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英系张澜学生,与刘湘、潘文华等同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学,曾任刘湘行营参谋长和重庆铜元局局长等职,久羁军旅对军阀混战、勾心斗角心生厌恶,立意退隐。凭借在政军商界人脉,加之自己睿智坦诚、目光如炬、擅研判时局、把控工商发展趋势,涉足商贸实业后成就斐然。1929年,潘文华诚邀到上清寺建房促重庆市政发展,于是选地八亩历三年建成拥有数十间房舍的“特园”,园内布局典雅、庭院幽静,内由鲜宅、平庐、康庄等多栋建筑组成。鲜英为人慷慨仁义、识大体顾大局,外号当代“孟尝君”,抗战时荷兰大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盟军军事代表团都曾借“特园”寄寓。

1941年2月,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在特园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澜、梁漱溟长期住在特园,鲜英举家倾产支持抗战和中国民主事业,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乔冠华等是常客。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进特园,与张澜、沈君儒、鲜英等共商国是,特园成了各民主党派活动的主要场地,成天人来人往“探路求明”,从早至晚流水席不断。

应鲜英之邀住在“康庄”的冯玉祥,目睹盛况敬书“民主之家”匾惠赠,毛泽东出席冯玉祥“康庄”之邀晚宴时,对此匾、此书、此意甚是赞许。“特园”现在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门侧牌匾鲜明标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旧址”,为温故知新,永远铭记曾经患难与共的挚友,2011年3月,“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在“特园”前落成。

中山四路左首,端头是合作电影院,文革更名向阳电影院,紧邻的是这一街区当时最大的餐饮企业——上清寺餐厅,1959年10月,代表重庆财贸职工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18号招待员”邓仲英就出自该餐厅。路口是建设照相馆、新华书店、九园包子、上清寺联合诊所、物资局生产资料公司、市委二号门等,现在这一片的房子全都拆除,新千年时建成了绿化景观带。

上清寺餐厅左侧是人民小学,原来这里叫“陶园”。事由:潘文华拓城修路,不忘给市民营造休憩环境,他心仪陶渊明寄寓的田园牧歌,于是在中山四路口移走坟茔、迁走农家、填平沟壑,划出数十亩土地。布置婆娑绿荫、小鹅卵石铺就盘曲小径、假山亭台、花坛鱼池、石墩桌椅,开设茶房酒舍、川剧清唱、四川评书、售卖土特产,挑担提篮的“担担面”、豆腐脑、冲冲糕、油茶豆鱼、草米糖开水、洋姜盐大蒜、砂炒花生胡豆、鸡脚杆鸭翅膀、算命抽彩头、糖官刀耍猴戏等市民乐陶陶,热闹非凡的园林和闹市,为此取名“陶园”。很快这里便成为重庆城一景,人们喜欢光顾之地。20多年前一位九旬彭姓老妪谈到“陶园”时,津津乐道当时的天天人挤人,处处“打拥堂”,她清楚记得,里面还有家叫“新时代”给来此游乐的人拍照的照相馆。

1935年下半年潘文华离任,这块风水宝地不断遭到蚕食,前后左右各类建筑拔地而起,陪都时国民政府监察院、考试院皆设在“陶园”内。解放后,西南局直属机关干部子弟校入驻,不久又更名西南军区直属人民小学、西南局机关人民小学。邓小平夫人卓琳担任首任校长期间,修建了宽敞明朗、生活设施完备学生住宿的“五星楼”、南北教学楼、教职员工宿舍、图书室、食堂、风雨操场、花坛、运动场等。

我年逾八旬的姐夫白成一,年幼时曾在此读住读,我女儿、儿子都是在人民小学毕业,当年我和《重庆晚报》副总编许大立一块采访著名油画家李犁,他就住在“五星楼”。1989年初,我陪原西南局秘书长刘仰峤的儿子、北京昆仑计算机汉字处理公司总经理刘文蔚,原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社长廖井丹儿子、成都毕升激光照排公司总经理廖四明,探访了他们孩提时曾住过的“五星楼”和一色青砖、阔阔木走廊、宽宽木楼梯的教学楼、食堂、运动场……久久留连不忍离开。

