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塔尔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主要公路上，一辆宽大的道奇越野车在疾驶着。空调保持着车内的凉爽，车载录音机正在播放司机最爱听的美国乡村音乐，使人有回到家乡的感觉。
过了鲁怀斯，汽车行驶在开阔的乡间，左边的大海在沙丘之间时隐时现，右边是绵延几百英里、直到佐法尔和印度洋的荒凉沙漠。
梅贝拉·沃克坐在她丈夫旁边，激动地注视着在正午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黄褐色沙漠。雷·沃克的双眼一直凝视着前方的道路。干了一辈子石油的他对沙漠已经不觉得新鲜了。“见过一处，见了全部。”当他的妻子又一次对她眼前的奇景发出惊叹时，他咕哝着说了一句。
可是对于梅贝拉·沃克来说，这一切都很新奇，她享受着为期两周的阿拉伯湾(以前曾叫波斯湾)之行的每一分钟。
他们从北部的科威特开始，驾着公司借给他们的这辆越野车，朝南穿过卡夫吉和哈巴尔进入沙特阿拉伯，经过水堤路驶入巴林，然后折回下行，经卡塔尔抵达阿联酋。每到一处，雷·沃克都到公司的办事处简单“视察”一番——这是这趟旅行的表面理由；梅贝拉则带上办事处派的向导去游览当地的景色。她觉得自己非常勇敢，因为当她行走在狭窄的街巷里时，只有一名白种男子相伴。其实她不知道，她在任何美国城市都不比海湾的阿拉伯地区更安全。
这是她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离开美国出国旅行。她赞赏那些阿拉伯宫殿和清真寺尖塔；她对黄金市场陈列的无穷无尽的金饰品惊叹不已；她敬畏老市区里在她身边晃来晃去的黑肤色面孔和他们五颜六色的衣袍。
她对每一处景色和每一个人都拍了照片，这样回去后她就能向女士俱乐部的姐妹们展示她的见闻。她听从了公司驻卡塔尔办事处代表的警告：要给生活在沙漠里的阿拉伯人拍照时，如未得到对方同意一定要当心，因为有些人仍认为被人拍照会被摄走部分灵魂。
她时常提醒自己，她是一个快乐的女人，有许多事值得她快乐。她高中一毕业，就与约会了两年的固定男朋友结了婚。她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男人。丈夫在当地的一家石油公司工作，随着公司扩展，他一步一步得到提升，现在已经是副总裁了。
他们在特尔萨郊外有一座漂亮的房子，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大西洋与帕姆利科湾之间的哈特勒斯，另有一座沙滩别墅，供夏季度假用。婚后三十年来夫妻恩爱，有一个儿子。现在，由公司出钱让他们去阿拉伯湾观赏异域的风土人情。
“这条路不错。”当他们驶上一个山丘时她评论说。伸展在他们前方的沥青路发出亮晶晶的微光。车内的温度是七十五华氏度(约为二十四摄氏度)，而外面沙漠里的气温是一百度(约为三十八摄氏度)。
“应该不错，”她的丈夫咕哝着说，“是我们修建的。”
“公司吗？”
“不。是山姆大叔，没错。”
雷·沃克在转述信息时，习惯加上“没错”两个字。
年近六十岁，雷·沃克即将过上退休生活，他可以领取丰厚的年金，并持有一些优绩股。感恩戴德的公司支付一切费用，向他提供了一次为期两周的旅行，让他坐头等舱去海湾地区“视察”各驻外机构工作。尽管他以前从未去过那些地方，他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像妻子那样着迷，但为了她，他还是很高兴。
他个人打算在阿布扎比或迪拜结束此行，然后登上经伦敦直飞美国班机的头等舱。至少他可以买到一大杯冰镇的百威啤酒，而用不着急急忙忙跑到公司的办事处去喝了。他觉得，伊斯兰教义对某些人来说很好，可是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最高级的宾馆住过，并被告知他们绝对禁酒之后，他不免觉得禁止人在大热天喝啤酒的宗教有点不可思议。
他全身穿着沙漠地区石油人的装束：长筒皮靴、牛仔裤、宽皮带、衬衫和斯泰森草帽——其实他并不需要这样打扮，因为他实际上是主管质量控制的化学工程师。
他看了一眼里程表，到阿布扎比的岔路口还有八十英里。
“我要方便一下，甜心。”他低声说。
“那好吧，你要小心，”梅贝拉警告说，“外面有蝎子呢。”
“可是它们跳不了两英尺高。”他说，忍不住对自己的玩笑哈哈大笑起来。那地方被一只弹跳力很高的蝎子蜇一下——回去被单位里同事知道后会让他们笑掉大牙的。
“雷，真拿你这个人没办法。”梅贝拉说着也被逗笑了。沃克打了一下方向盘，把道奇越野车开到空旷的公路旁边，车门打开时迎面扑来的热浪如同是打开了鼓风炉门。他钻出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尽量保持车内凉爽。
当丈夫走向附近的沙丘去方便时，梅贝拉继续坐在前排的旅客座上。她朝挡风玻璃望出去，轻轻地说了一声：“噢，天哪，看那边。”
她伸手取来照相机，打开车门，慢慢地下了车。
“雷，我给他拍照他会介意吗？”
“当心点，甜心。是谁呀？”
一个贝都因人正站在她丈夫对面的马路边，看起来是从两个沙丘之间走出来的。刚刚还没影，此刻就在那里了。梅贝拉站在汽车右前轮的挡泥板旁，手里拿着相机，正举棋不定。她丈夫转过身来，拉上了裤襟的拉链。他盯着公路对面的那个人。
“不知道呀，”他说，“估计不会介意。但不要太靠近，说不定他身上有跳蚤。我去把汽车发动起来。你快点拍，如果他恼怒了，你就跳上车。快点。”
他爬上司机座，发动了汽车，同时也打开了空调。
梅贝拉·沃克向前走了几步，举起手中的照相机。
“我能给你拍一张照片吗？”她问，“照相机？照片？咔嚓咔嚓？回家后放进相册里？”
那人只是站在那里凝视着她。他那曾经是白色的罩袍沾满了污渍和尘土，从双肩下垂到他脚边的沙土上。那条有红白斑点的茶巾用一根两股搓成的黑带子系着，盘在头上。茶巾垂下来的一角被塞进了另一边的太阳穴下，这样把他的脸部从鼻梁以下全遮住了。在有斑点的茶巾之上，那双黑眼睛凝视着她。前额上的一小片皮肤，还有那双眼睛，在沙漠的反射下发出棕色的光泽。梅贝拉已经拍了许多照片，但还没有一张这样的：一个贝都因部族的游牧民站在沙特广袤的沙漠里。
