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法国人中，不信教的倾向是怎么成为占据优势的热情的，它对大革命的特异性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16世纪的时候，探索问题的欲望促使人们去分辨各种基督教习俗的合理性，自从发生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就不断有更加有探索精神、更加勇敢的精英出现，他们对所有的基督教习俗进行质疑甚至摒弃。在路德的那个时期，这样的精神让几百万的天主教徒在同一时间离开了天主教，继异端教徒的出现，又产生了不信教的风尚，每一年都会有一批基督教徒离开基督教。
在18世纪的整个欧洲，基督教已经失去了相当多的权势，不过在多数的国家里，人们虽然离开了基督教，但是并没有对它进行强有力的攻击，这让那些离开基督教的人有些遗憾。不信教的思潮在国王和有学问的人当中流传开来，不过在中产阶级和民众当中传播得还不是十分广泛，一些人只把它当成一件感兴趣的事情，并没有达成普遍的认同。1787年，弥拉伯这样说：“有这样一种有失偏颇的看法在德国流传着，就是无神论者在普鲁士各邦遍地都是。而真正的现象是，就算有一些自由的思想家在那里，民众们还是融入到宗教当中，就像那些对宗教最忠诚的地方的人一样，其中不乏最热情的宗教分子。”他还表示，有一点让他感到非常遗憾，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允许天主教的教士们成家，更不允许已经结了婚的教士们获得他们在职位上的薪水。弥拉伯还说：“我们觉得（准许教士们成家）这个政策是不会愧对这位伟大的人物的。”在其他所有地方的不信教思想，都没有变成一种广泛而有力、有限制但也不压抑的热情，只有法国例外。
一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正在法国进行着。在其他的那些时期里，人们都曾经对当时的宗教进行强烈的抨击，不过人们在抨击宗教时的那种热情都是来自于对新宗教的忠诚。只有在基督教即将代替古时候那些虚伪而讨人厌的宗教的时候，才出现了很多极端的对抗者，在那之前，宗教都是悄无声息地消亡在质疑和漠然当中，宗教就是这样衰亡的。法国的民众带着满腔的愤怒去抨击基督教，但是并没有尝试用另外的宗教来代替基督教。人们执着而又狂热地想要把之前充盈在心灵里的信仰摒弃，但是最终使得心灵空空如也。不少人都怀着满腔的热情投身于这件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当中。绝对的不信教是不符合人类的本性的，因为那样会让心灵沉浸在折磨之中，不过民众们好像对此很有兴趣。不信教从来都只是让人出现萎顿的状态，而这一次却产生了热情和传播的力量。
一些打算否决基督教教义的文人聚集在了一起，不过这又好像说明不了这件事情的特异性：为什么这些文人的观点都偏向这一边而不偏向那一边？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持有相反的观点？还有，为什么他们可以超越所有他们的前辈，让民众们愿意顺从他们，接受他们的观点？能够说明文人们从事的这项事业以及取得成功的原因的，只有那些文人们身处的那个时期以及国家方面的非常特别的缘由。伏尔泰的思想很早之前就出现了，但是在18世纪的法国，伏尔泰才真正占据了主导地位。
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理由说教会在法国比在别的国家更应该受到抨击，而法国教会里掺杂的弊端和罪孽恰恰比多数的天主教国家都要少一些，跟以前或者跟别的国家相比较，法国教会的限制要少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在宗教情况，而一定要在社会状态中去找寻出现这个现象的特别的原因。
要想理解这一点，就一定要记住我在前面的一章中所论述的观点：政府的所有过错引发的政治上的反对观点，如果无法公开表达出来的话，那就只能是隐藏在文学里面，而文人们业已变成以覆灭国家的所有社会政治体制为宗旨的庞大政党的真正意义上的领导。
只要认准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所指向的目标就发生了变化。问题的关键不再是知晓那时候的教会作为宗教的一个部门可以犯下哪些罪恶，而是了解这场即将爆发的政治革命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教会的妨碍，作为革命的最重要的发起者的文人们又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教会的特别阻碍。
用来妨碍文人们想要在俗世的政府中推行的规则的，是教会用以管理自身的各种法则。教会利用的主要是习俗，而文人们则极端轻视在重视习俗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机制；教会崇奉那种位于个人理性之上的威严，而文人们只信奉个人理性；教会是基于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而文人则想要把所有的等级都融合到一起。这两边一定要相互认同，才能够和平相处，由于其本质是不一样的，治理宗教和治理社会不能采用相同的法则。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当时教会体制就是国家体制的靠山和榜样，要想改变国家体制，就一定要把教会体制毁灭掉。
另外，那个时候教会自身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势力，虽然它对人的压制并不是最严重的，但是在所有的政治势力中它是最让人憎恶的。其原因就是教会进入政治势力与教会的职责和本质是完全相悖的，而它进入之后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虽然它抵制其他地方的罪孽，但是却让政治势力中的罪孽变得神圣，而且还利用它本身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性来遮盖罪孽，就好像要让政治势力和教会共同永远存在下去一样。对教会进行攻讦，必定会引发民众的**。