抗日战争结束,1945年8月25日,爱国将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二级陆军上将张治中,秉承国府之命、全国各界厚望,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亲去延安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张治中将自己在中山四路65号的临街独立小院“桂园”腾出,恭迎毛泽东下榻。“桂园”系国民党财政部官员关吉玉私宅,国民政府迁重庆后,陈诚租作官邸,张治中由湖南调侍从室主任,为方便工作又从陈城处转租,张治中父亲名“桂徵”,为示孝敬,在园内种下桂树,将此宅取名“桂园”。毛泽东来重庆就中国未来发展前途、建设大计与蒋介石进行历史性重要会晤,“桂园”成为国共两党谈判,毛泽东会见民主人士、社会贤达、知识精英的重要场所。国共双方历时43天经多轮商谈,于1945年10月10日,在“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1938年3月,由宋庆龄、李德全、邓颖超、何香凝、郭沫若、沙千里、田汉、章乃器、斯诺、鹿地亘等中外人士在汉口发起组成,主要职责是:收容战时难童、为难童捐款和募捐、教授难童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1938年11月,武汉沦陷,总会迁至重庆“桂园”毗邻的中山四路69号,1891年由美国基督教MEM会鹿伊士创建,中西融合的“重庆求精中学”内。民国初年刘伯承曾在求精中学担任军事教官,16岁的张大千从内江来渝入学“求精”,由于他对国文、绘画过于投入,军体落单,曾蒙刘伯承教鞭督促,方迎头赶超,因此刘张二人有师生之谊。

随着沦陷区扩大,大量难童汇集重庆,1939年10月20日,宋美龄在求精中学主持召开首届保育院院长会议,亲自协调办院场地、交流接收管理经验、研讨建院教养方案、制定师资调配措施、规范资金拨付渠道。著名画家周北溪、柳青都曾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所办学校教员,总会在汉口成立,迁移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冒着战火和艰难路程,保护和培养了三万余名难童,为社会输送了不少有用之才。

“求精中学”旁的中山四路小学,是1892年从教会学堂“求精中学”分拨出来,创办的“德精小学”,岁月交替、年华更迭,近一百三十年间几易其名,叫过向阳小学、中四路小学,2017年正本清源,重回“德精小学”之名,1938年初,美国大使馆随国府西迁重庆,曾因馆址未定,在该校借驻半年。顺街前行,中山四路81号,重庆市妇联办公楼曾是首任重庆市市长潘文华官邸,中山四路85号戴笠公馆,实则“德安理特别警卫处”。附近曾家岩19号,是一栋巧妙兼容东西建筑元素的天主教修道院,后改建成小学校,抗战期间陪都警察署六分局入驻,负责国民党中枢和要员官邸安全,解放后,曾是曾家岩派出所用房。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曾租用曾家岩“颖庄”安置国文、教育、心理等所从事研究工作。一侧的原市政府第五招待所,后来更名“雾都宾馆”,抗战时曾是美军招待所和联合国家援华物资调度处,著名书画家张健曾任过宾馆总经理。

中山四路尽头的曾家岩50号,与西迁来渝的国民政府所在地紧邻,为工作方便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下这栋小楼一三两层,中共中央南方局城区办事处为方便工作开展,军事、外事、妇女、文化等组在此办公,“周公馆”当时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标志。这栋楼里并不单纯,二楼和底层还有国民党控制的机构和人员入住,情况极其复杂,南方局工作人员既要出色完成任务,但又还得机智警敏、谨言慎行。陪都八年,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王若飞等以其雄才胆略、政治智慧、不惧危难、通权达变、广交朋友、彰明主张,让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同时,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为消灭侵略者所作出的牺牲贡献和努力。

若按路径顺序,前几个自然段便该写中山四路36号,原“德安里”101号,但是里面历史遗迹多、重要人物多、逸闻要事多,用的篇幅相应较长,因此摆放在文章结尾。机缘巧合,“**”初始阶段和改革开放前夕,我都曾在大院里短暂工作,为此,我把自己所知晓,而且“语境”允许说的情况穿插在下面段落中。