她举起了相机。那人没有动。她对准视窗眯起一只眼睛，把那人的身影放进长方形镜框的中央，心里盘算着，如果他追过来她能否及时跳上车。咔嚓。
“非常感谢你。”她说。他还是没有动。她倒退着走向汽车，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她记起来，《读者文摘》有一次曾这么忠告美国人，任何时候遇上不懂英语的人，要“保持笑容”。
“甜心，快上车!”她的丈夫喊道。
“没事，我认为他没发火。”她说，一边拉开了车门。
在她拍照时，车上的录音带已经播放完了。这时电台广播插了进来。雷·沃克伸出手把她拉进车内。汽车随即驶离了路边。
那个阿拉伯人注视着他们离开，耸耸肩，走向沙丘后面。那里停放着他那辆涂上沙漠伪装的越野吉普车。几秒钟之后，他也朝着阿布扎比的方向疾驶而去了。
“干吗这么着急？”梅贝拉·沃克抱怨说，“他不会来追击我的。”
“不是因为这个，甜心。”雷·沃克抿紧嘴唇，他是一个有控制力的人，能应付任何突发事件。“我们去阿布扎比搭乘下一班飞机回国。今天上午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没错。他们随时会抵达这里。”
这时候是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海湾时间上午十点钟。
十二小时之前，在萨夫湾的一个小型机场附近，伊拉克工程兵部队的奥斯曼·巴德里上校在一辆T-72主战坦克的履带旁等待着，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虽然当时他不可能知道，科威特战役将在萨夫湾打响也将在萨夫湾结束。
这个机场只有跑道，没有地面建筑。南北方向的主要公路就在机场外面通过。三天前巴德里上校就是沿着这条主要公路一直南下。那条路有一个岔口，往东可去巴士拉，往西北可抵达巴格达。
该公路朝南可一直到达五英里之外的科威特边境站。从他站着的地方往南眺望，他可以看见灯火阑珊的贾赫拉，越过贾赫拉再往东，在小海湾的对面就是科威特市的灯光。
他之所以激动，是因为为祖国效劳的时刻到来了。该是惩罚那些科威特贱民的时候了，为他们对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为不宣而战的经济战，为伊拉克的金融损失，也为科威特人的骄傲自大。
难道不是伊拉克在八年血战中挡住了波斯的游牧民族侵入海湾北部，才保住了科威特人的奢侈生活方式吗？难道现在科威特人对伊拉克的回报，就是从他们共享的鲁迈拉油田偷走他们应得份额之外的石油？是科威特在超额生产并压低油价，难道现在还要伊拉克人去向他们摇尾乞怜？科威特这帮狗东西坚持要他们归还在两伊战争中借给伊拉克的一百五十亿美元，难道伊拉克现在只能屈从吗？
不。与往常一样，总统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历史上，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份；一直是这样，直至英国人于一九一三年在沙地上划了那条该死的国境线，创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酋长国。科威特将在今夜被收复，就在今夜。而他奥斯曼·巴德里，将是这项伟大事业的一分子。
作为一名工程兵，他不会被派往最前线，但他将随着他的舟桥部队、推土机、推扒机和挖掘机紧跟其后，如果科威特人试图阻挡，工程兵们将开出一条道路。空中侦察没有发现任何障碍。没有工事、没有反坦克壕、没有混凝土陷阱。但为防万一，工程兵部队将在奥斯曼·巴德里的指挥下，为共和国卫队的坦克兵和机械化步兵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距他站立的地方几码远处有一座野战指挥帐篷。此刻里面挤满了高级军官。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们一边俯身在作战地图上为进攻计划作最后的调整，一边等待着总统从巴格达发出最后的“开始”命令。
巴德里上校已经向他的上司——伊拉克陆军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上将汇报过了。二月份巴德里被举荐参加那项“特别任务”，为此他对将军感激涕零。现在他向首长作出了保证，他的部队已经整装待发。
当他站在那里与穆苏里上将交谈时，另一名将军走了过来。于是他被介绍给了装甲兵司令阿卜杜拉·卡迪里上将。在远处，他看见统帅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的萨蒂·图马·阿巴斯上将走进了帐篷。巴德里上校是忠诚的党员、萨达姆·侯赛因的崇拜者，当他听到卡迪里上将朝着阿巴斯的背影轻声说了声“小爬虫”时，他感到非常迷惑不解。这怎么可能呢？图马·阿巴斯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一名亲信吗？不正是他赢得了关键的法奥战役、并最终打败了伊朗人而受到了嘉奖吗？巴德里上校听到过传闻，说法奥战役实际上是由现在已经消失了的马哈尔·拉希德上将打胜的，不过他把这种说法自动排除出脑海了。
现在，黑暗中他周围全是共和国卫队塔瓦库尔那师和麦地那师的官兵。他的思绪回到二月份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当时穆苏里上将命令他丢下库拜项目的扫尾工程，立即到巴格达报道。他猜测他将接受新的任务。
“总统要见你，”穆苏里直截了当地说，“他会派人来找你。马上搬到这里的军官营区，日夜待命。”
巴德里上校抿紧了嘴唇。他做错了什么？还是说了什么？他没有不忠的言行，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他遭到了诽谤？不，总统是不会派人来找那样的人的。犯错误的人将被秘密警察局局长卡蒂布准将手下的行刑队抓去教训一顿。看到他一脸迷惘的样子，穆苏里上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牙齿在浓黑的小胡子下显得格外白亮。许多高级军官都蓄着小胡子，以模仿萨达姆·侯赛因。
