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一天的工夫安排妥帖,第三天一早都上了船,略略安顿,鸣锣启碇。张医生捧着个蓝布包到了胡雪岩舱里。

“胡大人,”他说,“红包太丰厚了,受之有愧。有两样药,请胡大人留着用。”

“多谢!多谢!真正不敢当。”

胡雪岩只当是普通药材,等他打开来一看,是两个锦盒,才知道是珍贵补药。长盒子里是全须全尾的一支参,红绿丝线扎住,上贴金纸红签,上写八字:“极品吉林老山人参”。

“这支参是贡品,张尚书府上流出来的,真正大内的货色。”张医生一面说,一面打开方盒子。

方盒子里是鹿茸。一寸多长一段,共是两段,上面长着细细的白毛,看不出是好是坏。

“鹿茸就是鹿角,是大家都晓得的,不过鹿角并不就是鹿茸。老角无用,里面都是筋络,要刚长出来的新角,长满了精血,像这样子的才合格。”张医生又说,“取鹿茸也有诀窍,手段不高,一刀会拿鹿头砍掉。”

张医生是亲眼见过的。春夏之交,万物茂盛,驱鹿于空围场中,不断追赶。鹿胆最小,自是尽力奔避,因而血气上腾,贯注于新生的鹿角中。然后开放栅门,正好容一头鹿逃避。栅门外是曲栏,一端有人手持利斧,聚精会神地在等待。等这头鹿将出曲栏时,看准了一斧下去,正好砍断了新生的那一段鹿角。要这样采取的鹿茸,才是上品。

胡雪岩对这段叙述深感兴趣。“虽说‘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货色好坏,日子一久,总会有人知道的,一传十,十传百,口碑就出去了。张先生,”他说,“听说你也有家药店,想来规模很大。”

“谈不到规模。祖传的产业,守守而已。”张医生又说,“我诊断很忙,也顾不到。”

听得这样说,胡雪岩就不便深谈了。刘不才陷溺于赌,对胡雪岩开药店的打算不甚关切,胡雪岩本想问问张医生的意见,现在听他的话,对自己的事业都照顾不周,自然没有舍己而耘人之田的可能,那又何必谈它。

不过既是特地延请来的上客,总得尽心招待。找些什么消遣?清谈不如手谈,最合适也差不多是唯一的消遣,就是凑一桌麻将。

宁波麻将跟广东麻将齐名,据说,由马吊变为麻将,就是宁波人由明朝以来不断研究改进的结果。张医生亦好此道,所以听得胡雪岩这个提议,欣然乐从。

胡雪岩自己当然不能打,眼前的搭子三缺一,拉上船老大一个才能成局。萧家骥亦是此中好手,但不知阿巧姐如何,少不得要问一声。

“阿巧姐,你跟宁波人打过牌没有?”

“当然打过。”

“有没有在这种船上打过?”

“这种船我还是第二次坐。”阿巧姐说,“麻将总是麻将,船上岸上有啥分别?”

“这种麻将要记性好——”

“那自然。”阿巧姐认为萧家骥无须关照,“打麻将记性不好,上下家出张进张都弄不清楚,这还打什么?”

听这一说,他不便再说下去了。等拉开一张活腿小方桌,分好筹码,只见船老大将一条系在舱顶上的绳子放了下来,拿只竹篮挂在绳端的钩子上,位置恰好悬在方桌正中,高与头齐,伸手可及,却不知有何用处。

阿巧姐也是争强好胜的性格,一物不知,引以为耻,所以不肯开口相问。反正总有用处,看着好了。

扳庄就位,阿巧姐坐在张医生下家。对家船老大起庄,只见他抓齐了十四张牌,从左到右看了一遍,立即将牌扑倒,取出一张亮一亮——是张北风。

他的上家萧家骥叫碰,张医生便向阿巧姐说:“这就是宁波麻将算得精的地方。庄家头一张不打南风打北风,上家一碰,马上又摸一张,也许是张南风。本来该第二家摸成后对的,现在是自己摸成双,这一摸味道就好了。”

摸呀摸的,阿巧姐听来有些刺耳,便不理他。只见萧家骥拿张东风亮一亮,没有人要,便抬起手来将那张东风往挂着的竹篮中一丢。

原来竹篮是这样的用处,阿巧姐心里有些着慌,脱口说道:“宁波麻将的打法特别。”

“是的——”

张医生马上又接口解释,由于海上风浪甚大,船会颠簸,所以宁波麻将讲究过目不忘,阖扑着打。又因为船上地方小,摆不下大方桌,甚至有时候团团围坐四个人,膝盖上支块木板,就当牌桌,这样自然没有富裕的地方来容纳废牌,因而打在竹篮里。

“不过,”张医生看着船老大和萧家骥说,“这张桌子也不算太小,我们照岸上的打法好了。”

船老大当然不会反对,萧家骥却笑了笑。这一笑使得阿巧姐不大舒服,觉得他有轻视之意,大不服气。

“不要紧,不要紧。”她说,“照规矩打好了。”

这等于不受张医生的好意,然而他丝毫不以为忤。阿巧姐却是有点如俗语说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硬记三家出张,颇以为苦。

打到一半,三家都似“听叫”,而她的牌还乱得很,而且越打越为难,生熟张子都有些记不住了。

“这样子不是路道,只怕一副都和不成功。输钱在其次,面子输不起。”她这样在心中自语着,决定改变打法。

新的打法是只顾自己,不顾外面,只要不是三副落地,包人家的辣子,她什么生张都敢打。张医生却替她担心,不断提示,那张牌出了几张,那张牌已经绝了。阿巧得其所哉,专心一致管自己做牌,两圈不到,就和了一副清一色、一副三元、一副凑一色,手气大旺。

“张先生,你下家的风头不得了。”船老大说,“要看紧点!”

越是这样说,张医生的手越松,不但不扣她的牌,还会拆搭子给她吃,而且还要关照:“阿巧姐,这张三万是第四张,你再不吃就没有得吃了。”

加上萧家骥打得很厉害,扣住了船老大的牌,很难得吃到一张,这样就几乎变成三个对付一个。船老大一个人大输,却不敢得罪主顾,打完四圈装肚子痛,拆散了场头。

阿巧姐一个人大赢,但牌打得并不有趣,自己觉得赢船家的钱不好意思,将筹码一推:“算了,算了!”接着起身离去。

这个慷慨大方的举动,自然赢得了船老大的感激与尊敬,因此照料得很周到,一路顺顺利利到上海,胡雪岩也不劳张医生费心,按时服药,毫无异状。话虽如此,他对张医生还是很重视的,所以一到上海码头先遣萧家骥去通知,说有这样一位贵客,请他预备招待。

古应春不在家,好在七姑奶奶一切都能作主。宁波的情形,前半段她已听李得隆谈过,虽替胡雪岩的病担忧,但有阿巧姐在照料,也略略可以放心。她估量着总要到年后,病势才会养到能够长途跋涉,不想这么快就已回上海,自觉惊喜交集。

于是她匆匆打点,雇了三乘暖轿,带着男女佣人,直奔码头。上船先见阿巧姐,后见胡雪岩,看他瘦得可怕,不免有点伤心,掉了两滴眼泪。

“张先生不要笑我!”七姑奶奶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们这位小爷叔,这一阵子真是多灾多难,说到他的苦楚,眼泪好落一脸盆。不过总算还好,命中有贵人相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才会遇着张先生这种医道高明心又热的人。”

张医生也听说过有这样一位姑奶奶,心直口快,大家不但服她,也有些怕她,自己要在阿巧姐身上打主意,还非得此人的助力不可,因而格外客气,连声答道:“好说,好说。七姑奶奶才是天字第一号的热心人。”

七姑奶奶最喜欢听人说她热心,觉得这个张医生没有名医的架子,人既和气,言语也不讨厌,顿生好感。原来打算请他住客栈的,她此时改了主意。“张先生,”她说,“难得来一趟,多玩些日子!就住在舍下好了。只怕房子太小,委屈了张先生。”

话刚说完,阿巧姐拉了她一把,显然是不赞成她的办法。但她话已说出口,不能收回,只好看张医生如何答复,再作道理。

“不敢当,不敢当。我年内要赶回去。打搅府上,只怕诸多不便。”

他是客气话,七姑奶奶却将计就计,不作决定。“先到了舍下再说。”她这样答道,“现在就上岸吧!”