“德安里”很大,因为“里”面很敏感,我费了不少精力检索资料,皆无结果,我做一个比较吧!“德安里”的整个面积与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差不了多少。反复在史海钩沉,一是查到“德安里”“尧庐”,一说系广汉起义的川军中将许绍宗、号尧卿所建,国府西迁重庆,他出川抗日,将自己的官邸无偿交中央政府使用;二说是银行家丁次鹤,委托华西兴业公司建筑部设计建造,出让西迁国府。二是查到,“德安里”法国天主教堂于1896年德国人修建,1916年改为教会学校——明诚中学。三是查到爱国实业家宝丰公司康心远修建的公馆“远望楼”,排序4号楼,一句话“德安里”内大大小小十余栋官邸、别墅、办公楼是谁所建,有的已无从稽考。

稍确切点的是,陪都时“德安里”众多公馆、别墅是行政院各部门的办公地,“尧庐”是蒋介石、宋美龄重要的公务起居地之一。太平洋战争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导火索,美英中苏为首结成26国反法西斯联盟,盟国战略协商由中国领衔开辟南亚战场,但自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派出3个军,10万官兵赴印缅。由于史迪威与杜聿明指挥权力不清,天文地理不熟,屡战屡败,身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总司令的蒋介石甚是焦急,特函周恩来,邀请他十分器重的黄埔四期学生——铁军统帅、百胜将军林彪重庆一晤。

没想到延安半年前便密派林彪到渝,“雪藏”在红岩村研判中国战区、世界格局和南亚情势,三天后在周恩来和侍从室主任张治中陪同下来到“德安里”,黄埔校长、政治部主任、三四期学员共聚一堂,礼节性寒暄后,周张借口有要事商议退出,蒋林二人密谈。自此蒋调整远征军战略决策,由战略防守转入全面对日反攻,在胡康河谷、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捍卫史迪威公路畅通、腾冲反击战等捷报频传,到1945年3月,中国远征军打败对印缅侵略的日军,胜利凯旋。

抗战胜利毛泽东应约赴渝,蒋介石当天便在歌乐山“林园”官邸为毛接风洗尘,然后在“德安里”的“尧庐”与毛会晤,接下来是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毛泽东的陪同赫尔利、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苏联大使彼德罗夫,在“尧庐”和“桂园”进行了43天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幕僚高参们实在谈不下去,就由毛蒋直接对话,“重庆谈判”期间毛蒋先后有11次公开和私下交谈。最后在各界民主人士的呼吁建言下,国共双方在国家人民、和平建国大义的方针原则下,克制退让妥协,1945年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有一次,蒋介石礼送毛泽东,美国《生活》杂志抓拍了蒋送毛至门口及主要谈判人员的合影。

重庆解放,西南局落子在“德安里”,当时西南局统辖云南、贵州、西康、川东、川西、川南、川北、中央直辖市重庆和做解放西藏准备。中央确定的三套班子是这样的,党务: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军政: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分别是邓小平、贺龙、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军事: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

西南局的领导为工作方便和安全,全都住在“德安里”大院内,因此办公用房非常紧张,于是聘请著名建筑专家陈明达负责设计施工。新建的办公大楼采取当时鲜见的新技术——钢筋混泥框架结构,这座近六千平方米的四层建筑,坐北朝南、长方四棱、成大凹型、简洁朴素、采光良好、设施周全、廊道宽敞、前后通透、双通电源、前有花坛、广阔停车场,最先进的莫过冲水马桶和考虑到火炉重庆酷暑难过,于是在小礼堂一侧建有制冷房,通过地下将冷气管道接到每间办公室和会议室。

西南局办公厅1953年3月竣工,1954年底,大区撤销后中共重庆市委入驻,除市委统战部在临江门戴家巷办公,市委组织部、监委、宣传部、工交部、财贸部、农委、国防工委等悉数入住大院,在过去的达官、贵人、军阀的公馆、别墅里办公,干部宿舍集中居住在磨盘山和靠近中山四路二号门一侧,单身干部则住在市委机关食堂楼上。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秘书田家英等陪同下,乘专列从成都抵达菜元坝火车站。马不停蹄视察了重庆钢铁公司、建设机床厂、重庆人民大礼堂,陪同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说,重庆潘家坪招待所正在修建,因此安排主席在重庆市委大院一号楼休息。毛说我到这里是旧地重来,13年前蒋是主人,我是宾客,而今我们是这里的主人了,住在这里好。言简意赅、含意深刻。一号楼抬头可远眺鹅岭、近观枇杷山,低头可见金碧辉煌的仿北京天坛建筑——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人民路上车水马龙,是“德安里”内至高小巧玲珑的袖珍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