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为什么有时候相较于13世纪，18世纪法国农民的境况反而更加不妙了
18世纪，法国农民摆脱了那帮封建恶棍的欺压，并极少再被政府压迫；他们得到了一部分土地，享有公民的自由权；但他们却陷入了世间绝无仅有的孤独，各个阶级的人都不再跟他们接触。这是新形式的压迫造成的后果，需要我们另外进行分析。
裴瑞弗科斯[1]曾说，亨利四世从17世纪之初就开始对贵族遗弃了农村满腹怨言。走出农村在18世纪已经非常常见了；这一点在当时的各类文字资料中都有记录，还附有惋惜之词：它在经济学家的著作、总督的信函、农协会的论文中也都出现过。最有力的证据就在征收人头税的账本中。人头税的征收地点是每个人的实际居住地：全体大贵族，以及一部分中型贵族的人头税征收地都在巴黎。
留在乡村的贵族，经济条件基本都不大好，没有条件搬到别处。他们每天都跟农民们待在一个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富人像他们这样。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农民给予关照、帮助和引导，毕竟他们已不再是农民的领袖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会对农民艰难的处境怀有同情，因为农民们要缴纳公共税务，他们却不必缴纳，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很难对农民感同身受；由于不了解农民的痛苦，他们也不愿帮农民们分忧。他们失去了对农民的统领地位，又还未发展到将农民视作自己伙伴的程度：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这产生了某种不在地主制心理，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相较于一般的不在地主制，它的使用频率更高，表达的意思也更确切。正因为这样，那些继续留在原有土地上的贵族，在思想情感上就跟他外出时他的管家差不多；佃农在他的管家看来就是欠债人，他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所以他经常采用各种方法剥削这些佃农，恨不能将所有法律或以往的先例中规定该由他占有的东西全都据为己有，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跟封建社会的剥削相比，这些封建残余势力的剥削更加严苛。
他有很多外债，生活贫困不堪，平日里总在城堡中过着吝啬至极的生活，为了进城过冬时能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一刻不停地算计着怎样攒钱。农民们总是一语中的，他们用凶猛的鸟类中体型最小的那种鸟作为对这种小贵族的称呼：燕隼。
肯定会有人举出一些个人的反例，作为对我的驳斥；可我说的是整个阶级，能在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只有阶级而已。那段时期也有不少富人一直在想法设法造福农民，无论这会给他们自身造成多大损害。对于这一点，又有谁能否认呢？不过，这些人的做法违背了他们的新型社会地位规律，这条规律让他们不再关心农民，让过去附属于他们的人对他们满怀恨意，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结果都是改变不了的。
人们总认为是某些大臣或国王产生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影响力，造就了贵族远离乡村的结果：有人认为这种结果是黎西留造就的，也有人认为是路易十四。君主制度在实施的最后三百年间，的确将贵族和平民分割成了两部分。几乎所有国王都秉承着这样的主旨办事：用宫廷和官职将贵族吸引过来。在王权还对贵族心存畏惧的17世纪尤其如此。当时总督遭遇了各种类型的提问，其中有个问题是这样的：“留在家乡还是搬到外地，贵省的贵族是如何选择的？”
有一名总督在一封信中对该问题给出了解答；在信中，他埋怨本省的贵族情愿待在农民身边，而不愿到国王那边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但有一点需要特别留意：这儿所说的省是指现在的旺代[2]，当时名叫安茹。有人说，其后为维护法国的君主制，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之付出生命的人，只有这些当日不愿向国王履行义务的贵族；虽然有人批评他们喜欢跟农民一起生活，但农民们愿意围在他们身边，完全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魅力，这份荣誉理所当然该由他们享有。
