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历史越来越难以描述。我就像一个专业的小提琴手，在三十五岁的时候突然有人给了我一架钢琴，并让我以此来谋生，因为钢琴也是“音乐”。我在一个领域学习的东西，却要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去实践。我被告知要按照事物既有秩序来看待一切，世界都是由王公贵族们来统治的，还有议员以及政府官员辅佐着。而且，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人们默认上帝是一切的当然主宰，人们必须虔诚尊崇他。
后来，战争爆发了。
旧秩序被彻底颠覆，皇帝和国王被废黜，掌权的大臣换成了不负什么责任的委员会。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大会下令，天国正式关闭了。一个已故的蹩脚作家，被官方正式宣布为古代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当然，这一切都不会长久，但却会让文明发展推迟几百年，到时候，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同时，我必须尽我所能，但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就说俄国的问题吧。我二十年前去过一次那里。那时我们所能看到的外国报纸，有四分之一的版面都被黑乎乎的脏东西所覆盖，这种黑东西叫做“鱼子酱”，是专门用来遮盖那些政府不想让忠诚的臣民们知晓的内容。
世界一般认为，这种监督管理是黑暗时代的无法忍受的遗留物。伟大的西方共和国的人们，保留了一些被“鱼子酱”处理过美国报纸，以此让国人知道，那些声名远扬的俄国人是多么的落后和野蛮。
不久，俄国大革命爆发了。
在过去七十五年时间里，俄国革命者一直标榜自己是贫穷、受压迫的阶级，根本没有任何自由。为了证明这点，他们指出，当局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报纸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然而，到了1918年，革命者掌了权，那又怎样呢？这些争取自由的胜利者取消了新闻审查了吗？绝对没有。他们查封了所有没有正面评价现在新主人的报刊杂志，他们把众多不幸的总编发配到了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他们比沙皇手下那些大臣和警察们，要不宽容一百倍。
幸运的是，我出生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中，人们真心地信仰米尔顿的那句格言，即“自由的最高形式就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良知自由地知悉、表达和辩论”。
“战争开始了！”就像电影中讲的一样。我看到《登山宝训》被当做支持德国的文件，不允许在全体国民中自由流传，而印刷出版这本书的编辑和印刷工人将面临着罚款和监禁。
看到这一切，放弃进一步研究历史似乎更明智一些，最好去从事短篇小说写作或房地产。
不过，这等于承认了失败。因此，我将坚持我的工作，并时常提醒自己，在一个管制良好的国家，每个体面的公民都应该享有表达和思考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他不影响他人的幸福与安宁，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违反法律规定。
当然，这会把我作为官方审查的对象而记录在案。在我看来，警察应该注意的是，某些报纸和杂志想利用色情内容来获取私利，而对于其它的，我想就让人们去出版他们想出版的东西去吧！
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改革者，而是作为一个不想浪费精力，熟悉过去五百年历史的现实者。过去五百年历史表明，对文化和言论的暴力镇压，从来就没有任何益处。
假如那些愚蠢行为仅囿于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里，并经受外界的剧烈碰撞，那就会和炸药一样危险。如果一个可怜的家伙只有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概念，恐怕吸引不了几个好奇的听众，通常，只会受到人们的嘲笑。
如果还是这个人，戴着手铐交给一个残酷而又目不识丁的治安官，拖进监狱，判处三十五年监禁，他就会成为同情对象，甚至最终被尊为烈士。
但是，最好要记住一件事情。
坏事业的“烈士”和正义事业的烈士一样多。坏事业的“烈士”通常诡计多端，人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因此，我想说，让他们尽管去说去写。如果他们说些好的事情，我们应该能知道，否则，他们会很快被忘记。希腊人似乎一直如此，而罗马人直到帝国时代才这样做。但是，一旦罗马军队的总司令变成皇帝般的、半神半人的人物，成了朱庇特的远房亲戚，远离尘世凡人，这一切也就变了。
含义模糊的“叛逆罪”，即“恶意侮辱圣上”的罪名出现了。这种罪不过是政治上的错误而已。从奥古斯汀时代到査士丁尼时期，很多人被投入了监狱，仅仅因为他们对统治者过于直言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不提及皇帝的话，罗马人也就没有了必须避讳的主题。