“别担心。他要交给你一项任务，一项特别任务。”
果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巴德里就被召唤到了军官营房的前厅里，一辆长长的黑色公务车已经在等候他了，车内坐着总统卫队的两名卫兵。他被迅速带往总统府，接受他一生中最惊险也最重要的会见。
当时，总统府坐落在金迪街与七月十四日街的转角上，靠近同名的那座大桥。两者都是为了纪念一九六八年七月份那两次政变中的第一次。那两次政变使复兴党上台执政，同时结束了军人统治。巴德里被引到了一间接待室，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他被彻底搜了两次身，然后才被领去参见总统。
他身边的卫兵一停下脚步，他也停下，把两个脚跟一碰，“啪”的一声敬了一个军礼。过了三秒钟他才放下手，摘去他的贝雷帽，把它夹在左臂之下，然后他保持着立正的姿势。
“那么你就是马斯基洛夫卡的天才学员喽？”
他已经被告知不要去看总统的脸，但在被提问时，他还是忍不住看了。萨达姆·侯赛因此刻心情颇佳。他面前的年轻人流露着热爱和羡慕的眼光。好，没什么可怕的。总统斟酌着词句，把他的要求告诉了这位工程师。巴德里的胸中涌上了一股自豪和感激的暖流。
在此后的五个月里，他按进度要求努力工作，最后提前完成了任务。他有总统答应给他的全部设施。每一件设备、每一个人都归他调配使用。如果他需要更多水泥或钢材，他只要打卡米尔的私人电话号码，总统的女婿就会立即从工业部把物资调拨过来。如果他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成百上千的劳工就会到达，都是订有契约的朝鲜人和越南人。那年夏天，这些劳工白天劈山、挖土，晚上就睡在山谷下面残破的临时房子里。后来他们被带走了，他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除了苦力，没人从那条道路进来过。这条最终要被抹去的唯一的土路，专供卡车运来钢材、货物以及混凝土搅拌机。除了卡车司机，其他每一个人都是搭乘苏制米尔直升机进来的，而且在他们抵达后才被允许摘去眼罩，在离开时又得戴上。不光是伊拉克平民如此，最高级别官员们也是同样。
乘直升机从空中对山区考察数天后，巴德里亲自选定了该地点。它位于比基夫利更北更深的杰巴尔哈姆利的高山上。基夫利处于通往苏莱马尼耶的路上，从那里开始，哈姆利山脉由小山丘渐渐变成崇山峻岭。
他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只在工地上随便打个盹。他把巨大的工作量压到部下的肩上，对他们采取了威吓加哄骗的软硬兼施的手段，及发放奖金的刺激机制，最后工程于七月底前竣工了。随后，所有工作过的痕迹都被抹去；每一块砖头，每一片混凝土块，每一片在阳光下可能会发光的金属，在岩石上留下的每一处刮擦，都被清除掉了。
三个卫兵村也完工了，村里养起了羊群。最后，那条唯一的土路也被抹掉了，被推土机碾成碎石又被推到了下面的峡谷里。那三条山谷和遭受过破坏的山坡，被恢复成与原先几乎一模一样。
他，工程兵上校奥斯曼·巴德里，古城尼尼微和泰雷建筑技术的继承人，苏联建筑大师斯特潘诺夫的得意门生，擅长伪装工程——把某项工程完全掩盖起来或伪装成其他工程，为萨达姆·侯赛因建成了那个“喀拉”要塞。没人能看到它，没人知道它在哪里。
在工程结束前，巴德里亲眼目睹了大炮的组装者和科学家们，建起了一门令人敬畏的加农炮，其炮筒似乎能触到天上的星星。
全部完工后他们离开了，只有警备队留了下来。警备队将留居在那里，没人能再出去。那些必须进出此处的人则由直升机载运。直升机不许着陆，只能在那座山外边的一块草地上空盘旋。极少数几个抵达过又离开的人，都被蒙上了眼睛。那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被封闭在一个空军基地里，既不许会客，也不许打电话。最后一批野草种子撒下了，最后一批灌木种下了，喀拉要塞被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
巴德里并不知道，实际上那些坐卡车进来的工人最后又被卡车拉走，然后转移到了车窗封黑的大客车。载运三千名亚洲工人的大客车到了远处的一个山谷后，卫兵迅速跑开。雷管起爆，整块山体滑下来，把所有的客车永久性地埋在了里面。然后那些卫兵又被其他卫兵枪杀了。他们都已经看见了喀拉。
巴德里的遐想被指挥帐篷里爆发出来的喊声打断了。命令迅速在整装待命的战士中传开，进攻开始了。
工程兵上校赶紧跑向自己的卡车，坐到驾驶室的旅客座上。他的司机“轰”的一声发动了汽车。他们准备就绪的同时，承担入侵尖刀任务的共和国卫队两个坦克师发动了战车，顿时空中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噪声，然后苏制T-72坦克群隆隆响着离开机场，驶上了去科威特的道路。
坦克部队**，他后来这么告诉他在空军当上校飞行员的哥哥。那个倒霉的边防警察岗亭被掀翻后又被碾得粉碎。凌晨两点钟，坦克纵队已经越过国境线朝南滚滚而去。如果说科威特人以为这支名列世界前四强的陆军只是冲到穆塔拉山口来耀武扬威，直至科威特同意伊拉克总统的要求的话，那么他们猜错了；如果说西方认为这支军队是去夺取朝思暮想的瓦尔巴岛和布比延岛，以使伊拉克获得它垂涎已久的进出海湾的门户的话，那么他们也是搭错了脉。来自巴格达的命令是：占领全境。
黎明前，在科威特市北部的科威特石油城贾赫拉发生了一场坦克战。入侵前一星期为避免惹恼伊拉克人而留在后方的科威特唯一一支装甲旅赶赴北方仓促应战。
战斗是一边倒的。只配做生意和搞石油的科威特人打得很艰苦、很顽强。他们把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精锐部队拖住了一个小时，使在南方艾哈马迪空军基地的天鹰战斗机和幻影战斗机得以升空，但科威特人根本没有可能获胜。庞大的苏制T-72坦克把科威特人的较小型T-55坦克炸成了碎片。最后，守军损失了二十辆坦克后撤退了。