不过，我们断然不能将某几位国王的直接作用，视为导致那个引领全民族的阶层抛弃农民的最主要原因。该现象的出现，最重要、最长久的原因是各类制度持续、缓慢的运动，而非某些人的个人意志；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政府在18世纪时想要铲除社会弊病，结果却连控制弊病继续扩展都做不到。在贵族失去了一切政治权利与地方自由后，越来越多的贵族不必再被人引诱，就自行选择了搬走，他们已对乡间生活失去了兴趣，再也不愿留在当地。
全国各个地区有钱的地主，都适用于我在此形容贵族的话语：在这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思想开放、富有的人陆续选择了从乡下搬走；我能不能深入一个层次，这样说：这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还在采用古老而粗放的耕作方式，同时我还想对孟德斯鸠的深刻言辞做一些评论，使其内涵得以凸显。孟德斯鸠的原话是这样的：“农作物单位产量的决定因素是民众有没有自由，至于农田是否肥沃反倒是其次的。”但那样做就太跑题了，背弃了我的本意。
在别的地方，我们已经提过资产阶级离开乡村，来到城市，拼命想在那里找到容身之处。对这方面的记载，旧制度时期所有文字资料都是一样的。在乡村，富过一代的农民是极其罕见的，这一点在当时的资料中得到了证实。农民在辛苦赚到一点儿小钱后，会马上叫自己的孩子丢下农具，到城市去买个官做。法国的农民直到现在依旧对这个帮助自己发财致富的行业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反感，在旧制度时期，这种反感就已经存在了。这种结果继续存在，尽管造就该结果的原因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常年跟农民们生活在一起，时刻跟他们保持联络的人中，只有一个是有教养的，他便是本堂神甫，当然，我们也可以像英国人那样称呼他为仅有的绅士；本堂神甫原本能成为农民的首领，只要他们跟政治大权没有那么紧密而大胆的联系，这样的话伏尔泰一早就说过了；本堂神甫从政权制度中得到了不少特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民众对该制度的怨恨，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源自他。
农民跟上层阶级就这样分成了两部分，双方的关联差不多全断了；他们的同乡原本能给予他们帮助和引导，但这些人跟他们的关系也变淡了。这些人在得到更多的学识和财富后，就在农民面前消失了；农民们被丢到一旁，仿佛全体民众经过优胜劣汰后滤掉的渣滓。
欧洲所有文明大国中，都未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就算是法国，这种情况也不过是最近才出现。农民们在14世纪受到了更强烈的压迫，但也得到了更多的帮助。贵族从来没有将农民们遗弃不管，他们只是偶尔虐待一下农民。
乡村在18世纪还是一个整体，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一样的贫穷，一样的无知，一样的粗鲁；即便是那些乡村官员，也是被人轻蔑的文盲；乡村中的办事员一个字都不认识；征税员连帮自己和邻居清算财产都做不到。过去那些领主不光失去了统领农民的权力，还放弃了对村子的治理权，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有失身份。确定军役赋税，召集自卫队，确定徭役，这些都是办事员才应做的卑微工作。继续对乡村这个整体予以关注的，只有中央政府而已，但中央政府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从乡村获取好处，毕竟他们跟乡村的距离太遥远了，乡村居民也不足以引起他们的任何恐慌。
这个被遗弃的阶层究竟沦落到了何种地步？一方面，它不再受到任何暴政的凌虐；另一方面，它也得不到任何开解与帮助。农民身上承受的各种最沉重的封建负担，都已被取消或削减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有一些可能比先前那些更为沉重的负担填补了随之产生的空档，这一点却极少有人明白。先人们承受的各种痛苦已经消失了，但很多先人们连听都没听过的痛苦却在继续压迫着农民。
军役赋税在最近两百年间膨胀了十倍，这十倍的膨胀差不多都是依靠压榨农民们的血汗实现的，这件事人所共知。说到这儿，有必要把向农民征收军役赋税的手法做个说明，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那些不讲道义的法律能在那几个文明的世纪中继续出台或维持，国内那些最文明的人却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1772年，总监给各个省份的总督写了一封秘密的书信，我在其中发现了一段跟军役赋税相关的内容，若将其比做一幅画，那它称得上是一幅简单明了的小型优秀画作。总监是这样说的：“军役赋税可以肆意摊派，在征缴的过程中，责任是连带的，它是针对个人征收的，而非针对财物，这一点适用于法国大多数地区，纳税人的财务状况每年都有新变化，军役赋税也将随之出现新变化。”所有内涵尽在这几句话中；那些人依靠军役赋税谋取私利的弊端，在这几句话中得到了绝妙的展现。
