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处于个性化进程绝对支配之下时，文明化进程又会如何呢？尽管威胁和暴力层出不穷，但消费和交流仍继续着由国家和个人主义逻辑所开创的事业。犯罪率统计也就是从这意义出发的，尽管它并不完善；在中长期内，杀人率仍将相对的稳定，甚至在杀人率异常高升的美国，在1930年，这个比率不过每10万人有9人被杀，到了1974年才突破到9.3人。在法国，官方公布的1876—1880年期间（不包括未被确认或者不明的“黑数字”）的杀人率为0.7人，在1972年为0.8人；在1900—1910年期间，巴黎的伤害致死率为3.4人；而在1963—1966年期间则为1.1人。消费时代倡导的是举止和睦，尤其要减少争吵和动拳脚，在塞纳省和北部省，在1875—1885年期间，因斗殴和伤害而被判刑的分别达到每10万人63起和110起；到了1975年，则分别为38起和56起。自工业化世纪起一直到近来，巴黎和其他省份一样，争吵在工人阶层里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荣誉感倾向性强的阶层，他们迷信暴力。甚至是妇女，如果路易斯·舍瓦里埃（L. Chevalier）[164]以及瓦里（Valès）和左拉（Zola）关于女性们的趣事和描述可信的话，那么，她们也是会毫不犹豫地用漫骂或动手来解决她们的争执。如今暴力现象从城市景象中大范围地消失了，暴力在如今的社会里变成了一种甚于死亡的禁忌。民众阶层放弃了传统的对暴力的美化，在行为上采用了一种冷漠的态度，这便是我们社会“资产阶级化”的真正的意义所在。纪律教育和个人自立都无法真正实现的东西，但个性化逻辑却可以实现，它通过促进交流和消费，通过推崇身体、平衡和健康，破除对英雄的膜拜，让害怕不再被视作耻辱，简而言之，通过建立新型的生活以及新型的价值观以全面完善个体的个人主义化，让公共生活退居其次，让人们不再为别人的利益操心。
越发关心自己，个体们却心安理得，这并非出于伦理，而是出于个人主义的超级自为，在鼓噪福利和自我完善的社会里，个体们明显都很在意保养自己、自我评估，他们沉湎于旅游、音乐以及表达身体对抗情形的运动。人们对暴力行为普遍怀有一种深层次的厌恶，这是信息化的享乐主义在社会现实中膨胀的结果，那里充斥着的是汽车、媒体和消遣娱乐。这便是消费和信息的时代，它导致了类似酗酒的咖啡礼仪的没落，正如阿利埃斯（Ariès）[165]所言，咖啡馆作为一个新型的男**际场合，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但同时它也是宣泄暴力的一个好场所，在20世纪初，有一半的违法行为都是源自斗殴和伤害，且起因都是亢奋滋事。通过传媒和消费品将个体们分散开来，通过消费方式的发展让人不再眷顾咖啡（尤其是法国），个性化进程温和地摧毁了造成暴力犯罪高发的诸多男**际规则。
而与此同时，由于消费社会进一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的中性化，导致了冷对命运、冷对他人评判的风气蔓延开来。个体放弃暴力不仅因为出现一些新型的个人财富和目标，还因为他人被空泛化了，成了无足轻重的“跑龙套的角色”[166]，他人就是一个住在自家附近的人，是住同一层楼的邻居或是一位同事。这是缩水了的人际关系，其中只有对个人主义或自恋主义的超级关注，成因便是暴力冲动的衰退。在一种冷漠的新型的他人出现的同时，人际关系也在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并最终形成了交流的和心理的价值观。这便是自恋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悖论，也即对于他人的关心和兴趣越来越少，然而对交流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不要咄咄逼人，但要理解他人。心情舒畅与冷待他人如今是齐头并进的，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又怎能不消退呢？