奥斯曼·巴德里在一英里后面观察着伊军的庞然大物在硝烟弥漫中左冲右突，喷射出猛烈的炮火，火光映红了伊朗上空的天际。他不知道，塔瓦库尔那师和麦地那师的这些坦克，有一天会被英、美的挑战者和亚布拉姆斯坦克炸得粉身碎骨。
黎明时，第一批先头部队进入了科威特市的西北郊，然后兵分四路占领了该地区进出市区的四条公路：海岸边的阿布扎比路，格拉纳达与安达鲁斯郊区间的贾赫拉路，以及再往南的第五号和第六号绕城公路。分兵后，四支分遣队向着科威特市区进发。
巴德里上校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壕沟需要他的推土机去填平；没有障碍需要炸药去炸掉；没有水泥桩柱需要推扒机去扒倒。只有一次他差点儿丢了命。
当伊军穿过苏莱比卡滚滚而去时，一架孤独的天鹰战斗机从太阳底下钻出来，瞄准他前面的一辆坦克发射了四枚空对地火箭。那坦克猛跳了一下，损失一条履带后燃烧起来。极度惊慌的坦克手从炮塔里钻出来逃命。天鹰盘旋一圈后又飞回来了，准备打击尾随着的卡车，机鼻首吐出一长溜火舌。巴德里看见他身前的沥青路面爆裂开来，他猛地推开车门跳了下去，而他那大呼小叫的司机驾车窜入了路边的沟里，车翻了个四轮朝天。
没有人受伤，但巴德里怒气冲天。冒失鬼。后来他坐另一辆卡车继续行进。
两个作战师带着装甲兵、炮兵和机械化步兵开进了科威特市中心。一整天都发生着零星的战斗。在国防部大楼，一些科威特军官把他们自己关在楼内，试图用他们在大楼里找到的一些轻武器对付入侵者。
一名伊拉克军官趾高气扬地向他们指出，如果他用坦克炮开火，那么他们全都死定了。少数几个科威特抵抗者在投降之前与他发生了火力争执，其余的脱下军装换上袍子从后门溜走了。其中一人后来成为科威特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主要的抵抗发生在埃米尔[1]萨巴赫的住宅，尽管他本人和家人早已南下逃到沙特阿拉伯避难去了。抵抗被粉碎了。
日落时分，奥斯曼·巴德里上校站在科威特市阿拉伯湾大街上，背对城市北角的大海，凝视着达斯曼宫的门面。有几个伊拉克士兵已经进入宫内，不时有人携带着从墙上摘下来的贵重艺术品走出来，跨过台阶上和草坪上的尸体，把战利品放进卡车。
他也想去拿几件，作为贵重礼品送给他的父亲，让老头子挂在卡迪西亚的家中，但他脑海里的某种思想拉住了他：那是多年前他在巴格达那所英语学校受到的品质教育，还有他父亲与英国人马丁的友谊，及父亲对英国的崇拜。
“抢劫就是偷窃，孩子们，而偷窃是不对的。《圣经》和《古兰经》都禁止偷抢。所以不要去偷抢。”
时至今天他仍清晰地记得，由英国人创办管理的塔西西亚基础预科学校里，校长哈特利先生向英国学生和伊拉克学生讲的课。
自加入复兴党之后，他不知道与父亲辩论了多少次。他的观点是，英国人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把阿拉伯人奴役了几个世纪，为的是攫取自己的利益。
他父亲已经有七十岁了，奥斯曼和哥哥是父亲第二次结婚后出生的。对于他的这个观点，他的父亲总是笑着说：“也许他们是外国人，是异教徒，但他们有礼貌，做事有准则，儿子。你们的萨达姆·侯赛因先生有什么准则？”
要使老头子那顽固不化的脑袋接受党对伊拉克是何等重要，以及党的领袖如何能为伊拉克带来光荣和胜利这个道理实在太困难了。最后他停止了争论，免得他父亲说出总统的坏话，而这种话如果被邻居听到会使他们全家遇上麻烦。在这一点上他不能同意他的父亲，但他还是很爱他。
所以，因为二十五年前一位校长的教导，巴德里上校现在站在后面，没有加入对达斯曼宫的抢掠，虽然他认为这是他的先辈们留下的遗产，而英国人全都是笨蛋。
至少塔西西亚学校教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因为这门语言，使他能与斯特潘诺夫上校进行流畅的交流。斯特潘诺夫长时间来一直是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冷战结束后才返回莫斯科。
奥斯曼·巴德里时年三十五岁。而一九九〇年被证明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份。后来他这么告诉他的哥哥：“我就站在那里，背对海湾面朝达斯曼宫，心里想着，‘先知啊，我们胜利了。我们终于拿下了科威特。而且是在一天之内。’就那样结束了。”
他错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那仅仅是开始。
用雷·沃克自己的话来形容，他们屁滚尿流地跑进阿布扎比机场，用拳头捶着售票柜台，坚持要买下一班机票回美国。而当时他的一些同胞正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在七个时区之外的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们彻夜未眠。以前他们都要亲自到白宫地下室的战情室出席会议，现在，新技术使得他们能在各自不同的地方参加电视电话会议。
头天晚上，华盛顿时间还是八月一日，早先发来的报告显示，沿科威特北部的国境线上有开火现象。这并不出人意料。几天来，在海湾北部上空遨游的硕大的KH-11人造卫星发来照片，向华盛顿传送了比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更为详尽的情报，表明伊拉克部队正在集结。问题是，萨达姆·侯赛因想干什么？想恫吓还是想入侵？
各种问询在前一天就已经铺天盖地地压向了在兰利的中央情报局，但中情局也无能为力，只能根据国家侦察办公室收集到的卫星照片，提供一些含糊其词的分析，以及那些早已为国务院中东司所熟知的政治见解。
“这种东西连白痴都能搞得出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不满地说，“我们在伊拉克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吗？”
答案是一声遗憾的“没有”。而且这个问题将在后来的几个月中被重复提及。