每年教区都会对应缴的税额总数做出规定。税额每年都在变动，就像总监所言，以至于农民今年根本想象不出自己明年应该缴纳多少税。每年教区都会随意找一个农民负责征税，将税务摊派到其他人身上的任务就落到了此人肩上。该征税员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我需要做出具体说明。
我们来看看贝里省的省议会在1779年的发言记录吧；这个省的议会成员全都是国王指定的，他们都享有特权，不必缴纳军役赋税，整个议会都叫人挑不出半点儿毛病。1779年，该议会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大家将轮流担当征税员一职，若不这么做，是不会有人主动出来做征税员的。因此，每年都会出现一个新的征税员，不管此人的能力与品格如何，他都将承担起征收军役赋税的职责；征税员的个人品格将直接影响当年缴税人名单的确定。借助名单，我们就能了解到征税员是否胆怯，是否懦弱，以及是否违背过法律。他将如何妥善完成这项任务？他需要摸索前行；毕竟自己的邻居有多少财产，每种财产所占的比例，谁都说不清楚。不过，征税员在做出判断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他要对这个职位负责，将自己的人身财产全都押在上面。一般说来，他必须将两年中的一年都花在拜访各个缴税人的工作上。若轮到文盲担任征税员，他们必须找自己的邻居代替自己完成这项工作。”
迭戈曾在更早的时候对另外一个省份的情况做过介绍：“绝大多数征税人都会因这个职位陷入绝望，最终宣告破产；乡下那些富户接二连三地变穷的原因，就在于此。”
但这个不走运的人却往往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好手；他牺牲自己，也牺牲别人，一人兼二职。他在担任征税员期间，搞到自己破产之余，也让别人跟着破产。“他内心的正义感跟下面几种念头激烈交锋：对自己亲朋好友与邻人的优待，对自己仇敌的憎恨与报复，对自己保护者的需要，生怕那些为自己分配任务的富人会被惹怒。”这话同样出自贝里省的议会，说得真不错。征税员总是会在恐慌的驱使下变得冷酷；在某些教区中，征税员若不想工作停滞，必须有催收员和执行官协助行动。有一名总督在1764年的时候给大臣写了一封信：“缴税人拒绝向征税员缴税，除非征税员带执行官一块儿过去。”杰耶那省的议会也宣称：“维勒弗朗什这一个财政区域内就有106名拘役传达官和执行官助手终日疲于奔命。”
法国农民在18世纪极盛阶段曾为逃避这种残暴的征税，做出了跟中世纪犹太人类似的举动：整天装出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但很多时候，这只是一种假象；他为自己的财富感到恐惧，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我曾在距离杰耶那不到一百里的地方找到了一份文字资料，其中给出了明证。麦恩农协会曾在1761年的报告中说，为了奖励表现出众的人，他们曾准备了一些牲口作为奖品。农协会这样写道：“因为卑鄙的妒意会给得奖的人带来危险，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们会被强行摊派很多税务，这会让他们感到烦恼不堪，所以这个计划最终夭折了。”
这种缴税制度促使所有缴税人去窥探自己的邻居，一旦发现邻居的财富增多，就跑去跟征税员说，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这导致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妒意与恨意，不断去揭露别人的秘密。这样的事情，不是只在印度的贵族领地上才会出现吗？
可当时法国也有一些地区的税务负担一点儿都不沉重，比如一些三级会议的省份。这些省份享有自主征税的权力。以朗戈科特为例，军役赋税不会随着缴税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动，因为其征税的唯一依据就是土地；该省因此制定了土地明细簿以供翻查，明细簿内容详实，将土地按照肥沃程度分为三个等级，每隔30年就会对这些记录进行重新修订。自己应该缴纳的税额，所有缴税人事先都一清二楚。一个人若是拒绝缴税，那么要为此负责的只有他自己，将负责对象说得更准确一点儿，就是他的土地。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在税额分配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那么无论何时，他都有权提出要求，将自己和任一教区内任一居民的税额比例做对比。我们现在称之为均等比例诉讼。
