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极为热切地向那些厌倦了现代小说的人们推荐伊拉斯莫斯，很多比较胆小的朋友写给这位学识渊博的人的信中，都有常见的警告：
“我听说，你想写关于路德争议的小册子”，有个长官写道，“希望你能够谨慎一些，因为你可能冒犯教皇，他可希望你好好的。”
另一个人写道，“有刚从剑桥回来的人告诉我，你要出版一本短文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引起皇帝不快，这样或许会惹来杀身之祸。”
伊拉斯莫斯需要考虑到的，一会儿是鲁汶主教，一会儿时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神学院的教职人员，一会儿是剑桥的神学教授。如果没考虑到他们，作者就会失去收入，或者失去必要的官方保护，甚至落入宗教裁判所的魔掌，遭到车裂而死。
现在，作为刑车的轮子已经成了博物馆里的东西，宗教裁判所也已经关门几百年，献身于文学的人也不再需要什么保护，“收入”这个词在历史学家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已不再提及。
不过，听说我要写一本“宽容史”，来自各方的另一种忠告信和建议信开始涌进我那与世隔绝的陋室。
“哈佛大学不让一个黑人住学生宿舍，在您将来出版的书中一定要提一下这个最让人遗憾的事实。”一位秘书说到。
或者，“马萨诸塞弗雷明汉当地的三K党，开始公开抵制一位自称是罗马天主教徒的水果商贩，您一定会在您的书中想说一说这件事情。”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无疑，他们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很愚蠢的，都应当受到谴责。然而，它们似乎不属于关于宽容的书的内容，只不过是恶劣的行为，缺乏体面的公共精神。它们与官方的不宽容形式存在很大不同。官方的不宽容通常与国家、教会的法律密切相连，这种不宽容让迫害善良公民成了一种神圣职责。
正如白芝浩所说，历史应该像伦勃朗的蚀刻版画一样，生动表现某些最优秀、最重要之处，让其他部分尽量隐去。
即使是在现代不宽容的一些愚蠢发作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迹象，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现在，很多以前被人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东西，或“总是如此”的东西，都成了激烈争论的内容。一些人常常为那些被前人看作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思想进行辩护。而且，他们还经常成功地跟某些让人生厌的群众心理作斗争。
本书应该短小一些。
我无法谈及一些成功典当商的势利行为，荣耀已经不在的北欧至上主义，偏远地区福音传道者的无知，农民教士和巴尔干法师的偏执。这些人心地善良，想法糟糕，却总是与我们在一起。
一旦没有了官方的支持，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太大害处，而在文明的国家里，他们完全没有害处。
个人不宽容是是一种讨厌的东西，它比麻疹、天花和长舌妇更能让社区鸡犬不宁。个人即使不宽容，也不能对人执行死刑。假如不宽容的个人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他就违法了，就应该由警察来管了。
个人即使不宽容，也没有监狱，也不能要求整个国家的人们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或者喝什么。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在所有正派民众中产生可怕的怨愤情绪，新的法令就成了一纸空文，甚至在哥伦比亚特区都无法实行。
简言之，个人不宽容，只能在自由社会大多数公民都对它不闻不问的情况下存在，再也走不远了。但是，政府不宽容则有巨大威力。
它不承认除了自己权力之外的任何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一旦胡来，无辜受害者将无处可诉。它不会听取任何辩解，而且还要求助神灵来支持其决定。它试图解释上帝意愿，似乎打开生存奥秘的钥匙，只属于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的那些人。
本书中“不宽容”一词都是指官方不宽容，如果我对个人不宽容没怎么关注的话，请对我耐心一些。
我不能一心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