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个性化社会的来临，暴力场景也不能一成不变。自18、19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所有西方国家里，尽管侵财的犯罪（偷盗、入室行窃）以及欺诈罪（诈骗）一直多于侵犯人身的犯罪，但恶性犯罪仍然层出不穷。在此有必要谈谈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在1963—1976年期间的法国，持械抢劫案件上升了35倍；在1967—1976年期间，暴力盗窃案件上升了5倍多，持械抢劫案上升20多倍。诚然，自1975年以来，这类犯罪似乎达到一个平衡点，并且只从数字上已看不出有什么惊人的增长。总之，城市暴力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武装袭击。?
个性化进程虽然极大软化了习俗，但反过来也加剧底层人的犯罪，助长了疯狂的行为，怂恿了暴力的使用并使之达到了极致。个人主义的解放，以及由日渐贫穷和生活需求所导致的现实生活的不稳定化，加剧了这类涉及利益的暴力行为，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类现象也是有局限性的，也即仅有少数人与这些侵犯有关。例如：在美国联邦首都，有7%的被捕罪犯在四年半的时间内曾四度入狱，人们推断这7%的人应该对这四年半时间内24%的严重恶性案件负责。
从前，黑帮总是和卖**、诈骗、军火和毒品贩卖有关，而如今，人们看到的是阵发性或者“非职业性”的犯罪。也就是说，暴力犯罪的作案者常不为警察机构所熟悉，并且与“环境”也没有任何的瓜葛。暴力犯罪在突破了通常的底线之后还会变本加厉，它失去了严格的界限，波及了青少年人群。在法国，每百名被指控犯有重罪的人中，就有18人是未成年人，有24%的持械抢劫和暴力盗窃罪犯不足20岁；1979年，美国有57%的盗窃犯不足25岁，五分之一的盗窃犯不足18岁。青少年犯罪不仅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暴力化程度也在增加。个性化进程普及了对青春的崇拜，在让成年人心平气和之余，也让年轻人变得冷酷无情，超级个人主义的逻辑让年轻人倾向于尽早、尽快实现自己的独立，实现精神上、物质上的独立，即便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
**裸的世界是稚嫩的，首先波及的是失去文化根基的人、少数种族人、移民者以及出身移民家庭的年轻人。个人主义模式倡导活得精彩与惬意，受此影响，以温顺为特点的“殖民地”居民便不再低三下四，他的身份认同体系被瓦解，他在暴力中迷失自我。由此看来，消费秩序极大地裂解了传统的结构与特性，这是殖民种族主义秩序无法做到的。个性化进程摧毁了个性，在花园边，绽放的是平和与自恋；在院子旁，勃发的是暴力与疯狂。享乐主义社会与一个变了味的荣誉和复仇的社会相互交织在一起，并在无意中制造出一个暴躁易怒的复合体。在肤色和文化上受到排斥的年轻人的暴力是一种综合性的产物，它源自传统的抑制与个性化的解放之间发生的碰撞，源自少数族群聚集区、失业、游手好闲、敌视的或种族主义的冷漠等日常现实与建立在个人主义欲念之上的体制之间的碰撞。冷漠逻辑以各种方式继续发挥着已绵延数世纪的排斥和贬逐功能，但不再是通过剥削，不再是通过强加西方规范来进行异化，而是通过暴力。
1975年，外国人只占法国人口的8%，但他们却制造出26%的暴力盗窃案、23%的殴斗和伤害案、20%的杀人案、27%的强奸案以及26%的非法持械罪。1980年，在马赛，有32%的斗殴和伤害罪以及50%的暴力盗窃案都是外国年轻人所为，其中最多的是马格里布人。不过，出生于移民家庭的青年人，由于本人具有法国国籍，因而并没有出现在这些统计数据中，但却肯定被计入法国犯罪率统计数据中，这样一来，在各个混居群体中，移民及其子女群体的暴力行为占比自然是最为醒目的，但他们实际所占的比例，则不是一个肆意怀疑、逮捕和宣判“外国人”的警察局或司法部门独家就能说清楚的。在美国，暴力是屡见不鲜的，每27秒便有一起暴力行径，人们普遍认为，黑人在暴力犯罪中有着不寻常的表现，他们既是侵犯者也是受害者。事实上，大部分的暴力行为是发生在同肤色的人之间。例如：发生在黑人之间的暴力行为要多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暴力行为。24—34岁的黑人中，被杀成为死亡的第一原因，而在同年龄段的白人中，交通事故是死亡的第一原因。黑人遭杀戮的危险要比白人高六倍。例如：在1978年，每10万黑人中被杀的人数达到78.1人，而白人只有12.2人，而且约有一半的凶手是黑人。暴力与文明化进程是背道而驰的，如今的暴力逐渐成为边缘群体的专利，成为“少数族群”的问题，但不能将有色人种的暴力看作一种古老的习俗，或是某种形式的反叛；暴力是后现代的社会裂变以及不稳定化扩大的极端表现，它表明非社会化和犬儒主义达到极致，暴力的发生与原则、规约以及自控的土崩瓦解有关，它是对冷漠秩序最直白的反应。