第一个当然安排胡雪岩,轿子抬到船上,然后将胡雪岩用棉被包裹,像个“蜡烛包”似的抱入轿内,遮紧轿帘。上岸时,当然要特别小心,船老大亲自指挥,全船上下一起动手,搭了四条跳板,才将轿子抬到岸上。

再一顶轿子是张医生。余下一顶应该是阿巧姐,她却偏要跟七姑奶奶挤在一起,为的是有一番心事,迫不及待地要透露。

七姑奶奶听阿巧姐刚说了个开头,就忍不住笑了。阿巧姐便有些气。“跟你规规矩矩说,你倒笑话我!”她说。

“我不是笑你,是笑张郎中癞虾蟆想吃天鹅肉。不要紧!你跟我说,我替你想办法。”

“这才像句话!”阿巧姐回嗔作喜,细细说明经过。话完,轿子也到家了。

到家第一件事是安置胡雪岩。第二件事是招待客人,但这得男主人回家才行,而且七姑奶奶已有了为阿巧姐解围的策略,也得古应春来照计而行。因此,她趁萧家骥要赶着回家省视老母之便,关照他先去寻到师父,说知其事。

萧家骥找了两处都不见,最后才在号子里听说古应春去了一处地方,是浙江海运局。浙江的漕运久停,海运局已成了一个浙江派在上海的驿站,传递各处的文报而已。古应春到那里,想来是去打听杭州的消息。

正留了话想离去时,他师父回来了,脸色阴郁。如果说是去打听消息,可想而知,消息一定不好。

然而他见了徒弟,却有喜色。他也跟他妻子一样,猜想着萧家骥必得过了年才会回来,因而首先就问:“病人呢?”

“一起回来了。”萧家骥紧接着说,“是郎中陪着来的。年底下不肯走这一趟,很承他的情。师娘请师父马上回家,打算要好好陪他玩两天。”

“这是小事。”古应春问,“我们这位小爷叔的病呢?”

“不碍了。调养几天就可以起床。”

“唉!”古应春长叹一声,“起了床只怕又要病倒。”

萧家骥一听就明白。“是不是杭州失守了?”他问。

“上个月二十八的事。”回答的声音似乎有气无力,“刚才从海运局得来的消息。”

“王抚台呢?”

“听说殉节了。”古应春又说,“详细情形还不晓得。也许逃了出来,亦未可知。”

“不会的。”萧家骥想到跟王有龄一经识面,便成永诀的凄凉近事,不由得两行热泪汩汩而下。

“唉!”古应春顿着足叹气,“你都如此,何况是他?这个坏消息,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

“现在说不得,一说,病势马上反复。不但师父不能说,还得想法子瞒住他。”

“我晓得。你回家去看一看,今晚上不必来了。明天上午再碰头。”

于是师徒二人同车,先送了萧家骥,古应春才回家。他跟胡雪岩相见自有一番关切的问讯,然后才跟张医生亲切相叙,这样就快到了晚饭时分了。

七姑奶奶找个机会将她丈夫唤到一边,商量款客。她的意思是,如果在家吃饭,加上一个李得隆,只有三个人,未免清冷,不如请张医生上馆子。“最好是请他吃花酒。”她说。

“花酒总要请他吃的。不过,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吃花酒?”

“不但吃花酒,最好还替他寻个好的,能够讨回去的。其中自有道理,回头我再跟你细谈。”

“我也不管你搞什么鬼!照办就是。”古应春又说,“有句要紧话关照你,千万要当心,不能在小爷叔面前透露,不然不得了……”

“急煞人了!”七姑奶奶不耐烦了,“到底是啥事,你倒是快说呀!”

纵然如此,知妻莫若夫,贸然说出杭州的变化,以七姑奶奶的性情,先就会大惊小怪,瞒不住人,因而他又先要关照一句:“你可不要叫!杭州失守了,王雪公不知存亡,十之八九殉了节。”

七姑奶奶倒没有叫,半晌作不得声,接着也跟萧家骥那样,热泪滚滚,闭着眼睛说:“我好悔!”

“悔!”古应春大为不解,“悔什么?”

“我们也算干亲。虽说高攀,不敢认真,到底有那样一个名分在。看他困在杭州等死,我们做亲戚的一点不曾尽心,只怕他在地下也在怨我们。”

“这是劫数!小爷叔那样的本事,都用不上力,你我有什么办法?只有拿他的下落打听清楚,果然殉了节,替他打一场水陆,超度超度。”

七姑奶奶不作声,皱紧双眉苦苦思索。遇到这种情形,古应春总是格外留神,因为这是七姑奶奶遇到疑难,要拿出决断来的时候。

“你先陪客人出去。能早回来最好早回来。再打听打听王抚台的下落。”

她说一句,他应一句,最后问说:“张先生住在哪里?”

“住在我们的家。”七姑奶奶毫不迟疑地回答,“这几天着实还有偏劳他的地方。”

古应春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正对这位郎中要格外巴结,他已能会意的。因此,他安排在最好的番菜馆“吃大菜”,在那里就叫了两个局。张医生对一个“红倌人”艳春老四颇为中意,古应春便在艳春院摆了个“双台”,飞笺召客,奉张医生为首座。客人无不久历花丛,每人起码叫两个局,珠围翠绕,热闹非凡,将个初涉洋场的张医生弄得晕头转向,然而乐在其中了。

席间闲话,当然也有谈时局的。古应春正要打听杭州的情形,少不得要细细追问。

据说杭州城内从十一月二十以后,军心就已瓦解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绝粮”二字。二十四那天,在一家海货行,搜到一批木耳,每人分得一两;二十五那天,又搜到一批杭州人名“盐青果”的盐橄榄,每人分得五钱。于是外省军队开始大家小户搜食物。抚标中军都是本省人,在杭日久,熟人甚多,倒还略有羞耻之心,压低帽檐,索粮用福建或者河南口音。当然,除去搜粮,还有别样违犯军纪的行为。这一下秩序大乱,王有龄带领亲兵小队,亲自抓了十几个人,当街正法。然而无救于军纪,更无补于军心。

这时还有个怪现象,就是“卖钱”。钱重不便携带,要换银子或者银洋,一串一串的铜钱,公然插上草标出卖,当然银贵钱贱。这是预作逃亡之计。军心如此,民心更加恐慌,这时相顾谈论的,只有一个话题:长毛会在哪天破城?

到了十一月二十七,守下城的官军决定死中求活,第二天黎明冲出艮山门,杀开一条血路,接引可能会有的外援。这虽是妄想,但无论如何是奋发自救的作为,可以激励民心士气,有益无害。不想到了夜里,情况起了变化,士兵三三两两,缒城而下。这就变作军心涣散、各奔前程的“开小差”了。

据说,这个变化是有人从中煽动的结果。煽动的人还是浙江的大员:藩司林福祥。

林福祥带领的一支军队,名为“定武军”,军纪最坏,而作战最不力。而林福祥则颇善于做作,专干些毫无用处的花样,又喜欢出奇计,但到头来往往“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颇有人怀疑他已与长毛暗通了款曲,说他曾与一个姓甘的候补知府到长毛营盘里议过事。

这些传闻虽莫可究诘,但有件事却实在可疑。王有龄抓到过一个奸细名为徐宗鳌,就是林福祥保举在定武军当差的营官。王有龄与张玉良在城内城外互通消息,约期会合的“战书”,都由定武军转送,先后不下十余通之多,都为徐宗鳌转送到了长毛那里。后来经人密告,逮捕审问属实,徐宗鳌全家除了留下三岁的一个小儿子以外,尽数斩决。可是只办了这样一个罪魁祸首,王有龄虽然对幕后的林福祥已大具戒心,却因投鼠忌器,不愿在强敌包围之下还有自乱阵脚的内讧出现,只好隐忍不言。

而林福祥却确确实实跟长毛已取得了默契,虽不肯公然投降,却答应在暗底下帮着“拆墙脚”。这天晚上煽动艮山门守军潜逃,就是要拆杭州这座将倒的危墙。

夜里的逃兵,长毛不曾发觉,到了天明,才发现踪迹。长毛认为这是杭州城内守军溃散的迹象,于是发动攻势,凤山、候潮、清波三门首先被破。报到王有龄那里,他知道大势去矣,自道:“不负朝廷,只负了杭州城内数十万忠义士民。”

殉节之志早决,这是时候了!他回到巡抚衙门,穿戴衣冠,望阙谢恩,留下遗书,然后吞金,唯恐不死,又服鸦片烟。而这时衙门内的哭声和衙门外人声相应和,长毛已经迫近,为怕受辱,王有龄上吊而死。

同时殉难的有学政员锡庚、处州镇总兵文瑞、仁和知县吴保丰。盐运使庄焕文所带的是骁勇善战的福建泉州籍的“泉勇”,他们奋战突围,不幸兵败。庄焕文投水自尽。

林福祥却果然得到长毛的破格优遇,被安置在藩司衙门的西花厅,好酒好肉款待,而且答应听凭林福祥自己决定,要到哪里便护送到哪里。林福祥选择的是上海,据说此来还有一项任务,是护送王有龄的灵柩及家眷,由上海转回福建原籍。

听到这里,古应春不能不打断话问了。因为王有龄的灵柩到上海,且不说胡雪岩凭棺一恸,决不可免,就是他在情分上亦不能不吊祭一番。尤其是想到刚听妻子说过,颇以对这位“干亲”生前未能稍尽心意而引为莫大憾事,那就不但灵前叩拜,还须对遗属有所慰恤,才能稍稍弥补歉疚的心情。

问到王有龄灵柩到上海的日期,谁也不知道。然而也不碍,到时候必有迎灵、路祭等仪式,不管哪个衙门都会知道,不难打听。

一顿花酒吃到半夜。古应春看张医生对艳春老四有些着迷的模样,有心做个“红娘”,将外号“金大块头”的“本家”唤到一边,探问是否可以让张医生“借干铺”。

“古大少!”金大块头笑道,“你是‘老白相’,想想看可有这规矩?”

