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8世纪中期时的文人怎么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家，最后结果又是怎样的
有一些比较久远的普通的事情为将要讲述的这场大革命做了铺垫，不过我要暂且把它们搁置一下。这里我们要讲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这场大革命的地位、起源和归属才最后确定下来。
在很长的时间里，法兰西民族的文学造诣在欧洲民族中都是首屈一指的。18世纪中期前后，文人们在法国所显示出来的气质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在以前的任何时期都没有过。之前法国没有过这种情况，我认为在其他国家也没有过。
跟英国不一样的是，法国的文人们从来不牵涉到政治当中去，这段时期的他们则更加脱俗。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官僚的社会中，他们没有出任任何国家职务，手里也没有握着一丁点儿权力。
但是跟德国的大部分文人还不一样，他们并非完全沉浸在纯粹的哲学或者美学和文学里面，丝毫不过问政治上的事情，而是热衷于打探各种有关政府的消息。其实说到底，最终能够让他们感兴趣的还是这些问题。他们整天讨论的问题都是，社会是怎么开始的，最初的社会是怎样的形态，公民和政府最初各自拥有怎样的权利，人们之间的各种自然形成和人为促成的关系，各种民俗到底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违法的还是合法的，还有制定法律应该遵循的各种原则。每一天他们都这么细致地探讨那些问题，一直探讨到那个时期的政治体制建立的本源，并且还仔细地论证这种体制的结构，对体制的建立者提出批判。虽然并非所有的文人都专心而深入地钻研了这些比较重要的课题，多数人都还只是以此当作消遣，不过每个文人都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在那个时期的所有作品里，我们都可以看到里面都包含着深入程度不等的以抽象的文学来表达的政治观点，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些这样的元素，不管是那种很厚的著作还是诗歌。
这些文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分歧太大了，有人想把这些观点平衡一下，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理论体系，但是从来没有人成功过。不过如果抛开那些细枝末节不谈，从根源上来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在这些文人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当中起码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就好像是一开始就存在于他们的脑子里面，在每个人思考那些特别的理论之前就已经有了这种观点，而且这种观点是那些思想的共同的源头。无论那些文人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怎样的差异，但是这个源头却是相同的，就是他们所有人都认为，现今社会当中控制着人们的那些繁琐的旧有习俗，应该被那些单纯的、根本的、从自然法则和纯粹理性当中提取出的规则所代替。如果足够细心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18世纪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来说就被容纳在那个单纯的观点当中。
其实这样的观点并不是刚刚出现的，在这三千年的时间里，人们的思想中不断有这样的观点出现，但是从来没有鲜明而稳定地表现出来。那这样的话，这次它为什么充斥在每一个文人的脑海里？又为什么没有只出现在几个哲学家的脑子里，而普及到了社会大众当中，让这些人也拥有了持久的对于政治的关切，就连普通的农民和妇人都开始对此展开联想？那些既没有身份、荣耀和金钱，又没有职位和权柄的文人们，又是如何在别人执掌政治权力的情况下，成为当时社会上真正的最重要的政治家，最特殊的权力控制者的？这里我打算用简单的话语来解释这个问题，向大家展示这件看上去只属于文学范畴的事情，对大革命和我们如今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是怎样的非同寻常。
其实这并非是碰巧发生的现象，18世纪社会流行的传统和那些哲学家所普遍持有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而社会本身所具有的那种现象让他们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了那种观点。人们在那种荒诞的特权之下越来越感受到压迫，渐渐地觉得那些特权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这种现象把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融进或者说抛进了所有哲学家的思想里。那些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制度混乱而奇怪，但是从来都没有人想到去把它调整一下，让它能与新的需求相统一，虽然这些制度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效用，但是看上去它还是会继续延续下去。这种情况让那些哲学家们很自然地就对旧有的事物和习俗产生了抵触情绪，并由衷地倾向于把理性当做唯一的基础来构建新的社会体制。