人际心理上的暴力也不可避免地衰退了，言辞上的暴力同样也受到来自自恋主义的冲击。一些带有社会意义的谩骂和18世纪的一些脏话（无赖、脏猪、饿死鬼、垃圾）依旧常见，但内容却让位给了一些更具“个人特征的”且常与性有关的辱骂。朝某人脸上吐唾沫或者在路过时吐口水等侮辱性的现象消失了，因为这与讲究卫生的冷漠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寻常方式的辱骂变得司空见惯了，但它失去了刺激性的内涵，也不再有侮辱他人的故意，而是一种没有动武意图的莫名的冲动，正是由此，这类辱骂很少有引发肢体冲突的结果。一个驾车人对另一个冒失鬼司机的斥骂，丝毫没有污损的意思，而这个被骂的人也完全没觉得有什么。在一个自恋时代，言语上的暴力也空泛化了，它甚至不再有人际的意义内涵，它变得冷冰冰的，既无目标也无意义，它是冲动、神经质、非社会化的暴力。
个性化进程是产生这种普遍的和睦态势的一种机制；儿童、妇女以及动物不再像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那样是暴力的传统目标。后现代的**所推崇的对话、参与以及倾听主观诉求等得到了系统的提升，这成为行为端正的根源，它在纲纪森严时代得到了继续甚而得到了强化，然而森严纲纪却被教育体系抛弃了。在父母不再自视为子女们的学习榜样之际，以相互沟通和人际关系心理化为基础的教育模式才能得以推行，体罚由此才能得以绝迹。个性化进程淡化了一切权威者的形象，削弱了专制、冷酷、窒息天赋的“榜样”原则，最终让教育理念产生了改变，自恋的非实体化让小家庭感到无可奈何，感到教育权被剥夺、被舍弃。昨天还有着育人和灌输规范等积极意义的体罚，如今却是让父母感到羞愧的与子女沟通的失败，是对失去权威而感到沮丧的一种无法控制的歇斯底里。
妇女运动如火如荼，反响热烈。随着男性暴力大范围地减少，男性气概不再等同于孔武有力，女性不再等同于逆来顺受，在这样一个“性别模糊”的时代，暴力已经失去了效用。自古以来便有按性别划分来界定行为的法则，男性暴力承载并体现着这一法则，但由于对男性和女性已经没有了严格的定义，没有了明确的界定，男权至上的模式便遭到了各方的唾弃，因此，这种法则在个性化进程的大潮下也就没有了市场，靠肌肉发达确立权威的原则让位给了对自主支配、心灵对话以及无拘无束的生活的憧憬。在法国仍然存在着强奸问题，1978年有1600起强奸案件（每10万人中有3起），但实际数量大概接近8000起，而在美国，则有超过6万起强奸案，这创造了一项新的犯罪率纪录，即每10万人有29起。在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强奸案数量也在日益增长。然而，人们无法确定这种增长是性侵犯真的增加了，还是被强奸妇女更有勇气站出来揭发的缘故，如在瑞典，强奸案数量在四分之一世纪里翻了一番还多，而在美国，强奸案数量从1957年到1978年增加了四倍。但从一个世纪的跨度来看，结果则与此相反，性暴力出现了显著下降，如法国的强奸案数量是1870年的五分之一。[167]尽管性暴力只是相对泛滥，但冷漠的个性化进程仍旧在继续着，以便让男性的行为变得更规矩，强奸案的回潮和减少同时出现在数量极为有限的人群中，一则因为这些强奸犯来自少数有色人种和弱势文化人群（在美国，有近一半的被捕者为黑人），再则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强奸犯是惯犯，至少在法国是如此。
最终，连对待动物的态度也被纳入到文明化的进程中。依据1850年和1898年颁布的法律，从理论上讲，可以对虐待动物的行为进行追究，但这些法律只是一些僵化的字眼，事实上，这种类型的残暴并没有受到异口同声的谴责。在19世纪的屠宰场，虐杀是极为平常的事情，看动物挣扎是工人们钟爱的一个娱乐节目，如“将火鸡放在烧得通红的铁板上看其跳舞，人们把关在笼子里而头却露在外的鸽子当靶子，朝其扔石块”[168]等。但共生一个世界让我们放弃了这种刺激，如今虐待牲畜已广为人所不齿，捕猎、袭扰、饲养环境恶劣甚至连一些科学实验都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抗议。从前自发形成的以折磨动物为乐的游戏，如今的孩子们从来没有玩过，这说明，人道化在孩子们身上体现得最为显著。当代的个人主义不再拘泥于对他者机械的认同，而后现代的个人主义特征便是扩大了认同的范围，即不再仅局限于对人的认同。有必要结合个体的心理化来看待这种复合式的认同，随着个体的个性化，原本泾渭分明的人与动物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动物所承受的一切苦痛，人类也感同身受，个体由此变得脆弱、惊诧和恐惧起来，并逐渐难以容忍动物所遭受的苦痛。自恋让个体变得柔弱且多愁善感，变得对外部世界更加敏感。不过，习俗的人道化与一个同样自成体系的冷漠是相伴随出现的，在夏季大移居时抛弃动物的浪潮便证明了这点。因此，也可以将这种人道化理解为面对痛苦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脆弱和新的无奈。