匪帮的混乱或蜕变表现在犯罪的“质量”上。职业流氓组织结构严密，精于算计损益比例并注意保留不在场证据，而时下的一些新型犯罪则常是心血**之作，缺乏对于环境、背景、警报装置的了解，大多是一些罪行极端严重却只为蝇头小利之举。仅一天便有五六起持械抢劫，而每次只有微不足道的斩获，风险与受益、目的和极端的手段之间不成比例，这就是这种犯罪的特征，它没有策划、没有志向，更没有想象力。旨在增加个人责任感的个性化进程，实际上却助长了这类反常、难以理喻的，甚至是藐视现实规则的行径。[169]在盛行的自恋主义及其衍生物的支配下，依照怂恿的逻辑，现实蜕变成虚幻的景致，成为没有景深的展览橱窗。现实的结果便是人们远离了伟大的社会目标，不再追求卓越。新自恋主义是一种浮躁的个性，它既无章法也无意志，多变和易感性是其主要特征。由此可见，绝望、没有规划、没有理由、**裸的暴力，呈现出的是一幅没有未来的市井图，它所推崇的只是“立刻拥有一切”；暴力与冷酷、自恋的秩序并不矛盾，它是对二者的一种激烈的表达，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实体化，一样的不稳定化，个人主义的发展便是“职业”和抱负的没落。同样，冷血的发展也是自我控制的没落，当年轻的美国黑手党成员四下乱窜之时，“不声张的规矩”也被悄然打破了，由此出现一种非常后现代的混合物：沉着冷静的年轻持械抢劫者。与非实体化相伴而来的是颓废和不稳定，这种情形随处可见。现代暴力和往日残酷的世界不可同日而语，神经质成了现代暴力的主要特性，这不仅表现在持械抢劫者身上，也表现在廉租房区域内的罪犯身上，这些都是受居心叵测的人煽动的躁狂型的疯子，在警察队伍中也是如此，近年来由“失误”所导致的层出不穷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也证实了这点。
无事生非型的犯罪肯定也不鲜见。之前也有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犯下卑劣罪行的人，19世纪末期，就有劫道的犯罪，将迷途的民众殴打一顿或者将其丢入城堡的地沟中。[170]这些暴力与月黑风高、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犯罪有着必然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正在解体，如今类似的犯罪在大白天的闹市区明目张胆地上演着，它不在乎被人知晓，也不顾忌时间和地点，似乎是为了凑我们一览无余的色情时代的热闹。和普遍的不稳定化一样，暴力也脱离了现实原则，风险及谨慎的标准变得模糊了，这加速了这类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的犯罪的蔓延。
暴力犯罪并非这**裸的世界唯一的一面。较少耸人听闻也非轰动性独家新闻的自杀现象，构成这**裸世界的另一面，或可以说这是内心化的一面，但它却受到与暴力同样的逻辑和升级规律的支配。或许，涌动的自杀大潮并不是后现代性的特征，但实际上，整个19世纪，欧洲的自杀率一直在不断地攀升。自1826年至1899年，法国自杀人数上升了5倍，自杀比例从每10万人5.6人上升到23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自杀率达到了26.2人。涂尔干（Durkheim）对此所做的精确分析表明，因为当时的个人主义者感到空前的失落，所以自杀形势变得愈发严重。自杀在原始或蒙昧社会里曾是整体主义的荣誉法则所规定的一种强烈的社会同化行为，但在个人主义社会则变成了一种“自私的”举动，自杀迅速蔓延的态势在涂尔干看来只是一种病理、暂时的但真实的现象，[171]但这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本质造成的，它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赖以形成的各种特定条件的产物。