不过文人们先以教会为攻击对象除了那些通常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或者说是个人方面的原因。在政府部门当中，教会正好就是跟他们关系最密切，也是他们最直接面对的一个机构。文人们在其他的权力方面只是偶尔有些感触，而这方面权力的直接职责就是监督他们的思想倾向，检查和管制他们的著作，并且每天和他们作对。文人们在对抗教会、保护人类自由主张的同时，也在为他们自己的权利抗争，这次革命的切入点就是打破他们最贴身的束缚。
另外他们认为，其实也的确是这样，在他们所要攻击的这个庞然大物当中，教会是其中最明显、最薄弱的一环。世俗君主的权力强大起来，教会的权力就变得弱了下去。教会曾经在某些时期高于王权，之后又跟王权处于平等地位，最后则要受到王权的保护。君王和教会之间做了一笔生意：君王在物质上为教会提供保障，教会则在思想上为君王提供支持；君王让子民们遵循教会的规定，教会则让信徒们听从君王的指令。在革命即将爆发的时候，这样的交换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在信仰而不是在制度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权力来说，这样的做法从来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虽然法国的国王还是把自己当做教会的长子，但是他们很不在意对教会应尽的责任，当他们保护自己的政府的时候，那种热情远远超过了在护卫教会时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他们自然不会容许人们近身攻击教会，但是默许人们用标枪在远处对它进行投掷攻击。
那时候教会对自己的对手的压制并不彻底，这样使得对手们的势力不但没有变小，反而变得强大起来。在一些情况下对文人进行制约可以防止思想的滋生和蔓延，而有的时候则会加快这个过程。而当时对出版领域施行的那种警察似的压制制度，无论怎么样都会让文人们的势力快速成长起来。
文人们在遭受压迫的时候只会产生怨言，而不会产生恐惧，他们受得了那种能够让他们奋发的摧残，却受不了那种能将人压垮的束缚。对文人们提起的诉讼差不多都是拖延、混乱、没有结尾的，就好像这并不是为了要求他们不再写作，而是在激起他们写作的意愿。完全的自由出版的权力，也许反而对教会的伤害更小一些。
1768年，狄德罗给大卫·休谟写信说：“你说相对于你们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我们的严厉更便于思想的发展。霍尔巴赫、艾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并不赞成你的观点[1]。”不过还是这个苏格兰人说得有道理。他生活在自由的国度，在这方面他有体会。狄德罗从文人的角度看问题，休谟则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当我把第一个碰到的美国人拦下来，提问他宗教对于法律的稳固和社会秩序有没有好处的时候，他都会不假思索地说，没有宗教的话，文明社会尤其是自由的社会就不会存在。按照他的观点，宗教是国家安定和个人安宁的最理想的依靠。就算对治理国家这门学科知道最少的人，对此也十分明白。不过美国可以说是所有国家中，对18世纪的哲学家在政治上的各种最具有挑战性的理论运用得最多的国家。虽然没有对出版自由的制约，但是只有那些否定宗教的理论没有在美国出现过。
在英国人那里也是同样的状况。这种无神论的哲学在多半的法国哲学家出生之前，就已经在他们中间流传了。就像博林布鲁克[2]教授出了伏尔泰，英国一直都有无神论的有代表性的名人，他们活动于整个18世纪的时期内，那些思想深邃的文人和思想家们承担起了这个责任。而因为那些对革命还有质疑和恐惧的人全都赶着去挽救那顽固的信仰，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让它取得在法国那样的胜利。即使是他们里面觉得法国哲学家的理论很正确，并深深陷入法国社会当中的人，也不愿涉身到那样的险境当中。跟自由的民族之前所出现的现象一样，那些势力大的政党觉得还是把自己的行为跟教会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比较有好处，比如博林布鲁克自己就和主教站在了一条战线上。教士们受到这样的楷模的鼓舞，就从来不会觉得孤单，他们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拼搏斗争。虽然英国教会的结构中存在问题，里面有很多缺陷和弊端，但是在面对攻击的时候，它成功地坚持了下来，一些文人和演说家加入到了教会阶级当中，并尽自己的力量去维护基督教。通过探讨和辩驳，那些否定基督教的思想最后遭到了社会的摒弃，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
不过为什么要在别的国家，而不在法国寻找证明事例呢？现在哪里还有法国人愿意去写狄德罗或者艾尔维修那样的书？又哪里还有人想要去看这样的书？我甚至还想说，还有什么人能知道那些书的名字？我们在这60年时间里参加社会生活所得到的并不充足的体验，就完全可以让我们对那种危险的文学产生排斥心理。
我们可以看到，伴随各个阶层在严酷的革命中学习到的经验，崇奉宗教已经在民众的所有阶层当中重新取得了信任。在1789年之前，最抗拒宗教的就是旧的贵族阶级，但是在1793年之后，他们就成为了最为忠诚的阶级。他们是第一个卷入其中的，也是第一个回归到宗教的。资产阶级在成功之后也觉得自己受到了冲击，便开始向宗教倾斜。那些在革命当中会失去一些东西的人，慢慢地接受了对宗教的崇奉，而伴随着害怕革命的情绪的产生，无神论不见了，又或者是隐藏起来了。