“规矩是人兴出来的。”古应春说,“我跟你说老实话,这位医生朋友我欠他的情,你算帮我的忙,不要讲规矩好不好?再说,他是外路来的,又住不到多少日子,也不能跟你慢慢讲规矩。”

古应春是花丛阔客,金大块头要拉拢他,听他一开口,心里便已允许,但答应得太爽快,未免自贬身价,也不易让古应春见情,所以说了些什么“小姐名声要紧”“头一天叫的局,什么‘花头’都没有做过,就借干铺,会教人笑话”之类的言语,而到头来是“古大少的面子,不肯也要肯”。

这面肯了,那面反倒不肯。张医生到了洋场,算“乡下人”,在宁波也是场面上的人物,不肯留个“头一天到上海就住在堂子里”的话柄,所以坚持要回家。

一到家,他又替胡雪岩看了一回病,“望闻问切”四个字都做到,很高兴地告诉古应春夫妇,说病人十天一定可以起床。

“那么,张先生,”七姑奶奶说,“我留张先生住十天,肯不肯赏我一个面子?”

“言重,言重!”张医生面有难色,“再住十天,就到了送灶的日子了。”

古应春也觉得急景凋年,硬留人羁栖异乡,不但强人所难,也不近人情,所以折中提议:“再住五天吧!”

“好,就住五天。”张医生略有些忸怩地说,“我还有件事,恐怕要重托贤伉俪。”

这话正好为要掀门帘进屋的阿巧姐听见,扭头就走。古应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开口相问,七姑奶奶机警,抢着悄悄拉了他一把衣服,才将他的话挡了回去。

“张先生,不要这么说。”七姑奶奶答道,“只要我们办得到的事,你尽管吩咐。今天怕累了,吃了粥,请安置吧!”

“粥是不吃了,累倒真有些累了。”张医生略有些怏怏然。

七姑奶奶向来待客殷勤诚恳,煮了一锅极道地的鱼生粥,定要请客人试试她的手段,又说还有话要谈。张医生自然没有坚拒之理,于是一面吃消夜,一面谈正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古应春谈杭州的情形。这些话张医生已经在艳春院听过一遍,所以古应春不便再详细复述,顶要紧的是证实王有龄殉节以及由林福祥护送灵柩到上海的话,要告诉七姑奶奶。

“那就对了!我的想法不错。”她转脸对张医生说,“张先生大概还不十分清楚。我们这位小爷叔,跟王抚台是生死之交。现在听说王抚台死得这么惨,病中当然更受刺激。不过我在想,我这位小爷叔,为人最明道理,最看得开,而且王抚台非死不可,他也早已看到了的,所以这个消息也不算意外。现在王抚台的灵柩到上海,马上要回福建,如果他不能到灵前去哭一场,将来反倒会怪我们。所以我想,不如就在这一两天告诉他。张先生,你看可以不可以?”

“这就很难说了。”张医生答道,“病人最怕遇到伤心的事。不过照你所说,似乎又不要紧。”

“应春,”七姑奶奶转脸问道,“你看呢?”

古应春最了解妻子,知道她已经拿定了主意,问这一句,是当着客人的面,表示尊重他做丈夫的身份,自己应该知趣。

知趣就要凑趣。“张先生自然要慎重。以小爷叔的性情来说,索性告诉了他,让他死了心,也是一个办法。”

“对!”张医生觉得这话有见地,“胡道台心心念念记挂杭州,于他养病也是不宜的。不过告诉他这话,要一步一步来,不要说得太急。”

“是的。”七姑奶奶这时便要提出请求了,“我在想,告诉了他,难免有一场伤心。只怕他一时会受震动,要请张先生格外费心。张先生,我虽是女流之辈,做事不喜欢扭扭捏捏,话先说在前面,万一病势反复,我可要硬留张先生在上海过年了。”

此时此地,张医生还能说什么?只好报以苦笑,含含糊糊地先答应下来。

等吃完粥,古应春亲送张医生到客房。客房是七姑奶奶亲自料理的,大铜床,全新被褥,还特为张了一顶灰鼠皮帐子,以示待客的隆重,害得张医生倒大为不安。

又说了些闲话,谈谈第二天逛些什么地方,然后道声“明天见”,古应春回到卧室,七姑奶奶已经卸了妆在等他了。

“今天张医生高兴不高兴?”

“有个艳春老四,他看了很中意,我本来想替他拉拢,就住在那里。都已经说好了,张医生一定不肯,只好由他。”古应春又问,“你这样子热心,总有道理在内吧?我一直在想,想不通。”

“说起来有趣。你晓得张医生这趟,怎么来的?”

这一问自然有文章,古应春用右手掩着他妻子的嘴说:“你不要开口,让我想一想。”

聪明人一点就透。古应春只要从女人身上去思索,立刻就想到方才阿巧姐帘前惊鸿一瞥的情形。于是张医生刚到时对阿巧姐处处殷勤的景象,亦都浮现脑际,他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是为了这个?”他缩回右手,屈起两指,做了个“七”的手势,暗扣着一个“巧”字。

七姑奶奶似乎有些扫兴。“真无趣!”她说,“怎么会让你猜到?”

“猜到这一点点没有用处。来,来,”他拉着妻子并肩坐下,“你讲这段新闻来听听。”

这段新闻讲得有头有尾,纤细无遗,比身历其境的人还清楚。因为他们都只知道自己在场或者听说过的一部分,而萧家骥有些话不便出口,阿巧姐跟胡雪岩的想法,亦颇多保留,唯有在七姑奶奶面前倾囊而出,七姑奶奶反能了解全盘真相。

“家骥这个小鬼头!”古应春骂着,有些忧虑,却也有些得意,“本来人就活动,再跟小爷叔在一起,越发学得花样百出。这样下去,只怕他会走火入魔,专动些歪脑筋。”

“他不是那种人。”七姑奶奶答道,“闲话少说,有件事,我还要告诉你:小爷叔的脾气你晓得的,出手本来就大方,又觉得欠了张郎中很重的一个情,所以我的办法……”

“慢来,慢来!”古应春打断她的话问,“你是什么办法,还没有告诉我,是不是李代桃僵?”

“是啊!不然真要弄僵。”七姑奶奶说,“小爷叔也觉得只有我这个办法。而且他想最好年内办成,让张郎中高高兴兴回家,花个千把银子,都归他去。”

虽说长三的身价高,千金赎身,也算很阔绰了,但这样身价的“红倌人”给张郎中做妾,就有些“齐大非偶”的意味了。

“这样做法不妥。你再行,到底外场的事情懂得太少。”

“这我又不服了。”七姑奶奶性急的毛病发作了,“就算我一窍不通,难道小爷叔的话也不对?”

“自然不对,刚刚一场大病,脑筋自然不够用。再说,小爷叔对堂子里的情形,到底也没有我懂得多。像这种‘红倌人’,一句话,叫作不甘寂寞!平日穿得好、吃得好,且不去说它,光是夜夜笙歌的热闹,已经养成习惯。你想想,跟了张郎中,怎么会称心如意?”

“照你说,那里头就没有一个能从良的?”

“十室之内,必有芳草。要说出淤泥而不染的,自然也有,不过可遇而不可求,一下子哪里去找?就算找到了,也要看彼此有没有缘分。光是一头热,有啥用处?”古应春又说,“看在银子分上,勉强跟回家也会过日子,也会生儿子,就是没有笑脸,要笑也是装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哪怕她天仙化人,我也敬谢不敏。”

话是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不这么做。“难道就此罢手不成?”她怔怔地问她丈夫。

“最好罢手,花了钱挨骂,岂不冤枉?”