另外促使他们热衷于研究关于政治体制的广泛而抽象的思想的原因，是他们当时自身所处的境况，这种境况也让他们毫无理由地崇拜那些思想。他们的活动和现实生活脱节太多，在他们的经历中，没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克制自己本性中的那种热情，也没有什么能够给他们以警示，告诉他们就算最紧迫的改革都会遭遇到现实的阻挠，他们甚至都没有想到过那些最紧要的改革所带来的危险。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没有政治权力的他们，对政治的知晓不过皮毛，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去重视。在政治领域他们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连其他人做的事情他们也看不到。就算是不过问政府的事情，只要接触过开放型社会或者有关讨论，就能从中学习到什么，而这么简单的学习他们也从来都没有过。如此一来，那些文人就更加有胆量去探索新的思路，热衷于研究那些通用的理论和体系，对他们自己的理性更有自信，而对于那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哲学，他们就更觉得那是一无是处的。这种现象很难在那些专门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文人的作品当中看到。
百姓们愿意支持他们，接受他们的思想，同样是出于无知的原因。如果能够跟从前一样，让法国人可以在三级议会中讨论政事，天天都到省议会里去实际处理政务，我们可以推想，那些法国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那些文人的理论摆布。他们肯定会保证按照规则来办事，杜绝纯粹理论的发生。
要是法国人也能学习一下英国人，不是一下子把旧的制度取消，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不断改变旧的制度原则，那么他们也就不会热衷于去想那些天花乱坠的东西。不过每一天里，这些法国人都在遭受着一些传统的法律、政治习惯和权势的压制，无论是人身安全、尊严，还是财富和社会保障方面，他们都无法找到能够有效地祛除这种顽疾的方法。让人觉得好像不去默默忍受的话，就只能把政府体制整体毁灭。
不过在那些已经被摧毁的自由当中，我们至少还葆有这种自由——可以进行几乎没有任何压制的哲学思考，可以评论关于社会的根源问题、政府的基础以及人类最初享有的权利。
那些被平时的法律所压制的人，很快就对这样的通过文学来表达的政治钟情起来，那些因为本性或者在社会中的位置而不拥有抽象思维的人，也被这种钟情牢牢占据了脑海。被不合理的兵役税所侵害的所有人，都受到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的鼓舞。那些因为贵族邻居养的兔子而遭受损失的小资产者，都为那种所有特权都应该被理性取代的观点而备感兴奋。各种大众所共同拥有的热情都被伪装成了哲学，并把政治强有力地纳入了文学当中，舆论界所有的导向都被文人们控制了，他们在那段时间里取代了在自由国度当中本应属于政治首脑的位置。没有人能够再从文人手里抢走这个位置。
在贵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不光统治着政务，还统治着舆论导向，将文人定位，将某种理论定为权威。而到了18世纪，法国的贵族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这个领域的统治，他们的名望伴随着权力消亡了。以往被贵族们占据的思想领域已经变成一片空白，所以文人们才可以在那个领域不受限制地膨胀，独享那个空间。
不单单是这样，文人们占据了贵族的空间，贵族们却反过来赞成文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根本就已经忘记，当那些思想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之后，就会变成政治上的热情和行为，这种变化是无法阻挡的，所以虽然那些理论与贵族的特权甚至存在都无法相容的，而贵族们依然把它当做精神上的绝佳消遣。他们愿意把所有时间都投入进去，这边在舒服地享受着特权和赦免，那边却在平和地探讨着一切顽固的传统是怎样的不合情理。