很明显，这些做法跟如今实施的那套制度完全吻合；我们只是对那时候的制度进行了推广，没有做出任何改善；虽然我们的国家管理制度是从旧制度时期的政府那里直接继承过来的，但那个政府的其他特征，我们并没有继承，这一点需要注意。我们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不是从那个政府那里借鉴来的，而是从省议会那里借鉴来的。我们将产品丢弃了，只留下了机器。
农民的普遍贫困催生了很多谚语，对摆脱贫困相当不利。在自己的政治遗言中，黎西留曾写下这样一句话：“让富裕起来的人遵守规章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18世纪的民众不会有这么偏激的认知，可他们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要想预防懒惰，只能借助贫穷这唯一的一种手段，要不是生计所逼，农民们断然不会工作。这样的理论跟人们偶尔当着我的面谈及殖民地黑人奴隶时发表的理论完全一致。在统治阶层中间，这个理论流传得相当广泛，经济学家们被逼无奈，只能站出来进行反驳。
军役赋税诞生之初只有一个用途，就是帮国王买兵，以弥补贵族及其附属者被免除的军役，这一点人所共知；可军役这项义务在17世纪又重新归到自卫队名下，由民众特别是农民一力承担，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
自卫队在征集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阻碍，这一点从总督府上那多如牛毛的追击违规自卫队战士或是逃兵的骑警查案记录中就能看得出来。自卫队堪称农民最厌恶的徭役；他们经常逃到荒郊野外，以躲避这样的徭役，为了追捕他们，政府当局不得不出动武装军队。由于现在的强迫征兵制度实施起来非常简单，当时出现的这种状况难免会叫人感到吃惊。
旧制度时期，农民对自卫队的反感到达了顶点，造成这种结果的罪魁祸首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执行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尤其是这种方法会让可能被征兵的人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所有未满40岁的未婚男子都有可能被征兵）；这些人觉得就算自己抽到了豁免签又如何呢，相关政策说不定哪天就改了；而且让别人代替自己去参军是不被允许的；再加上这份差事既难做又充满危险，甚至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农民们自然不情愿去做；但这么沉重的担子偏偏由农民，特别是最穷的农民一力承担，残暴的统治对这些卑微的农民而言愈发显得难以承受，这才是最叫他们生厌的一点。
很多教区在1769年进行抽签时的记录，现在已到了我手里；上头记录着各教区抽到豁免签的那些人的具体情况：其中有一个是贵族家的佣人；有一个是修道院的看门人；还有一个是资产家的仆人，但该名资产家的生活状况堪比贵族。有权免除这项徭役的，只有那些富人；如果一个农民每年都缴纳最高的税额，那他的家人就享有不去自卫队服役的特权：某些人口中的鼓励农业生产就是这个意思。那帮经济学家最喜欢宣扬所谓的平等，但他们却从来不宣扬这方面的平等；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推广这样的做法，即让最穷、最孤苦无依的农民承受更重的压力。有个经济学家曾说：“只有底层平民才能承受士兵那么少的补贴，那么恶劣的生活方式，那么完全的独立性缺失，要别的人来承受这些，根本是不可能的，那对他们来说简直太残酷了。”
情况一直持续到路易十四在位后期，当时交通主干道要么没人养护，要么由其使用者——国家或是干道沿途一切所有者养护；可交通主干道的养护完全依靠劳役，即由农民全权负责，也差不多就是从这段时期开始的。既能让道路正常运行，又不用花费任何费用，这条计策真是太方便，太有创意了。这样看来，欧里总监于1737年下令在全国推行这条计策也就不出奇了。有些人拒绝执行这道命令，总督可以将他们关押起来，或是派人去搜他们的家。
从那以后，每逢经济发展刺激人们对道路状况的要求变高时，政府便会为修路让百姓服徭役，这加重了百姓身上的徭役负担。贝里省议会1779年的报告中记载，即便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省份，每年借助徭役完成的工程估价也达到了70万里弗尔。下诺曼底在1787年也得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统计数字。农民们的命运有多么凄惨，从这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是唯一一个被文明忽略的群体，当其他阶层因社会发展变得越来越富有时，只有他们每况愈下。
