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唐王朝的帝京长安，太极宫中到处闪耀着令人头晕目眩的白光。连日来，天子李渊一直感觉自己被灼人的热浪团团包裹着，不仅浑身乏力，而且心情烦躁。除此之外，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冲突似乎也在这时候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甚至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这一切，无不让李渊感到心烦意乱并且极度不安。
五月中旬，位于长安以北宜君县境内的避暑行宫——仁智宫竣工落成，李渊当即决定去仁智宫避暑散心，纾解一下连日来郁闷烦躁的心境。为此，他特意点了两个儿子的名：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让他们陪同前往，同时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负责处理日常政务。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兄弟仨待在一起，否则他们准得闹事！
李渊觉得自己的安排很合理。把这几个小子分开，自己或许就能在这林木幽深、风景宜人的仁智宫过一个安心而清凉的夏天了。
可李渊并不知道，他的銮驾刚刚出了长安，有两个东宫的军官随后就押着几车“物资”悄悄离开京城，一路向西北方向急行。他们是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车上装的是一大批崭新的盔甲。二人奉太子之命，准备将盔甲运往庆州（今甘肃庆阳县），交给都督杨文幹。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尔朱焕一行也走到了位于长安与庆州中途的豳州（今陕西彬县）。不知道为什么，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时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面举报，声称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幹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机发动兵变！
那一刻，李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并且满腹狐疑的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今甘肃宁县）赶赴仁智宫告发了太子。他的指控和尔朱焕、桥公山如出一辙。
这个杜凤举是什么角色，史书并无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和尔朱焕、桥公山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纵，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对太子李建成发出同样的指控。
面对接踵而来的控告，李渊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个理由，传令太子到仁智宫面圣。无论太子谋反是真是假，李渊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把他控制住。
接到天子手诏后，东宫立刻乱成了一锅粥。幕僚们开始七嘴八舌地献计：太子舍人徐师谟提议，干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师占了！詹事主簿赵弘智则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建议，他认为：太子应该贬损车服、摒弃随从，独自上山向皇帝请罪。
李建成思虑再三，最后听从了后者的建议，随即带着东宫属官前往仁智宫，在距行宫六十里外命随从们留下，仅带着十余个侍卫上山面圣。
一见到李渊，李建成立刻作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可李渊却一脸怒容，不为所动，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软禁起来，当晚只给了他一碗麦饭充饥，并命殿中监陈福严加看管。
控制了太子之后，李渊立刻命司农卿宇文颖驰赴庆州，召杨文幹前来面圣，决定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颖此行不但没有召来杨文幹，反而激起了他的兵变。
史书没有记载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幹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只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幹遂举兵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宇文颖“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实情还是谎言，但是却不妨设想一下：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幹才会不顾一切地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颖跟杨文幹说的是实情，亦即皇帝对谋反之事只是有所怀疑而并未确认，那么杨文幹绝对不可能起兵造反。因为这么做只能在客观上证实李建成的谋反之罪，让太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杨文幹是太子死党，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事实真相之前，杨文幹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里推。
由此可见，宇文颖说实话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么促使杨文幹孤注一掷的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宇文颖捏造了某种事实。也就是说，宇文颖很可能告诉杨文幹，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随时可能废黜，谋反行迹已经彻底败露，从而让杨文幹产生绝望心理，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悍然起兵。
如果我们的推论属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
就像尔朱焕等人控告太子的动机在史书中是一团迷雾一样，宇文颖诱使杨文幹起兵的动机同样隐藏在历史的背光处。然而，只要我们换个方式来提问，那么有关“太子谋反”和“杨文幹兵变”的真相很可能就会浮出水面。
刑侦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看看有谁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益，那么凶手最有可能是这个人。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太子涉嫌谋反的情况下，“杨文幹兵变”对谁最有利？进而言之，在尔朱焕、桥公山、杜凤举、宇文颖这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人背后，是否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切？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李渊面对杨文幹兵变是如何反应的。