这个难题的答案在晚上十点前出来了。这时候布什总统上了床，再也不接听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了。在海湾，天已经破晓，伊拉克的坦克部队已经越过贾赫拉，进入了科威特市的西北郊。
与会者后来回忆起来，这个夜晚真是非同寻常。参加电视会议的共有八个人，分别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五角大楼。会议下达了一连串命令，并得到了执行。在伦敦，匆忙召集起来的内阁危机处理委员会会议，也发出了类似的命令。伦敦与华盛顿相隔五个小时，但与海湾只相差两个小时。
两国政府冻结了伊拉克在国外的资金，在征得科威特驻华盛顿和伦敦的大使同意之后，也冻结了科威特的所有财产，以免任何新上台的伊拉克傀儡政府伸手去拿那些资金。总共冻结了数千亿石油美元。
布什总统在八月二日凌晨四点四十五分被唤醒，签发了那些文件。在伦敦，玛格丽特·撒切尔早已起床，并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在坐飞机赴美国前，她也已经签妥了相同的文件。
另一个主要步骤是，提请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入侵，并敦促伊拉克立即撤军。这就是安理会第660号决议，是在同一天凌晨四点四十分签发的。
黎明时分，电视会议结束了，与会者有两小时的时间可以回家去梳洗一下，刮刮脸，换件衣服，再回到白宫，参加上午八点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召集的、由布什总统亲自主持的全会。
全会新加入的人有，国防部的理查德·切尼，财政部的尼古拉斯·布雷迪，和司法部长理查德·索恩伯格。鲍勃·金米特继续代表国务院出席会议，因为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都不在市里。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从佛罗里达回来了，并带来了负责中央军区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后者身材高大、粗壮，他的情况在后文中会有更多介绍。在他们进入会议室时，施瓦茨科普夫走在鲍威尔上将的身旁。
乔治·布什于上午九点十五分离开了会议，这时候雷和梅贝拉·沃克已经千恩万谢地登上飞机，正掠过沙特阿拉伯上空朝西北方向的家乡安全飞去。总统在白宫南草坪坐上一架直升机飞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一号”专机飞赴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根据日程安排，他要作一个关于美国防务需求的演讲。现在看来，这个题材很合适，但这一天比预见的要忙得多。
在空中他接听了约旦国王侯赛因打来的一个电话。约旦是伊拉克旁边躲在阴影中的一个君主立宪制小国家。此刻哈希米特国王在开罗，正与埃及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会面。
侯赛因国王强烈要求美国给阿拉伯国家几天时间，去努力和平解决这次争端。他本人建议召开一次四国会议，由穆巴拉克总统、他本人和萨达姆·侯赛因参加，并由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陛下作为会议的主席。他满怀信心地说，他们能在会上说服伊拉克独裁者从科威特撤军。但他需要三天、也许四天时间，而且与会国不要公开谴责伊拉克。
布什总统告诉他：“行，听你的。”这位不幸的总统说这话时还没有见到从伦敦来的撒切尔夫人。她在阿斯彭等他。他们那天晚上会面了。
铁娘子很快就明白，她的好朋友又要开始动摇了。在之后的两个小时里，她的唇枪舌剑让美国总统简直难以招架。
“不行。不能让他做了坏事就这么算了，乔治。”
面对那双一闪一闪的蓝眼睛，听到空调的气流吹拂过来的坚定语调，乔治·布什承认，这也不是美国的意图。他的亲信后来发觉，让他担忧的与其说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大炮和坦克，倒不如说是撒切尔夫人那只使人气馁的手提包。
八月三日，美国与埃及进行了秘密协商。穆巴拉克总统被提醒，他的武装力量是如何地依赖于美国；埃及欠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多少钱；以及美国给了他多少援助。八月四日，埃及政府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谴责萨达姆·侯赛因的侵略行径。
让约旦国王沮丧的是，伊拉克暴君断然拒绝赴吉达，坐到霍斯尼·穆巴拉克的身旁参加由法赫德国王主持的会议。这倒也不意外。
对沙特阿拉伯国王来说，这是对素以彬彬有礼著称的阿拉伯文化的公然怠慢。法赫德国王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相当通情达理的人，他感到很不高兴。
这是吉达会议未能召开的两个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沙特的君主看到了美国人从太空中拍摄的照片。照片证明，伊拉克军队不但没有停止前进，而且仍处于战斗状态，并不断向着科威特南方与沙特的国境线推进。
伊拉克人真的胆敢越过国境入侵沙特阿拉伯吗？砝码在增加。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为世界第一。其次是科威特，按照目前的开采量，还有可开采一百多年的储存量。第三位是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萨达姆·侯赛因就能把排名倒过来了。再者，沙特百分之九十的油井和油田分布在王国东北端的达兰、佐法尔、达曼和朱拜尔，以及这些港口的后方腹地。这个三角形正好处在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作战师的进军道路上，而且照片证明还有更多的伊军作战师正在涌入科威特。