自杀率曲线的变化在某个阶段证实了涂尔干的“乐观主义”观点，毕竟20世纪初极高的自杀率在1926—1930年期间下降到19.2人，在60年代又降至15.4人。依据这些数据，人们自然就会认为现代社会是“平静的”和平衡的社会。[172]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注意到自1977年起，法国的自杀率在快速攀升，几乎达到了20世纪初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水平。除了自杀态势恶化之外，自杀未遂的数量也在增加，这一切都迫使人们去重新思考当今自杀现象的社会基因问题。尽管自杀死亡率有所下降，但企图自杀率却在明显升高，所有发达国家均普遍存在此类现象。人们估计每5—9例的企图自杀者中就有一例能自杀成功，在瑞典，每年有2000人自杀，但却有20000人企图自杀；在美国，每年有25000例自杀，另有20万人自杀未遂。1980年，法国有10500人自杀身亡，约有10万人自杀未遂。19世纪企图自杀者的数量和如今的数量不能相提并论，这点值得思考：一是因为彼时自毙方式是“高效”的，即采用自缢、溺亡和火器等手段，这三种自杀工具一直到1960年都是自杀者的首选工具；二是因为当时的医疗体系难以救助自杀者；最后便是自杀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相当高，这些人在面对死亡时态度最为坚决、最为果断。企图自杀人数空前，尽管自杀身亡的数量在下降，但自杀蔓延的势头并未结束。后现代社会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并用自恋的逻辑来改造追随者，这加剧了自我毁灭的势头，尽管这毁灭的强度有所弱化。这说明，和专制的时代相比，自恋时代更能诱发自杀。自杀并非由个人主义社会开创的先河，自杀所呈现出来的上升势头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企图自杀与自杀身亡的相关性在减弱，这不仅因为医疗急救技术的提高，也与毒药和药品被用作主要的自杀手段有关。对自杀行为（包括企图自杀）进行全面了解后便知，毒药、药品以及煤气这三者是首选的自杀手段，几乎有五分之一的自杀者曾用过这些手段。和人际交往一样，自杀也变得柔和起来，表现在要少流血和少痛苦，但自我摧毁的暴力并未消失，它就是这些不张扬的自杀手段。人们或许可以说，自杀助长了冷漠的秩序。
企图自杀的增加还因为自杀人口的年轻化，自杀犹如是恶性犯罪或**裸的暴力，因此与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关联性。个性化进程培育出了一种越来越难以应对现实考验的个性，脆弱和懦弱盛行，而这基本上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因为他们是最迷茫的、最缺乏社会根基的人。专制的、一成不变的教育制度框架，让个人主义自我摧毁的功能在年轻人身上有着相对多的保留，他们直接承受着自恋的非实体化，他们完美呈现着个人非稳定的、分裂的以及受社会排斥的特征，这是由于过度保护和孤寂造成的，他们就这样沦为了潜在的自杀者。在美国，15—24岁的年轻人的自杀率是按照十年翻番、二十年翻三番的速率在递增着。在从前自杀频率最高的季节里，自杀率一直在逐渐降低，但在年轻群体中，自杀率却在不停地增加着，如在美国，自杀已成为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位列汽车事故之后。与自我毁灭在日本极为恐怖的攀升势头相比，我们的这一切或许只是个开始；另一个耸人听闻的事实是5—14岁的儿童也在大量自杀，自杀儿童数量从1965年的56人上升到1975年的100人，再到1980年的265人。
巴比妥类药物的使用以及众多的自杀未遂案例表明，自杀已经步入“大众化”的年代，步入普及化和便捷化时代，自杀犹如颓废和疲倦一般常见。自杀依附于一种不确定的进程，其中生的欲望与死的欲望相互交织，此起彼伏，飘忽不定，几乎时刻萦绕心头。很多的自杀者学习药剂知识并希望借助药品来自行了断；自杀不再是极端的行为，在个人的和社会的界定标准钝化之际，在现实本身被空洞化并失去了实质之际，在现实被看作规划好的曲目之际，此时的自杀也就变得梦幻起来。这种忽然而至的自杀念头只是新自恋主义自我摧毁以及意志虚无化的一个方面。由于自恋主义甚嚣尘上，因此自杀更多源自一种自发的消沉，一种短暂的颓废不振，而非确切的对生存的绝望。令人奇怪的是，自杀可以在没有死的欲望下发生，这有点像发生在邻里之间的犯罪，杀人并非出于杀死对方的目的，而是为了摆脱噪声的污染。后现代的自杀，没有了死亡的欲念，就像持械抢劫者在慌乱中乱开枪一样；人们尝试去终结自己的生命，或许为的是一句不愉快的话，这和在电影院中为争座位而杀人是一个道理。由此，自杀是一种没有斟酌、没有确切意图的暴力，一种在瞬间走向极端的暴力，这是个性化进程冷漠逻辑与**裸暴力之间的因果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