旧的体制终结时候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在人类重大事情上的尝试已经全部被我们忘记了，对于宗教在治理国家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一概不知，所以无神论最先出现在了这样的人的思想中：他们在保障社会运行和驯服民众方面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和最急切的欲望。他们不但热衷于无神论，甚至无知地向外扩散，他们把不信教当成平淡生活中的调味剂。
之前法国教会中出现了很多有名的演讲家，但是现在却被那些因为和教会休戚相关而应该对教会有所支援的人抛弃，所以他们就不再说话了。民众们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教会可以对它自己的信仰进行抨击，只要留给它金钱和地位。
反基督教的人们大声呼喊着，而崇奉基督教的人则没有任何表示，这种现象从那个时期开始我们就总是遇到，这里面不光有宗教问题，还牵涉到了其他的一切问题。维持着原来的信仰的人担心对宗教虔诚的人只剩下自己，害怕自己是孤单的甚至是错误的，于是转而站到了大众这一边，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那个时候不过是属于某些民众的思想，就变成了好像是全部民众的意愿。在之后的日子里，在那些制造出这种假象的人的心目中，这样的思想是不可阻挡的。
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那些宗教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威望了，这一点可以说是对整个法国的影响最大的，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法国革命的特殊性。法国革命在人们的眼中极端可恶，也主要是来自这里。在我努力分辨无神论运动给法国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的时候，我觉得相对于无神论让人腐朽或者品格低下的评价，还是说它让人精神错乱更贴切一些，因为它促使人们做出了那么奇怪的偏激举动。
在宗教抛弃了灵魂的时候，并不会像通常那样出现让心灵空**无所依的状况，而是让心灵在那一刻充斥着情绪和意志，补充了原来宗教所占有的空间，让心灵暂时不会沉沦下去。
虽然我们觉得参加大革命的法国人在宗教方面不如我们忠诚，但是他们还保留着某种我们不具备而值得赞扬的信仰，就是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他们信仰人类可能具有的完美特性和力量，忠诚于人类的荣誉，并信任人类的美好品格。这种充满自豪感的信心被他们转化成自身的力量。虽然这种信心经常会引发过错，但是民众们没有它的话就会受到压迫。他们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责任，那就是改变这个社会，给人类一个新的面貌。这种欲望和**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产生了一些宗教所能带来的显著的影响。它让人远离自私自利的思想，热衷于楷模效应和忠诚，让民众变得胸怀宽广，不纠结于个人的小小得失。
通过对历史的深入了解，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革命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人从一开始就展示出了身上所具备的对祖国的忠诚、宽广的心胸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在大革命的过程中，法兰西民族暴露出了最主要的缺陷，不过也展示出了年轻人的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经验的欠缺和心胸的宽广。不过那个时候无神论对公共社会却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害。
之前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爆发的伟大的政治革命当中有一多半，其参与者在攻击现行法律的同时还保留着对信仰的崇敬。而且在多半的宗教改革当中，那些对宗教进行攻击的人从来没有尝试去一下子改变全部政权的特点和秩序，完全推翻原有的政府制度。因此即使在最为严重的社会变革当中，也有一个基本点始终是固定的。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这里，宗教法则和社会法律同时被推翻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状态：不知道可以依靠什么，不知道哪里可以停顿，革命者们就好像是一个完全没见过的种族，他们从勇士发展成了疯子，所有新奇的东西他们都不再觉得奇怪，他们看不起小心谨慎，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去实施某个决定。可不要把这些新新人类看成是短暂的、偶然的、转眼就会消失的发明，他们从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种群，传播到世界上所有拥有人类文明的地方，一代一代流传下去，不管哪里都维持着那同样的脸庞、热情和特性。我们初到人世的时候就已经见到了这个种群，现在它仍然在我们面前存在着。
[1]这句话中提到的四个人，除絮亚尔之外都是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絮亚尔是记者兼作家。——译者注
[2]18世纪英国哲学家、政治家，是托利党的领袖之一，曾与伏尔泰有过交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