这句话,七姑奶奶大为不服。“奇了!”她说,“这种事也多的是。你不是自己说过,上个月,什么办厘金的朱老爷,就花三千银子弄了个‘活宝’送上司。”

“献活宝巴结上司,又当别论。”

古应春另有一番议论。官场中巴结上司,物色美人进献,原是自古已然的事,但取悦一时,不必计及后果。而且名妓为达官贵人做妾,即令家规森严,行动不自由,然而锦衣玉食,排场阔绰,总也有贪图。风尘中爱慕虚荣的多,珠围翠绕,婢仆簇拥,夸耀于旧日小姐妹,听得啧啧称羡之声的那一刻,也还是很“过瘾”的。

“张郎中能够有什么给艳春老四?”古应春说,“就算他殷实,做生意人家总是生意人家的规矩,讲究实惠,不见得经常替她做衣服、打首饰。日常饮食,更不会像做大官的人家,天天鸡鱼鸭肉。内地又不比上海,过惯了繁华日子的,你想想她心里是何滋味?少不得三天两头生闲气,这就叫不安于室。张郎中哪里还有艳福好享?”

七姑奶奶想起一句成语“爱之适足以害之”,也觉得不妥,然而又何至于挨骂?

她心里这样在想,还未问出口,古应春却已有了解释:“做人情也是一门学问。像这样的情形,懂道理的人,一定批评小爷叔,简直就是以怨报德。这倒还在其次,张郎中家里的人,一定骂死了小爷叔。你想是不是呢?”

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也会如此。不但要骂出钱的人,还会骂出主意的人。七姑奶奶这样想着,深为不安。可是,阿巧姐又如何?

“事情总要有个了结。”七姑奶奶说,“当然,这件事要两厢情愿,这面不肯,那面也没有话说。不过当初那样做法,显得有点有意用‘美人计’骗人上当,倘或就此记恨,说出去的话一定难听。不要说阿巧姐,就是小爷叔也一定不开心。”

古应春沉吟了一会儿,从从容容地答道:“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多送银子,作为补偿。”

“也只好如此。”七姑奶奶说,“到时候再说,此刻不必去伤脑筋了!”

***

住在洋场的人,特别是经常在花天酒地中的,都有迟睡迟起的习惯。古应春因为有生意要照料,起得还算早的,但也要九点钟才下床。这天八点钟就有娘姨来敲房门,说号子里派了人来,有话要说。

“什么话?”古应春隔着窗子问。

“杭州有位刘三爷来。人在号子里。”

“哪个刘三爷?”睡眼惺忪的古应春,一时想不起是谁。

七姑奶奶在后房却想到了,掀开帐子说道:“不是刘不才刘三爷吗?”

“是他?不会是他!”古应春说,“刘三爷也是自己人。一来,当然会到这里来,跑到号子里去干什么?”

“老板娘的话不错。”号子里的伙计在窗外接口,“本来是要请刘三爷到家里来的。他说,他身上破破烂烂不好意思来。”

果然是刘不才!这个意外的消息,反替古应春带来了迷茫,竟忘了说话。还是七姑奶奶的心思快——胡家的情形还不知道,也许有了什么不幸之事,如果让胡雪岩知道了,一定立刻要见他,当面锣、对面鼓,什么话都瞒不住他,大是不妥。

因此,她便替丈夫作主,吩咐伙计先回号子,说古应春马上去看他。同时叮嘱下人,不准在胡雪岩面前透露刘不才已到上海的消息。

“想不到是他来了。”古应春说,“你要不要跟我一道去看他?”

“自然要啰!”

夫妇俩一辆马车赶到号子里。相见之下,彼此都有片刻的沉默。在沉默中,古应春夫妇将刘不才从头看到底——衣衫虽然褴褛,精神气色都还不错,不像是快饿死了的样子。

“刘三叔!”终于是七姑奶奶先开口,“你好吧?”

“还好,还好!”刘不才仿佛一下子惊醒过来,眨一眨眼说,“再世做人,又在一起了,自然还好!”

听得这话,古应春夫妇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胡家呢?”七姑奶奶问说,“都好吧?”

“逃难苦一点,大大小小轮流生病,现在总算都好了。”

“啊——”七姑奶奶长长舒口气,双手合掌,当胸顶礼,“谢天谢地。”然后又说,“不过我倒又不懂了,杭州城里饿死的人无其数——”说到这里,她咽口唾沫,将最后那句话缩了回去。

那句话是个疑问:饿死的人既然无其数,何以胡家上下一个人都没有饿死?刘不才懂她的意思,但不是一句话所能解答得了的。“真正菩萨保佑!要谈起来三天三夜说不尽。”他急转直下地问道,“听说雪岩运粮到过杭州,不能进城又回上海。人呢?”

“他一场大病,还没有好。不过,不要紧了。”七姑奶奶歉意地说,“对不起,刘三叔,你现在还不能跟他见面,等我们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王抚台是不是真的殉节了?”

“死得好,死得好!”凡事吊儿郎当,从没有什么事可以叫他认真的刘不才,大声赞叹,“死得有价值。王抚台的官声,说实在的,没有啥好,这一来就只好不坏了,连长毛都佩服。”

据刘不才说,杭州城陷那天,“忠王”李秀成单骑直奔巡抚衙门,原意是料到王有龄会殉节,想拦阻他不死。可是晚了一步,王有龄已朝服自缢于大堂右面的桂花树下。李秀成敬他忠义,解下尸首,停放在东辕门彭亭左侧,觅来上好棺木盛殓。王家上下老幼,自然置于保护之下。

“长毛总算也有点人心。”七姑奶奶问道,“不是说要拿王抚台的灵柩送到上海来吗?”

“那倒没有听见说起。”

“满城呢?”古应春问,“将军瑞昌,大概也殉节了?”

“满城在三天以后才破。”

在这三天中,李秀成暂停进攻,派人招降。条件相当宽大,准许旗人自由离去,准带随身细软以外,另发川资,同时将“天王”特赦杭州旗人的“诏旨”送给瑞昌看,目的是想消除他们的疑虑。而效用适得其反。也许是条件太宽大,反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败军之将归旗,亦必定治罪,难逃一死,反倒失去了抚恤,甚至还褫夺了旗籍,害得子孙不能抬头,无法生活。所以瑞昌与部将约定,决不投降。

讲到这里,刘不才自我惊悸,面无人色。古应春赶紧叫人倒了热茶来,让他缓一缓气,再问他个人的遭遇。

“杭州吃紧的时候,我正在那里。雪岩跟我商量,湖州亦已被围,总归一时回不去了,托我护送他的家眷到三天竺逃难。从此一别,就没有再见过他,因为后来看三天竺亦不是好地方,一步一步往里逃,真正菩萨保佑,逃到留下。”

“留下”是个地名,在杭州西面。据说当初宋高宗迁都杭州,相度地势,起造宫殿,此处亦曾中意,嘱咐“留下”备选,所以叫作留下。其地多山,峰回泉绕,颇多隐秘之处,是逃难的好去处。

“逃难的人很多,人多成市,就谈不到隐秘了。我一看情形不妙,跟雪岩夫人说:‘要逃得远、逃得深,越是荒凉穷苦的地方越好。’雪岩夫人很有眼光,说我的话对。我就找到一处深山,真正人迹不到之处,最好的是有一道涧。有涧就有水,什么都不怕了。我雇人搭了一座茅棚,只有三尺高,下面铺上木板,又运上去七八担米、一缸盐菜、十来只火腿。说起来不相信,那时候杭州城里饿死的人,不知道多少,就我们那里没有一天不吃干饭。”

“怪不得。刘三叔不像没饭吃的样子。”七姑奶奶说,“长毛倒没有寻到你们那里?”

“差一点点。”刘不才说,“有一天我去赌钱……”

“慢点。”七姑奶奶插嘴问道,“逃难还有地方赌钱?”

“不但赌钱,还有卖唱的呢!市面热闹得很。”

市面是由逃难的人带来的。起先是有人搭个茅棚,卖些常用的什物,没有字号,通称“小店”。然后小店成为茶店,作为聚会打听消息的所在。难中岁月,既愁且闷,少不得想个排遣之道,于是茶店又变成赌场。刘不才先是不愿与世隔绝,每天走七八里路到那个应运而生的市集中去听听新闻,到后来就专为去过赌瘾了,牌九、做宝、掷骰子,什么都来。有庄做,就做庄家,没有庄做就赌下风,成了那家赌场的台柱。

这天午后,刘不才推庄赌小牌九,手气极旺,往往他翻蹩十,重门也翻蹩十,算起来还有钱赢。正赌得兴头时,突然有人喊道:“长毛来了!”

刘不才不大肯相信,因为他上过一回当。有一次也是听说“长毛来了”,赌客仓皇走避,结果无事,但等回到赌场,台面上已空空如也。事后方知,是有人故意捣乱,好抢台面。他疑心这一次也是有人想趁火打劫,所以大家逃,他不逃,不慌不忙地收拾起自己的赌注再说。

这一说刘不才方始着慌,匆匆将几十两银子塞入腰际,背起五六串铜钱,拔脚夺门而走。

然而已经晚了,有两个长毛穷追不舍。刘不才虽急不乱,心里在想,自己衣服比别人穿得整齐,肩上又背着铜钱,长毛决不肯放过自己,这样一逃一追,到头来岂不是“引鬼进门”?