各总督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往来信函中写道，徭役不能用在乡村那些特殊的道路上，只能用在交通主干道，或者按照时人的说法——王室之路上。这种想法简直太奇怪了，唯一需要支付路费的居然是那些最穷、最少出门的人。但在那帮能从中获利的人心中，这种奇怪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没过多久，他们就坚信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1776年，民众试着改徭役为地方税，徭役很快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征税，不平等以另外一种面貌得以存续。
由领主徭役转变为王室徭役，再慢慢扩散到一切公共工程，这就是徭役的演变过程。我曾看到，徭役在1719年居然曾被用于建造军营！相关法令是这样说的：跟这项工程相比，别的工程都是次要的，所有教区都要把最好的工人派到这里来。另外，徭役还包括：把苦役犯押解到监狱里去，把乞丐送到慈善收容机构里去，以及在军队换防时搬动军备：这是一种相当重的徭役，因为那时所有军队的军备都很沉重；要搬运这些军备，只能从远方征调大批车和牛。一开始，这种类型的徭役并不算多，后来却演变成了最重的一种徭役，因为国家常备军的数量在不断增多。我曾读过这样一些资料：有些国家工程的承包人强烈要求调集人手帮他们把建筑工程要用到的木料从森林送到沿海地区的军舰制造工厂里去，这同样是服劳役。一般说来，这些服劳役的人也有薪水可拿，但通常都是很少的一点儿薪水，别人想给他们多少就给多少。军役赋税的征税员实在难做，因为赋税太不合理了，某些情况下还重得出奇。有位征税员曾于1751年写下这样一句话：“很快农民们就交不起军役赋税了，因为他们为帮政府修路交了太多钱。”
要是能有一些有涵养的富人守在农民身边，就算他们不打算为农民提供庇护，最低限度他们能请求那个掌控着一切穷人和富人命运的人对农民们好一点儿，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也有这样做的权力。若果真如此，又怎会出现这些全新的压榨手段？
曾有个很富有的人在1774年的时候给本省总督写了一封信，请求对方找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我曾读过这封信，他的意思是全体村民都将因这条新路走向富裕，为此他列出了很多原因。接下来，他又说要建立集市，食物的价格会因此提升到原来的两倍，他对此非常肯定。这个善良的公民还提到要创立一所学校，培养出更勤劳的人民，以效忠于国王，这花不了多少钱。这些改善工作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他先前却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做；他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始于两年前，当时他被国王的一封密函[3]软禁在自己的城堡里。他毫不保留地写道：“这一切都是非常有用的，在家乡的两年流放生活让我对此确定无疑。”
可人们却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当年使农村中的富人和农民的关联得以维系的保护和附属关系已岌岌可危。这种情况在饥荒发生时愈发明显。中央政府在那样的危难关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内心胆怯，因此感受到了深深的惶恐；那些有影响的个人和政治组织已经被它彻底毁灭了，它却妄想叫他们马上复生，听从自己的召唤，过来帮助自己，结果连一点儿回应都没得到。原来那些人都已死了，杀死他们的正是政府，这种惊诧的发现对它来说已经是常事了。
那些经济状况最糟糕的省份，在面对这种危机时总会出现一些诸如迭戈的总督，强迫富人供养他们的佃农，一直养到第二年农田收获时，这是对法律的一种轻率的违背。我找出了很多信函，是1770年一些本堂神甫写的，他们提议总督向教区内所有在教或还俗的富人征税，他们这样写道：“他们不住在那里，却在那里占有大量农田，他们带着从那里赚得的大笔金钱到别的地方去花。”
村庄里总是有乞丐出没，再正常的年代也不例外；原因就如莱特洛内所言，在城市里，穷人能获得援助，而在乡村，穷人们不做乞丐便没法过冬。
那些命运悲惨的人经常受到最残酷的对待。1767年，舒沃塞尔公爵试图将法国境内的所有乞丐一扫而光。为此他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这一点从各总督的书信中就能看得出来。骑警队接到命令，要将国内的乞丐全都抓起来；据说，有超过5万名乞丐因此被抓。乞丐中的壮汉被送去做苦工；其余人被送到40多家收容机构里去：这样一来，富人就能在他们身上行善了，这很不错。