旧有体制中的上等人居然就这么毫无理由地把自身推向了毁灭，这总是让人感到很惊讶，不过他们又怎么看得到前途？跟让普通平民维护自身的权益一样，要让上等人知晓自己所面对的险境，就必须有一种自由的制度。已经有一百多年见不到公众生活的景象了，从那个时代起，对保护旧体制有最直接的热情的人，就对这座陈旧建筑的老化再没有留意过，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已经腐烂的房间的丝毫碰撞和不和谐的声音。他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还和原来一样，因为从外面看上去，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祖辈那里就已经停滞不前了。1789年，有贵族在上疏中表达了对侵犯王权的行为的担忧，和15世纪时贵族的上疏如出一辙。从国王这方面来说，伯克就曾经直接点明，在被民主大潮毁灭之前的时间里，路易十六还在把贵族当成王权的最主要的敌人。他不相信那些贵族，就好像民众仍然身处于投石党运动那个年代。与此相反的是，跟他的父王一样，他仍然把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当成了王朝最忠实的拥护者。
当我们目睹了如此之多的革命留下来的痕迹，就会更加惊讶，我们祖辈的意识里竟然不存在武装革命这个名词。他们没有探讨过甚至都没有想到过要进行武装革命。这个牢固的社会每天都在公共自由之下不断轻轻震颤着，每天人们都在被警告，这个社会可能会被摧毁，一定要警醒。但在18世纪，这个即将堕入无底洞的法国社会，根本就没有将被摧毁的警示。
我仔细地看了这份上疏，那是在1789年的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由三个阶级草拟的，这里我说的三个阶级，就是指贵族阶级、教士阶级和第三阶级。我把我所看到的都记录了下来，人们在这里要求变革法律，在那里要求变革传统。就在我持续着把这些繁重的工作完成，把每一个具体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这些要求合在一起就是要在同一时间推翻现阶段施行的一切法律和传统。我马上就明白过来，这其实就是一场从未有过的规模宏大而危险性极高的革命。那些在第二天就会为此而殒身的人们对这些根本就毫不知情，他们认为单单凭靠理性的力量，就能对这个混乱而腐朽的社会，悄无声息地进行一场突然而完整的革命。一群可怜的人！他们居然忘记了四百年前的那句箴言，那句由他们的祖辈用最简单而最有力量的法语讲述的箴言：要求过分的独立和自由，也就是在自寻过分的压迫。
在很长的时间里，公众生活都没有把贵族和资产阶级纳入其中，这两个阶级所显露出来的那种独有的经验欠缺并不让人奇怪，真正让人奇怪的是那些处理国家政务的人，像那些大臣、行政官、总督，在这方面根本就没有丝毫预见性。在对待自己的工作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可以说是非常能干的，对于政府的所有细微之处他们都能了解。但是当触及治理国家这门学科的时候，他们就变得跟普通的大众一样无知，而正是这门学科让人们知道怎么去洞悉社会最基本的运作，以及怎么去预见公众的思想倾向和可能带来的后果。其实能把治理国家的方法完整教给政治家的，只有自由的政治制度。
在1775年迭戈上交给国王的上疏中，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明白。他跟国王建议进行民主的国民选举，每一年都用六周的时间召开一个以国王为中心的代议制议会，不过不把任何实际的权力交给议会。议会只能讨论行政问题，但是不会对政府形成干涉，只能提供理论上的帮助，不能施加压力，意思也就是，只有议论法律的权力，没有确立法律的权力。迭戈说：“这样一来，国王的权力就可以充分得以发挥而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而底层的舆论也会消弭，不会产生什么风险，因为就算那些议会闹情绪，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它们也没有权力抗衡国王要采取的行动。那样陛下就可以一直将这个国家统治下去。”
没有人会轻视某个政策的能量和迭戈所处的那个时期的精神。说真的，每次都是当革命快要终结的时候，迭戈所建议的措施才能被人们自愿地实施，其真谛就是不把真正的自由赋予他们，而只让他们看到自由的身影。在这方面，奥古斯都曾经成功地进行了试验。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长时间的讨论感到厌倦时，只要能让他们得到安稳，他们就会自愿地去相信谎言。从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只要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一些没有名望的或者没有单独意志的人，给他们工资让他们作为议会的成员在民众面前表演一下，民众们就不会再有不满。
这种事情多了去了。不过如果在革命的开始阶段这样做的话，那是注定会失败的，那样不但无法消弭民众的不满，反而会使民众更加愤怒。在自由的国度当中，即使身份最低微的公民也了解这些，而身为行政官的迭戈却完全不知道。
法兰西人民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时是很缺乏经验的，他们厌恶身处的那种社会体制，但是又没有力量去进行改变，而他们同时又是这个世上文学素养最高、最推崇智慧的人，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到，文人们是怎么变成了法国的一股政治上的势力，并在最后成为了最主要的势力。