念头转到此处,对付的办法也就有了。他拉过一串铜钱来,将“串头绳”上的活结一下扯开,“哗哗”地将一千铜钿落得满地,然后跑几步,如法炮制。五六串铜钱撒完,肩上的重负全释,脚步就轻快了。然而他还是不敢走正路,怕引长毛发现住处,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到晚上才绕道到家。

“从那一次以后,胡老太太跟雪岩夫人就不准我再去赌了。其实,市面也就此打散了。那一次是一小队长毛,误打误撞闯到了那里,人数太少,不敢动手。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来了大队人马,**掳掠外加一把火,难民遭劫的不知多少。”刘不才说到这里,表情相当复杂,余悸余哀都犹在,却又似乎欣慰得意,“亏得我见机!这一宝总算让我看准了。”

谈这样的生死大事,仍旧不脱赌徒的口吻,七姑奶奶对他又佩服,又好笑,但更多的是关切:“以后始终没有遇见长毛?”

“没有!不过好几次听见声音。提心吊胆的味道,只有尝过的人才晓得真不好受!”

然而,此刻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并不算完全过去。长毛进城,由于李秀成的约束,照例会有的烧、杀、奸、抢倒不甚厉害,但杭州人不肯从贼,男的上吊、女的投井、阖家自尽的,不计其数。这也不尽是忠义之气使然,而是生趣索然,其中又分成几类:怕受辱吃苦头的是一类;满目极人间未有之惨,感情上承受不住,愿求解脱的,也是一类;无衣无食,求苟延残喘而不可得,以为迟早是死,不如早死的,又是一类;历尽浩劫,到头来仍不免一场空,于心不甘,愤而自裁的,更是一类。

像胡家这样“跳出劫数外,不在五行中”的,只怕十万人家找不出一家。然而现在却又在劫数中了。荒山茅棚,自然不能再住,最主要的原因是,存粮已罄,不能不全家“出山”。城里尸臭不可向迩,如果不是严冬,瘟疫早已流行,当然不能再住。好的是胡老太太本来信佛,自从胡雪岩平地一声雷地发达起来,更认定是菩萨保佑,大小庙宇庵堂,只要和尚尼姑上门化缘,必不会空手而回。三天竺是香火盛地,几座庙宇,无不相熟,找一处安顿下来,倒也容易。苦恼的仍旧是粮食。整个杭州城,全靠李秀成从嘉兴运来两万石米。如果不包括军食在内,倒也能维持一段时期,无奈先发军粮,再办平粜,老百姓的实惠就有限了。

“这个法子总想得出。”古应春说,“不过,刘三叔,你有句话我不懂。你一向胃口很好,每天吃一顿粥,倒能支持得住?还说‘还好’!”

刘不才笑笑,不好意思地答道:“我会到长毛公馆里去打野食。”

七姑奶奶也笑了。“刘三叔,你真正是,老虎嘴里的食,也敢夺来吃。”她说,“你怎么打法?”

“这就不好告诉你了。闲话少说,有句正经话,我要跟你们商量,有个王八蛋来找雪岩的麻烦,如果不理他会出事。”

刘不才口中的“王八蛋”叫袁忠清,是钱塘县署理知县。此人原来是袁甲三部下的一个“勇目”,打仗发了笔横财,活动袁甲三的一个幕友,在一次“保案”中将他添上了一个名字,得了“六品蓝翎”的功名。后来犯了军令,袁甲三要杀他,吓得连夜开了小差,逃回江西原籍。

那时的江西巡抚是何桂清的同年、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张芾。袁忠清假报为六品蓝翎的县丞,又走了门路,投效在张芾那里。不久,长毛攻江西省城,南昌老百姓竭力助守,使得张芾大起好感。爱屋及乌,便宜了“王八蛋”,竟被委为制造局帮办军装。这是个极肥的差使,在袁忠清手里更是左右逢源,得其所哉。

不久,由于宁国之捷,专案报奖,张芾倒很照顾袁忠清,特意嘱咐幕友,为他加上很好的考语,保升县令。这原是一个大喜讯,在他人当然会高兴得不得了,而袁忠清不但愁眉苦脸,甚至坐卧不宁。

同事不免奇怪,少不得有人问他:“老袁,指日高升!上头格外照应你,不是列个字的泛泛保举,你是十六个字的考语,京里一定照准。眼看就是‘百里侯’,如何倒像如丧考妣似的?”

“说什么指日高升?不吃官司,只怕都要靠祖宗积德。”接着,他又摇摇头,“官司吃定了!祖宗积德也没用。”他那同事大为惊惑:“为什么?”

袁忠清先还不敢说,经不起那同事诚恳热心,拍胸脯担保,必定设法为他分忧,袁忠清才吐露了心底的秘密。

“实不相瞒,我这个‘六品蓝翎’,货真价实,县丞是个‘西贝货’。你想这一保上去,怎么得了?”

“什么?你的县丞是假的!”

假的就不能见天日。江西的保案上去,吏部自然要查案。袁忠清因为是县丞才能保知县,然则先要问他这个县丞是什么“班子”。一查无案可稽,就要行文来问。试问袁忠清可拿得出“部照”或是捐过班的“实收”?

像这种假冒的事,不是没有。吏部的书办十九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积年滑吏,无弊不悉,只怕没有缝钻,一旦拿住了短处,予取予求勒索够了,怕还是要办他个“假冒职官”的罪名,落个充军的下场。

“这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托人情。”

“托人情要钱,我知道。”袁忠清说,“我这个差使虽有点油水,平时都结交了朋友,吃过用过,也就差不多了。如今,都在这里了!”

他将枕头箱打开,里面银票倒是不少,但零零碎碎加起来,不过百把两银子。像这种倒填年月的花样,担着极大的干系,少说也得三百两。他那朋友知道袁忠清是有意做作,事到如今,人家半吊子,自己不能做为德不卒的事,只好替他添上五十两银子,将他这件事办了下来。

但是,袁忠清“不够意思”的名声,却已传了出去。江西不能再混,事实上也非走不可,因为保升了知县,不能在本省补缺。他托人到部里打点,分发浙江候补。

袁忠清原来是指望分发广东,却以所托的人不甚实在,改了分发浙江,万般无奈,只有“禀到”候补。那时浙江省城正当初陷收复以后,王有龄全力缮修战备,构筑长壕,增设炮台,城上鳞次栉比的营房,架起极坚固的吊车,安上轴辘,整天不停地储备枪械子药。放眼一望,旗帜鲜明,刀枪雪亮,看样子是一定守得住了。

于是袁忠清精神复振,走了藩司麟趾的门路,竟得“挂牌”署理钱塘县。杭州城内,有钱塘、仁和两县,而钱塘是首县,县官身份更自不同。袁忠清工于心计,只具“内才”,首县却是要“外才”的,讲究仪表出众、谈吐有趣、服饰华丽、手段圆滑,最要紧的是出手大方、善于应酬,袁忠清本非其选。但此时军情紧急,大员过境的绝少,送往迎来的差使不繁,正可发挥他的所长。

袁忠清的长处就在搞钱。搞钱要有名目,而在这个万事莫如守城急的时候,又何愁找不到名目?为了军需,摊派捐献,抓差征料,完全是一笔烂账。只要上面能够交差,下面不激出民变,从中捞多少都没有人会问的。

到了九月里杭州被围,家家绝粮,人人瘦瘠,只有袁忠清似乎精神还很饱满,多疑心他私下藏着米粮,背人“吃独食”,然而事无佐证,莫可究诘。这样的人,一旦破城,自然不会殉节——有人说他还是开城门放长毛进城的人。这一点也无实据,不过李秀成进城的第二天他就受了伪职,却是丝毫不假。他受的伪职,名为“钱塘监军”,而干的差使却是“老本行”,替长毛备办军需。

“这个王八蛋!”刘不才愤愤地说,“居然亲自到胡家,跟留守在那里的人说:‘胡某人领了几万银子的公款,到上海去买米,怎么不回来?你们带信给他,应该有多少米,赶快运到杭州来。不然,有他的罪受!’你们想想看,这不是有意找麻烦?”

这确是个麻烦。照袁忠清这样卑污的人品、毒辣的手段,如果不早作铺排,说不定他就会打听到胡家眷属存身之处,凌辱老少妇孺,岂不可忧?