六月二十四日，杨文幹兵变爆发。消息传到仁智宫，李渊勃然大怒，同时也感到极度的伤心和失望。因为杨文幹的行动等于承认了他与太子串通谋反的事实。联系此前尔朱焕等人的告发，整个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似乎没必要再寻找什么证据了，李渊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太子李建成！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渊的难过自不待言。废立太子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却是如何把叛乱消灭在萌芽状态。次日，李渊立刻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会同灵州（今宁夏灵武市）都督杨师道出兵讨伐杨文幹。
二十六日，也就是杨文幹起兵的第三天，李渊召见了李世民。
李渊首先询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杨文幹这个竖子，竟敢如此狂逆！儿臣以为，他很快就会被自己的部将所杀，即便不会，派遣一个普通将领也足以将他讨平。”
李渊摇了摇头，说：“不然。文幹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你应该亲自出征，回来后就立你为太子。但是，我不能效法隋文帝害死自己的儿子，所以，应该给建成留条后路，封他为蜀王。蜀地狭小，蜀兵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要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从，你要制伏他也易如反掌。”
既然李渊因杨文幹兵变而下定了废黜太子、改立秦王的决心，那么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最大的获益者就站在我们面前了。换言之，这起事件嫌疑最大的幕后推手，无疑就是这些年来一心想要夺嫡的秦王李世民！
要验证这个结论是否站得住脚，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考量，那就是：李建成是否真的要谋反？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虽然太子与秦王的矛盾由来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李建成的储君地位始终是稳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渊出于“立嫡以长”的原则和政治稳定的考虑，不可能像当年的隋文帝杨坚那样随意废立太子。
事实上，当秦王势强、太子势弱的时候，李渊也始终站在抑制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场上，否则也不会在刘黑闼起兵、河北告急时迟迟不愿起用李世民，更不会在刘黑闼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时全力支持李建成挂帅出征、建立战功。而李建成讨平刘黑闼之后，声望显著提升，势力有所增强，储君地位也随之巩固，根本无须担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史书记载，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只要李建成保持现状，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天子宝座自然就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么可能会谋反？
第二，就算李建成为了防患于未然，打算彻底消除威胁他储君地位的因素，那么他要对付的人也应该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渊。因为直到武德七年，李渊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违规操作被揭发的情况下，李渊仍旧一如既往地对他寄予信任，否则也不会在前往仁智宫避暑的时候命太子监国、留守长安。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杨文幹谋反的目的却是为了篡夺皇位。换句话说，他们矛头所指正是李渊本人。试问，在明知道李世民对其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李建成怎么可能动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将李渊和李世民一举翦除，否则以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在军队中的势力来看，李建成这么做无异于自掘坟墓。
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李建成真的铁定了心要将李渊和李世民一网打尽，那么他的谋反计划也应该是首先在长安发动政变，彻底控制李渊，一举消灭李世民，掌握中枢大权后，再命令杨文幹在外围起兵响应，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可事实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渊去了仁智宫后，才让杨文幹在异地起兵，此时无论是李建成从长安发兵还是杨文幹从庆州发兵，一路上都必须经过高祖有效控制的州县，最后才能打到宜君县的仁智宫。这不但是鞭长莫及，而且是打草惊蛇！暂且不说叛军有没有能力打到宜君县，就算其占了先机，一路畅通无阻打到仁智宫，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扬长而去，并且极有可能调集了四方兵马，给他们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所以说，这样的谋反计划是十分愚蠢的。李建成纵然军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开创李唐的元勋之一，其政治智商和军事才能断不至于如此低下。
就算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李建成这么做是想趁李渊离开京师、朝廷空虚的时候夺取政权，那么这个谋反计划是否就变得可行了呢？
很遗憾，这样的设想同样不能成立。道理很简单，在武德七年的李唐王朝，论政治号召力，高祖李渊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他对政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而论及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势力，可以说整个李唐王朝无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况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领了京师，他所得到的，无非也是一个政权的空架子和长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县的避暑行宫中，同样可以在政治和军事上牢牢把握这个帝国，照样可以在仁智宫中号令四方。而这一切，当了多年太子、长期在李渊身边协理政务的李建成绝对不可能意识不到。
综上所述，李建成谋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资治通鉴》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违背逻辑和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当代的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后也纷纷提出质疑，最后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如李树桐在《唐史考辨》中说：“《通鉴》内，有关杨文幹反事连建成案的记载，必与事实不符。”牛致功的《唐高祖传》称：“事实证明，杨文幹造反与李建成没有关系。”黄永年在《唐史十二讲》中说：“李渊既然对李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元吉转蒙恩宠’，建成又何必冒险用军事行动来夺取政权？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渊还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备突厥，毫无恩宠衰薄的迹象？足见统统出于诬陷增饰，不是事实。”
