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我不停地拨打巴图大叔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关机。我不得不承认，我非常担心，虽然在理智上，我对老头子三十多年前做的那些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但是这几个月相处下来，他一直对我不错，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

郭阳一直在安慰我，反而弄得我更加心烦意乱。乌兰左旗距离北京超过六百公里，小海一路超速，终于在下午三点，我们赶到了乌兰左旗。

在距离巴图大叔家很远的地方，我们把车子停下来。

我找出车里的弹簧刀和甩棍，郭阳和小海死活要跟我一起去，被我拦住了。

我用备用手机拨通了小海的电话，并保持通话状态，对两人说道：“你们就在这儿盯着，车子千万别熄火，随时听着手机，万一我那边出了什么事情，你们马上过来接应我。”郭阳和小海答应了。

我揣好家伙，努力平静了一下心神，然后装作没事人一样溜溜达达向前走去。穿过前面的树林，又往前走了几百米，巴图大叔的院子就在不远的地方了。

四下看了看，一切如常，附近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

我装作很轻松的样子，走到院门口，伸手敲了敲门，嘴里喊道：“耐家，耐家，有人吗？”“耐家”是蒙古语“朋友”的意思，这还是在山里打猎的时候和老头子学的。

门内没有回应。这时候我注意到，院门并没有锁，我伸手推开了门。进了院子，我抽出身上的弹簧刀，又把甩棍拽了出来。

院子里没有任何异常，走到正房门口，我拍了拍房门，喊道：“老头子？”

门内依旧没有人回应，推开房门，只见房间内收拾得整整齐齐，和我们走的时候差不多，四下检查了一番，房间非常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好多天没住人了。又检查了其他几个房间，全都一样，整整齐齐，落满灰尘，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回到车上，我把情况和两人说了。

郭阳说道：“有没有可能他们临时出去了，手机忘充电了，你再打一次试试？”

我掏出手机又拨了一遍，依旧是关机。

小海问道：“现在怎么办？”

我说道：“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我怎么也得弄清楚，他们两个到底去哪儿了。”

小海点了点头，启动车子往县城开去。

我们在县城找了一家位置很偏的小旅馆，小海用他的身份证开了一个三人间。县城的小旅馆管理得并不严，我们进去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人盘查。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找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地方，包括之前我们去过的所有地方，甚至呼吉雅大娘家、老头子在村里的住处，都没有找到老头子和巴图。

他们两人的手机，也一直关机。

我不死心，甚至带着郭阳和小海去了一趟山里我们曾经住过两个月的地方。

木屋大门上放着的那盆尿水已经被打翻，看来那帮孙子来过这里。房间内一片混乱，明显被人翻过，但是没有老头子和巴图大叔的踪迹。

之后我又去了老头子带我打过猎的几个地方，甚至我们最后下山的那个断崖也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发现。最后我们来到了山口那晚我夜探帐篷偷钱包的地方，除了看到一堆篝火的痕迹和几摊血迹，没有任何发现。

老头子和巴图大叔，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同时失踪了。

找到第八天，我基本放弃了希望，三人也累得筋疲力尽。这天晚上，我们回到小旅馆，小海问我：“还有什么办法？”

我摇了摇头，说道：“没有办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已经用了。”

三人一阵沉默。良久，郭阳说道：“我觉得我们不能放弃，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继续行动了，调查的事情不能停。”

听了郭阳的话，我这才想起来，这些天为了找老头子和巴图大叔，调查的事情已经完全停掉了。我问郭阳：“你是怎么想的？”

郭阳说道：“从现在的情况看，巴图大叔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并不能确认。所以我建议，我们就留在这里，反正咱们去哪里都一样，只要安全就行。我们就留在这儿，如果他们两个回来，我们第一时间就会知道。”

我点头表示同意。

郭阳说道：“至于第二点，就是调查的事情，我们要继续了。”

我问道：“你有什么想法？”

郭阳说道：“县医院的那位妇产科医生赵红英，一家三口现在都死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再找一找她当年的同事和老邻居，说不定能打探出一些新的蛛丝马迹来。另外，就是那个英文缩写‘NPR’，我们要继续调查。”

郭阳说得没错，不能再耽误了，该做的事情还得做。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一切调查工作又回到了正轨。

每天早、中、晚三次，我们会一起到巴图大叔的住处扫一眼，看看他们是否回来了，其间我还让小海假扮路人，询问了巴图大叔住处附近的几户牧民，但他们都说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过巴图大叔了。

寻找赵红英的事情，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让我们找到了一位八十年代初和赵红英一起工作过的老护士。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从她的讲述中，并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

之后在老护士的介绍下，我们又找到了两位还在世的赵红英当年的同事，依旧是一无所获。按照她们的讲述，这个赵红英几乎就是一个完人，不仅为人亲和低调，工作也非常努力，还乐于助人，几乎没有任何缺点。

帮助高危产妇上门产检的事情她们也是知道的，但细节就完全不清楚了，她们只记得当年赵红英还因为这个事情，被评选上了单位的三八红旗手。

三四天的走访，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也没有得到，对事情的进展没有任何帮助。可以说，赵红英这条线索到现在为止，完全断掉了。

至于查询与那个英文缩写“NPR”有关的机构或单位的事情，也毫无进展。

我们几个再次重头筛选了一遍，这一次的筛选更加仔细，尽量不漏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结果是，我们把原有的一百多个单位或机构的名单，扩大到了三百多个。之后我们竭尽全力排除，删掉了所有能删掉的八竿子打不着的单位和机构，最后我们的名单上，还剩下一百八十七个，分布在世界各地。

一百八十七，又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数字。

这么大的数字，又遍布世界各地，我们根本不可能排查得过来，要是这一圈亲自走访下来，到我们几个头发都白了也走访不完。

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了数天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调查工作已经完全陷入了僵局，是比死胡同还死的死胡同。

但这件事情不像其他的事情，实在不行就算了。

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办法算了，那些杀手是不可能放过我们的。如果不能把整件事情彻底查清楚，我们就只能一直东躲西藏，甚至躲一辈子。我和郭阳都还不到四十岁，这要是以后的几十年都得过这样的日子，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我和郭阳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郭阳极其颓废，每天就是躺在旅馆里，吃了睡，睡了吃，小海负买饭，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我们。

就这么躺了一个星期，我决定还是回北京。就算是死，也不能死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小县城里，北京毕竟是我长大的地方。

决定好了之后，我们退了小旅馆的房间，开车返回北京。

开了足足七个小时，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小海位于南锣鼓巷的那间小旅馆。进了房间，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刚刚放下东西，郭阳去卫生间洗澡，敲门声响了起来。

我打开房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位顺丰快递的小哥。小哥看到我，很客气地问道：“请问您是郭刚先生吗？有您的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