“顶教人担心的是,这个王八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说他拿胡家大小弄了进去,托到人情,照数释放,倒也还不要紧。就怕他跟长毛一说,人是抓进去了,要放,他可作不了主。这一来,要想走条路子,只怕比登天还难。”

刘不才这番话,加上难得出现的沉重的脸色,使得七姑奶奶忧心忡忡,也失去了平时惯有的爽朗明快的词色。古应春当然也相当担心,但他一向深沉冷静,一半也是受了胡雪岩的濡染,总觉得凡事只要不怕难,自然就不难。眼前的难题,不止这一端,要说分出缓急,远在杭州的事,如果已生不测,急也无用。倘或根本不会有何危险,则病不急而乱投医,反倒是自速其祸。

然而这番道理说给刘不才听,或许他能接受,在七姑奶奶却是怎么样也听不进去的。因而他只有大包大揽地先一肩担承了下来,作为安慰妻子的手段。

“不要紧!不要紧!”他拍一拍胸说,“我有办法,我有路子,我今天就去办。眼前有件事,先要定个主意。”

这件事就是要将杭州的消息告诉胡雪岩。家山陷贼,至交殒命,是他不堪承受的两大伤心之事。可是老母健在,阖家无恙,这个喜讯,也足以抵消得过,所以古应春赞成由刘不才去跟他面谈。

七姑奶奶表示同意,刘不才当然依从,不过他要求先去洗个澡。这是他多少天来,梦寐以思的一种欲望。

“那容易。”七姑奶奶对古应春说,“你先陪刘三叔到澡塘子去,我回家去收拾间屋子出来。”

“不必,不必!七姐,”刘不才说,“我还是住客栈,比较自由些。”

“刘三叔喜欢自由自在,你就让他去。”古应春附和着,他是另有用意,想到或许有什么不便当着胡雪岩说的话,跟刘不才在客栈里接头,比较方便些。

“从前,我真正是不知稼穑之艰难,虽然也有落魄,混到吃了中饭不知夜饭在哪里的日子也有过,可是我从来不愁,从没有想过有了钱要省俭些用。经过这一场灾难,我变过了。”刘不才说,“这身衣服我要留起来,当作‘传家之宝’。这不是说笑话,我要子孙晓得,他们的祖宗吃过这样子的苦头!”

古应春相当惊异。“刘三叔,”他说,“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倒没有想到。”

“我也是受了点刺激,想想一个人真要争气。”刘不才说,“从三天竺进城,伤心惨目,自不必说,不过什么东西可怕,都不如人心可怕。雪岩在地方上,总算也很出过一番力的,哪知道现在说他好的,十个之中没有一个。我实在不大服气。如果雪岩真的垮了下来,或者杭州也真的回不去了,那就冤屈一辈子,坏名誉也不能洗刷。到有一天光复,雪岩依旧像从前那样神气,回到杭州,我倒要看看那班人又是怎么个说法。”

这是一番牢骚,古应春颇有异样的感觉。从他认识刘不才以来,就难得听他发牢骚,偶尔那么一两次,也总是出以冷隽嘲弄的口吻,像这样很认真的愤激之词,还是第一次听到。

再将他话中的意思好好咀嚼了一会儿,古应春终于辨出一点味道来了。“刘三叔,”他试探着问,“你好像还有什么话,藏在肚子里似的。”

刘不才倏然抬眼,怔怔地望着古应春,好半晌才深深点头:“应春兄,你猜对了。我是还有几句话,倒真应该跟你谈才是。雪岩的处境很不利。”

听他谈了下去,才知道胡雪岩竟成众矢之的。有人说他借购米为名,骗走了藩库的一笔公款,为数可观;有人说王有龄的宦囊所积,都由胡雪岩替他营运,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此外还有人说他如何假公济私,如何虚有善名,将他形容成一个百分之百的奸恶小人。

“这都是平时妒嫉雪岩的人,或者在王雪公手里吃过亏的迁怒到他头上。疯狗乱咬,避开就是,本来可以不必理他们,哪知长毛也看中了雪岩,这就麻烦了。”

越说越奇,如何长毛又看中胡雪岩?古应春大感不解,不过一说破也就无足为奇了。“雪岩向来喜欢出头做好事,我们凭良心说,一半他热心好热闹,一半也是沽名钓誉。李秀成打听到了,想找雪岩出来替他办善后。这一来就越发遭忌。原来有批人在搞,如果雪岩一出面,就没得那批人好搞的。所以第一步由袁忠清那样的王八蛋来恐吓。第二步手段就真毒辣了。据说,那批人在筹划鼓动京官要告雪岩,说他骗走浙江购米的公款,贻误军需国食,请朝廷降旨查办。”

“不要忙,还有话。”刘不才说,“他们又放出风声来了,说是胡雪岩不回杭州便罢,一回杭州,要鸣锣聚众,跟他好好算账。”

“算什么账?”

“哪晓得他们算什么账?这句话毒在‘鸣锣聚众’四个字上头,真的搞成那样的局面,雪岩就变成过街老鼠了,人人喊打!”

古应春敲敲额角。“刘三叔,”他紧皱着眉说,“你的话拿我搞糊涂了,一方面不准他回去,一方面又逼得他在上海不能住,非投长毛不可,那么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呢?莫非真要逼人上吊,只怕没有那样容易吧?”

“当然。雪岩要让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还能成为胡雪岩?他们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目的是想逼出雪岩一句话:你们饶了我,我决不会来坏你们的事。应春兄,你想雪岩肯不肯说这句话?”

“不肯也得肯,一家老少,关系太重了。”

“话是不错。但是另外又有一层难处。”

这层难处是个不解的结,李秀成的一个得力部下,实际上掌理浙江全省政务的陈炳文,因为善后工作棘手,一定要胡雪岩出头来办事。据说已经找到阜康钱庄的档手,嘱咐他转言。照刘不才判断,也就在这两三天之内,会到上海。

“照这样说,是瞒不住我这位小爷叔的了。”古应春觉得情势棘手,问刘不才说,“你是身历其境的人,这几天总也想过,有什么解救之方?”

“我当然想过。要保全家老小,只有一条路,不过——”刘不才摇摇头说,“说出来你不会赞成。”

“说说何妨。”

“事情明摆在那里,只有一个字:去!说老实话,雪岩真的回杭州去了,那班人拿他又有什么办法?”

古应春大不以为然。但因刘不才言之在先,料他不会赞成,他倒不便说什么责备的话了。

“刘三叔,”他慢吞吞地说,“眼前的急难要应付,将来的日子也不能不想一想。我看,这件事,只有让小爷叔自己去定主意了。”

***

带来了全家无恙的喜讯,也就等于带来了王有龄殉难的噩耗。刘不才不提王有龄,真所谓“尽在不言中”,胡雪岩双泪交流,但哀痛还能承受得住,因为王有龄这样的下场,原在意中。一个多月前,钱塘江中一拜,遥别也就是永诀,最伤心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王有龄的遗属呢?他想问,却又怕问出来一片悲惨的情形,有些不敢开口。而七姑奶奶则是有意要谈能叫人宽心的事,特意将胡家从老太太起,一个个挨次问到,这就越发没有机会让胡雪岩开口了。

“还有件很伤脑筋的事要跟病人谈。”古应春悄悄问张医生,“不知道对他的病势相宜不相宜?”

“伤脑筋的事,没有对病人相宜的。不过,他的为人与众不同,经得起刺激,也就不要紧了。”

既然如此,古应春便不再瞒。要瞒住的倒是他妻子,所以等七姑奶奶回卧房去看孩子时,他才跟刘不才将杭州对胡雪岩种种不利的情形,很委婉地,但也很详细地说了出来。

胡雪岩很沉着,脸色当然也相当沉重。听完,他叹口气:“乱世会坏心术。也难怪,这个时候哪个要讲道德、讲义气,只有自己吃亏。不过,还可以讲利害。”

听这口气,胡雪岩似乎已有办法,古应春随即问道:“小爷叔,事不宜迟,不管定的什么主意,要做得快!”

“不要紧,‘尽慢不动气’!”

到这时候,胡雪岩居然还有心思说这样轻松的俏皮话,古应春倒有点不大服气了。“看样子,小爷叔倒真是不在乎!”他微带不满地说,“莫非真的有什么神机妙算?”

“不是啥神机妙算!事情摆明在那里,他们既然叫我钱庄里的人来传话,当然要等有了回信,是好是歹,再作道理。现在人还没有到,急什么?”

听得这一说,古应春实在不能不佩服。原是极浅的道理,只为方寸一乱,看不真切。这一点功夫,说来容易,临事却不易做到,正就是胡雪岩过人的长处。

“那好!”古应春笑道,“听小爷叔一说破,我也放心了。就慢慢商量吧。”

急人之急的义气,都在他这一张一弛的神态中表露无遗。这在胡雪岩是个极大的安慰,也激起了更多的信心,因而语气就越发从容了。

“那个袁忠清,他的五脏六腑,我都看得见。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绝不敢多事。别的人呢,都要仔细想一想,如果真的跟我家眷为难,也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人。”胡雪岩说,“他们不会逼我的!逼急了我,于他们没有好处。第一,我可以回杭州,长毛要我,就会听我的话,他们自己要想想,斗得过我,斗不过我;第二,如果我不回杭州,他们总也有亲人至戚在上海,防我要报复;第三——那就不必去说它了,是将来的话。”

古应春却偏要打听:“将来怎么样?”