八月六日，沙特阿拉伯王国正式请求美军进入王国保卫其安全。
当天，美军第一批战斗轰炸机飞赴中东。“沙漠盾牌”行动开始了。
哈桑·拉曼尼准将跳下他的公务轿车，踏上希尔顿宾馆门前的台阶。该宾馆已经作为伊拉克安全部队在被占科威特的总部。八月四日上午，当他推开玻璃门进入大堂时，他感到很有趣，因为希尔顿就在美国大使馆的隔壁，两者都在海边，看出去是阿拉伯湾波光粼粼的湛蓝的海水，景色美不胜收。
从使馆看出去的全部景色也仅限于此——因为在他的建议下，使馆大楼已经立即被共和国卫队包围起来了，并将一直包围着。他不能防止外国外交官从他们的领土上发电报给国内政府，他也没有超级计算机去破解英国人和美国人使用的复杂密码。但身为反间谍局局长他很清楚，美国外交人员如果被限制得只能从窗户往外看，其实就没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情报可往家里发送了。
对英美外交人员来说，剩下来的可能性就是通过电话，从那些仍逍遥在科威特的本国同胞们那里收集情报了。这对拉曼尼又是一件头等大事：要确保大使馆的所有外线电话要么切断要么被窃听——窃听更好些。但他手下的大部分得力干将都在巴格达。
他走进分配给反间局的套房，脱下制服，把它扔给了他的副官——副官刚刚给他扛上来两大箱文件，大汗淋漓——走到窗前去看窗下的酒店泳池。待会儿游游泳倒是一个好主意，他想，然后他看见有两名战士正在那里灌水瓶，另有两名在往那里撒尿。他叹了一口气。
三十七岁的拉曼尼是一个整洁、英俊的男人，脸刮得光光的——他不喜欢蓄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的小胡子。他就是他，有自知之明，靠的是工作出色而不是政治影响；他是那帮靠政治发家的白痴们中间的技术专家。
他的外国朋友问他，为什么你要为这个政权效劳？通常是在拉希德宾馆的酒吧，或在更隐秘的地方，他把那些外国人灌得半醉时他们会问。他能够与他们混在一起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但每次他都能保持清醒。他并不由于宗教而反对饮酒，他会点个金汤力(一种鸡尾酒)，但他让酒吧侍者给他上的实际上是汤力水(无酒精的汽水)。
此时，他会对这个提问笑笑，耸耸肩回答说：我是一个伊拉克人，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你们让我去为哪一个政府服务呢？
私下里，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为一个打心底里讨厌的政权服务。如果确实有某种爱国情怀，那也是来自于对他的国家、人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感情——而复兴党早就不再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了。
但主要原因是他想有所作为。对于他这一代伊拉克人来说，选择并不多。他可以反对这个政权，继之离开祖国移居国外，躲开秘密警察的追捕，靠阿拉伯语—英语翻译工作挣得一口饭吃。
那样的话就有三种选择。继续反对这个政权，直至在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的刑讯室里结束生命；或者当一个自由职业的工商经营者，在一个系统性走下坡路的经济体中苦苦挣扎；或者对那些白痴言听计从，保持微笑，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步一步地得到提升。
他认为最后一种选择没有什么不好。像莱因哈德·盖伦那样，先是为希特勒效劳，继之为美国人、西德人服务；像马库斯·沃尔夫那样，为东德工作，但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他是一位象棋大师，他为游戏而活着，为间谍与反间谍的阴谋活动而活着。伊拉克只是他的人生棋盘。他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专家也明白这一点。
哈桑·拉曼尼从窗边走回来，坐到书桌后面的椅子里开始写笔记。即使科威特能成为第十九个省，他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不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打算在科威特待多久。他怀疑其本人也不一定知道。如果伊拉克要撤军，那么没有必要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反间谍活动去封堵所有漏洞。
私下里，他相信萨达姆其实能够逃脱处罚。但这需要认真布局，走对每一步，说对每一句话。第一个阴谋是必须参加明天在吉达的会议，去奉承法赫德国王，稳住他，让他宣称伊拉克无非是想要一个公正的条约，对石油，海湾进出门户，那笔巨额贷款讨个说法。这种方法，可以把整个事情圈在阿拉伯人范围之内，不让美英插进来。萨达姆就可以依照阿拉伯人的事情应由阿拉伯人自己处理的原则，一直瞒骗下去。
西方的注意力会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差，他们听够了这种话，就会把这件事让四位阿拉伯人——两位国王和两位总统去处理。只要石油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把他们浸泡在其中，他们就高兴了。除非科威特遭到野蛮的强暴，媒体也会扔掉这个议题，流亡在沙特阿拉伯某地的萨巴赫政权会被人们淡忘，科威特人会习惯在新政府领导下的生活，而撤出科威特的会议会咬文嚼字地拖上十年的时间，直至失去其重要性。