这种史无前例的社会纯洁化集中体现在1976年，当时有95%的法国人认为自己在上个月没有遭受到什么暴力。更为突出的是，被调查者们表示，在上个月，家庭中没有任何成员（87％）也没有任何与自己有来往的人（86％）受到某种形式的袭扰。新型暴力犯罪的出现以及在周末舞会和体育场内零星的斗殴现象烘托出这样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肢体冲突越来越少，它已经成为一种让人心伤的犯罪行为。尽管如此，但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如今的暴力行为要比不久前或世纪之初更普遍。人所共知的是，在所有发达国家里，不安全感正在滋长，在法国，80％的人口明显感到暴力发生率在上升，73％的人承认害怕夜间步行回家，有一半的人害怕在夜里驾车走小路。在欧洲，在美国，打击犯罪一直是公众第一关注的问题。鉴于犯罪行为和实际情况相脱节，那么，是否可以将这种不安全感看作一种幻觉，一种借助媒体推波助澜的权力策略，即在危机以及意识形态解体时期，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而故意散布虚假意识的策略。不过，这种“意识”是如何以及怎样被导入社会的呢？这与公民社会的巨变以及随后发生的对暴力态度上的转变并无什么瓜葛。事实上，不安全感的增强与各类犯罪行为无甚牵连，与毒化运动也没有关系。现实中的不安全感并非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不安、弱势的个体夸大一切风险的结果，他为自己的问题所困扰，对压制体系感到恼火，认为这体制是无效的或是“过于”宽松的，他习惯于被保护，且曾受过不明暴力的伤害，由此看来，日常的不安全感的实质是对后现代的非实体化感到焦虑的一种表达。自恋主义的出现与一种惯常的恐惧感是分不开的，它必要依托一个极度危险的外部世界才得以形成，而这危险的外界反过来又加重了个人主义的倾向，如戒备、冷待他人、自我封闭等；在大城市中，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晚上闭门不出，仰仗防盗门来获得庇护，只有6%的巴黎人在夜间听到呼救声时会出门干涉。
令人奇怪的是，由于暴力在文明社会中的衰减，对暴力的呈现反而愈发激烈了。如在电影院、剧场以及文学作品中，暴力情景竞相呈现，其中的恐怖和恣意妄为场景层出不穷，为塑造出逼真的让人不堪的暴力，“艺术”从未如此近距离专注于展现暴力的来龙去脉，如骨头碎裂、血滴喷溅、哀号、斩首、断肢、阉割等。与此同时，伴随冷漠社会而来的还有**裸的色情，映入眼帘的一种细致入微的使人瞠目的性暴力场景。这种为迎合性虐狂而出现的色情让人无法理解，也更为我们温和的社会所不齿；这类的呈现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争先恐后的局面，因此需要对之多加关注；**裸的色情既无法归因于冲动，也无法补偿遗憾，它不过是对后现代暴力内在本质的一种描述；由于不再有任何的道德法则约束，人们便可勇往直前、不畏曲折、坚持到底、精益求精，这种对暴力的高度写实主义，却只以晕眩和稍纵即逝的感受为目的。
在各领域中都有可能存在着色情进程，如性（色情、儿童卖**低龄化，在纽约市，有大约12000名年龄在16岁以下的男孩儿和女孩儿成了猎艳者的玩物）、信息（让人着迷的“直白”）、毒品（不菲的花费和剂量）、音响（高分贝）、“时尚”（朋克、光头党、皮革热）、音乐（摇滚）、体育（兴奋剂、过度训练、空手道运动热、女性健美运动以及肌肉崇拜）；情色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时尚，情色是冷漠秩序、非稳定化以及自恋非实体化的产物，一如衬托对立面的幽默效应，从逻辑上而言，这二者是一脉同源。由于重要的参照体系的消失，人们在行为和表征上虽然激进，却是空洞无物。这正好对应了超级个人主义的空虚，日常行为习惯和表达中都流露出这种极端的空虚取向。随处可见这一极端主义进程在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意义横飞的时代，话题沉重的内容处在风雨飘摇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追求特效、纯粹表演、竞相争宠、空虚泛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