英国的那些钻研治理国家的理论的文人，跟实际治理国家的人是合为一体的，某些人把崭新的理论付诸实践，而其他的人则根据现实情况来矫正和稳固那些理论。但是再看看法国，政治领域中好像总是被切割成互不融合而没有交流的两个范围。一个范围中的人在治理国家，另一个范围的人则在确立抽象的基础，让所有的政府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范围中的人在进行具体而琐碎的事情的实施，另一个范围的人则在倡导通用的规则，而从来不去想怎么实践；一个范围的人在统治具体事务，另一个范围的人在统治思想理论。
现实中的社会体制依然是守旧、无序和不合理的，法律还是那么乱七八糟、自相冲突，社会等级还是那么的明显，人们所承担的义务依然不同，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没有变化。人们慢慢构建出一个虚幻的社会漂浮于现实社会之上，在那个社会里，所有的事物都那么简单、有序、和谐，所有的事物都完全符合理性。
人民大众慢慢地把现实社会扔到了一边，沉浸于想象中的那个虚幻的社会。人们对现实社会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充斥在他们头脑里的都是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人们的精神世界最终都融入到文人构建起来的那个理想的世界去了。
通常人们都会把美国的革命当做我们的革命的起因，不错，法国革命的确受到了美国革命很大的影响，不过在当时来说，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并没有法国本土的思想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大。就在欧洲的其他国家还在把美国革命当做一件非常新奇的事情的时候，法国人就已经对它很熟悉了，在这里它更加丰满和使人惊叹。在欧洲人们好奇它，在法国人们则相信它。好像美国人只是实践了我们的文人的想法，把那种理想搬到了现实当中，就跟费内隆[1]12一下子在塞朗特现身了一样。
由文人来向人民传授政治知识，这在历史上来说也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或许正是这样一种状况，才最终确定了法国革命自身的性质，并且让法国在革命之后成为了现在我们见到的样子。推动这场革命的民众不单从文人那里获得了理论，也获得了他们的精神和情感。在很长时间里，所有的民众都接受了他们思想的熏陶，没有其他的人对民众进行指导，民众对实际行动也全不知晓。所以在研究这些文人的著作时，他们就自然学到了文人们的个性、情感、价值观甚至是个人的嗜好，当民众们最后付诸实践的时候，终于把他们从文学中学到的习惯都带到了政治当中。
钻研法国革命史的人可以发现，大革命进行的本身就依照着一种原则，即大量的讨论治理国家的抽象作品中共同遵循的原则：对普适的思想、整体的立法结构和绝对对称的法律的共同偏爱；对目前存在的事物的共同敌视；对于思想的共同的依赖；对政府当中新奇、巧妙、特别的事物的共同兴趣；对于遵守理性的规则、按照统一的计划，完全而突然地改变体制，并不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共同的期望。这种现象是多么的可怕！因为有一些在文人那里被称为美好品德的事物，到了政治家那里却变成了恶魔；有一些在作品中是美景的事物，却有可能引发浩浩****的改革。
在那个时期，文人们的词句甚至渗透到了政治的语言当中。那些文人常用的普遍的词语组合、难以理解的术语、只注重形式的词汇和句子，充斥在政治场合的语言中。政治风潮利用了这样的文学习气，并使它融入到了各个阶级当中，即便融入最底层的阶级也没有费什么力气。在大革命之前很早的时候，路易十六的敕令就时常会提到自然法和人权这样的词语。我看到农民们在状子中管邻居叫同胞，管总督叫敬爱的行政官，管本区教堂的神父叫祭坛圣使，管上帝叫无上的主宰。要是这些农民知道怎么拼写的话，估计他们也能成为很有实力的文人了。
法兰西原有的性情跟这些新鲜的性情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这导致有些人常常把那些特别的熏陶所带来的东西混淆为本性。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在这60年里我们推崇普适的理论，推崇完整的系统，推崇浮夸，这些习性跟我们民族所拥有的那种稍微有些夸张的法兰西精神的本性是有关系的，似乎这种本性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当中，直到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才突然表现了出来。
我们保留了从文学那里得来的习惯，但是对于文学的那种深沉的热情却差不多消失殆尽了，这一点很让人奇怪。当我参加公众生活的时候，我发现人们连18世纪时候的书都不怎么去看，更别说其他时代的书了，而且他们非常轻视那些文人。不过让我感到诧异的是，那些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从文学精神当中展示出来的一些重要的缺点，却完完整整地留存在了他们身上。
[1]18世纪学者，主要研究政治和社会问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