事情可以这么做，但需要适当的手法。希特勒的手法——“我只寻求公正的和平解决。这绝对是我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沙特国王法赫德会中计的——没有谁对科威特人存有特殊好感，更不用说对萨巴赫这个贪图安逸的人了。法赫德国王和侯赛因国王会扔掉他们的，就像一九三八年张伯伦扔掉捷克人那样。
麻烦在于，尽管萨达姆有许多小聪明——要不然他也活不到现在——但在战略上和外交上，他却是一个扮演滑稽角色的小丑。哈桑·拉曼尼估算，总统会在某方面把事情搞砸的——他既不想撤兵，也不愿继续进军去夺取沙特的油田，这样能给西方世界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使得西方也束手无策，除非摧毁油田，影响一代人的繁荣。
他摸了摸多年前曾遭过这么一拳的下巴，不禁哈哈地笑出声来。在房间的另一头，他的副官吓了一跳。该死的麦克·马丁，你现在在哪里呀？
哈桑·拉曼尼，这位聪明、有文化、有知识、有自制力、出身大都市、为一帮歹徒组成的政权服务的上层社会精英，开始埋头工作。工作量很大。值此八月份之际，在科威特共有一百八十万人口，其中只有六十万是科威特人。另有六十万是巴勒斯坦人，这当中有些人忠于科威特；有些人站在伊拉克一边——巴解组织已经这么做了；而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将俯首称臣。然后是三十万埃及人，其中有些无疑是为开罗工作的，现在等于是在为华盛顿或伦敦工作。还有二十五万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孟加拉人和菲律宾人，主要是蓝领工人或私家佣人。身为伊拉克人，他相信科威特人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即使是屁股被跳蚤叮了一下，也非得呼唤外国佣人给自己搔痒不可。
最后，还有五万名第一世界的公民——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瑞典人、丹麦人等等。而他的工作就是要打击外国人的谍报活动。他为以前使用信使和电话搞情报的日子叹了一口气……作为反间局局长，他可以关闭边境和切断电话线。但当今世界连傻瓜都能通过人造卫星，用移动电话或计算机的调制解调器与加利福尼亚通话。很难截取或追踪源头，除非使用最先进的设备，而这恰恰是他所没有的。
他知道他无法控制难民潮涌出国境，信息随之外流。他也无法改变头顶上美国卫星的轨迹，他怀疑现在美国的所有间谍卫星都已经重新调整了轨道，每隔几分钟就会经过科威特和伊拉克上空。(这点让他估算对了。)
试图去做不可能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他不得不装作已经尝试过了。他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恶意阻拦、暗杀伊拉克士兵，或损毁伊军的装备，还有防止科威特人形成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他必须防止外援——无论是人员、技术或装备——跟任何抵抗运动接上头。
这样他必然会遇到他的老竞争对手——秘密警察局，该机构就设在他下面两层的房间里。那天早上他已经获悉，卡蒂布局长任命沙巴维那个恶棍为秘密警察局科威特分局局长。科威特游击队员一旦落到他们手里，会发出像国内持不同政见者那样的尖叫声。因此他，拉曼尼，将把目标对准外国人。那是他的工作范畴。
“噢，马丁博士，你有一张条子。”
她支起膝盖，把公文包搁到花呢裙子上，在包里翻了几下，取出一张纸条。
“这位先生打电话找你。他说事情比较急，希望你能回电。”
走进办公室，马丁放下讲义拿起墙上的付费电话。铃声响了两下，有人来接听了，一个女性清脆的声音重复了一下自己的号码。没有报出单位名称，只是号码。
“史蒂夫·莱恩先生在吗？”
“请问您贵姓？”
“呃……马丁博士。特里·马丁。他打电话找过我。”
“哦，是的，马丁博士。请你稍等一下好吗？”
马丁皱了皱眉头。这个女人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要打这个电话。他一生中可从来不认识任何叫史蒂夫·莱恩的人。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史蒂夫·莱恩。你真好，这么快就回电了。不久前我们在战略研究所曾见过面。就是你作了关于伊拉克军火采购机器的学术报告之后。不知你中饭是怎么安排的？”
这个莱恩，不管他是谁，采用了既有点踌躇同时又有说服力的自我表述，让人很难回绝。
“今天吗？现在吗？”
“除非你另有安排。怎么样？”
“去食堂吃三明治。”马丁说。
“能否请你到司各特餐馆吃时鲜的比目鱼？行吗？你肯定知道那家餐馆，在蒙特街。”
马丁听说过司各特，那是伦敦最好最贵的海鲜馆之一。坐出租车需二十分钟，现在是十二点半。而他喜欢吃海鲜。司各特不是他这种做学问的人消费得起的地方。这位莱恩先生是否知道这些情况？
“你确实是在战略研究所工作吗？”他问。
“吃饭时再解释吧，博士。那就一点钟，我等你。”电话挂断了。
当马丁进入那家餐厅时，领班服务员亲自迎上前来。
“马丁博士吗？莱恩先生在桌子旁等着你。请跟我来。”
这是位于角落里的一张安静的桌子，相当隐蔽。谈话不会被别人听到。莱恩——此时马丁明白以前肯定没有见过这人——起身与他打招呼。这人骨瘦如柴，头发有些灰白，穿着一套深色西服，打着一条朴素的领带。他把客人引到一个座位旁，朝着一瓶放在冰桶里的葡萄酒做了一下手势，并扬起了一条眉毛。马丁点点头。
“你不是研究所的，对吧，莱恩先生？”
莱恩丝毫没有狼狈的样子。他注视着清澈凉爽的**倒入酒杯。服务员在留给他们每人一份菜单之后走开了。他向客人举起了手中的玻璃杯。
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世纪大厦办公。这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大楼，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大象城堡与老肯特路之间。这不是一栋新楼，外观与其所担当的任务并不相配。其内部复杂得像是一个迷宫，来访的客人其实根本用不着进行安全检查，因为要不了一分钟他们就会在里面迷路，最后非大声呼救不可。