“将来,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个余地。为人不可太绝。就拿眼前来说,现在大家都说我如何如何不好,如果他们为难我的家眷,就变成他们不对了。有理变成无理,稍微聪明的人,不肯做这样的事。”

“我的办法是做一笔交易。他们不愿意我回杭州,可以。我不但不跟他们去争,而且要放点交情给他们。有朝一日,官军光复杭州,我自有保护他们的办法。不过,眼前他们要替我想办法,拿我的家眷送出杭州。”

这样的一笔交易是不是做得成?古应春颇为怀疑,因而默然不语,只望着刘不才,想听他的意见。

刘不才却对他的话大感兴趣。“这倒是个办法。”他说,“照我看,那批人又想吃羊肉,又怕羊骚臭,怕将来官军光复了,跟他们算账。如果真的有保护他们的把握,那批人肯照我们的办法做的。不过,空口说白话可不行。”

“现在当然只有空口说白话,话要动听,能够做得到,他们自然会相信。”胡雪岩停了一下说,“三叔,这件事只有你辛苦,再去一趟。因为别人去说,他们不大容易相信。”

“这还用说?自然是我去。你说,跟他们怎么个讲法。”

“当然要吹点牛。”胡雪岩停了下来,“等我好好想一想。”

这一想想了好多时候,或者是暂且丢开此事,总而言之,不见他再谈起,尽自问着杭州的情形,琐琐屑屑,无不关怀。胡雪岩的交游甚广,但问起熟人,不是殉难,就是下落不明,存者十不得一。连不相干的古应春,都听得凄怆不止。

到得十点多钟,刘不才一路车船劳顿,又是说话没有停过,再好的精神也支持不住了。古应春便劝他不必再住客栈,先好好睡一觉再说。刘不才依从,由古家的丫头侍候着,上床休息。

胡雪岩的精神却还很好。“老古,”他招招手让古应春坐在床前,低声说道,“我对人不用不光明的手段,这一次要做它一次一百零一回的买卖,全家大小在那班王八蛋手里,不能不防他们一着。我现在要埋一条药线在那里,好便好,搞得不好,我点上药线轰他娘的,叫他们也不得安逸。话说明了,你心里也有数了,要劳你的神,替我做一件公事。”

他是“话说明了”,古应春却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小爷叔,”他皱着眉说,“我还是莫名其妙,什么药线,什么公事?”

“公事就是药线,药线就是公事。”胡雪岩说,“这件公事,是以我浙江候补道兼团练局委员,奉王抚台委派,筹划浙江军需民食,以及地方赈济事宜的身份,报给闽浙总督衙门庆制军。公事上要说明,王雪公生前就顾虑援兵不到,杭州恐怕保不住,特意嘱咐我,他是决定城亡人亡,一死报答朝廷。但是杭州的百姓,不可不顾,因为我不是地方官,并无守土之责,所以,万一杭州沦陷,必得顾念家乡,想办法保护地方百姓。这是第一段。”

“对!不过转道宁波这一层不必提。”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现在要叙顶要紧的第三段,要这样说法:我因为人在上海,不能回杭州,已经派人跟某某人、某某人联络,请他们保护地方百姓,并且暗中布置,以便官军一到,可以相机策应;这批人都是地方公正士绅,秉心忠义,目前身陷城中,不由自主,将来收复杭州,不但不能论他们在长毛那里干过什么职司,而且要大大地奖励他们。”

“啊,啊!”古应春深深点头,“我懂了,我懂了,这就是替他们的将来留个退步。”

“对了。这道公事要等庆制军的批示,他人在福州,一时办不到,所以要来个变通办法。一方面呈报庆制军,一方面请江苏巡抚衙门代咨闽浙总督衙门,同时给我个复文,拿我的原文都叙在里头,我好给他们看。”

“嗯、嗯!”古应春想了一下,记起一句话,“那么什么叫‘公事就是药线’呢?”

“这你还不懂?”胡雪岩提醒他说,“你先从相机策应官军这句话上去想,就懂了。”

真所谓“光棍一点就透”,古应春恍然大悟。如果那批人不肯就范,甚至真个不利于胡家眷属,胡雪岩就可用这件公事作为报复,向长毛告密,说这班人勾结清军,江苏巡抚衙门的回文,便是铁证。那一来,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着实在狠。但原是为了报复,甚至可以作为防卫,如果那批人了解到这道公事是一根一点便可轰发火药,炸得粉身碎骨的药线,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小爷叔!”古应春赞叹着说,“真正‘死棋肚子里出仙着’。这一着,亏你怎么想出来的?”

“也不是我发明的。我不过拿人家用过的办法,变通一下子。说起来,还要谢谢王雪公,他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这个故事出在他们家乡。康熙年间有位李中堂,据说在福建名气大得很,他的同年陈翰林跟他有段生死不解的仇——”

王有龄告诉胡雪岩的故事如此。这位李中堂是福建安溪人,他的同年陈翰林是福州人。这年翰林散馆,两个人请假结伴回乡。不久就有三藩之乱,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州也叛变了,开府设官,陈翰林被迫受了伪职。

李中堂见猎心喜,也想到福州讨个一官半职。而陈翰林却看出耿精忠恐怕不成气候,便劝李中堂不必如此。而且两个人闭门密谈,定下一计,由李中堂写下一道密疏,指陈方略,请朝廷速派大兵入闽。这道密疏封在蜡丸之中,由李家派人取道江西入京,请同乡代为奏达御前。

“这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打算。”胡雪岩说,“李中堂与陈翰林约定,如果朝廷大兵到福建,耿精忠垮台,李中堂当然就是大大的功臣,那时候他就可以替陈翰林洗刷,说他投贼完全是为了要打探机密,策应官军——”

“一点不错。”

“那么后来呢?”古应春很感兴趣地问,“怎么说是成了生死不解的冤家?”

“就为李中堂不是东西,出卖朋友。耿精忠垮台,朝廷收复福建,要办附逆的罪。李中堂自己得意了,竟不替他洗刷。害得陈翰林充军到关外。”胡雪岩说,“我现在仿照他们的办法,但愿那批人很识相,我替他们留下的这条洗刷的路子,将来一定有用。”

“对!小爷叔的意思,我完全懂了,这道公事我连夜替你预备起来。”

“不忙。明天动笔也不迟。”胡雪岩说,“我还有件事要先跟你商量。”

这件事是为王有龄身后打算,自不外“名利”两字。王有龄的宦囊虽不太丰,却绝不能说是一清如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许多收入像征粮的“羡余”、漕粮折实,碎银子镕铸为五十两银子一个的“官宝”,照例要加收的“火耗”,在雍正年间就已“化暗为明”,明定为地方官的“养廉银”。此外“三节两寿”——过年、端午、中秋三节,本人及太太的两个生日,属员必有馈敬,而且数目亦大致有定规,这都是朝廷所许的收入。

王有龄的积蓄,当然是交给胡雪岩营运,他现在要跟古应春商议,就因为经手的款子,要有个交代。“他们说王雪公有钱在我手里,这是当然的。我跟死者的交情,当然也不会‘起黑心’。不过,”说到这里,他有点烦躁,“这样子的局面,放出去的款子,摆下去的本钱,一时哪里去回笼?真叫我不好交代。”

这确是极为难的事。古应春的想法比胡雪岩还要深,王有龄已经殉节,遗属不少,眼前居家度日,将来男婚女嫁,不但处处要钱,而且有了钱也不能坐吃山空。所以,他说:“你还不能只顾眼前的交代,要替王家筹个久长之计才好。”

“这倒没有什么好筹划的,反正只要胡雪岩一家有饭吃,决不会让王家吃粥,我愁的是眼前!”胡雪岩说,“王雪公跟我的交情,可以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在天之灵,一定会谅解我的处境。不过王太太或者不晓得我的心,他家的亲友更加隔膜,只知道有钱在我这里,不知道这笔钱一时收不回来。现在外头既有这样的闲话,我如果不能拿白花花的现银子捧出来,人家只当我欺侮孤儿寡妇。这个名声,你想想,我怎么吃得消?”

古应春觉得这个看法不错,他也是熟透人情世故的人,心里又有进一步的想法。如果胡雪岩将王有龄名下的款子,如数交付,王家自然信任他,继续托他营运,手里仍可活动。否则,王家反倒有些不大放心,会要求收回。既然如此,就乐得做得漂亮些。

“小爷叔,”他问,“王雪公有多少款子在你手里?”