当世界落入了基督教会统治时期，这种幸福时光也走到了尽头。好与坏、正统与异端的界限在耶稣升天几年之前就已经划定。公元一世纪中期，圣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呆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以护身符和吉祥小饰物而闻名。他四处传教，驱除妖魔，他成功地让很多人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异教思想是错误的。作为一种忏悔，他们选了一个好天，聚集在一起，带着关于魔法的书籍，焚烧了大量的秘密咒符书。这些内容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中有记载。
然而，这是这群忏悔者完全自愿的行为，书中也没说，保罗企图禁止以弗所人看类似的书或拥有类似的书。
一个世纪之后，才采取这样的措施。
当时，一群在以弗所城参加会议的主教们下令，任何包含圣徒保罗生活细节的书籍都是禁书，信徒们不能阅读这方面的书籍。
在此后的二百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审查制度，因为没有什么书籍问世。
但是，在尼西亚会议以后，基督教会成了帝国的官方教会，对文字的审查也变成了教士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一些书籍被列为绝对禁止的，一些书籍被列为是危险的。教会向人们发出警告，如果他们阅读，则后果自负。直到最后，作者们发现，在书籍出版前，最好还是获得官方的同意，并逐渐形成一个规矩，作者们先把他们的书籍手稿送往当地教士，获得认可后，再印刷出版。
即使这样，一个作家也不能保证他的书籍能长存于世。一个教皇或许认为一本书无害，但他的继任者可能认为这本书亵渎神灵，抑或不检点。
然而，大体说来，这个办法倒也有效保护了作者，让他们免于与自己的羊皮纸作品一同化为灰烬。当时的书籍主要靠手抄，出版一套三卷图书需要整整五年时间。
约翰·古登堡的著名发明改变了所有这一切。
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一个有进取心的出版商，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能够生产四五百本书。仅在公元1453年到1500年间，呈现给西欧人和南欧人的不同版本书籍不少于四万册。而在此之前，只有某些藏书十分丰富的图书馆才能看到。
基督教会非常担心书籍这种出乎意料的增长速度。这些书对所有权威思想构成了直接威胁，因此，教会认为需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从源头上审查即将出版的图书，确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都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公布的有“犯禁内容”的图书越来越多，于是便产生了有名的“禁书目录”，它几乎和宗教裁判所一样臭名昭著。
但是，如果认为对印刷品监督管理的只有天主教会，也很不公平。有很多国家都害怕大量出现的印刷品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要求当地的出版商向审查官提交书稿，禁止他们印刷出版不带有官方许可标识的书籍。
但是，除了罗马以外，没有哪个地方今天还在沿用这种惯例。即便是在罗马，十六世纪中期以来，这个惯例也一直进行着重大修改，也不得不如此。出版界工作效率太高，发展迅速。就算是红衣主教最能干的委员会，也就是负责审查所有出版物的“书目委员会”，也因为书籍太多而无法应付。更不用说那些如洪水般涌现出来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不论一个人有多勤勉，也别指望在几千年里读完这些书籍，更不用说还有审查和分类。
但是，统治者强加给不幸民众的这种不宽容，却最终砸了他们自己的脚。几乎没有别的情况能这么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佗已经宣布，他反对对作家的迫害，认为这样做很愚蠢，等于是在为书籍做宣传，否则，也不会那么引起人们的关注。
禁书目录证明了这个说法。宗教改革刚刚获得成功，禁书目录就成了想全面了解当时全部文学情况的人的方便指南。还不止这些。在十七世纪，日耳曼和低地国家雄心勃勃的的出版商，都在罗马安排了耳目，他们的任务就是及时获取最新禁书目录。一旦得到，他们就会交给专门信使，信使就会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把这个值钱的信息告知他们的老板。紧接着，德意志和荷兰的印刷工厂就会着手工作，出版特版书，获取高额利润，并被职业书贩子偷运到禁止出版的地区。但是，能被偷运到国外的书籍还是很少的。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禁书目录直到最近才解除，压制政策在的结果在这些国家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这些国家的发展逐渐落后，其原因也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大学生们不但被剥夺了使用外国教科书的权利，更主要的是，他们不得不使用国内出版的、质量低劣的教科书。
更糟糕的是，禁书目录让人们不敢进行严肃的文学和科学研究活动。人们辛辛苦苦去写书，而到头来却被那些无能的审查官修改得支离破碎，或者被调查委员会的小职员弄得乱七八糟，谁也不愿见到这样的结局。
相反，他宁愿去钓鱼或在酒店玩多米诺牌来打发时间。
或者，他干脆在绝望中静静坐在下来，去写写《堂吉诃德》这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