旧制度时期的政府在面对上层阶级时，总是表现得温和而谦恭，在面对下层阶级特别是农民时，却总是表现得心狠手辣，动不动就出其不意地加害他们，这跟我先前所言没什么两样。我从未读到过一份总督命令逮捕资本家的文件；然而，农民被逮捕的事件却层出不穷，逮捕他们的理由五花八门，有逼他们去服徭役的，有逼他们去服军役的，还有因为他们做乞丐，扰乱社会治安，所以逮捕他们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审理那些凌驾于平民之上的阶级时，要用到独立的法庭，要经过长久的辩护，整个过程都要对外公开，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但在审理平民特别是农民时，法官会当场做出判决，被告连上诉的权利都没有。
内克曾在1785年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平民和别的阶级差距极大，这轻而易举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至于政府是如何成了对付平民的木偶，却没什么人注意了。仁义和人道已经成了法国人的精神特色，对于这样一份屈辱怀有同情心的人，虽然不必忍受贫穷的折磨，但依然为之感受到了无尽的愁苦。”
这些命运凄惨的人处境越来越糟糕，但这并不是他们受压迫的主要表现，阻止他们改善这样的处境，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压迫。他们享有自由权，但他们的愚蠢程度跟他们的农奴先人不相上下，而在贫穷程度上，他们简直称得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技术非常先进，但他们本人却连一点儿技术都没有；他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但他们本人却依旧蒙昧无知。同类独有的智慧和敏感，在他们身上一样都不缺，但对这两样优势的利用，他们却一无所知；就连自己仅有的本职工作——种田，他们也没有做好。英国有位著名的农业学家曾说：“我只看到了10世纪的农业状况。”行军打仗是他们唯一的特长；最低限度，他们在从事这个行业时，那种与生俱来的跟别的阶级的必要关联还没被切断。
这道既孤立又贫穷的深渊，就是农民们生活的地方；他们被囚禁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天主教被废止，过程中没遭遇任何反抗，教堂的神圣因此被玷污，在此之前的不到20年间，政府曾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清算一个教区的人口数：在圣桌上，本堂神甫通过点名找出有多少人参加了复活节，这个总数加上对小孩和病人总数的估计，就是整个教区的人口数。这样的情形让我大吃一惊，简直有些畏惧。但是这帮野蛮人的内心已有流行思想从各个方向灌输了进来；它们借助各种各样怪异的方式，经过各种不为人知的通道进入了这个又小又黑的地方。但表面看来，一切一如往昔，农民们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也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还是那么快乐，他们已经被压迫得服服帖帖了。
即便身处最深的痛苦之中，法国人也总是表现得很轻松很快乐，但不要被这种假象蒙蔽了；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痛苦的命运，他们只是不愿去想，只想给自己找点乐子，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根本逃避不了这种痛苦的命运。尽管他们好像对身处苦海没什么意见，但只要能给他们指明一条脱离苦海的道路，他们会马上以猛烈的势头朝那条道路飞奔过去，你若想阻止他们，他们会踩着你的身体冲过去，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视线甚至都不会在你身上停留。
现在我们已经能将这些看得非常透彻了，但当时的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平民，特别是农民的精神世界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上层阶级根本无法看清。对于社会事务，农民们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生活方式共同造就的结果。这样的见解，他们从来不在别的阶级面前提起。然而，当穷人与富人共有的利益、怨言和事务差不多完全消失后，遮掩二者精神世界的黑暗就变得愈发深了，二者从此断绝了一切往来。大革命爆发之初，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却个个都没什么危机感，这真是太奇怪了，他们满口民众的美德、顺从、忠实、单纯和快乐，丝毫不理会当时1793年已经迫在眉睫了，这种场景真是既好笑又恐怖，耳闻目睹这些，实在叫人不能不感到惊讶。