“王太太手里有账的,大概有十万。另外还有两万在云南,不知道王太太知道不知道。”

“那就奇怪了。怎么在云南会有两万银子?”

“是这样子的,”胡雪岩说,“咸丰六年冬天,何根云交卸浙江巡抚,王雪公在浙江的官,也没有什么做头了,事先安排,调补云南粮道。我替他先汇了两万银子到云南。后来何根云调升两江,王雪公自然跟到江苏,云南的两万银子始终未动,存在昆明钱庄是生息。王雪公始终不忘云南,生前跟我说过,有机会很想做一任云南巡抚,能做到云贵总督,当然更好。这两万银子在云南迟早有用处,不必去动它。现在,当然再也用不着了!”说到这里,胡雪岩又生感触,泫然欲涕。

等他拭一拭眼睛,擤一擤鼻子,情绪略略平复,古应春便接着话题问:“款子放在钱庄里,总有折子,折子在谁手里?”

“麻烦就在这里。折子是有一个,我交了给王雪公,大概是他弄掉了,也记不起这回事,反来问我。这原是无所谓的事,跟他们再补一个就是。后来事多,一直搁着未办。如今人已过世,倒麻烦了,只怕对方不肯承认。”

“你是原经手。”古应春说,“似乎跟王雪公在世还是故世,不生关系。不过,钱庄的规矩我也不大懂,不知道麻烦何在?”

“钱庄第一讲信用,第二讲关系,第三才讲交情。云南这家同业,信用并不见得好,交情也谈不上,唯一讲得上的,就是关系。王雪公在日,现任的巡抚,云南方面说得上话。我自己呢,阜康在上海的生意不算大,浙江已经坐第一把交椅,云南有协饷之类的公款往来,我可以照应他们,论生意上的关系也够。不过,现在不同了,他们未见得再肯买账。”

这番分析,极其透彻。古应春听入心头,亦颇有感慨。如今做生意要想发展,似乎不是靠官场的势力关系,就得沾洋人的光。风气如此,夫复何言?看起来王有龄那笔款子,除非大有力者援手,恐怕要“泡汤”了。

“只有这样,托出人来,请云贵总督,或者云南巡抚,派人去关照一声。念在王雪公为国殉难,遗属理当照应。或者那批大佬肯出头管这个闲事。”

“也只好这样。”胡雪岩说,“交涉归交涉,眼前我先要赔出来。”

“这一来总数就是十二万。”古应春沉吟了一下,毅然决然地说,“生意在一起,信用也是大家的。我想法子来替小爷叔凑足了就是。”

这就是朋友的可贵了。胡雪岩心情很复杂,既感激,又不安,自觉不能因为古应春一肩承担,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所以还是要问一问。

“那就跟小爷叔说实话,七八万现款,我一下子也拿不出。只有暂时调动一下,希望王太太只是过一过目,仍旧交给你放出去生息。”

“嗯,嗯!”胡雪岩说,‘这个打算办得到的。不过,也要防个万一。”

“万一不成,只有硬挺。现在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胡雪岩点点头,自己觉得这件事总有八成把握,也就不再去多想,接下来谈到另一件事。

“这件事,关系王雪公的千秋。”胡雪岩说,“听大书我也听得不少,忠臣也晓得几个,死得像王雪公这样惨的,实在不多。总要想办法替他表扬表扬,留下长远的纪念,才对得起死者。”

“这又何劳你费心?朝廷表扬忠义,自然有一套恤典的。”

朝廷的恤典,胡雪岩当然知道。像王有龄的这种情形,恤典必须优渥,除了照“巡抚例赐恤”,在赐谥、立传、赐祭以外,殉节的封疆大吏照例可以入祀京师昭忠祠,子孙亦可获得云骑尉之类“世袭罔替”的“世职”。至于在本省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只要有人出面奏请,亦必可邀准,不在话下。

胡雪岩的意思,却不是指这些例行的恤典。“我心里一直在想,王雪公死得冤枉!”他说,“想起他‘死不瞑目’那句话,只怕我夜里都会睡不着觉。我要替他申冤。至少,他生前的冤屈,要教大家晓得。”

照胡雪岩的看法,王有龄的冤屈,不止一端。第一,王履谦处处掣肘,宁绍可守而失守,以致杭州粮路断绝,陷入无可挽救的困境;第二,李元度做浙江的官,领浙江的饷,却在衢州逗留不进——如果他肯在浙西拼命猛攻,至少可以牵制浙西的长毛,杭州亦不会被重重围困得毫无生路;第三,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援浙而袖手旁观,大有见死不救之意,未免心狠。

由于交情深厚,而且身历其境,同受荼毒,所以胡雪岩提到这些,情绪相当激动。而在古应春,看法却不尽相同。他的看法是就利害着眼,比较不涉感情。

“小爷叔,”古应春很冷静地问道,“你是打算怎么样替王雪公申冤?”

“我有两个办法,第一是要请人做一篇墓志铭,拿死者的这些冤屈都叙上去;第二是花几吊银子,到京里请一位‘都老爷’出面,狠狠参他一本。”

“参哪个?”

“参王履谦、李元度,还有两江的曾制台。”

“我看难!”古应春说,“曾制台现在正大红大紫的时候,参他不倒。再说句良心话,人家远在安庆,救江苏还没有力量,哪里又分得出兵来救浙江?”

“王履谦是一定要倒霉的,李元度就说不定了。而且,现在兵荒马乱,路又不通,朝廷要彻查也无从查起。只有等将来局势平定了再说。”

这一下惹得胡雪岩心头火发,咆哮着问:“照你这样说,莫非就让这两个人逍遥法外?”

胡雪岩从未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古应春受惊发愣,好半天说不出话。他那尴尬的脸色,亦是胡雪岩从未见过的,因而像镜子一样,使得他照见了自己的失态。

“对不起,老古!”他低着头说,声音虽轻缓了许多,但仍掩不住他内心的愤慨不平。当然,这愤慨绝不是对古应春。

古应春觉得胡雪岩可怜亦可敬,然而却不愿说些胡雪岩爱听的话去安慰他。“小爷叔,我知道你跟王雪公的交情。不过,做事不能只讲感情,要讲是非利害。”

这话胡雪岩自然同意,只一时想不出,在这件事上的是非利害是什么。一个人有了冤屈,难道连诉一诉苦都不能?然则何以叫“不平则鸣”?

古应春见他不语,也就没有再说下去,其实他亦只是讲利害,未讲是非。这一阵子为了替胡雪岩打听杭州的消息,他跟官场中人颇有往来,王有龄之殉节,以及各方面对杭州沦陷的感想批评,亦听了不少。大致说来,是同情王有龄的人多,但亦有人极力为曾国藩不救浙江辩护,其间党同伐异的论调非常明显。王有龄孤军奋战,最有渊源的人,是何桂清,他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什么人要为王有龄打抱不平,争论是非,当然会触犯时忌,遭致不利,岂不太傻?

古应春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庸俗卑下,但为了对胡雪岩的关切特甚,也就不能不从利害上去打算了。这些话一时说不透彻,而且最好是默喻而不必言传,他相信胡雪岩慢慢就会想明白。眼前最要紧的是筹划那十二万银子,以及替胡雪岩拟公文上闽浙总督。

从第二天起,古应春就为钱的事全力奔走。草拟公文则不必自己动笔,他的交游亦很广,找了一个在江苏巡抚衙门当“文案委员”的候补知县雷子翰帮忙,一手包办,两天工夫连江苏巡抚薛焕批给胡雪岩的回文都已拿到了。

这时,胡雪岩才跟刘不才说明经过。“三叔,”最后他说,“事情是这样去进行。不过,我亦不打算一定要这样子办。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很难做。”

刘不才的性情,最恨人家看不起他,说他是纨绔,不能干正事,因而听了胡雪岩的话,大不服气。“雪岩,”他凛然问道,“要什么人去做才容易?”

“三叔,”胡雪岩知道自己言语不检点,触犯了他的心病,引起误会,急忙答道,“这件事哪个做都难。如果你也做不成功,就没有人能做成功了。”

“第一,路上要当心……”

“你看,”刘不才抢着说,同时伸手去解扎脚带——三寸宽的一条玄色丝带,其中却有花样,他指给胡雪岩看,那条带子里外两层,一端不缝,像是一个狭长的口袋,“我前两天在大马路定做的。我就晓得这以后,总少不得有啥机密文件要带来带去,早就预备好了。”

“好的,这一点不难。”胡雪岩说,“到了杭州,怎么样向那些人开口,三叔,你想过没有?”

“你方始告诉我,我还没有想过,”刘不才略略沉吟了一下又说,“话太软了不好,硬了也不好。软了,当我怕他们,硬了又怕他们心里有顾忌,不敢答应,或者索性出首。”

“对了,难就难在这里。”胡雪岩说,“我有两句话,三叔记住: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