不同的意见没有了，似乎预示着嬴氏子孙将君临万代。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焚书坑儒并没有收到皇图永固的效果。陈胜、吴广首倡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宣告了秦帝国的覆灭。后人有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又云：
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只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学兵书。
尽管如此，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学得聪明一些，文字贾祸仍然时有所闻。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地主阶级为了稳定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就更是加紧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群雄并起的局面下，逐鹿中原，浑水摸鱼，窃取了天下。据说他开初为了取得全国政权，对读书人是十分敬重的，专门盖了礼贤馆，到处征聘文人，大有礼贤下士的风度。等到天下大定之后，自己的地位变了，注意力就集中在稳固自己的统治上了。于是，他竭力搜索可能危及自己统治的势力，除了掌握实权的文武功臣首当其冲以外，无辜文人也大批罗织被杀。史书记载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因文字触犯忌讳而被处死的人多得很。在这方面，朱元璋往往弄到疑神疑鬼的地步。比如《间中今古录》记载，杭州徐一夔起草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本来是一派歌颂的话，没想到朱元璋却以他特有的洞察力看出了问题，说：生者，僧也；光者，剃发也；这是写我当过和尚。则字发音同贼字差不多，“世作则”是写我做贼。下令把徐一夔斩首示众。像这样的事情不一而足，弄得人人自危，礼部官员也紧张起来，只好请求皇帝制定统一的贺表格式，以便颁布全国一体遵行。朱元璋大搞文字狱，把明初文化领域弄成了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在沉默当中是无声的抗议。有一个故事说，朱元璋一次外出私访，走进一座庙里，只见墙壁上画着一个布袋和尚，图旁题诗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墨迹尚新，人却找不到了。
清代的文字狱更是愈演愈烈。康熙的时候就在庄氏史案、戴名世《南山集》上掀起了轩然大波。雍正时又在吕留良、曾静问题上大做文章，还抓住一个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所出试题“维民所止”硬加上“维”“止”二字是暗示“雍正去头”的罪名。乾隆时期文网愈密，一些文人诗集中类似《咏黑牡丹》一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以至“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被指为大逆不道，作者还活着的处死，死了的剖棺挫尸。除了无情地迫害作者以外，还雷厉风行地查禁书籍，据地方官员报告，光是江西一省毁焚的图书就达8000多部。清代文字狱的凶残是令人发指的。只要一部书被告发其中有“违碍语”，不仅作者立即抄家、杀头，家属连坐，连作序者、刊行者、校阅者、发卖者以至于刻书的工匠也一概处死。
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滥施**威，知识分子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胆小骨软的是逆来顺受，噤若寒蝉。这类人的代表之一陈祖陶就说过：“笔墨贾祸，不可不谨。吾辈每动笔辄做一想：当今当国大臣可看得否？然后落稿，方可免害。否则稿虽成，不可不付祝融（火神）收掌也。”
但坚持正义的也不乏人，龚自珍就有《咏史》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正是由于有不少同龚自珍一样怀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大雾弥天的文字狱魔影下仍然不顾朝廷的禁令森严，冒着生命危险把许多禁书深藏秘抄，才使相当一批珍贵文籍得以逃脱厄运，一直流传到今天。应当说，他们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敢于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相对抗的凛然正气。
（原载于《蒲公英》杂志，197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