说到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以我刚才叙述的所有细枝末节为依据，想想上帝在管理这个世界时，参照的是哪项伟大至极的规则。
法国的贵族阶级执意要割断与别的阶级的关联，最终，别的阶级担负了绝大多数公众征税，贵族阶级却一身轻；在贵族看来，摆脱这个重担就相当于保全了自己的威信，起初的时候好像真是这样的。可很快他们就疾病缠身，身体越来越虚弱，旁人对此却一无所知，连理都不理他们；越来越多的豁免权没能阻止他们的经济每况愈下。他们一直害怕成为资产阶级的同伴，但资产阶级的情况却跟他们正好相反，资产阶级不光越来越富有，还成了一个有内涵的阶层；他们就在贵族身边，反对贵族，贵族对他们而言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对贵族来说既不是合作伙伴，也不是手足兄弟；很快，贵族就意识到资产阶级是他们的对手，跟着会发展成他们的敌人，最后变成他们的操控者。他们不必再对自己的附属者履行领导、庇护、救援的职责，这全赖那个怪异的政府；不过，他们应该也没遭受什么损失，因为他们在名利方面的特权被保留了下来；他们依旧是走在最前头的人，是领头者，他们自以为是这样的，并且他们身边也的确围绕着很多公证书里所谓的臣子；除此之外的那些人则被称为附属者、自由租赁土地保留者和佃农。他们其实是相当孤立的，没有人会听他们的话，如果到了最后，有人向他们发起进攻，他们除了逃跑以外，什么都不能做。
贵族的命运跟资产阶级相差甚远，但二者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那就是资产阶级最后也会脱离人民群众，得到跟贵族相同的结局。资产阶级一直跟农民和农民的贫穷保持距离；他们只想创造新的不平等，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他们并未密切联系农民，一起反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贵族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拼尽全力，资产阶级也是一样，为了获取特权，他们简直连命都不要了。资产阶级是从农民发展起来的，但他们却将农民完全当成了陌生人。资产阶级把武器送到了农民手上，到了这时，他们才察觉到自己已在不经意间激起了平民阶层的热情，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掌控这种热情，做平民阶层的领导者；很快，过去身为激励者的他们就将成为被摧毁的对象。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法兰西大厦几乎成了整个欧洲的霸主，日后它若是倾塌了，会让多少代人惊诧不已；不过，它的衰落与灭亡，对于那些关注它历史的人而言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实上，大部分法国国王一直采用的分开管理的统治手法，才是上述所有罪恶、错误、要命的偏见出现、维持、发展的源头。
然而，资产阶级和贵族彻底分裂，农民和贵族、农民和资产阶级也分裂开来，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并扩展到各个阶级内部时，就会有性质特殊的小型组织出现在各个阶级内部，它们跟各阶级一样相互独立，它们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整体，其内部性质是一致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连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能够束缚或帮助政府的团体再也组织不起来了。到了最后，这座君王的雄伟大厦会在社会基石发生动摇的刹那被彻底毁灭。
最终能从上层阶级的过失与错误中获益的，似乎就只有平民。但实际上，就算他们能从他们主人的统治下真正脱身，也摆脱不了他们从主人那里获得的各种错误观念、有害风俗以及卑劣的倾向。在行使自由权的过程中，民众有时竟会套用农奴的兴趣喜好，连驾驭自己的言行都做不到，在老师面前也表现得十分粗鲁。
[1]法国著名教士，曾出任巴黎大主教，对亨利四世相当推崇。——译者注
[2]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曾发生暴动，贵族领导农民为复辟波旁王朝而战。——译者注
[3]国王发布的秘密逮捕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