事实上，就连《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才会在《通鉴考异》中引用刘餗（《史通》作者刘知几之子）的话，说当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东宫”。
所谓“妄告东宫”，关键就在于这个“妄”字。也就是说，尔朱焕和桥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那么，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为何会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显然，他们如果不是被人收买，就是受人胁迫。那么，又有谁会去收买或胁迫他们诬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李世民。
正如牛致功先生所称，武德年间，当“两大集团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与事无关者是不会陷害太子，为李世民出力卖命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不管是尔朱焕和桥公山，还是杜凤举和宇文颖，其背后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驱使和操控。
武德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当高祖对秦王郑重作出废立太子的承诺后，李世民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场政治PK中胜出。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就在李世民距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忽然间梦想幻灭，一切都打回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李世民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李渊反悔了。
正当李世民意气风发地前去征讨杨文幹时，李建成施展浑身解数，动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对皇帝施加影响，其中包括齐王李元吉、后宫嫔妃群和重臣封徳彝等人，最后终于促使李渊回心转意，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
要说李渊是因为耳根子软，禁不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才改变主意，那就过于低估李渊的智商了。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尤其是当太子已经被软禁、围剿杨文幹的军事行动也已展开的时候，李渊必定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时候，他自然会看出此案的众多疑点，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的解释、劝说和提醒，李渊就会意识到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说白了，整个事件中唯一能够认定的太子过失，无非就是“私运盔甲”这一条，可要说杨文幹起兵一定是太子指使，明显是证据不足的。当然，太子私运军用物资肯定也属于违法行为，但断不至于被废黜！
所以，李渊最后肯定也会意识到，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违法的把柄，然后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颠覆储君之位。至于说这起阴谋的制造者是谁，那就不言自明了。当今天下，还有谁比秦王更具有相应的动机和强大的策划能力呢？
当然，李渊没有证据，只能猜测。但就算是猜测，也足以让他打消废黜太子的念头了。
随后，李渊就命人释放了太子，命他仍回京师留守，然后各打五十大板，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最后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只替罪羊：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把他们全部流放巂州。
就在李渊作出上述决定的同时，李世民也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杨文幹叛乱。
在这场短命的叛乱中，杨文幹唯一的战绩就是出兵占领了宁州（今甘肃宁县），可当李世民率领大军进抵宁州城下的时候，杨文幹的军队就不战自溃了。七月初五，杨文幹被自己的部将刺杀，首级传送长安。
武德七年夏天的“李建成谋反案”就这样不了了之、草草收场了。高祖李渊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给这起震惊朝野的事件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之所以说它不算圆满，是因为这种“和稀泥”的处置方式即便能够勉强维系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这却是一种极其脆弱、危机四伏的平衡。
毫无疑问，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对这个处置结果都不会感到满意。
对李建成来说，既然高祖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并且对太子和秦王各打五十大板，那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太子是被诬陷的，而且肯定也意识到秦王就是制造假案的幕后黑手。按照唐律，诬告别人谋反若不属实，诬告者本人是要处以谋反罪的，这就是“反坐法”。可现在倒好，仅仅流放一个秦王府的属官杜淹，秦王本人却安然无恙，丝毫不受惩处，这怎么说得过去？这不是在纵容秦王阴谋夺嫡吗？
而对李世民来说，既然高祖已经作出了立他为太子的承诺，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太子谋反案确为秦王府一手炮制，那么高祖就不应该打秦王“板子”、流放他的属官，而应该兑现承诺，立他为储君。所谓天子口中无戏言，堂堂的一国之君怎么能信口开河、出尔反尔呢？再者说，就算太子谋反是假，可杨文幹兵变总是真的吧？杨文幹是东宫旧部也是真的吧？太子给杨文幹私运盔甲更是不争的事实吧？就冲这些证据确凿的事实，太子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怎么能不痛不痒地流放两个东宫官吏就算完事了呢？更何况杨文幹兵变毕竟是秦王平定的，到头来平叛功臣反而遭到责罚，如何能让人心服口服？
所以，尽管让李渊深感不快的这一页貌似翻过去了，但是对于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却远远没有了结。换言之，发生在武德七年夏天的这起事件，仅仅是一场悲剧的开端而已。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储位之争，终将从尔虞我诈的阴谋，演变成**裸的暴力和杀戮。