“不，只是感兴趣。”马丁说。
“确切地说，感兴趣的应该是我们。我着迷于你的研究领域。我正在努力向你学习，可我研究得没你那么详尽。”
“我觉得这话令人难以置信。”马丁说，但他挺受用。一个学者听到别人表达仰慕之情，总是会很高兴的。
“没错，”莱恩坚持着，“来两份比目鱼吧？好的。我真希望我已经读过你在战略研究所、联合情报所和查塔姆研究所发表过的所有论文。当然还有在《幸存》杂志上的那两篇文章。”
尽管马丁博士只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学者，但在过去的五年里，战略研究所、联合情报研究所等机构，因为广泛研究外事之需，越来越频繁地邀请他为他们作学术报告。《幸存》是战略研究所办的一份杂志，每期均会有二十五份寄到位于查尔斯国王大街的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其中五份再下发给世纪大厦。
特里·马丁之所以引起这些人的兴趣，并不是因为他对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渊博知识，而是由于他第二个研究领域。作为个人兴趣，多年前他就开始研究中东地区的武装力量。他去参加防务展览会，结交武器制造商及他们的阿拉伯用户。在这些方面，他那流利的阿拉伯语帮他认识了许多联系人。十年后，在这个本来用于消遣的第二专业领域，他成了百科全书，连一些高层专业人员也来认真地听他讲课，其中许多人被美国作家汤姆·克兰西认为是北约和前华约防务设备的世界级专家。
两份比目鱼端上桌来，他们开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八个星期之前，当时还是世纪大厦中东处主管行动处长的莱恩，就从研究人员那里调来了特里·马丁的档案。他对所看到的内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生在巴格达，长在伊拉克，后来在英国上学，当马丁从海利伯里毕业时，他有三门功课特别出色：英语、历史和法语。海利伯里认为他将是一名出色的学者，应该去牛津或剑桥深造。
但这位能说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男孩想攻读阿拉伯学，于是他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向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提出了申请，并于一九七三年春季参加了面试。面试立即获得通过，他于一九七三年秋季入学，主修中东历史。
通过三年学习，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了，然后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专修八世纪至十五世纪的伊拉克历史，尤其是公元七五〇年至一二五八年的阿拔斯王朝。一九七九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接着于一九八〇年去了一次伊拉克，就在那时伊拉克侵入伊朗，触发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其间的经历使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发生了兴趣。
莱恩读到的书面材料仅限于这些。使他更感兴趣的是第二个领域，即中东武器库方面的知识。多年来，这一直是个边缘学科，被冷战所忽视，可现在……
“是关于科威特的事。”他最后说。吃剩的比目鱼撤下去了。两人都谢绝了甜点。比目鱼已经让他们吃得够饱了，而且莱恩猜测马丁吃得很多。两杯佳酿的红葡萄酒端了上来。
“也许你可以想象，这几天我们忙得焦头烂额。”
莱恩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被刚从美国回来的铁娘子狠狠批评了一顿；要求立即搞清情况的命令，如雨点般落到了世纪大厦的密探们头上。
“事实是，我们想派一个人潜入科威特，摸清楚那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伊拉克占领之下的科威特吗？”马丁问。
“恐怕是这样。”
“那为什么找我呢？”
“让我对你坦率地讲，”莱恩说，“我们确实想弄明白里边在发生什么。伊拉克占领军有多少部队？战斗力如何？配有什么装备？我们的本国同胞现在是怎样应付的？他们是否处境危险？能否安全地把他们转移出来？我们需要派一个地面人员进去。这种情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找一个人，阿拉伯语说得与阿拉伯人——伊拉克人或科威特人——一样好。你一生都在搞阿拉伯语，比我强多了……”
“可现在的英国肯定有几百个科威特人，他们可以潜回去。”马丁建议说。
莱恩咂着嘴，想把嵌在牙缝里的一小片比目鱼弄出来。
“确切地说，”他喃喃地说道，“我们想派遣一名本国人。”
“一个英国人？可谁能混同于阿拉伯人呢？”
“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不知道是否有那样的人。”
肯定是因为葡萄酒。特里·马丁不习惯中饭时喝红葡萄酒。事后他真恨不得咬下自己的舌头，假如时间能够倒转几秒钟的话。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就无法收回了。
“我知道一个人。我的兄弟麦克，他是特空团的一名少校。他的长相酷似阿拉伯人。”
当莱恩把牙签连同一小片捣乱的比目鱼从嘴里取出时，他按捺住心中涌上来的一阵狂喜。
“是吗？”他喃喃地说，“是吗？”
[1] 埃米尔是伊斯兰国家对统治者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